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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它研究了公共部门决策的运作方式以及政府决策如何受到个体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探讨其对政府决策的具体影响。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关注政治决策与市场决策的不同之处，强调政府决策过程中存在的特定问题。
其核心概念包括以下几点：1.1 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决策的产生并非基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有关。
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政治家、利益集团和选民等，他们通过政治手段来追求自身的利益。
1.2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决策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利益冲突等困扰。
与此相对应，市场决策则存在“市场失灵”，即市场机制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1.3 激励与反激励机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体的决策行为受到激励与反激励机制的影响。
政府决策的结果往往是由政治家和官僚机构的私人利益驱动，而非公共利益。
这种激励结构可能导致政府决策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
1.4 选民理性与政治参与公共选择理论提出，选民在政治决策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理性行为。
选民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政策的预期结果来进行投票选择，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同时，政治参与的程度也会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平衡影响。
二、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1 优化公共决策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决策的机制和产生的问题。
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分析，可以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效率，并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
2.2 制衡政府权力公共选择理论的存在提醒我们，政府决策往往受到个体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存在私人化的倾向。
因此，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监督政府的决策过程，是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关键。
2.3 强调透明与问责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的重要性。
政府失灵的表现及解决对策内容提要：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实践证明，市场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市场会出现失灵，同样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政府的干预也会出现失灵。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失灵，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对策一、政府失灵的涵义所谓政府失灵，是指国家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当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不恰当的人，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
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
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它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超过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
一般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其三，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负效应。
二、政府失灵的表现（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即公共决策失误，是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或者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
首先，政府制定所谓的公共政策并不一定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也并非完全理性、完全符合公共利益。
如政府有关部门为维护本部门利益而出台的非公益性政策、地方保护主义等。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借社会公共利益之名行政府机构私利之实，从而导致政府失灵。
其次，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过程，而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失灵治理的启示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兴经济学派别，其核心观点是政治行为是有动机的，而政治活动与经济行为是可比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灵现象是由于政治人物的私利追求而引起的。
在我国，政府失灵问题突出，尤其是在环境治理、社会福利等领域。
本文将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探讨我国政府失灵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为政府治理改进提供参考。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治人物在制定政策时通常会考虑到其私利。
在我国，一些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导致政府效率低下，政策效果差强人意。
对于环境治理来说，官员可能会忽视环境保护政策，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绩和收入。
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的救济政策由于官员的个人利益而导致资金的滥用和浪费。
这些都是政府失灵的体现，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失灵治理有何启示呢？我们应当重视政治人物的激励机制，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平衡政治人物的私利和公共利益。
应当加强监督机制，规范政治人物的行为，防止其违规操作。
应当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策的制定过程，提高政策的公信力。
在环境治理方面，公共选择理论启示我们应该建立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环保产权制度，建立公正、透明的环保监督体系，防止政府失灵导致环境恶化。
还应鼓励公民参与环保，促进公众对环保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增加环境治理的公共性和透明度。
在社会福利领域，应当建立健全的社会救济制度，确保救济资金专款专用，避免被滥用和浪费。
要细化权限和责任，建立严格的审批和监督制度，确保救济政策的公平和合理性。
还应当加强对社会救济政策的宣传，提高救济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感。
在政府治理方面，应当加强官员激励机制的改革，确保政治人物的私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应当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建立完善的官员任命、考核和问责制度，规范政治人物的行为，防止他们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
政府失灵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对市场失灵的认识和对完美政府的预期是失之片面的，政府机制本身同样存在低效率现象，即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
政府失灵指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行为自身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的新的缺陷，进而无法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的情景。
如短缺或过剩，官僚主义，政府寻租活动等。
从其原因如下：第一，从财政决策形成过程看，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产品的偏好需要通过投票机制表达为公共决策；或者通过投票选出代表，间接进行公共决策.然而，民主程序不一定能产生最优的政府效率.首先，公共决策不足以反映全体成员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
其次，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不可能与公共利益完全一致。
再其次，受制于政治家的动机.第二，即便政治家能够忠实的履行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职责，他们也受到现实的控制能力和领导力量的限制，从而使财政决策的效果难以让人满意.而且在现实中，政府是由政治家和官员组成的，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因此，政治家追求其个人目标时，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或社会目标，而使广大选民的利益受损。
第三，有某种共同的目标的利益集团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政策就是在许多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下做出的，缺乏组织的社会大众则处于劣势地位，而市政府做出不利于公众的决策。
如何防范和纠正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着重从三方面说明：第一，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的非理性。
首先，在政府内部重新确定竞争机制。
其次，在高层行政管理者中恢复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制度，其效果与利润与私人部门作用相同。
再其次，更经常采用私人企业承担公共事业的办法，即更多依赖于市场机制来生产某些公共产品或服务。
第二，改革公共决策制度。
政府失灵的公共决策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因此要改革公共决策制度。
首先，进行立宪改革，加强政府法治、规则及监督制度建设，使政府行为法治化,为政策制定一系列规则和程序。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是以政治市场上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和政府行为的理论，政府失灵说是其核心内容。
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政府政策和机构的低效率、政府扩张、寻租，其解决对策包括法制化建设、加强竞争和监督、约束税收和支出等内容。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政府失灵说仍对今天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法制化建设和对公务员的激励。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原因；对策；启示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方法论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
邓肯?布莱克被尊称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詹姆斯?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理论的缺乏，新福利经济学的影响，以及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国家干预的失败。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布坎南曾表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所谓公共选择是指人们通过民主政治过程来确定公共物品的需求和供给，把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决策。
公共选择学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假定个人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行动的，在这一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国家的决策过程是与经济市场类似的，由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
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
人们在经济市场上通过货币交换私人产品，在政治市场上通过选票交换公共产品。
经济市场上的活动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而政治市场上的活动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官员。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认为政治市场存在三级结构，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出售政策给选民，选民为购买合意的政策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向当选政治家提供政策选项和实施政策的手段，政治家向官员提供预算；在政策执行市场上，官员向选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选民向政府纳税。
【经济学基础解析】简述政府失灵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政府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1.有限作用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即便政府公务员比较优秀，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看问题比较全面，也存在时间、精力、能力、阅历、经验等方面的局限，所以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1)有限控制。
政府在对私人市场的限制主要是通过某些公共政策，对私人市场可能的反应和对策往往无能为力。
例如一些国家为了使收入均等化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累进税，却把一些人力资本和资产感到了税率低的国家。
又如，政府采取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政策，却对医疗费用的急速上涨束手无策。
(2)有限信息。
如前所述，政府本身是一种不完善的制度，现实生活是相当复杂和难以预计的，政府同市场一样，很难掌握充分的信息。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结果没有切实的利益关系，对于微观经济信息而言，政府的信息敏感度、信息传递速度、信息处理能力、对信息的关切度、信息的总量，往往不如企业。
因此，现实生活中，政府根据外部变化不断修改自己的决策。
(3)有限决策。
即使政府拥有充分的信息，通过政治过程还存在着限制，因为公共政策的受众是多数人，而决策者是少数，不管决策者产生的方式如何，都不可避免的会倾向于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或偏好，影响公共决策的代表性。
(4)时滞限制。
公共政策从议题到决策再到颁布需要时间配合，社会关注度社会热点进入议题需要时间，针对政策议题的解决方案同样需要时间，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以前的政策惯性或执行者的素质等问题，可能产生执行时滞。
有可能针对某个问题的政策真正起作用时，该问题已经发生质变了。
2.公共决策(1)公共决策的复杂性。
一般通过投票进行的公共决策，其取舍都由选民或选民代表投票决定的。
首先，这种决策方式是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才能实施，其方式是公平的，但不一定有效率。
其次，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经纪人行为，按照公共选择的理论，政治市场的代理人一一政治家也是追求个人私利的普通人，加上公共决策的委托代理所造成的政治家权力的实际扩大，可能使公共政策更多的体现的是在公共决策中具有优势一方的偏好。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失灵治理的启示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奇逊提出的一种新型概念，它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也是受经济理性的驱动，政治参与者追求自己的利益，政治决策也像市场交易一样，是在各种利益博弈中达成的。
这一理论的出现，对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启示。
在当今中国，政府失灵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失灵治理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提醒我国政府在治理中需要更加重视政治参与者的利益。
传统的政治决策往往是基于理想化的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政府将自己视为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的代表，而忽视了政治参与者的私人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治参与者的个体利益是决定政治决策的根本动力，政府治理必须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
我国政府在治理中需要更加重视各方利益的平衡，确保政策的公正和公平，避免出现政府因偏袒特定群体而导致的失灵现象。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决策的制度性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决策不仅受到个体行为的影响，也受到组织和制度的约束。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到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充分利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避免政策失灵的可能性。
在我国，政府治理缺乏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导致政策容易受到个人行为和群体利益的左右，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不足。
我国政府需要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建立健全的政策制定机制和规范，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参与者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政府决策者很难获取到全部的信息，也很难向公众提供透明和真实的信息。
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政府决策的盲目性和不完全性，从而产生政策失灵的现象。
在我国，政府决策常常缺乏透明和公开，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我国政府需要通过加强信息公开和民主参与，改善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确保政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失灵治理的启示公共选择理论是指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政府作出决策的过程中，政治家和官员们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在没有公共压力或监督的情况下，往往会偏向于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整体社会利益。
这种理论在我国政府治理中也有着明显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在政府失灵治理方面。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
在我国政府失灵治理情景下，一些官员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偏向于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为民众谋利益。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考核的需要，可能会过度依赖GDP增长，推动土地财政、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来提高GDP，而忽略了环保、公共服务的建设和改善。
而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可能会偏向于采取一些短期利益较大的决策，而忽略了长远的利益安排。
这些行为都是受到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也是政府失灵治理的一种体现。
公共选择理论提醒我们政府官员在决策过程中的局限性。
因为政府官员的利益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选民的支持、政绩考核的压力、利益集团的诉求等，而这些都会对决策有所影响。
在政府失灵治理下，当一些公共事务需要政府来调控和干预时，政府官员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利益受损而发生决策偏差。
在环境保护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可能会为了留住或引入大企业，而违背环保法规，导致环境恶化。
这就是政府失灵治理的局限性所在。
公共选择理论提醒我们在政府治理中需要设置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
因为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利益影响，要防止政府失灵治理的发生，就需要有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完善的选举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可以促使政府官员和政治家更加重视公共利益，同样，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和相关法律法规也可以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制衡。
在我国政府治理中，加强社会监督、推进政府透明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都是对政府失灵治理的有效遏制。
第二章政府失灵与公共选择案例1中国燃油税改革十年难产一、本案例服务的教学内容本案例主要服务于第二章第一节政府失灵以及第二节公共选择的相关理论。
通过案例中的相关内容主要说明如下观点：第一，政府在干预市场，解决市场失灵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诸多失灵问题。
比较突出的便是政府活动的效率值得怀疑，政治决策程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政府机构的组成人员和其他社会机构的组成人员一样，都是“经济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第三，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要受到各相关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其实质是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
二、案例内容作为中国税费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燃油税的改革设想已经提出许多年了。
所谓燃油税，是将现今普遍征收的养路费和其他费用合并成燃油税，通过法律约定整合各部门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和基础设施开支。
它将使车辆的使用成本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先前不同车辆间几乎一视同仁缴纳的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固定支出，将被与车辆蚝油量直接联系的变动支出――燃油税所取代。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燃油税都普遍被视为一种公平且有效的财政调节手段。
它的意义并非仅仅“税费之间的转换”，更加重要的是它能够更加公平地分配税费负担，节约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筹集资金进行道路建设与维护。
燃油税的公平性体现在它使纳税人的负担与能源消耗、道路使用、最终与道路修建耗费情况紧密相连，“多跑多出钱，少跑少出钱”，“多用路多出钱，少用路少出钱”。
燃油税早已成为国际社会调控汽车产销与使用的最有力杠杆。
相比较现在的养路费和其他费用而言，无论出门与否，每辆车都要缴纳相同数额的费用；而燃油税则是和自己消耗的燃油挂钩，省去了很多不该花的“冤枉钱”。
从国际上看，上世纪70年代欧洲诸国开始推行燃油税，德国的燃油税为油品价的260%，法国更高达300%。
依赖原油进口的日本，其燃油税税率亦达120%，整体而言仍可算对汽车课税最重的国家。
以拥有一辆车重1100公斤、排量1800cc、价格180万日元的乘用车为例：日本消费者从购置到完成九年使用期间，共需支付约164万日元的汽车相关税，约为购车价91%；其中汽油税一项便达到44万日元，已接近购车价格的25％。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在能源供需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汽车产业的迅猛增势，让中国的石油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节约能源”已经被有关专家提升到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因此开征燃油税即动用价格杠杆，利用税收手段推进节能显然已是势在必行。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实行燃油税改革，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多磨”了十余年至今仍在“襁褓”之中，使得这项改革名副其实的成了一项“跨世纪”的“重大工程”。
此项改革为什么会如此“难产”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燃油税的改革历程：早在1994年，有关部门就正式提出开征燃油税的动议。
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等，拟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决定。
1998年底，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就在公开场合说过：眼下汽车车辆费、公路管理费加起来有217项之多，因此，费改税应从取消养路费，实施燃油税开始。
1999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公路法》修正案，将第三十六条有关条款修改为：“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这项法律规定，标志着对交通车辆开征燃油税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
此后，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国家计委等十二个部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34号文件）对我国燃油税的纳税人、纳税环节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2001年1月，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透露，燃油税出台工作已就绪，将在适当时候开征该税种；2002年，金人庆再次称燃油税将择机出台；2004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取消养路费、开征燃油税的工作已经进入审批程序之中。
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出鼓励发展节能车型和加快淘汰高油耗车辆的财政税收政策，择机实行燃油税改革方案，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使用和运营的规定。
2005年1月11日，谢旭人再次透露，燃油税改革的方案经过研究已有了初步意见，但需要在比较合适的时间推出。
同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说，我国已经制定征收汽车燃油税的方案，并将择机在全国公布推行。
甚至当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面对各国记者也说，“整个（燃油税）的税收设计方案，包括税票都准备好了”。
一切都似乎表明，燃油税的出台已经指日可待了，当时甚至还有专家和媒体预测，2005年将会征收燃油税。
然而，随着2005年的过去，一些预测不攻自破，一切又似乎恢复了平静。
直至最近，2006年1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公布“十一五”税收改革目标时说，“十一五”期间将适时开征燃油税。
同样在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崔俊慧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能否开征燃油税，国家税务总局还没有具体时间表。
可以说，从上世纪末到今天，历经两届政府，两任财政部长和税务总局局长，公开与非公开、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半官方的燃油税的“适时开征”之说，公众听了不下十余次。
但是，为何这项改革十年难产，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先看政府部门比较一致的解释：燃油税改革方案出台受原油价格因素影响，而目前原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此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然而“油价太高”真的是燃油税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吗？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米建国的看法相当鲜明：油价居高不下，不应是推迟燃油税出台的理由。
他解释，希望油价回落到以前的水平已不可能，油价上涨不应是燃油税改革的阻力，反而应是改革的动力和契机，因为燃油税是鼓励节约用油，油价高才更需要节约，即需要尽快动用价格杠杆并结合税收手段，对燃油供应乃至整个经济结构进行调节。
据介绍，最初设计燃油税方案时，国际油价为15美元/桶，后来，业界根据国际油价走高的趋势普遍认为，推出燃油税方案的适度空间为“国际油价20美元至25美元”。
然而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2005年纽约商品交易所WTI原油平均价格为56.49美元/桶，与2004年相比上涨36.30%，8月29日甚至创下70.85美元的天价纪录。
隶属美国能源部的能源情报署1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全球原油产能和产量近期都不大可能明显增加，2006年原油价格预计仍将高位运行，平均在每桶64美元至65美元左右。
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非要等国际油价跌到20美元以下再推出燃油税，中国不如干脆宣布终止燃油税改革，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已进入高油价时代。
其实，燃油税到底什么时候推出，表面上看是取决于国际原油价格的高低，但归根到底是各个利益部门博弈的结果。
其中主要涉及主要是交通部门和财税部门利益分配；同时，燃油税的开征还涉及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和中央如何分配燃油税收入，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推行燃油税的最大阻力首先来自公路交通部门，因为一旦推行燃油税，交通部门不仅失掉了一大块收入，最重要的是失掉了上路稽查的权力，摘下“大盖帽”，变成“筑路工”，这恐怕是最难令他们接受的。
据交通部网站介绍，公路司的一项职责就是负责全国公路规费稽征、公路养护、路政、收费公路的管理。
交通部的态度，也决定了燃油税政策能否顺利出台。
该部公路司一位官员曾经表示，“我知道财政部一直在搞燃油税，但他们一直没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这位官员说，燃油税的开征显然要涉及到养路费等，“人家车主养路费一交就是半年或一年，怎么转换？”此外，开征燃油税还要涉及到全国交通系统27万养路费征稽人员的安置问题。
据了解，2000年前后燃油税推出功亏一篑，与当时需要安置27万名路桥收费人员有很大关系。
因为那之前，税务部门提出要接收12万人，没料到一下子多出了15万人。
推行燃油税的第二大阻力来自地方政府。
因为现在超过1000亿元的养路费属于地方政府收入，改为燃油税后这笔巨款将全部进入中央财政“腰包”。
虽然这笔钱可以通过划拨或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和补贴给地方政府和交通、城建主管部门，但是由于中央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预算性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互独立，各地得到的补贴总额显然无法达到改革以前的收费水平。
此外，现有的路桥收费也是由公路监管部门来收取，其中相当一部分也会进入地方政府，改成燃油税后，这笔钱也将上缴国家财政。
由此，地方政府对燃油税的改革也毫无兴趣，甚至怀有抵触心理。
令人欣喜的是，作为燃油税改革试点的海南省，在1994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率先实行燃油附加费，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全省公路没有一个收费站，车辆畅通无阻。
尽管海南目前所实行的制度仍然被称为“燃油附加费”而非“燃油税”，但其成功运行就可以充分表明全国范围内开征燃油税并无操作障碍。
三、简要点评燃油税改革方案拖了十余年仍无法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的局限性和政治决策中的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
对此，我们简要点评如下：第一、燃油税十年难产的事实已经表明，目前税收作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引起不同集团间的利益博弈已经开始显性化。
因此，税制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关键是打破部门利益格局，真正从国民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出发，真正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第二，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税制改革都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征纳双方利益分配的过程，更是权力部门（包括财政税务和其它相关利益部门，还包括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之间利益分配的过程。
但关键问题是博弈各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且话语权掌控在各个权力部门，公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完善，公众的参与决策权并未得到真正的尊重和落实。
其结果便是权力部门之间的无休止的协调再协调，对于公众而言，便是漫长的等待再等待。
因此，燃油税的改革并不是方案的问题，而是决策的问题。
第三，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政府不过是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公共行为和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
由此，政府失灵便不可避免。
由于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直接民主面临高成本，而间接民主面临机会主义），公共选择学派为此提供了两种改革思路：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宪法制度改革。
燃油税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没有恰当的立法与决策程序，优良的改革就可能被耽误。
四、思考题公共政策到底通过怎样的程序制定才能保持公平和效率？本案例素材来源：1.中国石油网2005年2月1《燃油税遭遇中国式难题》；2.慧聪网石油行2005年2月24日《燃油税政策维护四方面“公平”》；3.慧聪网石油行2005年1月31日《博弈燃油税征收改革利与弊》；4.新华网2005年12月5日《2005：油价波动的一年 2006：油价向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