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年至2006年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这样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制度的快速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制度结果、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

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明显与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想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因此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哈耶克的社会演进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针对解释中国制度变迁过程的特定演进模型，其中组织被理解为政府，个人和企业被视为个体社会成员。

其基本逻辑是：个人之间的互动及特定组织之间的互动逐步演化出一种特定的内部规则，并随着市场化迅速扩散；组织之间的互动导致外部规则的演化，其中知识的不对称决定演化的路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寻求对规则理解的一致性，其冲突和协调构成制度变迁的主线；个人和组织之间合作的出现依赖共同知识的理解，其中默示知识起着关键性作用。

一、作为共同知识的规则
任何社会秩序的形成所需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分布是极度分散的（Hayek ，1937），虽然教育、宣传等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把一部分知识标准化，并通过广泛传播来缩小个体之间的知识差距，但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属于默示知识。

后来Polanyi （1958）通过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的划分，使得哈耶克的知识观得以更清晰的表达。

知识分散化与新制度经济学中所假设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有本质不同，前者承认人的无知，后者在给定足够高的信息成本时可以近似于完全理性。

），只能意会，很难言传。

对当事人的决策来说，这些默示知识可能更重要。

一个良好运转的社会秩序就在于最有效利用这些分散化的知识。

结果，考虑到那些常常被“屈服的知识”对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性，就可能真正理解制度的自然演进。

另一方面，知识的分散化意味着人的无知，即“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运行所依凭的大多数事实也都处于无知的状态”。

这种无知的认同类似于有限理性的提法。

二、内部规则的形成与演化
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是一种内部规则，通过遵守这些规则，当事人无需具备完全的知识，就可以正确地决策，因为内部规则可以传递关于其他人行动的知识。

在内部规则的指导下，当事人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进而产生了社会秩序。

秩序的形成来自当事人在遵循一定的规则的前提下对其所处的环境
的回应，“在一种社会秩序中，每个个人所应对的特定情势乃是那些
为他所知道的情势。

但是，只有当个人所遵循的是那些会产生一种整体秩序的规则的时候，个人对特定情势所作的应对才会产生一种整体秩序。

如果他们所遵循的规则都是这样一些会产生秩序的规则，那么即使他们各自的行为之间只具有极为有限的相似性，也足以产生一种整体秩序”（哈耶克，2000：65）。

所以，给定知识的分散化状态，特定的当事人面对特定的环境进行决策，并不会因为知识的有限性或“无知”而失去决策能力或犯决策错误，只要他们遵循一定的规则，就可以通过这些规则了解其他人的知识，从而能够有效地协调自己与其他人的行动，正是这种规则指导下的当事人互动产生了以人类合作为基础的扩展秩序。

三、社会成员与内部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
由于人们的无知可能导致的错误选择及内部规则可能出现的
“锁定”效应，社会成员可能形成组织来加以补救。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组织视为制度创新主体，它可能是直接从事创新活动的第一行动团体，也可能是模仿某种新制度的第二行动团体（诺思，1994），在组织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市场是比较完善的，和大多数演进模型一样，组织和个人类似的行动，没有什么特殊性。

这种组织观显然和诺思（1981）早期对国家的分析不一致，在那儿，国家游离于制度市场之外。

而哈耶克把组织视为“外部规则”，即政府、企业、学校等特定组织只是一种形式，其背后却是作为一种规则而存在。

“我们把‘人造的秩序’称之为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它
甚至还可以被称之为一个组织。

”（哈耶克，2000：55）由此可见，组织实质上等价于外部规则或人为秩序，它是组织内部成员创造出的一种特定的共同知识，目的是使组织内成员更好地预期相互之间的行动。

作为组织的外部规则服务于特定的人或统治者，是运作一个组织所必要的工具，它们支配着组织内部的行动。

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的本质区别在于，外部规则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中特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它一经创立出来，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而内部规则只是否定性的规定了当事人不能做的事，然后由个人自己决定行动；外部规则服从于组织或统治者的特定目的，而内部规则是目的独立和普遍适用的。

中国的改革既有政府等组织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外部规则的制度
创新过程，又有社会成员为寻求恰当的内部规则而自发从事制度创新的过程，表面上看，前者涵盖了整个制度变迁的内容，而大量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在其背后，实际上是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

在改革过程中，组织和社会成员都对规则有相应的理解，给定特定的环境条件，两者会达到激励兼容，结果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演变会相互促进；但更多的时候由于政府的迟滞或强制行为，会损害内部规则的发育。

为缓解内外竞争压力，降低创新风险，政府不得不逐步缩减外部规则的作用边界，退出直接的制度创新活动，这就是市场化的本质。

众多的制度变迁案例几乎共同反映出中国的制度变迁表面上看
似乎是外部规则的演进，其背后却是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

并且这一
自发秩序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杨小凯，1998，第25章）。

但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各自演化并不独立，上述案例说明，政府为了强制实施其选择的外部规则，可能阻碍内部规则的发展，并由此损害社会福利，两种规则之间的摩擦会增加改革成本。

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对立形成了政府选择外部规则的体制内压力，而开放社会中外部规则的竞争又形成一种外在压力，两方面的挤压迫使政府不得不逐步缩小外部规则的活动范围，以减少制度创新的风险。

所以，动态地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实际上表现为外部规则的不断退出的过程，尽管其中地方政府仍会积极实施和创新外部规则，但总体上改革进程越来越重视内部规则的培育，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放权、从集权到民主等等均反映了这一点，市场化率的不断提高更是一个明显的指标。

不可否认，市场化进程中两种规则的冲突会一直持续下去，但随着外部规则的恰当定位，内部规则本身的演化将成为中国改革更艰难的过程，因为传统文化、习俗、新体制对旧体制特征的记忆等都会造成新旧内部规则之间的矛盾，进而影响到当事人的行动。

所以，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外部规则作用边界的重塑，更依靠新的内部规则对旧传统的成功改造。

M0910班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