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由于公共财政支出在教育供给中所占比例的有限性，私人教育投入逐渐成为了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我国政府为了吸引民办教育资本，已经制定出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宏观引导，希望能借助社会力量加快教育发展。
本文对民办教育的发展进行经济学淺析，并就如何发展民办教育提出建议。
标签：民办教育；经济学；市场经济1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现状分析我国民办教育主要集中在中等教育，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部分，而在高等教育中很少有民办教育可以和公立学校相抗衡，这是和我国教育发展的政策相关的。
据统计，在民办教育的各级学校中，师生比一般仅在1:10左右，作为非研究类教育机构，师生比略微偏低，规模经济效果不明显，发展潜力大。
尽管现阶段民办学校的教育服务价格比公办学校高出许多，但仍有大量消费需求动力。
民办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丰富，产权明确后管理效率高，使得多数民办教育的经营较为成功，发展较快。
他们重视结合当地需求，并和外界联系频繁，学生毕业后就业竞争优势明显（表1）。
由于社会的舆论和政府长期以来的观念引导，致使民办教育在社会中的群众基础比较低，大家对民办教育的质量、成果和产出效益难以放心接受，这成为目前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最大劣势。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由于国家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相对严格的限制，无法形成民办学校好的舆论和信任环境，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
再加上公立学校在民办教育领域的涉足和日趋激烈的民办教育内部竞争，也压得教育投资者们喘不过气来。
世界银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为2.6亿，7.7亿的劳动力需要技能更新。
在政府越来越重视民办教育力量的情况下，其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
2 民办学校收益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我国《教育法》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教育机构均不得以赢利为目的”。
不以赢利为目的，意味着举办者应将办学作为公益事业来对待，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增长，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收入和利润不得分配与投资人。
因此，判断教育举办者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的依据是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所有者对收益如何处置。
寻利是资本的本性，它必定要表现为保值或增值的追求。
投资是考虑风险与回报的，投资教育不是投入教育，如果不允许投资人员获得回报，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指导思想，那就等于要求办学者捐资，这是超越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不现实的情况。
因此，要正确理解“不以赢利为目的”，必须建立在对公众根本利益的把握上，辩证地对待公益性与营利性的矛盾。
中国政府在教育市场上对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使得我国的教育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WTO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来说，某些教育领域与其他的产业部门没什么区别，都是他们资本的寻利之处。
对我国长久以来的教育产业化问题的争议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国民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领域，都属于产业，可以成为投资的领域，当然也就允许资本的寻利。
我们针对于现阶段的教育情况做如下假设分析：教育价格由政府宏观制定，不完全受控于供求关系。
（1）受政府影响的价格函数P=f( p1，p2 ) ，其中p1是政府对民办教育的附加规定，p2是公立学校的价格参考数值，这两个都是由政府确定。
民办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依据成本计量，固定成本不存在大的差异。
（2）民办教育成本函数C=f( FC，VC ) ，其中FC是固定成本，VC是可变成本，它可由教育投资者自行确定。
潜在生源需求无限大，但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大。
（3）Q生（P，C ）代表学生的数量，学生对学校的质量较敏感，即学生数量更多取决于学校投入的成本的高低，并正相关。
（4）Q校（P，C ）代表学校数量，学校对政府制定的价格较为敏感，即学校数量更多取决于价格的高低并正相关。
（5）市场对于民办教育来说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信息充分，投资者完全理性。
如图1，教育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构成，办一所学校的固定成本基本上相等，可变成本的差异决定了学校的好坏，因此，VC的斜率越大，学校越好，学生越多。
教育服务的价格确定，收益率是价格的简单线性关系，但是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学校的经营态度、发展动力以及生存能力，因此，价格越高，学校的收益越高，数量越多。
一定的收益和成本曲线决定了学生的数量，这个Q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校盈亏平衡时的学生数量，当收益和成本的斜率相等时，即MC=P时。
二是整个社会上民办教育中学生的简单总和。
当教育价格升高或学校投入增加时，Q生增加。
学校的数量受供求关系影响，教育价格升高会导致需求和供给曲线斜率变小，学校数量增多。
3 政府与民办学校的博弈分析为了增加民办学校和在校生的数量，政府和学校作为局中人（player）都会有各自的策略集合(strategy set)和支付函数(payoff function)，可建立如表2所示的博弈矩阵。
如果政府提高教育价格，民办学校的数量肯定会增加，与此同时，民办学校会选择提高学校质量从而得到更多的生源，利用规模经济获取更多的收益，在学校和学生数量同时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教育的总福利S（用三角形的面积表示）会提高，如图2：图2中的曲线代表无差异曲线，即在学生总数一定的条件下学校数和校均学生数的关系。
所以当学校数和学生数都增加时，上述博弈取最优解，即政府提高价格，民办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而价格P=（p1，p2）的提高可以通过政府放宽民办教育要价的限制也就是提高p1，或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参考价格也就是p2来实现。
前者可看成是国家政策的优惠和帮助，后者可以通过增加学费和奖学金的方式来达到价格歧视和二次分配的目的，减少搭便车现象，提高资源利用率。
通过纳什均衡分析，当市场成熟后，Q生和Q校在平滑以后的所有均衡点存在唯一必然极限，在T点的值就被视为要价均衡的值，同时也就是最优要价。
这就意味着当市场到达稳定状态时，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实现了帕累托最优，需求得到了充分的供给，学校的数量和校均学生数会相等，社会教育总福利S会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此时S的面积达到最大化。
当达到最优状态时，Q生=Q校，总学生数=Q校2=Q生2 。
此时Q生虽指处于临界点的学生数，但由于是均衡市场状态下，所以也可以看成是校均学生数。
尽管这是个纯理想中的结论，但可以给我们的发展指导方向。
4 对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看法及建议4.1 政府的去行政化监管伯顿克拉克曾提出一个高等教育“协调三角”模式，在这三方相互协调过程中，政府不应该作为行政管理者，而是三足鼎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平衡状态。
同样强调这样一种三角增进机制，政府经济职能被定位于增进民间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
传统政府卡特尔垄断性经济模式之所以缺乏效率，是因为以政府计划方式实现资源配置需要满足两个基本前提条件，而客观实际却很难满足：一是完全信息假定，二是单一利益主体假定。
政府去行政化后可以建立如下教育体系结构。
政府作为教育部门的所有者，最大限度下放经营权，学校实行校长负责自行管理校务，并全程接受外部评估机构监督，做到董、监、理权力相分离。
政府只是在学生的需求反馈上来后，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政策进行引导。
4.2 教育体系的评估机制4.2.1 对学校的评估我國现行教育的评估功效不明显，原因是公办学校缺乏激励机制。
可以采用类似国外的“星级”评定模式进行评估，按软、硬件条件由政府初次划分出不同类别学校的不同星级级别要求，然后每两年评估一次，由下一星级的随机抽取学校派评估团参与对上一星级学校进行考核评估。
一方面，可让低级别的学校吸取优秀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可通过逆向评估法消除评价过程中的腐败问题。
4.2.2 对教师的评估我国教育对教师的认可方式为资历+学术成果，完全忽视了教师的本职工作——教学。
许多年轻教师丧失了教学工作的动力与激情。
年轻教师大多在教学方面比较出色，一味要求他们发表几篇他们并不擅长的低水平文章，还不如鼓励他们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培养出更好更多的学生。
因此，对于教师的评价机制应该调整为学术研究与教学水平双方面考核体系，让那些乐于教学的教师们有选择自己工作方式的权利，有更多的发挥空间，给予教师教学工作的关注是对教育事业的基本尊重。
4.2.3 引狼入圈法则我国公立学校的发展在教育经营效率方面有待改进，缺乏竞争机制，很难向前快速发展，就像一个大牧场中的一大群羊，安逸的生活啃食了大量的草，浪费了大量资源但仍然生长缓慢，身体不壮实。
国外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在这群羊中放进几只狼（引入竞争机制）后，发现羊群的数量不仅没有因为狼的掠杀而减少，反而比以前长得更快更好，数量更多。
羊群是公立教育机构，狼是民办教育，牧场主人引狼后不仅要赋予狼吃羊的权利，还要想方设法取出羊群的庇护伞帮助狼去吃掉它们，直到狼和羊的数量达到了动态平衡。
4.2.4 养鱼喂鱼法把我国民办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与国际比较时，很容易发现投入过少是落后的主要原因。
要想解决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只有通过大力引资，多办学校，在政府法律规定条件下进行不断的联合和兼并以壮大实力，让优秀教育机构通过量的积累来实现质的升华。
特别是在贫困、偏远地区多撒廉价鱼饵，养小鱼，然后让大鱼吃掉小鱼补充营养发展自己，在教育数量增加的同时缓解地区间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
还可根据不同地区的特征，通过投放不同种类的鱼饵饲养不同种类的鱼。
当大鱼成长起来后，政府通过监管手段可以使大鱼负责新的鱼饵的投入，例如民办名牌学校的毕业生可以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引导学校适应当地经济发展宏观目标进行调整等（图3）。
参考文献［1］袁振国.发展我国教育产业政策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2］袁振国,周彬.中国民办教育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3］Friedman. Public Schools: make them private ［J］.Education Economics,1997（5）：341-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