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国际执法合作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案例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案例有很多，以下是其中一些：
1. 引渡案例：美国引渡案。

在这个案例中，美国政府请求加拿大政府引渡一名被指控犯有诈骗罪和洗钱罪的美国公民。

加拿大政府同意了美国的请求，将这名公民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

2. 刑事司法协助案例：法国和比利时联合调查法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爆炸案。

在这个案例中，法国和比利时警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共同调查了一起针对法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爆炸案。

双方交换了证据和情报，协调了调查行动，最终成功破获了这起案件。

3. 联合执法案例：中国和菲律宾联合打击跨国犯罪。

在这个案例中，中国和菲律宾警方进行了联合执法，共同打击了跨国犯罪活动，包括走私、贩毒和非法移民等。

双方交换了情报和经验，加强了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4. 刑事诉讼移转案例：澳大利亚将贪污犯罪嫌疑人移交给新加坡接受审判。

在这个案例中，澳大利亚政府将一名被指控犯有贪污罪的嫌疑人移交给新加坡政府接受审判。

这是根据两国之间的一项协议进行的，该协议允许一方将本国公民或居民在特定条件下移交给另一方接受刑事审判。

这些案例表明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活动和维护国际公共秩序。

澳大利亚警察概览(2008-8)8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占领了澳大利亚，把这块大陆用来安置流放的罪犯，并在各州建立了警察机构，负责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匪徒和看守罪犯。

1901年独立后的澳大利亚警察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本土警察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警察的权力有限并受法律的严格制约。

但由于独立后的澳大利亚采用的是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与英国的单一制不同，这就决定了两国警察体制存在明显的差别。

澳大利亚由6个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和两个区（首都直辖区和北部自治区）组成，根据联邦法律的规定，州政府有很大的主权，包括享有组建警察机构和统辖州内治安的独立权力，根据这一规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建立了联邦和州警察机构，这两级警察机构在行政上是平行、协助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各自独立地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负责，分别执行和维护联邦法律和州法律。

澳大利亚执法职责由联邦、州和北部自治区的警察共同履行，各地警察独立地维护本州或本地区的法律，但是他们之间和各政府之间也进行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

下面简要介绍澳大利亚联邦及各州的警察机构。

联邦警察1978年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悉尼召开了部长会议，承办会议的希尔顿酒店遭到了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袭击发生后，联邦政府立即指派曾经担任过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局长的Robert Mark对此事展开调查。

4月，Robert Mark向联邦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同时建议将联邦政府所属的警察与首都直辖区的警察合并，组建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Robert Mark的提议被通过，1979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联邦警察法》，9月11日，联邦警察局首任局长Colin Woods宣誓就职；10月19日，联邦警察局正式开始办公。

……州警察机构1789年8月，澳大利亚总督亚瑟·菲利普在新南威尔士州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近代职业警察机构，1862年，新南威尔士州颁布了警察条例，根据本条例组建了州警察机构，1899年，它又对警察条例进行了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文章属性•【缔约国】澳大利亚•【条约领域】刑事•【公布日期】2006.04.03•【条约类别】条约•【签订地点】堪培拉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以下简称双方）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在打击犯罪方面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合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达成协议如下：第一条适用范围一、双方应当根据本条约，在刑事侦查、起诉和诉讼方面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合作。

二、“刑事”亦包括与触犯涉及税收、关税以及其他财税方面法律的犯罪有关的事项。

三、此类协助应当包括：（一）调取证据或者获取人员的陈述；（二）提供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三）查找和辨认人员；（四）执行搜查和扣押请求；（五）查找、限制和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的措施；（六）征询有关人员同意到请求方作证或者协助刑事侦查，并为此作出安排；如果此类人员在押，安排将其临时移交给请求方；（七）送达刑事方面的文书；（八）获取和提供鉴定结论；（九）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范围内对场所或者物品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十）通报刑事诉讼结果和提供犯罪记录；（十一）交换法律资料；以及（十二）与本条约目的相符且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其他形式的协助。

四、协助不包括：（一）对人员的引渡；（二）在被请求方执行请求方作出的刑事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但是被请求方法律和本条约许可的除外；（三）移交被判刑人以便服刑；以及（四）刑事诉讼的转移。

五、本条约的规定，不为任何私人创设按照本条约取得或者排除证据的任何权利。

第二条其他协议本条约不减损双方根据其他国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也不妨碍双方根据其他国际协定相互提供协助。

第三条中央机关一、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就司法协助事项直接进行联系。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司法部，在澳大利亚方面为联邦司法部。

三、任何一方如果变更其对中央机关的指定，应当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另一方。

欧美国家开展国际警务合作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欧美国家开雇国际警务合作雇趋势及县又l1我国的层示■文/杜芳李龙一,欧美国家开展国际警务合作的新近发展趋势(一)不断扩大的合作范围随着犯罪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演变,国际警务合作的传统模式已被突破,合作领域逐步扩展.协查犯罪案件及联合办案,通缉和逮捕在逃人员乃至越境追捕,没收犯罪收益(包括追查,冻结,扣押等),联合开展专项打击活动等方式逐渐常规化.在互利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各国警察的域外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例如,在同瑞士,法国,两班牙等国警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后,意大利警方又于1993年2月同德国警方签署了一项双边合作协议,规定两国警察可以相互在对方国家进行跟踪调查涉及有组织犯罪活动,相关的任何资料,双方警察必须无条件地尽快提供.(二)趋于多样化的合作模式近年来,许多欧美国家一方面建立本地区的合作机构,另～方面发展国与国的双方联络渠道,同时,一些跨地区的专门化国际合作机构也不断出现.保加利亚内务部和希腊社会秩序部于1996杜芳,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副教授. 李龙男,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年签署了联合打击两国边境上的走私,贩毒和恐怖活动的合作协议.双方商定,两国互派警察常驻各自使馆,以便加强合作和互通情报.此外,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也都采用了这一形式,以便更迅速,更有效地打击国际性犯罪活动.(三)逐渐增加的侦查协助方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在加强侦查协助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侦查协助由委托办案变为共同办案,间接协助发展为直接协助.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不但详细地规定了各国警察开展侦查协助的方式和手段,而且特别规定了"控制下交付"和"追缴犯罪收益"等新型侦查协助方式.在以后的执法实践中,一些国家的警察机构还将这一侦查协助手段扩大适用于其他犯罪的侦查中.(四)警察培训的国际化从1995年开始,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联合创办了一所国际警察培训学院,专门培训东欧和中欧各国的刑事侦查人员.这所学校集中研究这一地区有组织犯罪集团活动方式的特点,设置擒拿侦捕刑事犯罪分子的技术课,交流各自国家查缉黑社会成员,毒品走私犯罪分子的经验,并研讨本地区的洗钱犯罪情况.这必将在构筑东欧,中欧地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协作网络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五)经济一体化推动警察执法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全球化也在客观上推动着有关地区警察执法的一体化进程.1993年1o月3O日欧洲部长级会议决定成立欧洲刑警局,有15个国家派出了各自的警官开始了协调与合作工作.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建立欧洲联盟.该条约规定, 欧盟成员国将逐步实现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统一,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进行司法和警务合作.该条约在构建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又将欧洲警察一体化的合作体制推进了一大步. 二,我国当前开展国际警务合作的水平与现状就合作方式而言,我国国际警务合作有双边与多边,直接与间接,专案与战役以及联络官制与定期会谈制等.就合作内容而言,涉及传递与交换犯罪信息,发布国际通缉,协调各成员国进行侦查合作以及跨国犯罪案件侦查外的合作等.近年来,我国为开展国际警务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法律准备,制定了《引渡法》《反洗钱法》等法律规范,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与30 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此外,我国还积极发展情报主导警务,境外联合侦查,调查取证,控制下交付等警务模式;运用引渡,国际通缉拓展与国外司法机关合作的空间,强化国家间双边警务合作;开展了大量警务人员的培训与交流工作等.为了更加真切地了解我国当前开展国际警务合作的现状,有必要以列举最新实例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一)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执法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多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会议秘书会议是上海合作组织执法安全合作的协调和磋商机制.此组织构建了中亚地区多边安全协调机制,以应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毒品犯罪的国际化趋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已成为中亚地区安全协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五次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于2010年4月23日在乌兹另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二)东盟十国与对话伙伴国框架内的警务合作第30届东盟国家警察局长会议于2010年5月27目在金边结束并发表联合公报指出,与会的东盟10个国家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话伙伴国警方代表就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更有效地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拐卖人口,贩卖毒品,走私武器,伪造证件等跨国犯罪活动达成广泛共识,并就加强东盟警察组织电子数据库建设管理,加快刑事执法协调}>借鉴与交流iJIEJIANYUJIAOLIUl 互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三)中El韩伙伴关系框架内的警务合作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于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了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议指出,将在三国警务部『,-j间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以共同应对国际犯罪,提升三国警务合作. (四)首都警察局之间的警务交流与合作2004年11月23日,由北京市公安局倡议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警察局警务交流与合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在国际反恐和有效打击跨国犯罪中促进相关信息交流,建立警务合作机制,共同维护各方管辖区域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五)借助国际性活动广泛开展警务合作参照"北京奥运"安保工作的成功经验,"上海世博会"安保指挥部国际警务联络中心与全部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安保事务的驻华警务联络官,安全官, 世博园区场馆安全官建立了热线联系.国际警务联络中心依靠包括"点对点"联络在内的多种方式开展工作.(六)设立驻外警务联络机构截至2008年12月,我国已向19个国家(地区)派驻了30名警务联络官.10多年间,我驻外警务联络机构协助国内外警方成功侦办了大量大案,要案,缉捕,遣返了一批重大案件在逃人员,仅2005年至2007年就协助侦办各类案件800余起,缉捕,遣返犯罪嫌疑人61名.(七)以省市为主体的国际警务合作近年来,以地方为主体的国际警务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2000年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先后组织考察团赴加拿大,美国,德国,俄罗斯等19个国家及地区开展培训,考察;邀请着名刑侦专家,涉外警务专家,知名学者来武汉进行讲学,交流.这些培训和交流活动覆盖多警,目标明确,贴近实战.从以上论述以及实例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际警务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涉外警务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与国外,尤其是在该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欧美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警察外交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仍然非常重要.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国际警务合作的路径思考(一)在思想观念和素质方面适应国际警务合作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犯罪科技化,知识密集化的挑战,我国警察在思想观念,执法水平, 人员素质及战斗力上的不适应已显露出来.新形势下的技术型,智能型以及复杂的经济犯罪等, 都将对警察的思想观念和基本素质提出新的挑战.在国际警务合作中,我们面对的各种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往往十分复杂.目前的警察队伍对于围际警务合作的技能以及相应法律,尤其对于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及金融,外贸,财税,外汇等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这与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是很不适应的.因此,进一步提高警察队伍的政治素质, 法律素养,科技知识是进～步提升队伍在国际警务合作中整体战斗力的关键.(二)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和立法工作,为国际警务合作清除体制性障碍总的看来,中国并非是一个控制完备的社会.这个问题部分来源于腐败和国家法律体系一直不完善的现实.但是,它也反映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警力的事实.有效的官方强制力量的根本短缺使得犯罪活动不断滋生.各种报道和记录显示,虐待存在于警察的询问中,而且有些警员如此腐败,以致于有时他们就等于是受雇的官方恶棍.这些问题当然不只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它有着深层次的体制原因.只有进一步捋顺,甚至重塑党政关系,警民关系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为国内警务工作以及国际警务合作的全面加强提供更多支持.(三)建立和完善我国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以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建立务实,高效的对外执法合作工作机制和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与部属各业务局案件协查工作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发展我国国际警务合作.例如,围绕出国办案,追捕逃犯等重点工作,成立由国际合作局牵头,有关业务局参加的出国办案专门工作小组,组织专家研究外围,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有针对性地加强培训或进行模拟演练,强化境外追逃工作机制,中心局与业务局案件协查机制,对外合作会商机制等.同时, 加强对地方公安机关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针对边境地区,沿海发达地区, 内陆地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工作要求.(四)构建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警察外交形态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框架内,国际警务合作也应该以此为契机,构建多层次的合作网络.任何大国,除了中央(或联邦)一级的外交之外,都有其非中央的或次区域形态的对外交往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布局和外交部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至更下层的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在配合和落实国家外交全局的前提下,推进了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地方外事工作和警务合作.例如,西北地区各省份配合"上海合作组织" 的议程及工作重点,在与中亚和俄罗斯的合作中,重点打击三股势力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渗透及对我国民族团结的危害. (五)进一步利用好国际刑警组织的协调作用1984年9月5日,我国被接纳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并且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通信网,与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和各成员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近年来,犯罪分子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交通和通讯工具,利用不同国家,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的差异,大量实施跨地区,跨境,跨国犯罪,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常常通过投资,贸易,技术合作等国际化的经营参考文献:『11向党.涉外警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杨宗辉.中国入世与公安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1向党.加入世贸组织对公安工作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高文英.涉外警务执法须知.群众出版社,2003.『51公安部政治部.涉外警务概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61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5活动渗入我国.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以国际刑警组织为主渠道来协调不同国家之间打击刑事犯罪的执法活动.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框架内与世界各国警察组织开展了多边和双边合作.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我国的国有资产,金融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我们应当更加广泛地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六)以缔结条约的方式建立紧密的双边或多边警务合作国际条约是我国同外国缔结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定『生质的文件.通过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方式,可以在国际警务合作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确立警务合作机制,制定警务合作政策,共同完成特定的警察任务.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引渡条约也是我国与各国广泛开展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警务合作,从西方国家引渡罪犯,是近年来中外警务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实施最为困难的一种合作方式.中外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及司法体制的差异,给中外协作引渡罪犯,惩治犯罪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外交途径建立中外简易引渡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回(编辑:卢建义)。

中澳追捕贪官内幕：外逃官员用飞机运现金赴澳洲时政新闻中国青年网[微博]2014-12-02 10:37[摘要]澳中两国将在近期联合行动，追缉第一批贪官及其资产，追缴名单或由大陆公安部提供。

媒体披露前铁道部落马高官苏顺虎之子苏冠林在澳生活细节，两人在澳买多套房产。

有贪官用私人飞机带现金入澳。

图：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苏冠林夫妇在悉尼富人区Killara买下的一栋房子。

图：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以上三图中所示楼盘均有疑似中国外逃贪官或其家属所购房产。

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将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同一天，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发布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具体运作方式等内容，标志着执法合作网络正式运行。

据了解，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由APEC各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APEC反腐败工作组，组织结构包括主席、联络人和秘书处。

作为《北京反腐败宣言》签署国之一的澳大利亚，此前已于10月同中国联手展开针对在澳大陆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追逃追赃行动。

10月20日，澳洲主流媒体——新闻集团旗下的《澳大利亚人报》和法尔法科斯（fairfax）旗下的《悉尼先锋晨报》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高调报道中澳两国正在联手追缴在澳逃亡的大陆贪官的不义之财。

随后，澳洲国家广播公司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洲部主管布鲁斯·希尔对媒体宣称，澳中两国将在近期联合行动，追缉第一批贪官及其资产。

而在这份获得两国警方确认的优先追缉名单中，包括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和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士。

与此同时，澳洲联邦警察局发出正式公告称，“澳洲联邦警察正在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并将代表中国相关机构在澳采取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的行动。

澳洲联邦警察和中国公安部将通过高层会晤进行洗钱、汇款和经济犯罪方面的合作。

国际执法合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当今世界日渐成为一个相互紧密依存的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和基调。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拓展和深入，一些跨国的、全球性的问题也相继出现，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危害及其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日益突出的跨国犯罪向各国的刑事司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全球化既为跨国犯罪提供了便利，也为跨国犯罪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执法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执法合作概述（一）国际执法合作的概念国际执法合作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执法事务交流，是一种不同国家的执法机关根据本国法律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在惩治国际性犯罪、维护国际社会秩序领域相互提供援助、协调配合的一种执法行为。

（二）国际执法合作的特征1、国际执法合作是一种具有国内与国际双重法律性质的执法活动侦破案件、缉捕逃犯等国际执法合作，既要以有关国际条约为基础，又要以相关国内法律为依据。

在打击国际性犯罪的同时，执法机构既需要对本国法律的直接执行，也需对国际法律的间接执行。

2、国际执法合作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国际警务合作是各国警务机构在执法领域内的一种国际合作，是专门适用于处理涉外刑事案件的一项国际合作制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在处理跨国刑事案件中国际执法合作以各国执法机构的协调与配合为机制，以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为共同目标，并围绕这一日标开展联合侦查、协助侦查、共同办案、越境追捕、快速遣返等合作措施，最大限度地打击各种类型的国际性犯罪，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3、国际执法合作既是执法活动又是协作关系由于各国的司法制度不同，执法工作在一些国家具有独立的体制和领域，在有些国家混同于刑事司法协助系统，呈现出一种交叉体制。

然而国际执法合作既是国际司法合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国际刑事法律的间接执行方式，也是国内刑事诉讼的附带国际间诉讼、是实现国家管辖主权的特殊辅助手段之一，即国际警务合作是具有国内与国际双重法律性质的执法活动。

捷报背后的重要筹码作者：桂俪宁来源：《检察风云》2015年第01期根据全球金融诚信机构（GFI）2013年修正的年度报告，十年来我国外流的非法资金总计1.08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

而海外追贪的最大困难在于，贪官一旦逃到海外，特别是取得他国公民身份之后，我国再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就要受到所在国法律的诸多限制。

从这点来看，国际合作可谓是频频捷报背后的最重要筹码。

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逐步构建海外追贪的国际合作网络;目前已与3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超过6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

近年来，国际反腐合作成为国际会议上的重要议题，我国海外追贪国际合作的大环境相对顺畅。

在2014年11月中旬举行的G20峰会上，与会成员领导人达成共识，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网络，追回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

在海外追贪的过程中，虽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人、赃俱获”，但会更大程度的受到政治制度、法律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目前对“追逃”和“追赃”方面采取的国际合作策略略有不同，取得的合作进展也有所不同。

势如破竹追赃合作节节进展有“海外追赃第一案”之称的李华波案，是2013年《刑事诉讼法》新增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后首次启动该程序并借助域外司法协助实现海外追赃的案例。

李华波原是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2006-2010年间李华波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先后骗取鄱阳县财政局基建资金共计9400万元，随后于2011年1月逃到新加坡并取得永久居住权。

由于与新加坡尚未签订引渡条约，我国在犯罪嫌疑人的追捕上存在困难;而在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根据新增加的特别没收程序，境外在逃犯罪嫌疑人在国内外的赃款赃物都可向法院提起没收、查封、冻结或扣押，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相关国家承认并执行我国裁决。

据此，上饶市检察院向上饶市中院申请没收李华波的涉案财产和违法所得，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8月29日开庭审理此案，产生的判决也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得到了新加坡的承认和执行。

Wide Angle广角 |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239反洗钱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启示孟亚东 泰安市公安局岱岳区分局经侦大队 271000摘要:本文在分析反洗钱背景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目前反洗钱过程中基层金融机构(银行)普遍存在 “不必为”，“不愿为”，“不能为”和“不敢为”的思想，以及反洗钱人才匮乏和监管手段落后的问题。

接下来，进一步介绍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反洗钱斗争的经验，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必须加快反洗钱法制建设和完善刑事处罚体系；二是提高我国专职反洗钱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三是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积极推进反洗钱监管。

关键词:反洗钱；监管模式；国际比较；启示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秩序总体稳定，人民收入稳步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然潜藏着各种经济犯罪，特别是洗钱，涉众型经济犯罪、涉税违法犯罪以及暴力恐怖活动形势依然严峻，金融领域违法违规现象突出，给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和不容忽视的威胁。

为进一步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有效防范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违法犯罪活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措施，完善风险防范体制机制”。

与此同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列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在国际上，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害，跨境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的资金规模庞大，威胁世界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

因此，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将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作为完善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公报中，习近平主席和各国领导人共同承诺要完善制度，提升国际社会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的能力。

然而，由于我国反洗钱制度落后，导致反洗钱斗争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处于反洗钱斗争前线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四不为”倾向，面对洗钱“不必为”，“不愿为”，“不能为”和“不敢为”的思想使得很多反洗钱的政策不能执行。

【中国引领金三角禁毒合作】阿富汗贾拉拉巴德，警察与村民一起铲除罂粟。

这几年，来自阿富汗的毒品不断增加，中国加大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各国的执法合作。

（JeanChung/）由于毒源在境外，一些贩毒集团成员在境外，中国打击毒品犯罪，必须进行国际合作。

目前国际合作环境如何？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南方周末专访了公安部禁毒局副巡视员魏晓军。

贩毒集团正力求开辟中国可卡因市场南方周末：从境外进入我国的毒品，除了金三角地区以外，主要还有哪些地区？魏晓军：来自阿富汗的毒品不容忽视，这几年明显增加，缴获的来自阿富汗的海洛因占国内海洛因缴获总量已近30%，而以前很少。

南方周末：什么时候多起来的？魏晓军：阿富汗毒品问题在9·11事件后开始显现，近十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罂粟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2007年，他们生产鸦片8200吨，占全球总量的93%，去年因作物病虫害问题降到了5800吨。

南方周末：一般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中国？魏晓军：一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航空、人体夹带，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消费人群不断增加，存在相当的市场消费需求。

南方周末：世界上影响中国的毒源地应该不仅是金三角和阿富汗吧？魏晓军：南美主要生产可卡因，这几年也对中国渗透。

2010年，我们曾破获三四起案件涉及南美所生产的可卡因，大约3吨多。

但最终目的地不全是中国，而是经中国向其他消费市场运送，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可卡因消费市场。

现在有些国际贩毒集团，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等渠道，向中国贩卖可卡因，力求开辟中国可卡因消费市场。

这些年来，我们加大与南美的合作，和哥伦比亚也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个案合作到双边协议南方周末：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参与禁毒国际合作的情况？魏晓军：这些年来，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合作。

最开始主要通过个案合作，后来签署双边协议，以法律文件形式明确双边合作的领域、重点和方式。

个案合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跟泰国、缅甸。

90年代末，我们与美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缅甸在禁毒执法、情报交流等方面合作，破获一系列重大案件，抓获了像谭晓林、刘招华等上百名境内境外的大毒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