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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农户的经济影响研究——基于南疆红枣主产区农户收入安全视角李博;李青;陈红梅【摘要】气候对农户的影响存在于以农户为中心的两阶段价值链(生产和产后环节)中,农户收入是气候直接影响和农户为规避气候风险调整生产经营行为的结果.基于阿克苏地区2011～2014年316户枣农微观面板数据,在Ricardian模型理论基础上提出气候-两阶段影响模型,运用考虑气候影响的随机系数模型,构建全要素适应性生产函数模型.研究表明:4～8月生长期和9～10月成熟期气温升高对农户增加收入有利,但农户对极端高温的适应能力不足;4～8月主产区降水增加对农户的影响利大于弊,9～10月成熟期降水增加使农户不可避免陷入由气候导致的市场风险;生产阶段气温升高使肥料的产出弹性下降,降水增加使肥料的产出弹性上升,农药的产出弹性下降,气候变化导致农业成本增加,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调整行为不科学.为保证农户收入安全,农户在生产和产后阶段气候适应能力亟待提高,尤其应充分考虑产后阶段的气候适应性措施.%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farmers exists in the two stages (production and sale) of the value chain.Household income is a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 and risk-adjusted behavior.Based on 316 jujube farmers' panel data in Aksu 2011-2014,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total factor adaptive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using the climate-related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and Ricardian model theor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mperature increasing in growing season (April to August) and maturity season (September to October)had positive impacts on household income,but the farmers lacked the ability to adapt to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Precipitation in growingseason (April to August) can compensate the harm of waterdeficit.However more precipitation in maturity season (September to October) seriously affected jujube quality and sales.In addition,with the growing of temperature,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fertilizers decreased which meant the increase of organic fertilizer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costs.Climate change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the agriculture costs,and the adaptive behavior of farmers was unscientific.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armers' income,farmers' adaptive capacity needed to be improved in production and sale stage,such as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ion-control,promot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encouraging farmers to build warehousing facilities.【期刊名称】《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年(卷),期】2016(037)012【总页数】6页(P192-197)【关键词】红枣;收入安全;气候适应能力;全要素适应性生产函数模型;两阶段价值链【作者】李博;李青;陈红梅【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843300;塔里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843300;塔里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843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P467;F323.8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明确了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指出气候变化使“三农”面临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收入损失、农村贫困以及生态产品功能和服务损失的风险。
气候变化“怀疑论”分析及启示赵宏图[内容提要]气候变化“怀疑论”由来已久,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后引发空前关注。
“怀疑论”者成员复杂,也并无统一理论观点,他们或质疑全球变暖的真实性和严重性,或质疑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及当前应对措施的合理性。
“怀疑论”升温将使本已步履维艰的全球气候谈判难度进一步增大,但难以逆转国际社会推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怀疑论”各种观点的披露也有助于使未来气候变化研究更加谨慎、全面,相关应对措施更加务实和理性。
[关键词]气候变化 怀疑论 全球变暖 I PCC 低碳经济[作者介绍]赵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能源、环境等问题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人类需大幅减排温室气体以应对全球变暖已成主流观点和联合国相关谈判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变暖已成为气候变化的代名词。
但近年来质疑全球变暖的声音也在增强,特别是2009年底英国气候学界的“邮件门”、2010年初联合国报告一系列出错事件以及北半球罕见严冬等,使气候变化“怀疑论”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
“怀疑论”升温不可避免会使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和支持率有所下降,未来联合国气候谈判难度增大,但国际社会推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难以逆转。
同时,对主流观点的质疑与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在研究与应对气候变化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促使相关气候政策更多基于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而非对夸大的危险乃至世界末日的恐惧。
由来及演变气候变化领域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际社会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气候变冷。
1971年,丹斯加德(Dansgaard)等人根据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谱分析,较早提出地球气候将进入冷周期。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环境研究所布赖森(B rys on)认为,地球正缓慢进入另一个大冰河期。
一批欧美知名学者曾聚会于美国布朗大学,召开题为“当前的间冰期何时及如何结束”的研讨会。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经济影响与政策含义刘昌义;潘家华【摘要】气候变化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都假定气候敏感性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并在此基础上设定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斯特恩对这些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不适用于边际分析.继《斯特恩报告》之后,以哈佛大学的魏茨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结构性不确定性展开研究.魏茨曼指出气候敏感性应服从厚尾分布,这一观点既具有气候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也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认可.而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由于假定气候敏感性服从瘦尾分布,因此对气候敏感性、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都存在偏误,从而低估了未来气候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的程度.围绕厚尾分布的观点,魏茨曼提出并证明了“悲观定理”,这一定理表明人们为了避免未来的气候灾难,愿意牺牲当前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不确定条件下气候变化公共决策的理论依据.他指出当前的减缓投资相当于是为了避免未来气候灾难的“保险”,而当前减排行动所依据的正是预防原则.预防原则的来源,则是气候灾难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所导致的恐惧因素或者模糊厌恶.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依据厚尾分布改变气候敏感性和损失函数,未来气候灾难可能带来的损失要远大于传统模型的结果.基于以上理由,魏茨曼批判了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缓行战略”和“气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议,从而间接支持了《斯特恩报告》立即大幅减缓的观点.%There are numerous uncertainties in climate change, thus uncertainty becomes a difficult but vital topic i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st-benefit analysis assumes thai the climate sensitivity follows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set their utility function and damage function accordingly. Stem once criticized thesemethod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climate problem was not suitable for the marginal analysis. Shortly after the Stem Review, Martin Weitzman with other economists begins studying the deep structural uncertainties of climate change, Weitzman points out the climate sensitivity should follow fat-tailed distribution, which not only has solid bases from the climate science research, but also be widely accepted by many economists. The traditional cost-benefit analysis, which based on normal distribution, underestimates the climate sensitivity, and the probability and the extent of damages of possible future climate catastrophes, and thus incorrectly set their utility function and damage function. Furthermore, Weitzman proposes and proves the Dismal Theorem based on the fat-tail assumption,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climate policies. He claims that the current mitigation investment plays as an insurance to avoid the future climate catastrophe; the ntitigation decision is based o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While the source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omes from the fear factor and (or) the ambiguity aversion of climate catastrophe which has a low probability but big impact. Empirical studies discover that once the model uses the fat-tail distribution and the according damage function, the potential damage brought by the future possible climate catastrophe i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results of tradition models. Based on the above reasons, Weitzman criticizes the wait-and-see and "climate policy ramp" strategies claimed by Nordhaus et al. , and indirectly supports the viewpoint of the Stern Review that we should take strong actions to mitigate.【期刊名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年(卷),期】2012(022)011【总页数】6页(P13-18)【关键词】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厚尾分布;预防原则;模糊厌恶【作者】刘昌义;潘家华【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北京102488;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北京1007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05斯特恩曾指出，传统模型使用的边际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未来的气候路径和气候系统反馈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传统模型使用较高的市场贴现率低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１９ＸＪＹ００７）作者简介：刘 勇（１９７９—），男，重庆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低碳经济学研究；张雅宁（１９９８—），男，河北唐山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
２０２３ ６Ｎｏ ６，２０２３ 学 术 探 索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年６月Ｊｕｎ ，２０２３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刘 勇，张雅宁（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摘要：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呈现出持续变暖的总体趋势，不仅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而且对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这一背景催生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但是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其微观基础仍不清晰。
马克思主义从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和级差地租三个方面有效奠定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
单个劳动力的价值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会导致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影响劳动力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进而最终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同时，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种极端天气会影响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进而对剩余价值产生影响，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厂商榨取剩余劳动的行为也会做出相应调整。
级差地租受到土地等级、肥力、地理位置和投资生产率的综合影响，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土地肥力和土地位置作用于土地的级差地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学；价值理论；级差地租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２３Ｘ（２０２３）６－０１０９－０７ 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当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和谐共生，人类社会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自然生态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综合论坛新教师教学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10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气候系统。
2007年IPCC 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1906-2005年，全球平均气温总共升高了0.74°C ，而且最近50年来的升温是过去100年来的2倍，并预测出到21世纪末全球的平均气温将会升高1.1-6.4°C ，因此全球变暖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1]。
除了气温的升高，还有一系列的气候因子的变化。
在全球中高纬的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为增加的趋势，并且增加的趋势达到0.5-1.0%每10年[2]。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全球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还会对人类经济、社会、环境，国家利益和安全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
气温和降水量作为气候变化最为重要的两个因子，已经是很多学者和专家关注的热点。
对区域气温和降水量研究越来越多。
而各项研究也表明，全球不同地区气候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有显著的时间和区域差异，因此研究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和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有重要意义。
杭州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近五六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活动频繁的同时也造成了杭州地区气候的相应变化。
研究杭州市近56年来的气候变化，不仅为学者研究区域之间气候变化差异提供依据，也可侧面反映杭州市的经济发展变化和人民生活变化，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
一、数据来源本文采用的杭州站1960-2015年降水及气温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杭州气象台站建立较早，且无变迁，数据完整无缺失）。
将天降水量累加得到月降水量，再将月降水量累加得到年降水量，每天的气温数据累加除于一年总天数得到年平均气温。
二、1960-2015年杭州市气候变化特征分析（一）气温变化分析1.趋势变化图1 1960-2015年杭州市年平均气温距平变化曲线基于杭州站1960-2015年年均温时间序列，进行时间趋势变化特征分析。
碳中和目标下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分析目录一、内容概要 (2)1.1 背景介绍 (2)1.2 研究意义 (3)1.3 文献综述 (4)二、碳中和目标概述 (6)2.1 碳中和定义 (7)2.2 碳中和目标的时间线 (8)2.3 碳中和目标的全球态势 (9)三、最优经济增长路径的理论基础 (10)3.1 经济增长理论 (12)3.2 碳排放理论 (13)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14)四、碳中和目标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分析 (15)4.1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7)4.2 投资与技术创新 (18)4.3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19)4.4 政策支持与引导 (20)五、案例分析 (22)5.1 国际典型案例 (23)5.2 国内典型案例 (25)六、政策建议 (26)6.1 加强碳排放监管 (27)6.2 推动绿色投资 (28)6.3 优化产业结构 (29)6.4 完善政策体系 (30)七、结论与展望 (31)7.1 主要结论 (32)7.2 研究展望 (33)一、内容概要本文档旨在分析在碳中和目标下，如何实现最优经济增长路径。
我们将回顾碳中和目标的背景和意义，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将探讨碳中和目标对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影响，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引导企业和政府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碳中和目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包括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影响。
碳中和目标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分析各行业的碳排放情况，以及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碳中和目标对地区发展的影响：探讨不同地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如何通过区域合作来实现最优经济增长路径。
通过对碳中和目标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档旨在为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以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1.1 背景介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碳中和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热点问题探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
这些问题不仅对个体和国家产生深远影响，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学原理在社会现象中的作用。
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源配置、生产和分配的学科，能够为理解和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提供科学的框架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当前社会的几个热点问题。
一是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贫富差距问题愈发凸显。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却在加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调控的不足。
资本的回报率往往高于劳动的回报率，这使得资本拥有者能够更快地积累财富，而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
政府的税收政策、社会福利制度、教育投入等在调节财富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
如何通过税收调节、财富再分配以及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二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近年来，全球多国面临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的复苏阶段，物价上涨成为各国政府亟需解决的挑战。
通货膨胀直接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质量，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受到了严重冲击。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短期内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长期来看，过度的货币供应和需求膨胀是引发通胀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家建议，政府应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既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又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以实现物价稳定与就业最大化的双重目标。
三是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经济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生态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经济问题。
温室气体排放、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持续加剧，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指出，气候变化的成本往往未被企业和个人充分考虑，而是由全社会承担。
为此，政府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如碳税、排放交易机制等，来内化这些外部性成本。
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绿色经济”概念，倡导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引导，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结合，促进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基础-庇古、科斯和欧玲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承诺在2020年之前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
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既能达成承诺的减排量，同时又能保证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本国经济效率发展，成了各国国家政府制定气候政策的一个难题。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理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为有效地制定气候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其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是庇古、科斯和欧玲。
这三位经济学者中，后两者因为对经济学的贡献分别在1991年和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从1969年才开始设立的，而庇古在1959年就去世了，要不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他的一份。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福利经济学分析体系的建立者，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区别了生产中的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
如果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企业就存在所谓的“外部性”。
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混合使用税收和补贴来校正“外部性”。
如果是正的“外部性”，应该对企业补贴；如果是负的“外部性”，应该对企业收税。
因为他的这个贡献，在经济学上，这种税收就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的理论奠定了现代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环境污染就是典型的负的“外部性”，社会承担的成本大于企业的成本，这导致了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和非效率。
按照庇古的理论，应该对污染的企业征收“庇古税”，这也就我们在现实政策中的排污税，来校正环境污染的不公平和非效率。
按照现在主流科学的观点，人类经济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很有可能造成了现在的地球温暖化。
这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会给整个地球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比如海洋岛屿国家和低地的淹没，大量物种的灭绝以及疾病的流行等，而这些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负的“外部性”。
如何校正这些负的“外部性”？按照庇古的理论，我们要对这些企业征收“庇古税”，让企业来承担这些社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