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近年来，乡村治理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差异逐渐显现，农村治理体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将从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其历程、特点和现状，以期为今后乡村治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一、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1. 建国初期：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社会基础薄弱，农民自身组织能力有限。

为此，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基层组织建设，成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实行集体化经营。

这一时期，乡村治理体制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政府在农村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

2. 1978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一制度的推行，强调了农民的经济权益，使农民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从而拉开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序幕。

在乡村治理中，政府逐渐放权，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农村治理主体逐渐由政府转向农民。

3. 20世纪90年代至今：乡镇政府责任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一步推动了乡镇政府的责任制改革。

乡镇政府由原来的计划指令型管理模式，逐渐转变为市场导向型管理模式。

乡村治理中，政府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公共服务，鼓励农民自主发展。

乡镇政府责任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二、乡村治理体制的特点1.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多样化，包括政府、基层组织、农民自治等。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乡村治理主体也有所差异。

2. 协同性：乡村治理需要政府、基层组织和农民自治相互协作，共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3. 弹性：乡村治理体制需要根据不同乡村的特点和需求，灵活调整和变化。

不同地区的乡村治理体制会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和发展。

三、乡村治理体制的现状与问题1. 农村空心化问题：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

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进行历史的考察, 指出传统的帝国时代, 县以下也存在多级组织与管理层级, 王权通过这些组织对乡村保持一定的监控。

传统的乡村治理的常态既非“自治”, 也非“专制”, 而是实行“官督绅办”的体制。

这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制度安排; 二十世纪以来, 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基层延伸并最终实现乡村组织与管理的国家化、行政化和官僚化。

这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

二十世纪末的村民自治改革中, 国家才开始从乡村一定程度地退出。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未来乡村体制改革及基层组织设置过程中,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吸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都是基本的影响因素。

当前人们争论乡镇政权是否退出乡村或者是“强化”还是“弱化”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乡镇政权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在于如何组织与功能如何改革, 哪些组织和功能应强化、哪些组织和功能必须弱化。

在当前乡村体制的改革中, 关于乡镇体制和村级组织改革的方向存在严重的分歧。

有的学者提出应“撤销乡镇”, 有的则强调应“维持现状”, 有的认为应实行“乡镇自治”或“乡派镇治”, 有的则建议实行“乡公所制”。

在村级组织的建制问题上,“撤村并组”、“乡派村治”及“乡治村政”种种主,不一而足。

①不同的主源于人们对于乡村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不同认识和判断。

不过, 乡镇及村组的撤并直接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的规模与层级, 对农村治理体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乡镇规模扩大化及其限度》一文中, 笔者曾对乡镇村规模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

②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组织层级的历史考察, 分析我国农村治理体系的组织结构和在特征, 探讨农村治理体系演化的逻辑及值得吸取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乡村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的乡村治理层级不限于政府组织体系及其层级结构, 也包括参与并承担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农村基层组织。

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我国现阶段的农村治理是村民自治，乡镇政府组织、协调、指导公共事务的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是历史的选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本文通过对农村治理模式进行回顾，将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治理特征进行总结，从而加深对我国农村治理的认识，为当代农村治理研究提供借鉴。

标签：农村；治理模式；政社合一；基层政权；特征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村占据了绝大部分。

因此，了解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对社会治理来说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对任何事物的探知都必须追本溯源，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治理现状来探讨各个时期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特征。

二、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基层政权治理模式1. 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与土地改革紧密联系。

土地改革将农村分化为地主、富农、贫农等各个阶级，并将地主和富农视为斗争对象，强制性地把地主和富农的资产没收用来济贫，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出现提供了现实条件。

1950年12月，政务院相继颁布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之后，《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工作指示》也随之发布。

在这些法律文件的规范和指导下，我国农村的区、乡人民政府都普遍建立起来。

当时在行政村或乡政府以下，还有大小不等、形式不同、名称不一的村级组织，与当时的总体形式相一致，这些村级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性，直接受乡政府或行政村的领导与支配。

这个时期的农村一般都只在乡一级才会设立党支部，作为基层党组织，但是在党员人数较多的行政村或自然村，也会建立党小组。

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广大解放区，土地改革在全国解放时已基本完成，基层党组织也基本建立，党在农村有了很大发展，党的覆盖范围已经突破乡一级，渐渐向人数众多的行政村发展。

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模式是指在乡村地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乡村事务进行管理和协调的模式和方式。

随着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显，乡村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变迁和发展。

本文将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1.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乡村的治理主要由乡村长老、村民代表和地方政府人员共同参与，主要采取“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村民自治”等方式，乡村发展问题主要由村民自己商议解决，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介入。

这种模式下，乡村治理主要依靠乡村自治形式，缺乏法治和专业性，故往往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2. 政府主导乡村治理模式20世纪后期，随着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显，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模式逐渐由传统的村民自治向政府主导型转变。

政府加大对农村事务的干预和投入，加强了对农村事务的管理和协调，推动了农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

但是在实践中，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往往会出现过度行政化、农村事务过度依赖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等问题。

3. 社会参与型乡村治理模式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乡村治理模式逐渐向社会参与型转变。

社会参与型乡村治理模式强调社会力量在农村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注重发挥农村社会组织、专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加重视乡村民主决策和自治管理，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平衡。

1. 向法治化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乡村治理模式将更加向法治化发展。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法治化乡村治理模式将倡导依法治理，强化法治意识，加强乡村基层法治建设，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和村民权益。

2. 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更加注重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挥各自的优势，解决农村事务中的矛盾和问题。

政府将加强对农村事务的监管和指导，为市场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和政策支持，引导市场资本向农村领域倾斜，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古代乡村治理基本模式及历史变迁[申精【摘要】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

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

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里制度；保甲制；历史变迁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

中华民族崇尚大一统，自古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与之相适应的是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等为主要类型的乡村治理制度。

乡里制度萌生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滥觞于井田制[1]，至清末依然实行之。

保甲制度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断断续续实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结束。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制度规定和具体实践，乡村治理组织称谓多变、功能各异，其自治色彩也各有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随着中国封建集权制度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回顾和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历史和特点，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我国乡村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

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

商周二代已出现“里正”、“族尹”等官名，《周礼》一书详尽记载了当时划分细密、职官赅备的乡里区划。

这一时期的乡里制度，在区划上为“六乡六遂”[2]。

乡设于“国”即西周国都地区，遂设于“野”即国都以外的地区。

基层治理发展历程
基层治理是指全国各级基层组织和公共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的基
本服务和管理的过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基层治理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下基层治理发
展历程。

一、基层治理的初步形成
中国以“三大改造”为标志，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中央政府提出实行集体化生产方式的思想，从而开始实施县乡建设路线。

这就是基层治理的初步形成。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基层治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层治理开始演变。

1979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县、乡、村三级负责制实行的决定》，明确了县、乡、村三级
组织负责制的基本思路，这也开启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新时代。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1982年，在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组织法》，完善了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合
作社等基层组织体系。

三、新时代的基层治理
2018年，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发展。

因此，中央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乡村
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对基层治理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在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

例如，决策过程不
透明、网上政务服务机制不健全、中央和地方政策意图不匹配等。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完善制度、加大投入、优化服务等方式来政务公开。

总之，基层治理作为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完
善和优化。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提供服务，促进中国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

学者霍军亮认为，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基本标志的现代化带来农村社会的危机和破产，似乎已被证明是全世界的规律。

（一）乡村治理的现实结构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的政权组织共有五个治理层次，它们是中央、省（区、市）、市（地）、县和乡镇。

乡镇是国家在乡村地方设立的基层治理单位。

乡镇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与政府、上级政府在乡镇的职能派出机构（所谓七所八站）、各类协会及社团组织等等。

学者郭正林认为，乡镇实质上是“多元共治”，就是以乡镇党委为治理中心，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运作。

1、“三位一体”的乡镇政权结构中国的乡镇政权是乡镇党委——人大——政府的“三位一体”的结构。

乡镇党委事实上是乡镇政治、经济和各项事业的主要决策者和制裁者。

乡镇人大是乡镇政权的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的乡镇政府是乡镇的行政中枢组织。

乡镇政府既是乡镇人大决议的执行机关，也是落实乡镇党委决策的办事机构。

现行的乡镇组织运作仍然深受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影响。

乡镇的实际工作，以新的形式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乡镇政府和经济组织成了乡镇党委的从属机构。

特别是现行乡镇政府的组织机构和职能权限，基本上还是五十年代的框架，其运行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没有摆脱旧体制的惯性。

而且，乡镇组织的条块分割严重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使其处于有责无权并受制于“七所八站”。

（1）以乡镇党委为核心的权力中枢系统在现行的乡镇治理结构中，乡镇党委是治理的权力中心、决策中心、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

乡镇党委直接受县（或县级市）党委领导，实行集体决策和书记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形成“书记挂帅、分兵把口”的工作格局。

乡镇党委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共中央在1999年3月制定和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2）以乡镇人大为主体的乡镇权力系统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基本的功能就是赋予乡镇政权治理结构的合法性。

我国《地方组织法》规定了乡镇人大的12项基本职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它选举产生乡镇政府，听取和审查乡镇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

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摘要】乡村治理模式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以及其定义，然后分析了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变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乡村现代化的推进，新型乡村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文章还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及发展趋势。

结论部分强调了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性，并展望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通过本文的阐述，有助于深入了解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关键词：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发展趋势、传统、新型、创新、探索、重要性、发展方向、结论。

1. 引言1.1 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过去，农村社会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需要有效的治理模式去解决，而乡村治理模式就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而产生的。

乡村治理模式的建立可以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乡村治理模式的建立还可以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通过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可以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

乡村治理模式也可以帮助农村实现农村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 乡村治理模式的定义乡村治理模式是指在农村地区，政府、村民、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通过各种制度机制和管理方式，共同决策、共同管理、共同分享农村资源、开展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秩序，解决农村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种组织形式。

乡村治理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民主参与、法治保障、社会协作、依法治理，在实践中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群众参与的特点。

乡村治理模式的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应当立足于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作用，形成协调高效的农村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和动力。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李莉卢福营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获得了众多值得一提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深刻教训。

回顾与分析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面向现代：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关于当代中国的时间界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本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乡村治理。

从总体上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明显呈现出向现代治理转变的轨迹。

主要表现为：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

改革以前，国家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建构的乡村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一元治理模式。

在土地改革时期，乡村基层公共权力集中于农民协会;合作化时期主要集中于党领导下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集中于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则集中于公社和大队革命委员会。

单一的治理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其重要弊端就是容易导致乡村治理的专权，扼杀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突破这种一元治理模式的改革始于1983年的政社分开、撤社建乡。

随后，又先后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新兴民间组织逐渐涌现，①并得到政府的承认。

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等对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

由此，建构了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多个组织有机统一的乡村基层公共权力组织体系，形成了多个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集权管治到分权民主。

一元治理模式势必导致乡村治理的高度集权，并且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

改革以后，特别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逐渐开始分权。

主要表现在：(1)党政组织向经济组织和农民分权。

首先，政社分开，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给经济组织。

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农户和农民个人。

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化的推进，乡村治理模式在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逐渐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本文将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特点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主要由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组成。

村民自治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它代表了村民的利益，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行使自治权。

村委会是在村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下管理村务的组织。

而乡镇政府则是对村级政府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负责协调各村之间的事务。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特点是稳定、延续性强、集权化、公共参与度低等。

1. 经济变迁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的农村发展需要。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

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乡村居民也开始出现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面临着经济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2. 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也是导致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重要原因。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农村居民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对乡村治理模式有了更多的需求和期待。

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社会阶层的出现，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3. 生态环境变迁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严重性逐渐暴露，乡村治理模式也开始面临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

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需要调整和变革。

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要推动生态保护型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

1. 强调公民参与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更加强调公民参与。

村民自治组织将在发展中得到更多的权利和资源，村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将得到提升。

政府也将积极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加强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合作。

2. 推动政府改革为了适应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政府需要加强改革，提升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政策演变乡村振兴政策是指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

其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乡村振兴政策从农业现代化政策演变而来。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实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行农业集体化经营模式，各地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渐确立，农村经济开始出现活力。

这一阶段的农村振兴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农村的物质条件改善，加强农业生产，提高农村收入水平。

其次，乡村振兴政策从农村综合改革政策演变而来。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新形势。

中共中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强调解决好农民的温饱问题，推行农村综合改革。

在这一阶段，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推进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这一阶段的农村振兴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农村的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最后，乡村振兴政策从农业农村现代化政策演变而来。

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乡村振兴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201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农村治理，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振兴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农村的农业发展和乡村经济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我国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和对农民生活的关心逐渐加大。

未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乡村振兴将有望实现全面发展，为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改善。

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世界各地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解释。

本文将探讨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1、从传统到现代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的，以家族、宗族等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区组织形式。

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自我完善、自我调整和自我控制能力。

但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速，农村社会结构开始和城市接轨，家族关系松动，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农民对治理问题的需求也产生了变化，这使得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显得无法满足现代农村的需要。

2、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了农村改革政策，乡村治理体系也发生了变化。

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强，过去的家族、宗族等传统社会机制被淘汰，代之以由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机制。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意识的觉醒，社会参与程度开始逐渐增强，逐渐构建起更加多元、开放、平等、协同的乡村治理模式。

3、从分权到权责合一以前的乡村治理模式中，职责分配不明确，有时不同部门之间出现协调不力的情况，一些责任被拖延或弃权。

随着社会发展和制度的逐渐完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强调权责合一，相对权力与责任的分离问题得到解决，基层干部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应该落实好职责，责任和任务。

1、发展社会服务功能乡村治理的重点已经由单纯的管理转向了社会服务，这就意味着乡村治理不再只是公共服务的补充，而是成为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综合治理的一部分。

乡村治理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职能，如健康、养老、文化等方面。

2、强化社会参与现代乡村治理应该走向多元化和立体化，强化社会参与，增强公众的参与和协调作用。

它不仅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合作，也需要促进不同乡村领域的交流、协调和合作。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建设。

3、建立公共参与平台乡村治理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公共参与平台，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透明、公正、公平、实用、有效的治理平台。

公众应该有充分的信息渠道和参与技能，可以更好地理解、参与和影响决策过程。

乡村治理的变迁及有效治理路径选择乡村治理是指在农村地区针对村庄社区及其居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和服务，是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居民幸福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革，乡村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改变。

本文将对乡村治理的变迁进行分析，并探讨有效的治理路径选择。

一、乡村治理的变迁1.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瓦解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通常是由村级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共同管理村庄事务，村民议事会作为重要决策机构。

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外流、村庄规模扩大、社会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逐渐出现了问题，村干部的管理能力受到质疑，村民自治意识逐渐淡化，村庄内部治理难以顺畅进行，导致一些村庄面临治理困难。

2. 政府介入加强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问题，政府开始加强对乡村治理的介入，成立了乡镇政府和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对村庄事务进行管理和指导。

政府介入的加强一方面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意识，导致村庄治理面临新的挑战。

3. 农村居民需求多元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农村居民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农业服务和基本管理，需要更多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

这就要求乡村治理从单一的管理向多元化的服务转变，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二、有效治理路径选择1. 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为了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和自治性，应该加强村级自治组织的建设，促进村务公开、村民参与、村民自治，建立健全的村民议事会和村委会，实行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制度，使村庄事务能够更好地由村民自己管理和决策。

2. 完善政府引导和监管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应该更加注重引导和监管的作用，根据村庄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同时监督和评估村庄的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确保农村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3. 多方合作共治多方合作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选择，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应该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形成合力。

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变迁、主线及方向作者：蒋永穆王丽萍祝林林来源：《求是学刊》2019年第05期摘要：乡村治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村社合一”阶段、“政社合一”阶段、“乡政村治”阶段、“三治结合”阶段。

70年的乡村治理变迁历程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由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二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三是乡村治理的模式——由“管治”到“三治结合”的转变，四是国家与乡村的治理关系——由“汲取”到“给予”的转变。

同时，有五条鲜明主线贯穿整个变迁历程：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统领、以平衡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内容、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需要、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旨归。

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需要紧扣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治理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治理;发展历程;变迁主线;发展方向作者简介：蒋永穆，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065）;王丽萍，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5）;祝林林，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和实践效果研究”（18ZDA035）DOI编码：10.19667/23-1070/c.2019.05.001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成色。

因此，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乡村治理的探索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根据农村生产力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乡村治理的政策与方式，推动乡村治理的变革。

70年的乡村治理实践表明，党领导广大农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立场与中国的乡村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道路。

一、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近代以来，中国最有活力、变化最快的是乡村基层社会，而促成乡村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乡村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即国家权力不断深入乡村，企图加强其对乡村社会控制。

此种尝试与努力始于清末新政，贯穿于整个近现代历史，对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影响深远。

（一）建国前的乡村治理沿革1、封建时代的“乡绅治理”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行政机构止于县级，这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介入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点。

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乡绅发挥着特殊的整合与治理功能，满足国家从乡村社会提取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和乡村社会对公共权威提供的秩序与安全的需要。

乡绅必须有能力促进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必须有一系列利益综合的规则保持共同体的内聚，才可以在强制之外获得社会服从的力量。

乡绅治理地位的获得与稳固，需要一系列制度性力量的支持。

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制度方面，传统国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对经典的理解之上。

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的力量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治理地位与持有功名密切相关。

乡绅治理正是从这里获得了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支撑，他们在国家权力不及之处实行统治，并得到国家认可，他们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权威并通过捍卫传统道德学说来体现这种权威。

换句话说，他们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的考虑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公共责任，而非单纯为了追求自身财富，这也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文化网络中绅士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

在土地制度方面，土地主要由家族所有而非严格归个人所有，以保证乡村公共事务的必要开支不必因“私人”财产而受到限制。

历史研究发现，在中国南方的某些省份，私人地主的势力远不及“集团地主”——即集体性的土地占有者。

集团地主控制的生产资料，其收益的固定部分被规定在某个范围内公共分享，如“学田”、“庙田”、“族田”等。

为了保证这种“集体产权制”，还有一系列相关制度，如未经同意，私自出卖、瓜分族田会严重触犯族规，未征求宗族意见出售土地会被宣布无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