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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999-06-30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徐正英 常佩雨摘 要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
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
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关键词 《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生命意识作者简介 徐正英,男,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郑州 450052)常佩雨,男,供职于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郑州 450003)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生命意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生死意识。
二是人们实现生命价值的意识。
文人是生命意识最活跃的阶层,魏晋士人又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一族。
本文试图以《世说新语》为实证,对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作一粗浅勾勒,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1 我们的先民最初仅把死亡视作一种偶然现象,后来当他们醒悟到“人皆有死”时,便开始到神话中去寻找生命的永恒了。
随着秦皇汉武寻求长生之举的屡屡失败和东汉谶纬之学的信誉扫地,东汉文人不得不拂去关于死亡的层层迷雾,再次正视“人生短暂”这个严酷而又非常明白的现实,所以,感伤人生短促便构成了东汉文人诗如《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主题。
如果说由于儒学束缚,东汉文人对死亡表现出的忧伤和无奈还有些难为情的话,随着儒学衰微和玄学的勃兴,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悲恸表现则要率真、任情多了。
据粗略统计,《世说新语》涉及自然死亡内容的30余则故事中有10则与我们的论题有关,主要集中在“伤逝门”中。
如第3则王济死时孙楚“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第4则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更为之恸”;第6则卫 死时“谢鲲哭之,感动路人”;第7则顾荣死时“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第10则王氵蒙死时刘忄炎“因恸绝”;第11则法虔死后,支道林伤心过度“却后一年,支遂殒”;第12则希超死后希忄音“一恸几绝”;第15则谢安死后,其仇人王 “直前哭,甚恸”;第16则王献之死后王徽之“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魏晋生命意识及其文学书写
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
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人们对于生命的存在、命运和人生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也通过文学作品得到了表达。
1.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反映了生命的短暂、无常和不可预测性。
以下是一
些常见的魏晋文学中反映生命意识的特点：
2.时光流转：作家常常强调光阴易逝，人生如梦，以及生命中的瞬间和转瞬即
逝的美好。
他们表达了对时间流逝不可逆转的思考，意识到人生短暂而珍贵。
3.忧患意识：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作家们对于人生的悲剧性和苦难的认识日
益增强。
他们常常以哀怨的笔调描绘人生的辛酸、痛苦和无奈。
4.形而上的思考：作家们对于生命、死亡和灵魂的存在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他
们常常通过对道教、佛教等思想的吸收和融合，表达对超越尘世的追求和对灵魂存在的关注。
5.心灵寄托：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作家们常常将希望和慰藉寄托于文学创作中。
他们通过对自然、艺术、友情和爱情的赞美，寻求心灵的满足和安宁。
6.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如《世说新语》、《文选》等，以及诗人陶渊明、谢灵
运等的作品，都反映了这种生命意识的特点。
这些作品以其深邃的思考、细腻的表达和丰富的意象，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的文学书写在探讨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短暂性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主题，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Th e o ry Re s e a rc h学论理作者简介：孙晓梅（1972-），女，内蒙赤峰人，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古典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从事古典文学、应用写作教学研究。
从感伤到旷达———传统文化背景下汉魏六朝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孙晓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基础部，河北廊坊065000）汉魏六朝的文学，越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生命意识就越凸现出来，而且生命意识的构建必然的融入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而铸成了生命的信仰，体现了人类生存智慧在终极意义上的回归。
一、汉魏六朝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状态汉末魏晋六朝四、五百年，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这是一个血泪横融的时代，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到处都是刀光剑影，风云激荡，战乱不已。
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普遍怀有一种“人命若朝露”，“人生若尘露”的忧生之嗟。
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往四面八方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生命本我被突出出来。
他们或及时行乐，忘怀对死亡的恐惧；或隐逸，重视个人短暂人生；或纵酒，以酒为命；或养生，极端重视个体生命；或纵情山水，以怡乐情怀；或高扬强烈的个性精神，使自己的生命涂上一层浓重的顺应自然、委运任化的色彩……这是士人们在生命意识觉醒之后，生命主体在理念层次上所唤起的生命智慧。
（一）惶惑感伤：《古诗十九首》生命有限的深刻体验东汉中后期是个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君国为人生目标，以节操伦常为最高价值标准的文士们，失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下层文士仕进无望、生活无着，礼乐制度开始动摇，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危机，士人的灵性生命完全从恢弘雄伟的社会网结中解脱出来，独立面对天地万物，首先感受到的便是生命的短促、命运的无常。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之生命意识陈明霞;余颖;水汶;刘利斯;刘明智【摘要】《世说新语》较全面地记录了魏晋士人的言行,其中展现了魏晋乱世对当时士人心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面对生死,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面对死亡无限的感伤与绝望;面对生命极度的眷恋与珍惜.在此基础上,他们也对生命内涵与生存态度做了深沉而全面的思考.其面对生死的态度与思索表现出了尚情、尚才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的形成与汉民族乐生恶死的文化心理、魏晋士人延续汉承楚制的文学创作心理、汉末魏晋动荡的时局所造成的士人疏离政权的意识和侧重凸显自我的心理不无关系.【期刊名称】《攀枝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4)003【总页数】6页(P42-47)【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乱世;名士心态;美学特点;文化心理【作者】陈明霞;余颖;水汶;刘利斯;刘明智【作者单位】铜仁学院文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铜仁学院文学院,贵州铜仁554300;铜仁学院文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人文与旅游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0;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贵州铜仁554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35社会政局对于人们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
《礼记·乐记》有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61。
这虽然说的是音乐，但政局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其于文学亦然。
故《毛诗序》在谈论政局对文学的影响时，沿用此论。
魏晋时期是典型的乱世，士人的乱世心态在《世说新语》中亦有所反映。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2]122，面对生死这一永恒命题，魏晋人显示出无限的感伤，并陷入了冷静而深沉的思考。
首先是面对死亡的无限感伤。
《世说新语·伤逝》集中体现了魏晋人对于他人生命陨落的感伤：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发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感叹；阮籍母丧，临殡呕血，发出穷已的悲情；王戎病卒，文帝临丧，与众臣学驴鸣送葬；谢公病逝，王东亭尽捐前嫌，临丧哭泣；法虔去世，支道林中心郁结，一年而逝。
从《兰亭集序》看魏晋生命意识汪海峰（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甘肃定西743000）摘要：通过解读《兰亭集序》和《兰亭诗》，我们看到兰亭雅会诸人在诗文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从汉末一直到魏晋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小我对大我、小我对小我认真审视的结果，是弥漫在这一时段的空气中的苏醒意识。
魏晋名士个性最为张扬，处处强调个体的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潇洒，但是在他们放浪形骸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压抑与苦闷。
拟在忧生之叹、放诞之狂、山水之寄、服石之误等四个方面对魏晋生命意识作一探讨。
关键词：兰亭集序；兰亭诗；魏晋；生命意识；文书并美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020（2009）06-009－04收稿日期：2009－09－12作者简介：汪海峰（1958—），男，甘肃陇西县人，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在《兰亭集序》中，作者表达了生命的欢愉，“散怀山丘”的超然，乐极而悲产生的对生死问题的浩叹，千百年来一直深深地令人感动。
带着生命的激情一挥而就的书法，“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用抽象的符号、形象的笔墨线条表达了跟文章一样的命题，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寒食帖》一样，都是面对生命状态的深刻体验不能自已，流淌着用真性真情的浓墨书就的文书并美的不朽之作。
兰亭雅会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盛会，但通过对《兰亭集序》及《兰亭诗》的解读，我们发现盛会其实是与会诸人尤其是组织者对生命隐忧意识的一种消解。
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兴尽悲来，本来盘桓于心中的东西，在美酒、美景、盛会的加热发酵之下，越发深刻悲凉起来。
兰亭雅会诸人在诗文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从汉末一直到魏晋人性觉醒、个性张扬、小我对大我、小我对小我认真审视的结果，是弥漫在这一时段的空气中的觉醒意识。
汉末到魏晋时期堪称乱世，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乱岁月，高压统治的黑暗时代，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思想文明也在沿着一个独特的优美轨迹发展着．在这里程中魏晋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那是继先秦以来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美学意味的时期。
魏晋时期的人们特别是文士们,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给后世人们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形式,成为后世艺术美学追慕向往的精神伊甸园。
魏晋时期的思想,一般说来大致是指东汉末三国以曹魏政权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包括早期的“建安文人集团”和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为中心的玄学思想的文人集团，以及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的名士集团。
魏晋时期思想总体上是对汉代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
取而代之是对《老子》《庄子》《易经》的三玄思想的痴迷。
他们崇尚清虚高旷的境界，人性自然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文士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曾经把它升格为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其相对的就是对皇权以及为国为民的三不朽的功名追逐的抛弃。
甚至世俗礼法规则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形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他们所珍视的唯独是他们生命自然状态的完满。
他们着眼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反对传统儒家对生命等级格局的规划。
在他们眼中山间一抹云和天子重器有着等同的生命价值。
他们体现着在离乱的生命环境中弱势文士群体在精神上的顽强生命力。
这也就是后世称作的“晋人风度”。
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东方就存在过这样一个放诞高旷的人群，而西方直到十二世纪左右随着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才有人尝试走出神的光环，窥探人类自身生命的美丽。
那么我们不由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呢？汉代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学思想建立庞大帝国的朝代。
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纷争以及先秦诸子对天地国家的思想论辩，汉代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整和统一，还有社会规则制度的拨乱反正，一个强大稳定欣欣向荣的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继周天子开国分封诸侯方国、吐抚四海以来又一次社会的条理化。
摆脱战国割据的人们必然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同时对儒学思想产生依赖和深信不移。
试论魏晋文人生死观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文人们在精神上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生死观。
其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大多数都是“逆命而抗争”的思想，即人生有既定的命运，但也可以通过不断努力去改变它。
这种理念被当时的文人们所普遍接受，例如陶渊明《答张三豪问》中曾说：“天下之事，富贵贫贱，皆有其分，而后生者，得其所归也，则自然而然也；但人有抗命之能，而能者，立而能抗也。
” 另外，魏晋文人们还有一种“幽默感”的生死观，即尊重自己的生命，但不要担心死亡，因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例如，孔子曾说：“生而不作，罪之大也。
死而不悔，罪之大也”。
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是，生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总之，魏晋文人们对生死的观点，注重生命价值，以及抗命、幽默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
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
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为尔。
”庾曰：“卿自君我，
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
（《世说新语·方正》）这是魏晋士人的人格宣言，他们以自我的种种言行向人们展示了自我个体的高度觉醒，而这种觉醒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不同于先秦、两汉，这是一个万物皆贱、惟人为贵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
伴随着这种个体自觉，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随着转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的人生追求。
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
“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
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我们知道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对生死问题采取理性态度，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
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
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
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
而到了西汉，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即所谓“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礼记·儒行》）。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迨及东汉末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尽管期间也出现了西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太平繁荣景象，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爆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所替代。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仇恨，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所
陕艳娜
荩
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而这种觉醒，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为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
—死亡意识的觉醒。
相传作于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汉末文人死亡意识的觉醒：“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
他们面对人生易逝、时序如流的现实，已开始立足于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直面生命的短暂从而抒发面对死亡难以抑制的悲伤。
时至魏晋时期，战乱频繁不断，瘟疫肆虐流行，从而导致死亡的接踵而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是乱世社会萧条、凄凉、死气沉沉的精典概括，不仅普通百姓如此，甚至王侯贵族也难以逃脱非正常的死亡。
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编纂的《世说新语索引》，我们可以发现在《世说新语》中，
“哭”字出现二十七次，“泣”字出现十八次，“哀”字出现二十四次，“亡”字出现四十一次，
“死”字出现三十四次。
在魏晋乱世，这种因战乱、瘟疫所造成的大量的非正常的死亡，使得死亡意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令人忧心忡忡。
魏晋士人是悲哀的，他们不仅悲因战乱、瘟疫而带来的不幸亡者，更令他们悲痛的是因政坛之祸所导致的人生福祸无常。
我们知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篡权阴谋日渐暴露，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自魏齐王芳正始（240年）以后二十余年中，政局一直动荡不安，经过嘉平（249年）、高贵乡公正元（254年）、甘露（256年）、元帝奂景元（260年）、咸熙（264年）等年代，司马氏为了篡夺政权几次发动政变，大肆杀戮。
嘉平元年，太傅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魏大将军曹爽、名士何宴、桓范等。
所谓“同日杀戮，名士减半”；嘉平三年，懿死，其子师为大将军，专权朝廷，杀名士夏侯玄、李丰等；师死，其弟昭为大将军，于景元元年杀魏帝高贵乡公；景元三年杀名士嵇康……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最为黑暗的时代，其最重要的原因即为皇帝、军阀和专政政权的魁首们疯狂地屠戮士人。
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
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
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飞来的横祸，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的必然归宿——
—死亡，不得不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魏晋士人是悲哀的，悲生又悲死，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们，他们厌世不厌生，求生而不得，在这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里，面临的却是太多太多的死亡。
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何在？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晋人伪作《列子》一书所阐述的生死观：“百年之寿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
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
量十数年之中，迥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
”（《列子·杨朱篇》）
杨朱提出的这些近乎颓废的人生观，使人们看到的只是空虚和黑暗，这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更加加深了魏晋士人的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其中蕴涵着深沉的生存悲剧感。
“仁圣亦死，凶愚亦死。
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
腐骨一矣，孰知其异？”（《列子·杨朱篇》）在生无论贤愚贵贱，其最终结果同是“腐骨一矣”，现在唯一只能做的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魏晋人在对死亡的观照与冥思中、在灵和肉的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答卷，回答着杨朱提出的“人之生也奚为哉”这一问题，并在对死的恐惧、生的焦虑的痛苦折磨中塑造着各自的人格形象，进行着各自的人生选择。
他们炼丹服药、狂饮滥醉同时又写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长啸，这里有近乎放荡的任诞、有近乎典雅的美丽，这是魏晋士人在观照和冥思死亡之后所建构的诗意生存空间，其中蕴涵着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不同于传统伦理价值的生死观、是悲怆而又凄美的人格美——
—是一种流传千古的魏晋风流。
注：该文系陕西教育学院科研基金项目（09KJ041）成果
（作者简介：陕艳娜，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