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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中的民众参与机制政策制定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民众参与机制则是实现民主化、透明化政策制定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社会中，政策不应该仅仅是由政府决策者独立制定，而是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反馈。
本文将探讨政策制定中民众参与机制的重要性、目的、运作方式以及存在的挑战，并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民众参与机制发展。
，政策制定往往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
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是广泛反映民意的，并且能够充分满足民众的需求。
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官民矛盾等原因，政府单方面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忽略民众的真实需求和关切。
因此，引入民众参与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可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通常需要考虑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只有民众才能提供。
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到民众的需求和意见。
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提出更加适应社会需求、可行且有效的政策。
其次，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可以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政府的决策涉及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如果政策制定仅仅是由少数决策者独立完成，那么容易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抗议。
通过引入民众参与机制，政府可以更好地向公众解释政策内容、目的和利益，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从而提高政府的合法性。
那么，政策制定中的民众参与机制主要有哪些方式呢？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征集民众意见来推动民众参与。
政府可以在拟定政策初期或者政策修改时，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征求广大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并提供反馈意见。
政府可以根据民众的反馈进行政策的调整和改进，从而制定出更符合民意的政策。
其次，政府可以设立各类参与机构，如专门的咨询委员会、专家组织等，吸引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借助专业人士的智慧，更好地制定政策。
同时，这种形式的民众参与机构也可以为政府提供中立、客观的建议，避免政策制定的偏见和个人主观因素。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三阶段”对策王周刚1(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摘要：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矛头直接指向基层政府，问题不断。
出现问题就需要解决问题，基层政府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完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即：事前阶段提高政府的矛盾化解能力；事中阶段灵活实施应急预案；事后阶段建立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长远机制。
关键词：基层政府群体性事件对策“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的特殊称谓，西方语境中与其对应的词汇有“集合行为”、“集体行动”、“集群行为”等。
群体性事件，即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是民众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表现形式上既包含合法的、体制内的集体上访、请愿等行为也包括非法的、突破现行制度框架的围堵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行为；从组织化程度上来看既包含组织严密的群体性事件也包含突发性的临时组织起来的群体性事件。
由一定数量具有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观念和利益主张的民众以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方式，通过自发或有组织地参与游行、聚会、上访、罢工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途径进行利益表达的事件统称是群体性事件1。
群体性事件的矛头倾向于针对基层政府也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一大趋势。
不论是源于涉及资源归属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还是源于民众与企业因环保、生态等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民众最后都把矛头转向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缺位是群体性事件矛头针对基层政府的一大因素。
政府化解矛盾没有做到公平、公正，使得事件参与方判定政府偏袒强势群体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
群体性事件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比如：房屋拆迁问题、征地补偿问题，其实政府应该是扮演裁判员角色处于中立位置，博弈双方是被征土地的民众与开发商。
然而，基层政府把自己与开发商捆绑起来被推到民众的对立面，开发商躲在后面，政府成了盾牌，使得矛盾的双方发生变化。
基层政府的腐败问题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把矛盾指向政府的一大因素。
行之有效的去处理群体性事件，基层政府就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完善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的措施。
从权宜之计到行政吸纳：地方政府回应社会方式的转型从权宜之计到行政吸纳：地方政府回应社会方式的转型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梳理中国政治面临两类完全不同甚至矛盾的经验事实。
一方面，中国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甚至官民矛盾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矛盾。
群体性事件可能孕育政治改革，也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和社会却一直保持着稳定。
在群体性事件大量爆发的同时，中国社会为何还能保持长期稳定呢？已有两类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一类研究从制度结构的角度，认为这是威权主义的弹性和适应性、权威体制和有效治理、上下分层的治理结构使然。
然而“这些研究都把社会稳定当成既定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对象来分析”，它们没有解释在群体性事件高发时，政府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
另一类研究则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回应是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
这类研究的共识是关注政府的回应策略，但是并没有解释政府为何如此回应。
因此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把制度和行动者连接起来，分析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结构之下，政府如何回应社会的需求，“特别是如何处理与民众有利益冲突的事务”，解决社会矛盾，提高政府协商能力，并“化解政治改革的压力”。
已有两类文献探讨了地方政府回应的问题。
第一类文献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分析了下级政府通过权宜性策略回应科层制压力。
一方面，下级政府回应上级压力的“安全阀”是关系，关系是与制度化背道而驰的一种方式，也是非正式政治的核心要素。
另一方面，下级政府通过编造数据、做假台账、变通、优先执行“硬指标”，延缓执行“软指标”等权益之计策略地执行上级命令。
已有研究侧重政府之间的组织学分析，着重分析压力型体制下下级政府如何回应上级政府，却忽视社会环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事实上，地方政府位于一种“上下之间”的独特处境，“既位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科层制之下，又被置于一个非程式化的。
社会之上”，“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地方政府必须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社会的胶结状态中寻求自洽的生存之道”。
党政研究2021.2从“国家-社会”到“政党-国家-社会”: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金玲马良灿〔摘要〕运用“国家-社会”这一视角认知乡村治理问题，将会遮蔽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组织体系在其中的定位和作用。
但实际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最本质的特征。
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宜将政党带回乡村治理研究的中心，实现由“国家-社会”到“政党-国家-社会”的视角转换。
这种视角转换，涉及对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及其乡村社会之间围绕乡村治理实践而形成的互动博弈关系、利益联结机制、治理运行逻辑、治理关系结构及其对乡村治理影响的深入探索。
运用“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视角能够克服“国家-社会”的理论缺陷，更契合并能有效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组织关系、现实图景与实践逻辑。
同时，这种视角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认知视野。
〔关键词〕乡村治理；政党组织；乡村振兴；政党-国家-社会〔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2-0091-09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并将健全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秩序和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社会基础。
继十九大之后，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关于加强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等，就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如何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基金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专项资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村组织体系建设问题研究(Z111022003)〔作者简介〕金玲，宁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宁夏区委党校讲师，宁夏银川750021；马良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杨凌712100。
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应对策略九一八事变，即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中国历史事件，是指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以“无理由”为借口的侵略行动。
这一事件对于中国政府和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面对敌人的侵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同时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配合。
本文将从政府和民众两方面来探讨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应对策略。
一、政府的应对策略1.外交斡旋中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采取了外交斡旋的策略。
中国政府派遣外交使节赴各国，向国际社会呈报日本的侵略行为，并寻求国际的支持与援助。
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国家对于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和制裁。
2.联合抗日面对日本侵略者，中国政府采取了联合抗日的策略。
政府号召全国各个抗日力量，如国共合作，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行为。
政府在国内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指挥体系，组织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有效地抵御了日本的进攻。
3.抗日宣传中国政府通过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提高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士气。
政府利用各种传媒渠道，如报纸、广播、电影等，宣传日本侵略的真相和中国抗战的需要。
政府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抵御外敌。
二、民众的应对策略1.民间组织在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国民众广泛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抗日组织。
这些组织包括学生、工人、农民等各个群体，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宣传抗日思想，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活动。
这些组织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支持、抗战物资筹集、红色邮政等都有民间组织的身影。
2.经济支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方式给予了政府经济支援。
民众积极参加国家抗日救亡运动，捐款捐物，支援战时经济，为国家战胜敌人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同时，为了支援前线的士兵，民众还自发组织送别仪式和欢迎仪式，以表达对抗战英勇战斗的士兵的敬意和关心。
3.参与抗战中国民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
国家的脊梁抗战胜利的民族凝聚力国家的脊梁: 抗战胜利的民族凝聚力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淞沪会战，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八年浴血奋战中，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越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强敌，取得了抗战胜利。
这背后离不开国家的脊梁，即国家的民族凝聚力。
本文将从政府、军队和民众几个方面来探讨抗战胜利所体现的民族凝聚力。
一、政府的民族凝聚力国家政府作为国家的核心，具有组织和领导全国各方面力量的重要责任。
抗战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首先，政府加强了对全国民众的动员和组织，广泛展开爱国宣传活动，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其次，政府积极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联合各大政党和社会团体共同抵抗侵略者。
此外，政府还在国内外进行了艰苦的外交斗争，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这些努力都为国家的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军队的民族凝聚力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中坚力量，也是抗战的主力军。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处于人力、装备等方面的巨大不利，面临着强敌的进攻和围剿。
然而，中国军队展现出了无惧牺牲的英勇斗志和坚定的抗战信念，凝聚了全体将士的民族情感。
各个战场上，官兵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了抗战的长城。
例如，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最终击败日本侵略军，展示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升了民众的信心和士气。
三、民众的民族凝聚力抗战期间，广大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和力量源泉。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爱国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无论是沦陷区还是解放区，民众都用各种方式支持抗战斗争。
他们捐献血液、粮食、金银珠宝等，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广大民众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游击队、抢救伤员、负重前线等，共同为抗战胜利奉献力量。
这种来自民众的无私奉献和民族凝聚力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国家的脊梁—民族凝聚力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是如何领导人民抗战的在抗日战争那段充满血与火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引领着广大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
与国民党实行的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坚信只有动员和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在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动员工作。
通过各种渠道，如报纸、传单、演讲等，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
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挺身而出，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敌人的后方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苏南、皖东等。
这些根据地不仅成为了抗击日军的重要战场，也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
在根据地内，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如减租减息、实行民主选举等，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共产党还注重加强军队建设。
通过政治工作，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觉悟和战斗意志。
强调军队要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形成鱼水相依的关系。
广大战士们不仅英勇善战，而且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在经济方面，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的生产自救政策。
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通过开荒种地、发展手工业等方式，解决了根据地的物资短缺问题，为长期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文化教育方面，共产党也积极开展工作。
在根据地开办学校，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
同时，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文艺作品，如歌曲、戏剧、小说等，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抗战的过程中，还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同时，团结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等，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是如何激发民族凝聚力的《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是如何激发民族凝聚力的》在抗日战争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中国人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被空前地激发出来，成为了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
首先，共同的敌人让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
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他们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全体中国人的愤怒和反抗意识。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危机。
这种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和愤怒，使人们摒弃了以往的分歧和矛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强大的抗日合力。
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
在抗战时期，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从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将士，到后方默默支持的民众，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英勇的战斗中，还体现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
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物资，农民们积极交粮支援前线，学生们上街宣传抗日救亡。
大家都明白，只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才有个人的尊严和幸福。
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也在激发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成为了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
通过这些媒体，人们了解到了战争的真相和抗日的形势，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同时，学校也成为了培养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
教师们向学生们讲述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
各种抗日文艺作品如歌曲、戏剧、小说等也广泛传播，鼓舞着人们的斗志。
中国共产党在激发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主张和策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关心民众的疾苦，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抗日统一战线。
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引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基层政府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他们越来越注重自身权益的维护，也更加倾向于通过抗争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基层政府在面对这些抗争时，应该如何处理？本文将探讨制造同意的方法，即通过一系列手段吸纳民众的抗争，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政府对民意的了解。
第一章制造同意的背景与必要性1.1 抗争对社会的影响抗争行动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基层政府需要妥善处理抗争，避免局势失控。
1.2 吸纳民众抗争的必要性吸纳民众的抗争有助于政府了解民意、修正失误、改进政策。
同时，通过吸纳抗争，可以促进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增强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
第二章制造同意的策略与手段2.1 完善意见反馈机制基层政府应当建立意见反馈机制，鼓励民众直接向政府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应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并予以解决。
此外，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直接与民众对话，增加政府民主决策的透明度。
2.2 开展社会调查与意见征集基层政府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调查，了解民众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和需求。
政府可以通过网络问卷、社区访谈等形式，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制定更加符合民意的政策。
同时，政府应当积极回应调查结果，向民众展示政策完善和问题解决的实际行动。
2.3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政府应当主动公开政策解读、执行情况以及重大决策的依据与程序，让民众充分了解政府工作的全貌。
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与民众进行全天候的互动，及时回应民众关切。
2.4 推进民主选举与社会参与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通过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居委会等组织，更好地代表民众利益，促进民众自主参与社会管理事务。
政府还可以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机制，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与管理，形成民众自治的局面。
第三章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实际案例，探讨制造同意策略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2012年09月28日来源：《开放时代》作者：张永宏李静君一、中国的治理难题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奇迹”故事在继续让世界震撼的同时，发生了社会政治转向。
由于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阶层冲突，大量的集体动员不断地爆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年的《社会蓝皮书》不完全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由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2006年的90000起以上，在2010年增加到了180000件。
尽管在诸如2008年奥运会这样的政治敏感期，政府显示出明显的压力，但总体上中国政府还是较为成功地遏制了大量的社会骚乱事件，并防止它们演变为有组织的跨阶级、地区和议题边界的抗议。
既有的中国研究领域可以分为有关中国国家研究和有关中国社会研究两个部分，这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二元性。
一方面，政治学家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具有“弹性”（Nathan，2003）或者“适应性”（Chen，2010；Shambaugh ，2008）的特点。
他们将这些特征归因于执政党聪明地处理领导人和平继替、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对媒体有系统的控制和利用、严密控制非政府组织、对审议式民主实践（例如公开听证会和投票）的逐渐运用以说服和影响民众（He Warren ，2011）的能力。
与此相关，国内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科层制的理性化、新的激励和目标管理体制带来了政府的专业化和效率（渠敬东等，2009；王汉生、王一鸽，2009；曹正汉，2011）。
这些研究都把社会稳定当成既定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对象来分析，这样就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群体性事件在国内高发、频发时，政府是如何实现社会稳定的？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有关集体动员以及来自农民、工人、中产阶级业主和其他社会运动主体的抗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正在运用一系列组织和修辞策略追求其劳动、土地和居住权利。
这些研究围绕权利意识（Bernstein Lu，2003；Diamant et al.，2005；O …Brien Li，2006）、抵抗（Perry Selden，2010；Hsing ，2010）、阶级形成（Lee ，2007；Chan Pun，2009）和公民权（O ‟Brien ，2001）等概念框架，描绘了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并敢于挑战政府权威的中国社会图像。
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都试图解释抗争的出现，但是对于最终决定着这些动员的结果和有效性的政府应对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这两种研究都缺乏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微观过程的分析，这些微观过程包括：政府官员如何与维权民众进行谈判？民众怎样面对政府？政府权威和公民权利的性质在这些实践过程中是怎样发生转变的？我们需要在理论和经验资料上关注这些问题。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口是本文的关注点。
尽管理论议题非常不一样，我们的研究与魏昂德关于“新传统主义”（Walder，1986）这一开创性研究仍有着相似的关注点。
魏昂德发现在改革以前，复杂的制度网络将民众和国家之间通过工具性、人缘化和庇护性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并获得了民众对权威规则的认可。
这些政治安排以社会主义的工作单位为中心，由党员积极分子实施，民众按照阶级成分进行划分，积极分子和领导之间编织物质、社会和政治依赖网络，彼此交换政治忠诚、物质利益和政治安全。
我们并不能完全同意魏昂德分析中对于经济改革以前处于不同时期的民众经验所作的同质化处理，而且他的分析还低估了国家发起的激进运动和民众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的认同的独立作用。
然而，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仍然为我们观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的互动提供了异常敏锐的操作指针。
笔者试图在本文中重新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的互动，但是经验分析的场所已经不是工作单位了，这一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已逐渐衰落了。
如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在完全不同的、无定形的“场所”，在有序和冲突的“时刻”上演着。
维稳只是多维度的国家—社会接口的一个切片，不过它很关键。
二、领导权与基层政府（一）为什么是“领导权”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和认知的镜头，来检验当代中国的政府权力和社会不稳定之间的关系。
它提供了一套概念表达方式，帮助我们揭示机制、形式、内容以及同意和强制之间的平衡等基本问题。
葛兰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具体历史分析进行一般化和抽象，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提出了“领导权”概念，“从原先应用于反对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的观点，转向应用于在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统治工人阶级的机制”（Anderson，1976：20）。
葛兰西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领导权”的理论含义进一步扩展，将它应用于揭示任一社会阶级在统治中所采取的系统和稳定的形式，如政治学（Prezworski，1985）、宗教运动（Laitin，1986；Tugal ，2009）和工作场所（Burawoy ，1979）的研究都应用了这一概念。
全面处理中国的“领导权”必然包含更加广泛的议题，远远不止本文所关注的维稳方面。
现在，我们仅限定在中国的背景和维稳的主题下具体讨论葛兰西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和问题。
有三个命题很关键：第一，同意和强制之间的组合和平衡；第二，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都是国家衍生出来的；第三，将民众整合到统治结构中的方法和条件。
领导权是建立在暴力和同意的组合之上的统治，暴力与同意以多种方式保持平衡。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中，葛兰西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对阶级统治的同意、文化和道德组合因素的系统考察。
领导权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强制披着同意的甲胄，并制度化为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
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治权力一般情况下“是由文化支配但由强制决定的”（Anderson，1976：42）。
以灵活（或武断）的平衡把握这两极权力对于理解当今中国非常重要。
首先，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动员政体，暴力在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那么，改革时期的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地处理，让同意与强制取得平衡。
在维稳领域，警察的强制力量依然存在。
然而，当面对大量“正常”的社会抗争时，重点很明显地就变成了如何慎用警力，如何安抚不满的群众以使他们自愿顺从，保持社会稳定，即使如此，强制力量的因素也从未远离基层政府和维权的民众。
同意与强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不确定的、有伸缩性的平衡是维稳政治的要点。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仅仅是同意与强制按比例增减的事实本身就是领导权的基础。
通过划界，允许正常的社会挑战存在，将其与需要用暴力解决的、严禁的政治抗议相区分，政府实际上就把正常的抗争吸收进统治结构中了，消解了它们的挑战性。
在这些可容忍的抗争空间里，不满的民众小心翼翼地自我监督着，不敢越雷池一步，担心像过去那样失去相应的自由、机会以及权力。
换句话说，暴力是减少了而不是消失了，暴力是渐渐逼近的而不是常态化调用的，这些是改革时期中国领导权的重要基础。
葛兰西概括性地把上层建筑分为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志愿团体、大众媒体、学校、教堂、工会、商业协会）和“政治社会”（政党、半官方协会）。
他对东方（沙俄）“原始而胶着”的市民社会和西方有助于增强国家能力的“强大”的市民社会进行了对比。
这些市民和政治制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国家的延伸”，而不是独立于国家或反抗国家，它们服务于教育和培养从属阶级的信条，使他们顺从统治阶级的习俗和规则。
葛兰西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模棱两可、不明确的边界并不是疏忽，而且贴切地捕捉了中国当前的情况。
例如，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被描述为“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因为政府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起和干预这些非政府组织。
在农村地区，尽管村长是由每三年一次的村庄选举选出来的，但是这些村长从镇政府那里领取工资作为其工作的报酬。
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许多在基层一线的人员和机构都是一只脚站在政府里，另一只脚站在社会里，它们包括调解委员会、居委会以及信息员（他们是本地居民，为政府做兼职信息搜集，政府给他们发工资），这些国家的衍生组织都是领导权的场所和代理人。
除了识别领导权的场所，葛兰西还提出了吸纳大众和制造大众同意的一般机制。
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入党，不过，领导权的概念还可以引导我们去看待普通民众的吸纳。
葛兰西的著作识别了三个一般机制：第一，政府或资本必须对劳动者或民众作出经济上的牺牲或让步。
他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上的福特主义（Gramsci，1971：285）；第二，同意是作为“程序正确性的内在原则”，并保持向参与开放的一种“方法”而出现的，就像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程序；第三，政府还要提供道德和知识上的领导，代表民众的利益并使他们确信这一利益就是普遍利益（Gramsci ，1971：57，161）。
在下文中，笔者将揭示领导权的这些一般性的方法在维稳这一特定政府行为中的表现：花钱“买稳定”、玩程序游戏，将建立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作为实现普遍利益的一项工程。
除了场所和机制之外，领导权的概念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秩序中，什么才是它具体的历史内容或条件？对葛兰西来说，领导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植于议会民主制的。
民主政治系统中的定期选举遮蔽了阶级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怪诞的经济不平等。
同意“需要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民众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能够行使基本的自主权……政府相信所有公民的民主平等权。
正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自由本身限制了集体意愿的社会可能性，从而使民众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Anderson，1976：30）。
那么，在中国，领导权的条件是什么？两位政治学家都指出社会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抗争是遵循而不是挑战这两个已存在了两千年的国家合法性逻辑，这些洞见使我们深受启发。
裴宜理（Perry ，2008）在分析政治修辞和民众抗议诉求时，认为经济福利和生存（而不是自由）仍继续决定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
许慧文（Shue，2004：29）同样指出“当前的体制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保持平安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政治能力上，有了这个条件，经济就能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
”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平安和稳定的确是国家领导权很明显的条件。
但是在引用领导权这个概念时，本研究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领导权”与“合法性”有区别（Tugal ，2009），领导权包含被统治阶级通过支持统治阶级来部分地改变自己，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力量的压制。
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当民众参与到“买稳定”时，他们既改变了政府权威的性质，也改变了公民权利的性质。
其次，鉴于裴宜理和许慧文都把关注点放到作为政治哲学、修辞、意识形态系统的“合法性”上，我们则更加重视生动的实际经验，具体呈现权力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