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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佛教造像艺术浅论导言辽代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其时期跨越了公元916年至1125年。
在这个时期，佛教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艺术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和宗教信仰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
辽代佛教造像艺术是辽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佛教在辽代的地位佛教在辽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影响着人们信仰和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辽代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期，其中包括了契丹族、汉族、高丽族、女真族等多民族的融合。
佛教不仅仅是道德和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
佛教这种教义给这个时期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信仰。
近年来，佛教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变化。
而辽代的佛教文化也为我们探究佛教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
辽代佛教造像艺术的起源与特点佛教的传入为辽代佛教造像艺术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和空间。
佛教图像：仏像第一：仏像是一种契丹画像的表现方式。
由于契丹人造像工艺独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造像领域卓然独步。
第二：在辽代的佛教造像艺术中，佛陀造像严格按照那伽经，宗教改革对造像严格规定和繁复的技术要求，使得辽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风格显得相对单一而保守。
佛教状态：辽代佛教的陶渊明在辽代时，佛教在契丹帝国领域内处于文化和社会上的领导地位，成为契丹社会的精神支柱。
起初，佛教对于契丹民族的深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佛教在辽代的流传和发展推动了契丹民族的革新和进步，使得契丹社会更加开放和多元化。
同时，佛教亲和力顽强不散，成为了较为稳定的文化传承和信仰状态。
佛教文化：显祖扬宗的精良传承辽代的佛教造像艺术的表现内容包括人物形象、动植物、传记、禅理与佛教门第等。
整个佛教文艺中，以佛陀造像为最高典范。
辽代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多元性等特征。
同时，佛教造像受到汉文化、唐代造像、西域造像、中国规矩等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佛教文化传承的精髓。
导言一、学术史回顾契丹王朝上、下阶层皆笃信佛教，佛教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长期以来，辽代佛教是一个不太被注意的领域。
20世纪初，日本东洋史学界对中国满蒙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对辽代佛教的探讨才真正开始。
20世纪前半期有分量的研究几乎都是日本学者做出的。
20世纪后半期则以中国学者的成果居多。
总体而言，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辽代佛学的研究（1）辽代佛学宗派、名僧及其著作辽代佛教义学宗派繁荣、佛学研究发达。
1913年，日本学者胁谷撝谦发表《辽金佛教的中心》①，最早提出辽代佛教教学的中心是华严学。
1933年，日本学者野上俊静根据后人所补《辽史·艺文志》和高丽大觉国师义天编撰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简称《义天录》）所著录的辽代佛学著作中华严宗章疏居多，得出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教学中心的结论。
②野上氏全面搜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其观点自然很有影响。
此说一提出，长期成为定论。
直到1983年，另一位日本学者竺沙雅章修正了此观点。
他根据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发现的《契丹藏》里有很多唯识学著作，房山石经题记中有很多唯识学僧的记录，石刻材料中有很多以燕京为中心的寺庙开“唯识论”讲习的记载，进而提出唯识宗（即法相宗、慈恩宗）居于与华严宗相匹敌的地位，两个宗派都是辽代佛教的中心。
③①《六条学报》第135号，1913年。
②（日）野上俊静：《辽代佛教研究》，《摩由罗》第2号，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1933年。
③（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一部《宋元佛教的北流及其影响》之第一章《宋元时代的慈竺沙雅章根据应县木塔、房山石经发现的华严宗典籍，分述圣宗朝、兴宗朝、道宗朝华严学说在佛典刊行、教学方面的繁盛。
①他还详细考述了新出的辽代华严学典籍及其向高丽、宋流传的情况。
辽代名僧辈出，佛学著作颇丰，其佛学著译学术化特征鲜明。
佛教传入辽朝原因及来源探析作者：孙国军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孙国军（赤峰学院学报编辑部，内蒙古赤峰 024000）摘要：关于佛教传入契丹，很多学者从史书记载分析，大多认为是契丹用来安抚俘掠来的汉人的精神工具。
本文从佛教传入契丹本土的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入手，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在辽朝广为传播，有其功利因素，但亦与佛教对契丹长期影响息息相关，且佛教对契丹人的影响要追溯中原佛教和回鹘佛教两大渊源。
关键词：辽朝；契丹；佛教；汉人；回鹘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06-04关于佛教传入契丹，很多学者从史书记载分析，大多认为是契丹用来安抚俘掠来的汉人的精神工具。
笔者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在辽朝广为传播，有其功利因素，但亦与佛教对契丹长期影响息息相关，且佛教对契丹人的影响要追溯中原佛教和回鹘佛教两大渊源。
一、佛教流入契丹的客观因素关于佛教最早传入契丹地区的记录出自《旧五代史》：天祐末（827-907年），安巴坚[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
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
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
①这一史料记载安巴坚（阿保机）沿用中原制度称帝建国，修建城郭等等均为受“燕人所教”。
并且修筑汉城，专门安置汉人，并在汉人居住区修建佛寺。
因此说于阿保机允许佛教在契丹传播并建寺大力扶持，其主要目的是安置其从中原俘虏来的汉人毋庸置疑。
《辽史》中则明确记载了唐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下令修建了契丹境内的第一座佛寺——开教寺。
（902年）“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
②唐末与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的战乱，加之突厥、回鹘汗国的衰落，使得契丹得到了少有的发展机遇。
唐天复元年（901年），岁辛酉，痕德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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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
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
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
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
这一点，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体现，我省的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原文化，越来越多地濡染着契丹人。
辽代佛教逐步兴盛
奉国寺位于我省锦州市义县城内之东北隅，自山门以内，沿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楼、无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辽代遗构大雄殿外，其余皆为清代重建。
奉国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千年国宝、无尚国宝、罕有的宝物”，虽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学界仍公认其大木结构乃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初创之时的辽代原构。
大雄殿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气势非凡。
殿无论是规模与形制，抑或铺作以及用材等，均已达到现今所知古代遗构的最大极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深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先生发表《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称，“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
辽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
而奉国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时期，其时佛教之盛，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所体现，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生活常识分享。
佛教之二十六：中国辽夏金元诸代的佛教2佛教之二十六：中国辽夏金元诸代的佛教2(3)金代佛教的传入与展开女真在建国以前便已从临近的高丽、渤海等地输入了佛教。
灭辽后进入中原，又占领了宋都汴梁及淮河以北地区，当地发达的佛教文化给予女真人更大的影响，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也佛化了。
金朝诸帝对佛教皆采取扶植政策，把大量的土地、金钱赐给僧人，致使寺院快速发展。
" 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 ，" 僧居佛寺，冠于北方。
" 不过金代统治者也吸收了辽代过份崇佛导致国力衰退的教训，对佛教的发展实行严格的控制。
金朝效仿唐宋，建立自上至下的僧官制度，考试僧尼，发放度牒，严禁民间私建寺院。
凡私自度僧者，给予严厉的处罚。
金代早期对佛教的管理是严格的，然而章宗朝以后，国内政治腐败，外有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朝统治者也效法宋室，公开出售度牒、师号以补国库亏空，从而导致僧侣队伍的腐败。
金朝继承了辽、宋两代北方佛教事业的基础，所以比较成熟、发达。
在佛门诸宗中，仍以禅宗的临济和曹洞两派最为流行。
临济一系有道询(1086年——1142年）住山东灵岩寺传法，较有名气。
圆性(1104年- -1175 年）在大定年间曾住持燕京潭柘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三编行世。
另有相了(1134年——1203年）、道悟(1151年——1205年）和教享(1150年——1219年）等人在北方各地传播杨岐" 看话禅" 一派的禅法。
曹洞宗中最著名者当推万松行秀(1166年——1246年），俗姓蔡，15岁出家，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大明寺参雪严长老，" 豁然开悟" ，并成为嗣法门人。
后还邢州(今河北邢台），建万松轩自适，号称万松老人。
他曾受金章宗之命入宫说法，受赐袈纱。
他写的《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是当时禅宗名著。
他的弟子称赞他" 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材无碍。
" 他曾劝金、元两朝名臣耶律楚材"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成为一时的名言。
收稿日期:2005-04-25作者简介:高华平(1962-),男,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本文所谓的《全辽文》是指阎凤梧所辑《全辽金文》的上部《全辽文》。
②关于唐代僧诗在全唐诗中的比例,参见拙作《唐代的诗僧与僧诗》一文,待刊。
第39卷 第5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 V o.l 39 N o .5J OURNAL OF ZHENGZHOU UN I VERSITYSep .2006《全辽文》与辽代佛教高华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 要:《全辽文》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看,其中完全或者主要是关于佛教内容的共有259篇,占其总数的23%。
这些内容既涉及到帝王后妃,也涉及到平民百姓,其中还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 千人邑 活动的记载,为研究辽代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还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佛教主要为密教,信徒普遍诵持陀罗尼真言,《全辽文》中为数众多的 经幢记 、 塔铭 、 墓志铭 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关键词:《全辽文》;辽代佛教;文学中图分类号:K 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5-0028-04清末缪荃孙辑《辽文存》和王仁俊辑《辽文萃》,有辽一代文章搜罗已广,陈衍《全辽文》之编,内容更全。
近年山西大学阎凤梧等先生重新汇辑辽代遗文,共得辽代作者228人、文810篇,比《全辽文》增收作者7人、文14篇[1](上),为学界深入研究辽代文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全面更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辽代的文章十之八九皆为帝王诏册、大臣奏议和文士们日常生活中创作的序跋碑铭题记之类。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大多质朴无华、实用性强,质实有余而文采不足,除了在应用文的骈俪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地位外,似无足多称。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这些文章作为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史料来看待,我们就会发现其特殊的价值。
昔陈垣先生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云: 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大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荃孙)、王(仁俊)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
[2]然陈氏当日所据辽文既有不全,其所论之目的又本不在辽代佛教。
今乃袭陈氏之故技,依阎凤梧等重辑之《全辽金文》辽代部分,以对辽代佛教的显著特点有所论列。
①正如刘勰著《文心雕龙》时所言: 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
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
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
1对于辽代佛教的研究,国内的学者涉及者不少,但专门的研究尚未得见。
而日本的学者则早已对之有较专深的探讨,不仅镰田茂雄等人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有专章讨论,而且还早就出现了野上俊静、胁谷谦、神尾一春等人论辽代或辽金佛教文化的专门著作。
不过,从《全辽文》等现存文献来看,他们的观点有些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辽代佛教的兴盛,前人一般举辽朝帝王如太祖、圣宗、兴宗、道宗等实行崇佛政策为例以说明之。
因为帝王的提倡与奖掖,无疑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与兴盛标志。
但从《全辽文》来看,辽代佛教的兴盛,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首先,现存辽代文章中出自佛教僧侣之手或内容关于佛教者占了绝大多数,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很能看出当时佛教兴盛之一斑。
新编《全辽文》中共收录辽代作者228人( 无名氏 视为1人),而在这些作者和作品中,佛教僧侣作者达35人,篇题有 佛 或 释 等字样以及内容明显是关于佛教的作品,即有259篇,分别占到《全辽文》作者总数的16%和作品总数的32%。
这个数字,比唐代僧诗在全唐诗中占约28%的比例还要高②,可见当时佛教已深入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之中,人们动笔用墨时不得不与佛教相联。
其次,从《全辽文》中的碑铭或哀册文章来看,当时社会信佛或出家者非常普遍。
辽代的各朝帝王崇佛已见于《辽史》,帝后王妃之信佛,则唯知辽景宗耶律贤的睿知皇后萧燕燕 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 [3],其它则不得而知。
而辽代文章却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这方面记载的不足。
如辽圣宗耶律隆绪的钦哀皇后萧氏,史无明文考知其与佛教的关系,但出于辽道宗耶律洪基之墓的《圣宗钦哀皇后哀册》称萧氏: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义;动必协于人心,静必从于佛意。
可知萧氏必同辽圣宗耶律隆绪一样笃信佛教。
又如兴宗耶律宗真的仁懿皇后萧氏,耶律孝杰的《仁懿皇后哀册》曰:精穷法要,雅识朝纲。
建宝塔而创精蓝百千处,即中宫而居永乐宫迨五十霜。
可见其亦应是信崇释氏的。
再如辽代最著名的女诗人、道宗的宣懿皇后萧观音,《辽史 宗室传》说她 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 。
她的名字 萧观音 似乎已显示出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因为根据《辽史 礼志》记载:辽太祖曾 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
尊为家神 。
而《全辽文》所录无名氏撰《萧孝忠墓志》即载当时民间也有生女取名 观音 、 天王 的;而当时的寺庙又常修 观音菩萨像 、 大德亦常诵 《观音》《弥陀》等经①,足见辽代佛教观音信仰的普遍。
但萧观音本人是否信佛,则并无确证。
而《全辽文》可提供这方面的线索。
辽天祚帝乾统元年(公元1107年)张琳撰《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曰:(萧观音)文章非学至之然,佛法本生知之性。
静修蘋藻,动节珩璜。
仪形祖祢,轨范嫔嫱。
这说明萧观音不仅进入皇宫后与其公公、夫婿一样崇佛,而且其佛教信仰是自幼以来早就建立了的。
而这种佛教信仰与其诗歌创作之间,应该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
再次,从《全辽文》来看,辽代佛教的兴盛更主要的还表现在当时民众信奉佛教的众多、虔诚和普遍上,当时的情形真可谓 室室有出家之人,处处闻念佛之声 。
《全辽文》因多应用性文体,故其中所录碑铭类作品有相当分量。
而由于这些碑铭类作品必记传主生平、爵里、先祖子嗣,故常常能从此类文章中透露出其宗族的佛教信仰状况:郝云《韩瑜墓志铭》:长女喜佛,早亡。
杨佶《秦晋国大长公主墓铭并序》:诸孙在旁,恻恻恳褥。
焚香祝天边佛,设供饭无边僧。
王泽《王泽妻李氏墓志铭并序》:夫人慈爱宜纯植性 习之愿,近于佛乘。
净信三归,坚全五戒。
清旦每勤于焚祝。
常时惟切于诵口。
有三女:长法微,出家,受具戒,讲传经律;次适三班判官郑涛;次崇辩,亦出家,诵全部莲经,习讲经律。
(王纲《王泽墓志铭并序》略同)王言敷《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铭》:仍复自备净食,时为斋设,诱之趣善,饶益颇多。
至于居常公务之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诵经教为所急。
韩诜《董痒妻张氏墓志铭并序》:孙女五: 省哥,落发为尼。
龚谊《大辽保安军节度使邓君墓志铭并序》:女子四人:长适进士安曼期,次为比丘尼释了洙《悟空大德塔铭并序》:载三十六岁,嫠居。
誓不再嫁,训毓诸孤 为沙弥。
士大夫妻有嫠居者,感而慕道 者数人。
李忠盖《惠州李祜墓幢记》:偶妻李氏,所育三男:长男业经,沙门僧元才无名氏《董承德妻郭氏墓记》:孙女三:尼圆朗、弓哥、寿哥。
无名氏《郑士安遗行铭记》:女三人:长任郎妇,次马郎妇,次故尼圆融。
无名氏《李内贞墓志》:次二女:尼归敬、归运,并于敬善寺出家。
无名氏《史洵直墓志铭》:孙男三: 次曰禄孙,出家,法名行敷,礼西京石佛院诠正大师。
这里所引的尚只是《全辽文》墓志铭中的部分材料,其他见于 塔铭 、 经幢记 的材料亦复不少,此不一一征引。
然仅此已可见当时民众信奉佛教的概况。
当然,能说明辽代民间奉佛的普遍和佛教兴盛面貌的,还有关于当时民间普遍组建的名为 千人邑 的信众社团。
日人镰田茂雄在其《简明中国佛教史》中曾说: 辽的佛教还渗透到民众之中,产生了千人邑会。
千人邑会分隶于各个寺院,由寺主担任领导,一般以在家信徒为会员,会员有一定的施财义务。
[4]从《全辽文》中的文献来看,有14篇内容涉及 千人邑 的情况②,除王正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详细记叙了结千人邑的目的之外,更多的都只是部分涉及到这个问题。
如李仲宣《祐唐寺创建讲堂碑》云: 其邑人姓名,俱列碑阴。
释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曰 结千人邑 等。
但即使是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认为对镰田茂雄的旧说也有补充和完善的必要:①②参见《全辽文》中的《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刘成,P114)、《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李检,P630)。
《全辽文》涉及 千人邑 的14篇篇目是:释志愿的《葬舍利佛牙石厘记》、王正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李仲宣《祜唐寺创建讲堂碑》、释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王实《石龟山遵化寺碑并序》、释行阐《义丰县卧如院碑记》、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释行鲜《涿州云居寺供灯塔邑记》、宋璋《广济寺供殿记》、无名氏《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无名氏《双城县时家寨净居院舍利塔记》、无名氏《释伽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无名氏《建塔题记》、无名氏《獾州西会龙山碑名》等。
参 考 文 献[1]阎凤梧.金辽全文:上(全辽文)[Z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2]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A ].明季缜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下册[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宋会要辑稿 蕃夷[Z].北京:中华书局,1957.[4]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M ].郑彭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汉语大字典:一[Z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6]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上[Z ].北京:中华书局,2000.(责任编辑 陈朝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