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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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综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提高以及女性问题日益增多,使得学术界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不断加深。
尤其近20年,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
这一现状得益于少数民族妇女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本身极具特色,使口述史研究各具特殊性,例如满族、苗族、蒙古族等。
研究者利用口述访谈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和社会生活等主题进行研究,其需要注意的问题、资料的收集、整理等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
虽然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地不足,但总体上有利于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发展。
标签: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访谈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这在国内外都早已有之。
在中国有《论语》,在国外则如《荷马史诗》等。
现代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展。
它不仅因为个人史、社会史等微观史学的兴起而诞生,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用访谈进行资料收集的研究比以往更方便。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研究者就已经对重要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资料搜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口述史初具规模,开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口述史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口述历史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1],其中比较有成就的当属抗战口述史、知青口述史以及女性主义口述史等[2]。
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主要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女性问题日益增多。
而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则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思想传入后,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3]。
英国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就是它对家庭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这使得历史学家对家庭史的研究得以深入到家庭内部中去。
而妇女无疑是家庭當中各种关系的结点,对妇女的口述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4]。
尤其近20年来,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以李小江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为代表,还包括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宝贵敏的《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卢小飞的《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刘云,杨霞,张玉霞的《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建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赵明湄的《80后摩梭女达布口述生活史》、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吕铁力的《生育人生》和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专著。
一、口述史学义界人类原始发展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语言。
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
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
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
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
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内容,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
这既与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
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诗经·小雅》“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诗经·大雅》“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春秋谷梁传》“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
”《荀子·非相》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
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
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环境,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文学了。
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
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
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導讀人:盧忻謐『第一部分: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省思』 從事女性口述歷史的幾個問題一、 一、 女性口述歷史的重要由於女性史料蒐集不易,因此透過口述歷史能夠了解受訪女性的生命史,更可觀察女性在當代的角色與地位,並補充文字史料的不足。
二、 二、 訪問女性應採何種方式訪問女性應採何種方式??從技術上來說,女性口述史與男性並無不同,但在內容上卻有分殊,有三個問題值得思考:(I )是否應具性別意識?或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從事訪問?作者不反對主訪人具女性主義的觀點,且認為具性別意識才能確切掌握女性受訪人的情境,以訪問女性工作者的待遇為例,需進一步關心與女性工作權益有關的法規,例如單身或禁孕條款等,藉此亦可突顯女性受訪人的特性。
(II )應偏重哪些內容?一般而言,訪問女性受訪者通常會出現與個人事功或國家、社會無關緊要的敘述,因為家庭生活占據女性生活的大半,然而這類的口述卻是家庭史的重頂素材。
依作者的經驗是,即使受訪人是具專業長材的女性,訪問的方式也不應侷限在專業技術或活動上,婚姻或居家生活可一併關心。
(III )突顯「父權宰制」的觀念?是否應以「父權宰制」、「兩性不平等」的話題引導受訪人不妥當,因為不是所有女性都具女性意識及曾有父權壓迫的經驗,同時也容易誤導受訪人的回憶。
三、 三、 訪問女性應否設限訪問女性應否設限?? (I )主訪人是否應具性別限制?只要主訪人具女性觀點,能從女性立場進行訪問即可,男性主訪人有時會有不同於女性的關懷面,可發展成兩性的相互了解及化解兩性衝突。
(II )受訪的對象是否有年齡限制?主張訪問七十歲以上的婦女,因為她們看到的歷史變遷較多。
同時,也贊成對不同階層及族群的女性進行訪問。
(III )受訪人的認知應否設限?主訪人勿將受訪人侷限在生活的一角,例如可激發受訪人對不同時代的生活做比較,服裝、髮飾、社會重大事件,都是訪談素材,有助於受訪人認知的擴大。
口述史方法在课题研究中的价值探析随着20世纪40年代现代口述史学的兴起,口述史研究及其研究方法不仅在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得到了重视与推广,在教育研究中也得以逐步应用。
国内教育口述史研究目前还是集中在抗战史和高教史的研究上,而对口述史在基础教育和教育科研领域的应用和研究则涉猎不多。
当前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应用广泛,口述史研究方法及时、易用和生动形象特点,对当前的中小学教师的课题教育研究大有裨益,完全可以成为课题研究中重要的补充和辅助工具,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一、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特点1.口述史的概念口述史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
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创建了口述史研究中心,第一次提出口述史的概念,并运用其研究方法记录、整理美国部分重要人物的回忆,由此,现代口述史研究作为一个新领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口述史的研究。
尽管目前关于口述史尚未有一个明确权威的概念,但多数学者认为,口述史就是运用录音或录像设备,通过访谈或口语叙述的方法收集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科。
同时,由于口述史是一种通过对话方式来收集历史事件的重要资料,所以,口述史又可以视为一种研究方法。
2.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特点口述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访谈、收集、资料整理和分析、下结论,其中,最基本的研究策略是借助录音或录像设备的口述访谈法,其本质上属于质性研究的方法,具有质性研究的特征。
除了质性研究的一些特点之外,就口述史研究方法而言,还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动态性。
口述史是一种对话,强调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所以体现出一种动态的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口述的史料或资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出某种动态性。
同时,口述访谈虽然是研究者有计划的访谈,但是访谈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很多新的素材和观点,可能会改变原有的访谈计划,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适应这种变化,是动态性的呈现。
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杨祥银提要: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一直以来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述的“缺席者”与“失语者”。
而口述历史正是我们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理解与反思的基本手段。
倾听妇女自己的声音,不仅有助于弥补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的缺憾,更有助于从女性的独特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关键词: 妇女史 口述历史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口述历史作者杨祥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硕士生。
(北京 100102)一、让女性发音:女性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综观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历史的另一半———妇女基本上被排除于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与艺术的领域之外。
女性成了人类历史的“缺席者”,她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反映与呈现,她们的经历被忽视,她们的贡献被淹没,她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沉默群体”。
即便偶然写到女性,也是因为她们的活动与经历与男性有关。
20世纪初,随着新史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一部分西方激进的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男性精英人物的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
在这股“自下而上”的史学运动中,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家倡导的妇女史成为史学界中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
但是,妇女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女性史料的匮乏.于是,妇女历史学家便提倡一种让每个妇女都有机会说话的方式来撰写女性的历史,而当时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正好迎合了妇女史研究的需求。
正如中国20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主持人李小江教授所说的,“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
……而妇女史的崛起和口述史的重新启用,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20世纪中期)同步进行,两者相互推动,成为近代以来史学革新运动中比肩行进的战友。
”①于是,挖掘女性口述历史便成为让女性进入历史叙述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女性与男性共创历史的观点,肯定妇女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口述传统研究<方小莉***内容提要:本文以美国黑人女性叙述文本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口述传统在美国黑人 女性文学中的发展与功能,同时也探讨黑人女奴叙事在口述传统方面对20世纪黑人女性小说叙述带来的影响。
黑人女性善于借用口述传统,通过对自我经历的再现,从 自己的视角定义自我的身份、建构自我的主体性;她们同时也通过口述传统彰显了自我声音的强大力量,并借用这种力量来解放自己,为家人贏得自由;最重要的是,黑人 女性通过口述,储存家族和民族的历史,并代代相传,与所谓的官方史形成有效协商,也为阅读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口述传统;身份建构;声音的权威;历史储存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 A m erican black wom en’s literature,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o f the slave narratives by black women on the oral tradition of black wom en’ novels in 20th century. Black women define their identity and construct their subjectivity through o ra lity;they also demonstrate the great power of their voice and w in their freedom through orality. W h a t’s m ore,black women preserve and pass down fam ily and national histories through o ra lity, which negotiates with the official documents and provides the readers w ith the other side of Am erican culture.Key words: oral trad ition;identity construction;authority of vo ice;history preserver在美国黑人文学中,口述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传统,它始于奴隶叙事,在现当代黑人作家的小说中也依然得到继承和发展。
全球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口述史甲—访谈员 乙—陈明侠甲: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首先想请您讲一下您是如何理解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
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于我来讲,我个人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更愿意提女权主义。
这可能跟我是搞法律的有关。
因为我觉得女权主义就是为了争取女性的权利,而争取女性的权利并不是说她要去分男人的权利,而是争取她应该得到的权利。
但是在以前她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呢,作为女权主义的运动者呢,她就起来,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让女性从下而上的把自己的权利能够通过运动,通过各种活动去争取得到。
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我很简单啦,也很直的),它就是一种为了争取女性所应该得到的权利的一种主张、行动,你说是主义也好,一种运动也好,一种理论也好。
我觉得是从理论到运动到实践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女权主义。
但是女权主义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情况以及各种情况不同,从它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的不同、人群的不同、阶层的不同,所以女权主义有不同的派别。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想谈太多了,大家都非常清楚。
搞女性主义的人,或者说搞女权主义的人,她们都非常清楚和明白。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想说了。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
甲:那您认为您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么?乙:对!我认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不回避这个问题。
甲:您的个人成长的背景、生活的历程、工作的经历,与您的女权主义的思想产生有什么关系吗?您的(女权主义)思想的萌芽?乙:怎么说呢,我觉得,要说的话,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出生在一个很封建的家庭里。
比如说我的大爷、我的爷爷家根本不许我们女孩子去读书。
所以我听我的姐姐和妈妈讲,我姐姐上学的时候,因为解放前,就是49年以前,学生也是穿校服的。
所以,如果我大爷从老家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妈妈是要拿着女孩子要穿的旗袍在大门口等着的,等着我姐姐她们下学回来换上衣服再进到屋里去。
我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比如说有客人来了,是很讲规矩的。
第28卷第1期外国经济与管理Vo l.28No.1 2006年1月F oreign Eco no mies&M anag ement Jan.2006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950(2006)01 0023 07国外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研究现状综述何建华(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天津300071)摘 要: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研究是职业生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等三个方面对国外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对我国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女性;职业生涯;开发女性职业生涯开发是多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学者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对传统职业生涯开发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反思。
国外许多研究人员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开拓,他们对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的阶段、路径、模式、影响因素和策略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描述和解释。
女性职业生涯开发概念的提出与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女权运动的兴起密不可分。
二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匮乏,大批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
职业女性的生活重心从传统的以家庭为主转为家庭与职业并重。
如何更好地利用女性人力资源,提高女性劳动者的工作生活质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女权运动在西方国家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新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持社会性别观点的学者在重新审视了职业生涯理论体系之后认为,既有的职业生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为蓝本,是典型的男性职业生涯开发模式。
他们认为,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职业生涯理论不足以解释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形态(Betz和Fitzgerald,1987)。
针对这种情况,Caplow(1954)等提出了创建独立的女性职业生涯理论的主张,其宗旨就是要在工作场所和职业生涯开发研究领域赋予女性更多的 话语权 。
一、国外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研究的历史沿革如同一般职业生涯开发研究,国外女性职业生涯开发研究也历史地分立为职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两个方面。
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关系辨析
李慧波
【期刊名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年(卷),期】2018(000)001
【摘要】学界对妇女口述历史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女性口述历史"比"妇女口述历史"更能涵盖全面.女性口述历史包括两个方面,即作为口述史子集的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后者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二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口述历史.通过对关注的主体、认识的视角、研究的内容等方面对作为口述史子集的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为妇女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作出努力.
【总页数】7页(P34-40)
【作者】李慧波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北京 1001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1
【相关文献】
1.现代口述历史与音乐口述历史理论及实践探索——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与思考 [J], 丁旭东
2.口述历史中口述者的话题回避及应对措施——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 [J], 王斐斐;
3.历史与口述历史——观众在“口述历史”节目里获得了什么? [J], 许行明
4.口述历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意义刍议——以佛山市图书馆口述历史影像档案为例[J], 梁燕
5.口述历史的实践与探索——以《口述历史——抗疫战士》为例 [J], 彭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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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口述史甲—访谈员 乙—陈明侠甲: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首先想请您讲一下您是如何理解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
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于我来讲,我个人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更愿意提女权主义。
这可能跟我是搞法律的有关。
因为我觉得女权主义就是为了争取女性的权利,而争取女性的权利并不是说她要去分男人的权利,而是争取她应该得到的权利。
但是在以前她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呢,作为女权主义的运动者呢,她就起来,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让女性从下而上的把自己的权利能够通过运动,通过各种活动去争取得到。
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我很简单啦,也很直的),它就是一种为了争取女性所应该得到的权利的一种主张、行动,你说是主义也好,一种运动也好,一种理论也好。
我觉得是从理论到运动到实践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女权主义。
但是女权主义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情况以及各种情况不同,从它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的不同、人群的不同、阶层的不同,所以女权主义有不同的派别。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想谈太多了,大家都非常清楚。
搞女性主义的人,或者说搞女权主义的人,她们都非常清楚和明白。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想说了。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
甲:那您认为您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么?乙:对!我认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不回避这个问题。
甲:您的个人成长的背景、生活的历程、工作的经历,与您的女权主义的思想产生有什么关系吗?您的(女权主义)思想的萌芽?乙:怎么说呢,我觉得,要说的话,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出生在一个很封建的家庭里。
比如说我的大爷、我的爷爷家根本不许我们女孩子去读书。
所以我听我的姐姐和妈妈讲,我姐姐上学的时候,因为解放前,就是49年以前,学生也是穿校服的。
所以,如果我大爷从老家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妈妈是要拿着女孩子要穿的旗袍在大门口等着的,等着我姐姐她们下学回来换上衣服再进到屋里去。
我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比如说有客人来了,是很讲规矩的。
有客人来了你不可以探头的,如果你探头了的话,啪,给你一个嘴巴,就要把你打回去。
我虽然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和长大的,但是,我的母亲却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在她的印象里,女孩子都要读书,都要自立。
本来旧社会女的是没有名字的,但是我的爸爸给她起了名字。
所以这样的话呢,她自己也是有名字的一个女性,她就觉得女性必须要自立。
她让我大姐学医,我们家大姐是医生。
我二姐就是做的教师。
那到我三姐呢,已经开始有地下党搞运动了,我三姐参加了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她自己喜欢美术,她就想学美术,那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坚决反对的。
可是呢,最后呢,也是没有阻拦住她,她学了艺术。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我们虽然出生在封建家庭里,但是由于母亲很自立自强,她也愿意我们都是自立自强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女性应该很自立,有自我意识,这一点我是从小就有了。
但是说真正的接近女权,就是说有女权主义思想或者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思想,又从事这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与我从小就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而且呢有这么样一个女性应该自立的思想;以及我学了法律,而且我后来从事了婚姻家庭法,我接触了很多女性,研究家庭的一些变迁、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和这个也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甲:您的女权主义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发的呢?乙: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靠后了,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嘛,我是搞法律的。
我觉得法律,一开始认为它是公平的,它是正义的,它是正义的化身。
但是呢,因为我搞婚姻法,随着婚姻法研究的深入,我接触了很多弱势的群体。
特别是在1990年开始,我们法学所成立了一个人权研究中心。
我是人权研究中心管妇女人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开始了对妇女的状况和妇女人权问题的讨论,这个时候呢逐渐的开始有女权的思想。
因为更多的了解了女性,也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社会不同面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1990年, 80年代末吧 ,很多妇女问题又重新出现了。
当时不断的调查,修改婚姻法,制订妇女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更多的接触到妇女的问题,所以又搞妇女的人权,所以开始研究这样一个问题。
甲:您刚才提到了您的一些感兴趣的课题,参加了一些实践活动,也看到了您有很多丰硕的成果。
是不是可以说您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是女性主义的或者女权主义的?乙:我觉得恐怕这有一个过程吧。
(笑)一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从法律的角度,保护妇女的权利,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家庭的权利。
恐怕一开始还是从这个角度。
或者是从整个人权的角度,当时也有妇女人权,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妇女的权利和妇女的人权,以及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也就是用女权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和看待问题的问题,这有一个过程。
我觉得,在95年之前,对于我来说,社会性别这个概念是很陌生的,我并不清楚。
95年以后我接触了这个名词,就是什么叫社会性别,什么叫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怎么样有一个社会性别的视角。
我觉得是95世妇会在北京怀柔召开以后,才开始有这样一个观念和这样一个看法。
但是真正的接受社会性别的这个观念或者说这种分析方法,我觉得还是我们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或者说我们反对家庭暴力项目开始以后。
我觉得我才逐渐有的。
因为我是1999年末到2000年吧,我们的项目开展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项目的第一期的社会性别培训。
因为当时我们的项目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分项目的负责人,也必须要接受社会性别培训。
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们就不允许他(她)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所以呢我首先就应该接受这样的教育。
所以从那以后我的真的女权主义的视角和观念才开始有的。
甲:您觉得95年您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有这样的两个视角,不同的视角是吧?乙:对,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区别,不能说是绝对的两个视角。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觉得,社会性别这种分析方法是95世妇会以后我才开始关注的,到了我们项目以后我才真正地运用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来看待一些问题。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
甲:您觉得和以前的法学的那种角度看问题有什么不同么?乙:跟法学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我觉得,那当然了,我看待法律的时候我会用性别分析方法去分析法律。
所以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嘛,这个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所以能够成立,也和我们在搞这么多的项目当中,我们觉得在法律中存在很多性别的盲点。
所谓说的公平和正义,实际上是把人抽象了出来。
人是分为男人和女人的。
但是这个法律是以男人为标准的来制定这样的法律,用男人的标准由男人制订的法律来约束整个社会。
而整个社会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
我觉得我在以前不可能有这个看法。
在这之后呢,我觉得我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因此我们呢,这个中心也就更好的想从这个性别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一些法律的性别盲点和缺失。
从而使我们的法律更好的为男人也为女人服务。
甲: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乙:我觉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相结合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变化。
就是在我60岁的时候,之前我基本上是从事理论研究的。
当然我这个理论研究呢,它是和实践比较紧密的。
因为我搞实体法。
这和搞纯理论是不同的。
我搞实体法如婚姻法、妇女法。
那么婚姻法、妇女法这些都是要和实践紧密相联的,比如说从90年代初,我做妇女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那么象这样一些问题,我开始就是从妇女的权益保障角度出发的。
也就是说我研究妇女的问题和妇女的权利保护,好象是说我们去保护妇女的权利,从这个角度。
但是从我接受了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的观点开始,95世妇会我开始用了它之后,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变化。
那就是说,不是我们的研究去保护妇女权益,而是我们就应该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待分析我们的法律和去用这个视角去研究社会问题研究妇女问题,所以把它从“上面的”一种态度而变成了和妇女一起,赋权于妇女,和妇女一起来研究和解决妇女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样就会使我自己的研究更加丰富。
也就是说过去是理论来理论去,也说理论联系实际,但是这个理论联系实际和我现在的女权主义的方法(不同)。
我站在妇女中,作为妇女的一员,来共同研究解决妇女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妇女更加得到解放和更加有权利意识,从而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觉的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做这些工作的人,应该说性别敏感度是挺高的。
比如说我们的反家暴项目,我们从始至终都是以社会性别观点为一个出发点和我们的始终的。
这样我们谈出来的东西,写的东西就会和没有这种观点的人有非常大的区别。
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理论研究和实践是有紧密的联系。
而且是从作为妇女的一员,从妇女的本身的差异和本身的一些情况出发,更好的去研究妇女的问题。
也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不同的。
甲:您可以举个例子,实际的例子来说说做实践活动的意义。
乙: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反家庭暴力的项目吧。
从2000年6月,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有15个分项目。
这15个分项目,比如说口述实录,还有像立法。
口述实录呢,这个不是我做的啊(笑),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分项目。
他们就跟妇女做这个口述的访问,通过口述和妇女站在一起来回顾她受暴的过程而同时在谈话中,让她能够唤起自身的一种权利的享有。
通过这个访问以后不仅能让她认识,她受暴不是她的问题-过去她认为是她自己的问题,而且她能起来,反对这种暴力。
最后有的人,采访的对象,变成了反对家庭暴力的志愿者。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过程来看,你如果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来研究她,和你与她站在一起来共同研究妇女问题(有很大区别),大家自己赋权于自己,从而能使每个人自己都觉悟起来,那就是女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你比如说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比如说受害者的培训,施暴者的培训。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让男性认识到女权主义,或者说让男性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让他认识到自己这样做实际上自己也是一种受害者。
是什么受害者呢,是一种男性主宰社会,这种男权文化和男性专制的这样一种东西而造成对他的危害,使得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得到认识以后,就能够更好的使社会向着一种平等的,性别平等的方向前进。
那就是我们的项目。
另外,比如说我们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是我亲自参与的,而且我也是主要的参与人之一,我们就注意到,在我们的法律中要充分体现出性别平等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呢,比如说受暴者,当一个长期受暴的妇女,她犯法了她杀了她丈夫。
那么对于这样的妇女怎么样保护她,怎么样让她能够在判刑中得到她应有的权利,能够减轻她的罪责等等这些。
又比如受虐妇女综合症等等这样一些理论,在我们项目中的运用,就可以使得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可以在取证,在证据方面,在保护方面,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能够更有性别视角,从而就能够提出创新的,有性别视角的法律的观念。
因此我们已经向全国人大——第十届人大,提出立法的,新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建议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