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

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2009-4-12 00:00 |来自: 佛缘资讯禅的情趣与文人园林探讨禅与文人园林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从以下两点考虑：一、禅宗被称为士大夫的宗教。

禅理，或者禅学属于士大夫雅文化的范围，与士大夫关系密切，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乃至审美趣味，并表现在文人园林的美感特征中；二、文人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国园林美学的主导倾向。

考察禅文化对园林的影响，不能不涉及到文人园林。

’精神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很难确切地把握的，对禅这样一种扑朔迷离、超然于言相之上的精神文化，谈它与文人园林的关系难度是很大的。

不过，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

正如张中行先生在《禅外说禅》中谈到的：虽“苦于模棱”，“但这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是禅宗势力这样大，它这另一条路的人生之道，会影响某些人又是必然的。

这某些人，前面说过，主要是有知识的士大夫，与禅林、禅师、禅理有交往的。

有交往，大多会或有意或无意，取他们认为有用的，搀和在自己的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里，并表现为行为和爱好，这就是禅的影响。

”如此，则我们可在一种“模糊”中求清晰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考察，即：既不过于雕琢，又要透过“模糊”的现象，追寻出潜在的精神联系，即使这种联系可能不那么单纯，而是与别的因素交混在一起的。

首先看禅对文人生活的渗透；然后再进入文人园林的分析。

一、禅与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在中国园林史上，王维的“辋川别业”起着关键作用。

园林在唐代成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唐王朝以诗赋取士，打破了以前门阀统治的局面，使下层知识分子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人的热情被点燃起来了，社会上就有上扬的气氛。

随着新的制度的推行，人们去应考，去上任，去壮游，（现在称旅游）有离别之情、升迁之喜，诗的材料扩大了，其中山水诗、山水画当然更发达了。

园林其实是一座综合的艺术体，依靠社会整体的审美水准和审美经验。

提起王维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是诗人，因为当时社会最重视写诗的才能。

其实，王维是有公职的音乐家、唐代写意山水画的奠基人、着名造园艺术家。

王维还是对禅宗的发展有独特贡献的人。

王维正好与神会是同时代的人。

他应神会之邀写的《六祖能禅师碑铭》是禅宗史上的重要文献。

神会是禅宗史上极重要的人物。

他能顺应安史之乱的大变动，发展了禅的势力。

那时，朝廷全力用兵，缺粮少饷，神会却挺身而出参预筹措，贡献巨大，深得当时主持军务的郭子仪赏识。

此时的神会才真正得到成功。

因为正是在734年的河南滑县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以神会为代表的南宗公开与北宗禅师辩论，中心是南宗是正位还是北宗是正位。

神会提出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那时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他在会上说：“令一切众生，珍惜生命！”在这场辩论的影响下，王维也倾向于南宗了。

王维在与神会直接交往中领悟了禅的顿悟大义，并写出这篇碑文，碑文称赞慧能学说高妙，而且有益于社会：“永惟浮图之法，实助皇王之化。

”而且明确提“一花六叶”，一花指禅，六叶指达摩以来的六祖，这就将慧能定为六祖了。

宗门内部之争，由文人出来表态，影响非常大。

“安史之乱”时，北宗和尚因原本在大庙中受供养，敌寇来时就纷纷附逆，只有南宗能自立，在战乱中显得有骨气。

所以，神会的自身表现就更为这场南北之争做了结论。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历史出现了转折。

以前上扬的、理想的气氛破灭了，社会矛盾又尖锐起来。

知识分子中挫折感和绝望情绪盛行。

连王维本人也在安史之乱中受了挫折，虽未获罪，内心矛盾相当激烈。

这时候，社会需要一种心灵上的安慰剂，需要使自己的“自性”，有一个发挥的方向和范围，禅正好符合了这种精神的需要，主要是文人的这方面的需要。

唐宋以来，禅宗普遍渗透到士大夫中间，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

”王维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

他“笃志奉佛”（《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曾在大荐福寺道光禅师那里，“十年座下，俯从受教”（《王右丞集》卷二十五(道光禅师塔铭》）。

在受慧能的弟子神会所托而作的《能禅师碑并序》中，王维表达了他对慧能禅法的深刻理解，所谓“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又所谓“至人达观，与物齐功。

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王右丞集》卷二十五）。

受禅影响，王维形成了一种自在适意的人生哲学。

在《与魏居士书》（《王右丞集》卷十八）中，他把这种人生哲学表露无遗。

他劝魏居士不再固守“山栖谷隐，高居深视”的山中隐士生活，出任适当的朝廷官职：“……若有称职，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顾影躅步，行歌采薇？”他提出这样做的根据是：“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人只要心性根本把握住了，身在山林还是在朝阙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以“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劝导魏居士，正基于禅理。

他还说，人应“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是要人不妄执空、有之别。

因此，他对古往今来的高人隐士们颇有微辞：“古之高者曰许由，……闻尧让，临水而洗耳。

耳非驻声之地，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

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人道者之门欤？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

顿缨狂顾，岂与侥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无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邪？……”出处之情一致，筌蹄之义两忘。

他的生活情趣中也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

他中年以后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自在恬澹，正体现了“长林丰草”与“官署门阑”视为一如的适意明心的人生哲学。

这种生活情趣与他的所谓“好道”（主要是禅佛教）密切相关。

王维所代表的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具有普遍性。

唐宋以来，士大夫普遍取出处之情一致、筌蹄之义两忘的人生哲学和自然清静、澹泊适意的生活态度。

白居易、苏轼等人都是如此。

白居易自元和十年（als年）起，便屡谪外官。

这促使他日渐倾向于禅趣佛理。

他自云：“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白居易集》卷三十五(病中诗十五首·序》）。

他在《传法堂碑》文中，记述了他向兴善惟宽禅师问道的过程。

其中就有一问是：“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禅师回答说：“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二病，是名真修。

……”（《白居易集》卷四十一）。

他的人生态度中就有离二乘执着、常适常乐的特点，如他所说的“道行无喜退无忧，舒卷如云得自由”。

（《白居易集》卷三十五(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郎同行》）)行退俱适，恬淡自如，所以他能够做一个“人间事了人”，不管人事如何沉浮变迁，都能悠然适意。

他十分明确地把禅家的心性作为立足点：“若论尘事何由了，但问云心自在无？进退是非俱是梦，丘中阙下亦何殊？”（《白居易集》卷三十五《杨六尚书频寄新诗，诗中多有思闲相就之志。

因书鄙意，报而谕之》）。

他也是立足心性自适，得出了和王维一样的齐一仕隐、出处俱可的结论。

以清净淡泊之心性而随缘任运，以心性之常应付世间沧桑万变，这种人生态度在苏轼那里也体现得很突出。

他的一生虽几经波折起伏，却能调整为旷达自如，安之若素。

他曾以“静常”命名其斋，就是深含禅意的。

《静常斋记》中云：“虚而一，直而正，万物之生芸芸，此独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静。

泛而出，渺而藏，万物之逝滔滔，此独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日常。

无古无今，无生无死，无终无始，无后无先，无我无人，无能无否，无离无着，无证无修。

……既以是为吾号，又以是为吾室，则有名之累，吾何所逃。

然迹趋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苏轼文集》卷十一）。

这里面庄、禅糅合；“无离无着，无证无修”是典型的禅家宗旨。

事实上，苏轼与禅师来往甚密，经常与禅师们参学或是斗机锋，也有不少诗词酬唱之作。

《五灯会元》卷十七专门列有“内翰苏轼居一节，记他参禅的雅事：内翰东坡居士苏轼，字子瞻。

因宿东林，与照觉论无情话，有省。

黎明献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未几抵荆南，闻玉泉皓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求见。

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长老底秤。

”泉喝曰：“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

后过金山，有写公照容者，公戏题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琼州。

”类似的机锋应对之事在苏轼还有不少。

融合禅理于庄、玄，所以苏轼的人生态度格外旷达。

这种态度在他的词中处处流露出来。

在寄禅师参寥子的《八声甘州》一首中，就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之语。

抒发在词中的这种态度在他实际生活中也常流露出来。

《避暑录话》卷二记，苏轼在黄州时，曾有一次“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

翼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孥舟长啸去矣。

’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由此可见。

它和禅家所谓“于境上心不起”、“于境而不着境”是相通的。

苏轼一生与不少禅师交往，机锋应答之间，受其影响是明显的。

苏轼所代表的这种人生态度，深得禅家三昧。

《五灯会元》卷七记龙潭崇信禅师向天皇道悟禅师问道，天皇道悟云：“任心逍遥，随缘放旷。

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禅师们就常有洒脱不拘、任性自适之举。

药山惟俨禅师“一夜登山径行，忽云开见月，大啸一声，应澧阳东九十里许”（《五灯会元》卷五《药山惟俨禅师》）。

李翱为此赠诗曰：“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李诗无疑表达了士大夫对禅家意趣的赞赏。

在仕隐间摇晃时，苏轼想到园林的作用：“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今张君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

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

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苏轼文集》卷十一(灵璧张氏园亭记》）。

我们再来看看宋代士人赵孟坚的生活形象。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说他“襟度潇洒”，并记述了一段雅事：·庚申岁……余偕一时好事者邀子固，（即赵孟坚）各携所藏，买舟湖上，相与评赏。

饮酣，子固脱帽，以酒唏发，箕踞歌离骚，旁若无人。

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舣棹茂树间。

指林麓最高处瞪目绝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笔也。

”邻舟数十，皆惊骇绝叫，以为真谪仙人。

这种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在宋以来很普遍。

时风所及，连皇亲贵戚也以此为尚。

《齐东野语》卷十就记有这样一则：“庄简吴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寿特亲爱之。

……一日，王竹冠练衣，芒鞋筇杖，独携一童。

纵行三竺、灵隐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游人望之，俨如神仙，遂为逻者奏闻。

”皇帝知道了，也十分欣赏他的举止，为他作赞云：“富贵不骄，戚畹称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