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拘留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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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刑事拘留存在的问题
[摘要] 在我国,高频率采用刑事拘留是与整个刑事司法体制尤其是整个侦查体制所分不开的。

刑拘的高频率采用对于控制嫌疑人、收集证据、最终破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拘成了逮捕的前置程序,相当程度上的必经程序,而作为刑拘前置程序的传唤、拘传存在普遍不合法的现象。

我国目前的拘留措施存在着诸多问题,对刑事拘留人的人权保障严重滞后。

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刑事拘留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降低刑拘高使用率的有效办法,完善我国的刑事拘留制度。

[关键词] 刑事拘留侦控行为自由裁量权权利保护
在我国,刑拘这种必然导致人身羁押的强制措施,在实践当中使用率高达83%左右,这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反差。

我国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今的整个社会控制手段、立法现状以及诉讼实践是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拘成了逮捕的前置程序,相当程度上的必经程序,因此刑拘的高使用率其实是与公安机关追求逮捕目的之实现的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刑事拘留的来源应当是传唤、拘传或现场抓获。

现实中,传唤、拘传作为强制到案措施变成了刑事拘留的前置程序。

然而,作为刑拘前置程序的传唤、拘传存在普遍不合法的现象。

一、我国刑事拘留存在的问题
1、刑拘的判断标准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在决定是否采取刑拘时,对“重大嫌疑”的判断标准模糊不清。

侦查人员在此时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发生错拘,从而侵犯被拘留者的基本权利。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所以侦查人员只能依靠办案经验及个人素质进行判断,然而,经验再多、素质再高,完全依靠主观性因素,而缺少客观标准的支撑所作出的决定是极易出错的。

再加上人力、物力、财力的有限和侦查技术上的落后,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通过获取口供来判断是否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拘,而很少能够采取“由证到供”的方式。

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其实在很多时候就成为一种办案的捷径。

2、刑拘使用率高,且刑拘前置程序存在不合法现象
在我国,刑拘这种必然导致人身羁押的强制措施,在实践当中成为了一种常态。

根据对刑拘使用率的调查统计,我国的刑拘使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这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反差。

我国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今的整个社会控制手段、立法现状以及诉讼实践是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

这种高适用率尤其与我国当前的总体指导思想——“稳定压倒一切”、犯罪控制观以及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所追求的实体主义与实际水平相吻合;同时也是与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实际社会控制能力有所下降相紧密联系的。

第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拘成了逮捕的前置程序、相当程度上的必经程序,因此刑拘的高使用率其实是与公安机关追求逮捕目的之实现的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刑事拘留的来源应当是传唤、拘传或现场抓获。

现实中,传唤、拘传作为强制到案
措施变成了刑事拘留的前置程序。

然而,作为刑拘前置程序的传唤、拘传存在普遍不合法的现象。

公安机关在实施传唤、拘传时通常没有出示《传唤通知书》或《拘传证》。

3、审查机制虚化,权力行使随意性大
世界各国在涉及到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
行为时都有较为严格控制的司法审查制度,它不仅是一种分权制衡机制,而且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说,它又是一种权利救济机制,在公民的重要权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时,它为公民提供了获得救济的机会。

我们尚没在确立司法审查制度,一些当地公安机关在刑拘上实行了四道把关机制,从设立的目的上讲已经初步具有了司法审查制度功能的初衷,但是,我们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制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因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最大特征在于由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而此处的刑拘审批尽管是四道把关,但它却是一种完全
的内部把关机制,因而它并不是一种司法审查。

当地公安机关实行四道把关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刑拘的规范化运作,减少刑拘时的权力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努力避免错拘所导致的国家
赔偿。

然而,这种完全的内部审批机制实质上仍然没有解决刑拘适用时权力的规范化运作,为权力的随意行使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被
刑拘者的权利仍然没有受到切实的保护。

4、被拘留者实质性救济措施的缺位
我国诉讼实践中被拘留者尚缺乏一些基本的程序性保障措施和
实质性救济措施:首先,执行拘留时的告知内容不充足,侦查机关在
告知拘留的原因及羁押处所时,并不是直接告知被拘留者本人,而
是告诉他的家属或单位,这种告知实际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告知的内容也仅限于拘留逮捕原因与羁押的处所,而一般不告知其被拘留的理由、享有的具体权利尤其是如何行使这些权利。

其次,被拘留者不享有异议权。

现代各国在赋予侦控机关以必要的实施强制性诉讼手段权力的同时,又赋予被追诉方以广泛的异议和救济权,
但在我国,针对绝大多数侦控行为,被追诉人不服的都无权提出异议,这导致被追诉人在权力受到侵犯时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

最后,虽然立法规定了被追诉者享有强制措施变更申请权,但在实践中,
大多数被羁押者都没有行使这项权利;即使行使,侦控机关也没在
较好的予以审查和变更。

二、完善我国的刑事拘留的建议
1、明确刑事拘留的标准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对刑拘的标准掌握过严,他们在
很大程度上以逮捕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应当实施刑拘。

其实,刑拘的标准与逮捕的标准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立法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刑拘的标准其实只相当于逮捕标准下的第一项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因此,立法对刑拘与逮捕的标准是予以明确的区别规定的,实践中不应将逮捕的标准当作刑拘的标准,这样也可以降低在判断是否应当刑拘时的对口供的过分依赖。

2、完善强制措施制度
立法应明确刑事拘留的性质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限制人身自由
的强制到案措施,因此实践界不应将刑拘作为转捕的前置程序;同时,应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人身控制性较低的强制措施制度,以使刑事诉讼中的比例原则得以落实,从而可以降低刑拘的高使用率;再者,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落实现行制度规定对传唤、拘传的使用和执行条件。

3、改革审批程序
在目前情况下,刑拘的审批权仍然应当由公安机关行使。

但应改变目前这种流于形式的审批过程。

侦查人员在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时,应当对刑拘的理由、事实、尤其是相关证据予以详细说明。

纠正目前《呈请拘留报告书》中对刑拘的理由、事实、尤其是相关证据等的概括性、笼统性的说明现状,在提交上级进行审批时应当一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其二,将拘留决定权统一交由公安机关
内一个特定的部门负责,如法制科或者成立专门的审查监督科,并
由具有较强法律素质的官员审批;既要审阅《呈请拘留报告书》,也要审查相关的证据材料,将拘留权的审批从形式审查转化为实质性审查。

4、加强对被刑拘者的权利保障
首先应增加拘留执行时的告知程序。

如:当场告知被拘留的理由,应当具体到告知根据法律的哪条规定;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立即提供有关其享有权利的资料;就其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如何
行使这些权利进行解释,以便对方能够真正获得和充分行使这些权利;然后应赋予被刑拘者的申诉权。

被刑拘者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刑拘理由、措施等不合法的,可以向作出拘留决定的公安机关提出申诉,公安机关在接到被刑拘者提出的申诉后应当及时进行复议,在作出复议决定后应当立即告知被刑拘者。

再者应建立值班律师制度。

值班律师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时介入,其职能是向犯罪嫌疑人宣读、解释侦查程序中的诉讼权利义务,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就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程序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或及时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等。

参考文献
[1]季卫东 :《社会变迁与法制》,载李盾主编《法律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汪海燕 :《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孙长永 :《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作者简介
禹超颖(1982—),性别:女,民族:汉,宜春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