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的社会劳动分工思想

论韦伯的社会劳动分工思想梁向阳　王月琴提到社会学家的社会劳动分工思想,人们自然会想起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的《社会劳动分工论》一书。

但有不少人不知道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也有社会劳动分工思想,韦伯在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曾以一定的篇幅专门讨论过社会劳动分工,他的社会劳动分工思想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在韦伯之前,迪尔凯姆主要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功能;原因和条件以及反常分工形式,而韦伯是在其经济行动合理化的理论体系阐述过程中,把社会劳动分工当作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来展开分析的。

他对社会劳动作出“纯理型”解释和分类,由此引出社会劳动分工的类型。

他比较了技术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并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后者,所涉及的有关专题领域主要包括:拨用,征用和职业。

一韦伯讨论社会劳动分工是从对“劳动”这一概念范畴的分析开始的。

的确,界定“劳动”是深入理解社会劳动分工的前提。

韦伯对“劳动”范畴的富有特色的解释,为其整个社会劳动分工思想奠定了基石。

韦伯并没有给“劳动”下一个完整贴切的定义。

他对“劳动”有三种解释。

这些解释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劳动的特质。

把他的三种解释综合起来,可以对“劳动”有一个较清楚的理解。

韦伯所说的“劳动”首先意指“时间和努力本身的支出。

”〔1〕当然,不能反过来说,时间和努力本身的支出就一定是劳动。

韦伯对“劳动”的进一步说明是把劳动与经济目的联系在一起。

经济目的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重要内驱力,贯穿于劳动过程中,是劳动行为的意识构成。

最后,韦伯还按社会习惯用法把劳动界定为服务或工作。

这是一种常识上的界定,实际上把所有的职业活动都归入劳动范畴,但韦伯并没有说明劳动是否还包括非职业的活动。

韦伯在对劳动的进一步分析中将劳动分为三种类型:技术劳动,即在个体分工合作中以及与生产资料结合使用的方式上贯彻生产的技术程序;社会劳动,由不同服务、物质生产资料和利润机会决定的职业分化,这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劳动,包括服务的彼此结合以及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如不同类型经济单位中的拨用方式。

韦伯在其后的论述中,将经济劳动归入社会劳动中。

因此,他实际上把劳动分为技术劳动和社会劳动。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劳动的类型,韦伯对“企业”和“公司”作了区分。

他指出,在经济取向的行动领域,“企业”是一个技术范畴,“它表明一定类型的服务彼此间以及与物质生产资料结合的连续性。

”〔2〕“企业”总是指由建筑物、设备、劳动和技术经营构成的技术单位,而“公司”是属经济取向的范畴,与其对应的是预算单位,它在经济上取向需求和供给,并以资本会计作为成本与收益计算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作为技术单位的“企业”和作为经济单位的“公司”才是一致的。

在市场经济中,若干个技术上分离的“企业”可被结合进一个公司。

韦伯还从技术劳动的角度解释了“工厂”这一概念。

他认为,“工厂”完全是从非经济方面被定义为技术组织方式,它主要涉及内部技术专业化以及生产资料类型。

韦伯在其理论研究中经常运用“纯理型”的方法。

他把劳动分为技术劳动和社会劳动,实际上也是“纯理型”方法的运用。

在这里,“纯理型”的分类,的确能清晰地显示劳动的技术性和社会性。

但是,现实的劳动是技术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结合,因此,应对韦伯的观点适当修正。

基于对劳动的这一现实分析,在实际研究层次上,应对“企业”和“公司”所属的范畴进行修正或补充。

与韦伯的有关分析相比较,“企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劳动的空间单位,因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范畴,它同时是社会劳动的空间单位,也属社会范畴。

它有明确的经济取向,拥有预算、资本会计、成本收益计算等一套经济手段。

同样,位居企业之上的公司,也是技术范畴与社会范畴的统一。

企业与公司的重要分别在于,前者以技术范畴为主,后者则更多地属于社会范畴,按照这一解释,对整个社会部门等级系列的劳动及其单位可作出如下排列:越是在等级系列的下层,劳动的技术性越强,劳动单位更多地属于技术范畴;相反,越是等级系列的上层,劳动的社会性越强,劳动单位更多地属于社会范畴。

二韦伯根据其劳动类型的划分,引申出社会劳动分工的类型,即技术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

前者主要涉及劳动过程中的操作及功能;后者则是从功能在部门、组织、单位中的分配方面来讨论。

韦伯所说的技术性分工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分工有异同。

韦伯把技术性分工分为两大类,每一大类又分为两小类。

(一)根据服务工作本身的功能分化和结合方式不同而形成的分工类型,包括两种情况。

1.同一个人从事不同的功能类型。

如一个人既是小农,又是手工业者或船夫。

他可能把经营功能与贯彻规范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功能专门化,或归于其工作技术层次本身不能进一步划分或季节变化等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论及这类由个人从事不同行业的分工,但马克思曾提到在手工工场以前,由个人从事同一行业同一产品的不同操作。

如制针工作,包括二十种操作,过去全由个体手工业者一人完成。

2.由个人单一操作有不同结果的不同功能类型。

这时,技术工作层次是可以细分的,功能可从产品角度被专门化,也可以根据工作类型被分化。

韦伯把这种涉及不同功能的结合称为“功能专门化”。

他指出,功能专门化的情况是中世纪职业结构的典型。

“大量的手工品,其中每一种都是单个商品生产,完全没有被有关功能技术异质所扰乱。

因此,存在着功能结合。

另一方面,功能的分化对现代劳动组织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3〕这种以个人为单位只从事单一操作的分工,马克思并没有论及。

(二)多人劳动被结合起来取得合作结果。

1.功能的“积累”,即若干个人从事同一功能取得共同结果。

如割草工或铺路工,几个人进行同样操作,平衡合并成总的操作进度;又如古埃及数千人大规模运石,其中大多数人操作同一种行动,如拉绳,最终合成总体效果。

韦伯所说的这类分工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作为分工,而是作为简单协作来论述。

马克思举了许多例子,如多人合同作坊、合力举重、传递砖瓦、合建建筑物等。

2.功能的“结合”,即同一个劳动集体,不同个人从事不同操作,结合为一个总过程和总结果。

这种努力在技术上可以是独立的,或同时进行或连续进行。

例如,织衣服操作中的纺经纬线,每一个人独立操作,但又是同一最终产品的部分。

连续型操作的例子是纺、织、漂、染及其彼此间的功能结合。

这种努力还表现在技术上互补,并且在操作过程中的有组织合作。

例如锻造,完成专业化功能的结合。

马克思将这类分工具体分为两种方式。

其一是不同行业手工业者集中在一起从事不同工作,生产一种产品。

其二,同一行业手工业者集中在一起分别从事一个产品的不同操作。

韦伯在论述技术性分工方面完成了较为标准化的分类,而且模式化的程度较高。

他在讨论过程中较多地提到功能、服务、操作和操作者。

如果进一步提炼、筛选或精确有关概念,可使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程度提高,甚至达到表格化的程度(见下附表)。

表中只使用操作和操作者两个模式变项,通过组合概括了韦伯所论及的技术性分工四个类型,但组合类型的排列顺序稍有变动。

类型1是一人从事同一操作;类型2是一人从事不同操作;类型3是多人从事同一操作;类型4是多人从事不同操作。

附表　技术性分工类型项目操作同一不同一人12多人34社会性分工也可以细分出具体类型。

韦伯认为,社会性劳动分工类型有两极。

其一,是统一经济的内部分工,如共产主义经济或原始家庭经济。

这种经济内部,存在着功能分工和功能并列,并通过垂直结合把分工整合在一起。

其二,是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工,其中包括通过协议或强加的方式将单位之间的功能专门化,使这些分工单位为建立在其上的超级经济单位的需要服务。

超级经济单位可能是君主家庭预算单位,也可能是由政体或君主控制的取向创利的经济单位。

另外,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工也包含市场经济中自治单位的专门化。

这些单位取向于自身利益,处于一种放任的秩序状态。

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韦伯发现有两类社会分工的过渡形式。

一是行会组织或种姓组织。

这种组织构成对所属手工业单位进行调节,限制自由竞争和市场自由,限制生产人员和产品。

在这种限制调节下,形成小手工业单位形式的分工协作关系。

二是承租人的生产组织。

这种组织本身取向创利,涉及延伸产业和承租人。

韦伯对社会性分工类型的划分有较浓的经济社会学特色。

在这里,他把分工当作是一种社会经济单位或组织的现象。

他引入功能分析,但不象在分析技术性分工时那样,专注于技术意义上的操作与效果,而是研究伴随技术分工过程的社会经济效果在社会经济单位或组织内或彼此之间的分配。

这种意义上的功能分配广泛涉及社会经济单位或组织的需要、利益、创利、预算、竞争、调节等,属于分工的社会经济层面。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分工现象正是韦伯分工思想中闪烁独特光彩的部分。

这种社会分工思想中以下三个论题,即拨用、征用和职业三部分中作了充分的展开。

三韦伯从社会观点出发,根据拨用进一步划分劳动分工的方式。

拨用的对象是:劳务、物质生产资料和经营。

(一)劳务的拨用按韦伯的观点,劳务的拨用有四种可能,相应存在四种分工方式。

第一,个体劳动者拥有对自己劳务拨用的垄断权,由此形成小生产的分工。

这种拨用权可以是遗传的,也可以是过渡的。

第二,劳务使用权归劳动者的所有者拨用。

这是一种不自由劳动的案例。

在这种拨用方式下,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务无权支配,被迫充当奴隶或农奴。

这类劳务的拨用可服务于家庭经济预算的目的,如在家务劳动中使用奴隶;也可以为创利服务,如在奴隶或农奴工场使用劳动力,这种劳务拨用形成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分工方式。

第三,自由劳动分工。

劳务服从自由契约关系,契约则通过管理劳动的惯例或法律来调节。

这是一种工人有人身自由、为工资收入而工作的形式上“自由的”劳动。

最后,劳务受工人组织拨用。

工人没有任何形式的拨用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加入工会等组织,劳动被保障其就业的工会支配。

韦伯在这里的论述使我们看到,劳务的拨用在其发展形态上分化出多种形式,构成分工的社会层面的重要特质;对劳务的这种支配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组织结构的变化;发展的脉络似乎是从单方的劳务拨用向双方协议的劳务拨用转变,即由工人或所有者一方的劳务拨用,发展为通过服从劳资双方自由契约形成的劳务拨用,但即使在现代,单方的劳务拨用在一定程度上仍会存在,并以工会组织拨用劳务这一崭新替代形态获得发展。

韦伯虽然没有对劳务拨用的形式作历史动态的分析,但他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来的选择意愿富有强烈的动感。

韦伯长期致力于探寻他所处时代的西方文明所独有的“理性主义”,具体在劳务拨用问题上,也反映出他对理性或合理性的孜孜追求。

他反对由所有者拨用工人劳务,也不赞成个体工人拨用自身劳务的形式。

他认为,这两种拨用方式同样涉及对自由招募劳动力的限制,导致在工作拨用上把实质性的限制强加到技术合理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