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

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

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篇一」

中国哲学起于“农”，祖先们在春种秋收的自然规律中觉醒，寒来暑往，日月盈虚，于是便有了“反者道之动”，进而完善出了“中庸之道”。这个理论贯彻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于是我们格外重视此间原则，在繁盛时不忘谨慎常存，在黑暗时不忘静候光明。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出自老子《道德经》的第四十章，意思是说道的运动循环往复，道的作用微妙柔弱。此句基本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物极必反，另一个是相反相成。

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类事物的究极之境终归都是返璞于自然。譬如书法，初学者起先临摹名家，按照约定的章法规范去练习，而习到最后，待你忘了这些条框约束，于手中纸笔浑然一体，才真正做到了炉火纯青。再譬如写作也是一样，好的文章绝非华美辞藻的堆砌，而是以简洁清晰的叙事，浑厚深邃的思想流传于世。杜甫堪为诗圣，便是他那朴实而真挚的诗文，没有任何金雕玉饰，却是字字滴血字字含泪的真大义。

这便是中国人讲究的“物极必反”，因此我们的中庸之道讲究凡事总要差那么一点，“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此我们才觉得“大成若缺，大盈若冲”，我们才会提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道理。也正是因此，中国文化才更加强调谦逊和低调的美好品质。

中华民族有着有异于其他民族的坚韧，这也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坚信千百年前祖先的智慧教诲。“相反相成”便是告诉人们，你得先俯下去，为了更好地勃发无论说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还是儒道互补，中国传统文化究其主旨都离不开正反比较的叙述。智慧哲人们总能从两个相对立的事物中找到关联，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相反相成，这才是中国哲学要义。 “物极必反，相反相成”，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用矛盾的观点来解释。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是物极必反。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相反相成。相比于西方哲学用大量的定义去阐述这个道理，中国哲学家们用更简练，更灵性的方式记录了这个源于天地自然的哲学观念，即“反者道之动”。在思考人于宇宙关系的过程中，很明显，这种起源于直觉的暗示的确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笔直而明确的捷径。

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篇二」

冯友兰先生系上世纪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初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四年前吧，因内容与先前所读的哲学迥异，再加之有大量生涩的古文，所以就放下了。在读《南渡北归》时，方知冯先生1924年始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新中国后冯在清华大学任教，涉及诸多相关内容。近段重读《南》书时，尾部出现一段梁漱溟先生评价冯先生的话，让我十分警觉。称冯友兰曾经谄媚过江青，冯的品行是墨家，实践的是功利主义。将我对冯先生博大的哲学、国学知识和文人独具品格的崇拜，从高空跌落谷底。先不说冯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放弃了文人独立自由的品格，谄媚江青，出于什么目的，冯先生在上世纪中国哲学界当属大咖级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哲学思想一定有可读性，就再次捧起了这本《中国哲学简史》。为了便于印证或纠偏，同时在读希金斯的《世界哲学简史》。

西方人说中国古时有哲学思想，但没有哲学家。那么，古时希腊知名的哲学家有柏拉图及其师傅苏格拉底和学生亚里斯多得三人。冯友兰先生从希腊和中国在地球所处的位置进行了分析。他说：希腊是海洋性国家而中国是大陆性国家。海洋性国家崇尚贸易，追求利润。随利而逐的个性荡漾着平等和自由。而大陆性国家的中国，以农为本视商为末，重本抑末鄙视商业。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土地固定的羁绊，形成以家庭为单元，世代家族相伴诞生的是森严的长幼尊卑等级观念。当时，耕种土地是非常依靠经验相传，看天的营生。而哲学思辨恰巧是无需经验积累的心智活动。遵循传统，恪守春生夏长秋收冬储的四季交替，由此自然会出现“君臣、父子、夫妻”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无论儒家的孔子还是道家的老子为了扬名立业，只能顺应国家和民生大的环境，研究相适应的哲学思想。

儒家顺应的是“治国”和“平天下”，道家顺应的是“修身”和“齐家”。至此，中国古时哲学思想多了低头研思具体的人间实事，少了仰望星空思考上帝和来生轮回无形无影形而上的层面。这种农业民族的特性，也许就是有哲学思想没有哲学家的重要成因。这一结论可能有些牵强，但这个成因于我十分重要，先前一直困扰着我，或许是读这两本书的收获之一。

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篇三」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但实际我们教师就是处在道德境界，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又是伦理、道德的传授人，担负着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教师良好的道德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教师只有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努力学习，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了解到社会主义教师道德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认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不断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习惯，才能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对此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首先，作为教师，要热爱教育，献身教育。以从事教育工作为荣，以献身教育事业为乐，自觉地用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武装头脑，用科教兴国战略激奋自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现实面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将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孜孜以求，勤奋耕耘，在平凡的教书育人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称号。

其次，要爱护学生，教书育人。教师教育对象是学生，其主要任务是教学，而教学过程是教书和育人紧密结合的过程。面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动态，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思想，用爱心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主动与学生交流，和睦相处;要尊重学生人格，教育和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业;要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服务思想，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理解学生;要用自己的品行、人格熏染学生、陶冶学生、唤醒学生。将教书育人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再次，要矢志钻研，勇于探索。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尤其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指导下，教师肩负着培育新世纪人才的重托，一定要学会用面向世界的胆识和超前的眼光改革教育。从自身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并形成拥有自我创新意识的教学方法体系，使得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独立思考，标新立异，运用已学的知识，既解决实际问题，又发现新知，于相互切磋中实现知识的飞跃，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内在潜力，达到终身受益的目的。

最后，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社会发展已证明：现代化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是科学知识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不断更新的社会。教师自身除搞好专业教学外，还要积极参加业余进修深造，从而在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高能力。教师只有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精深的专业技能，课堂教学过程中才能旁征博引，游刃有余，变传统教育的重教、重知、重灌为素质教育的重学、重思、重乐，以适应教育体制的转轨变型。

总之，良好的师德，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因素，是教书育人的一种动力。它是教师从事教育劳动时必须遵循的各种道德规范的总和。所以，每个教师都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良好师德的人，才能完成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托起明天的太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不仅是教师，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篇四」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 “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毫无道理，这不是耽误时间么？

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天下熙熙攘攘名利来往。有什么好提倡呢。大多名不符实徒有虚名

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儒家就不像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嗷嗷待哺婴儿，所以嗷嗷哭哭的哇哇大，让别人替他做事，他就逼逼赖赖还逼逼赖赖出优越感。

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分内之事和分外之事本身就有待商议，知命有没有强加的意志?又当又立。

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多少有些宗教的影子

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人类热衷于造神运动，借由神的存在完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真是目的。儒家尤如此，满口仁义道德实际道貌岸然。

中国哲学史 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篇五」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对于宗教的认识是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即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等。可以看出任意一个伟大的宗教内核必定有一个哲学体系的加持。现实中对于宗教的贬低化应该是片面地只看到了宗教的迷信层面而未注意到它的教义、礼仪和体制。 因此冯先生描述哲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系统性，其二是具有反思性的。人作为思考主体进行思考的时候，经常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限制和影响，特定的生活中，体悟生活和生命便会有特定的方式。所以在哲学中会有一定的强调、一定的省略，组成了哲学的特点。而中国的哲学之所以发展至今日，与其中国的背景因素不无关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背景，冯先生在第二章开篇引用了《论语》（《雍也》第二十一章）里的孔子的一段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冯先生引用此话将中国文明与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来）做对比，希腊文明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身处于地中海，扼守连接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咽喉。因此从古希腊从开始至雅典时代，对于商业十分看重，除了有北面的山区，其中有马其顿人、色雷斯人，雅典的城邦面临大海，有着海洋民族的特性。而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只有一面靠海，而且从古至今中国人下远洋的次数并不多，例如徐福东渡到日本为秦始皇求丹药，还有作为中国远洋团队上的创举郑和下西洋。因此东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是土地式文明，而非海洋式文明。开篇的山和水是不是有可能分别暗指的便是中华文明比做乐山，更为静态，西方的动态的海洋文明比做乐水，更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