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性

纪念碑及其作为建筑艺术的公共性纪念碑是人类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通常，它是碑体建筑、雕塑、绘画、文字、相关环境规划、灯光、绿化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但基本上可以定位于一个建筑构筑体。

雕塑在纪念碑综合体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没有采用纪念性浮雕或圆雕的纪念碑，其碑身造型也可以视为一个抽象雕塑的形体。

世界各国与各民族，无论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有何不同，对于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纪念碑建筑与雕塑，都是十分重视的，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与物力。

而一座建立在大城市的重要纪念碑，其观众可以轻易地超过数百万人，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仅就观众人数这一因素而言，纪念碑及其雕塑是最具有公共性的艺术类型。

新中国建立后培养的第一代雕塑家，主要是从事纪念碑雕塑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纪念碑雕塑及纪念性雕塑始终是新中国雕塑的主流。

目前在中国的土地上矗立有多少纪念碑及具有纪念碑性的雕塑，尚无确切统计，但它确实已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生存环境，成为现代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份，对纪念碑从历史、文化、建筑、雕塑、伦理等专业角度加以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也可以了解一个时代的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

本文对纪念碑及其雕塑从建筑艺术的公共性角度加以研究，试图为中国当代雕塑对纪念碑建筑与雕塑的借鉴和发展，提供一个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纪念性建筑的伦理功能在讨论纪念碑之前，我们有必要研究作为公共空间中的建筑或具有纪念性的建筑所内含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建筑的公共性。

建筑对于人类，除了其所必备的实用功能之外，最重要的在于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和《筑、居、思》两篇论文中十分重视“栖居”（Wohnen）的概念，正是因为它比较贴近“存在”之意。

他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文中，称希腊神殿“作为艺术作品开启了一个世界，同时又反置这一世界于土地”，作为具有纪念性的神殿，它“首次把各种生命及其关联方式聚拢起来，合成一体，在这潜在的关联中，生死、祸福、荣辱等，俱以命运的形态展现在人类面前。

.读书.读《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F宇平巫鸿的《武梁祠一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是融合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一种尝试，是艺术史、历史、考古各学科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这本书成为武梁祠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专著，于1989年获得了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被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

《武梁祠一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是巫鸿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也是他被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一部著作。

虽然巫鸿在后来的著作《礼仪中的美术》中讲到，这本书的方法论及研究视野有不成熟之处，我们也看到在其之后的著作《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中的研究方法变得更为成熟,但这本书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的研究是对以往武梁祠研究四个主要方面的回应:一，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二,对以往武梁祠研究做一系统回顾；三，在"图像志"(iconography)层次上重新探讨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四，考察武梁祠整个图像程序而展开的思想观念。

全书也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及附录。

这三个部分可以说是三个研究层次，即学术传统、主题研究、基础性研究。

上编检验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和以往的研究，是建构汉代艺术史学史的一次尝试。

从这里可以看出巫鸿本人对学术史和方法论的重视，巫鸿对史学史的研究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视与他在哈佛大学接受的西方史学训练分不开。

从他对武梁祠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该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的把握来看，巫鸿作了扎实的学术史梳理。

他对学术史的处理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在文中并未停留在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60上,而是尝试在学术史中梳理出一种自在的历史,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甄别和学习。

巫鸿对武梁祠的研究无疑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这使得整本书的研究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上编学,两：一,有关资料，围绕几个世纪以来武梁祠材料的发现、断代、祠堂从属、建筑形式以及墓地整体的情况进彳行寸论；第二章，勾画出围绕武梁祠所展开的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希望呈现出该研究领域里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趋势。

人民英雄纪念碑背景介绍基本：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

1961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毛主席纪念堂以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

修建背景：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

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书批示。

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毛泽东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

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大石。

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碑文中的“三年以来”是指解放战争；“三十年以来”是指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而1840年则是中国受侵略的开始，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从此弥漫着滚滚硝烟，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简评巫鸿的“纪念碑性”作者：孙晓义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04期巫鸿大作《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是一本从建筑、艺术史的角度解构中国历史的著作，虽然角度新颖，但解构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要之，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所占据中国历史的分量还不太够——至少从现在的观点出发，中国历史绝大部分应是属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领域，所以我们不会过分要求巫鸿的作品，更不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诘难之。

这里要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贝格利（Robert Bagley）对巫鸿《“纪念碑性”》一书提出了看似严厉的批评，我想巫鸿可能在某些方面触犯了他们的学术感情，对巫鸿的这本书来说，我个人觉得，它不该有如此的对待，因为本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本书倡导了一个概念，即“纪念碑性”，巫鸿对自己之所以“创造”这一特性给出了说法：“与其试图寻求另一种广泛的、多方法论基础上的‘普遍理论’来解释纪念碑性的多样性，倒不如将纪念碑现象历史化更为迫切和合理。

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特定的文化与政治传统中来探索纪念碑的当地概念及表现形式，研究这些概念和形式的原境(context)，并观察在特定条件下不同的纪念碑性及其物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冲突。

”（第五页）这表明，巫鸿从事多年的古代建筑与艺术的研究迫使他不得不提出一个“纪念碑性”的概念，来总括他所研究的各式各样的纪念碑，有了这一“纪念碑性”，众多个研究对象便可列入此一概念之下，成为一部完整的学术著作。

本书包括六个部分：“导论”提出作者的主要观点，上面的引文即出自导言。

第一章“礼制艺术的时代”主要论述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纪念碑性”，作者认为，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反映了商周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即从崇拜“神明”转变成世俗权力的宣扬，因为铭文还是要给人来看的；礼制艺术中也包含着巨大的政权力量。

第二章“宗庙、宫殿与墓葬”，其内容就是这三种“纪念碑综合体”的神圣内涵及其发展演变。

首先，宗庙是人们祭祀祖先的场所，其“封闭”式的建筑理念是为了保存它的“神秘”和“庄严”，便于人们认祖归宗；其次，人们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由宗庙转换成宫殿，是现实政治精英的权力扩张；最后，作者以大量的考古发现为证，说明人们的活动地点从宗庙到宫殿，最后到墓葬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规律，从而呈现了秦汉大统一时期的历史情形。

书评Book Review纪念何需以碑——重思巫鸿的“纪念碑性”及中西文化隔膜宋 昕作品的影响力，偶尔会让作者本人惊讶。

或许巫鸿先生未曾预料到，他的一本脱胎于课堂讲稿的书，自1995年面世后，引发了一场持续20余年的学术争鸣。

该书即《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1)中译本于2009年刊行，此后国内的批判和讨论从未消歇。

这场辩论之激烈，以至于2007年，巫鸿先生在北京为中译本提笔作序时，仍感到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辨析。

序中坦承，作者的初衷是希望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提取出某种普遍性，以应用于中国古代艺术，便于在哈佛大学授课的需要；同时，也回应视宏观叙事为“蛇蝎”的学术流俗。

(2)想象那样一种课堂，台下是300个肤色各异，但都“对中国美术和文化鲜有所闻”的哈佛本科生；(3)面对学生，面对哈佛美术史系的同事，面对西方美术史学界，如何以一种他们熟谙的话语解读中国古代艺术，是巫鸿面临的一道难关。

“他们”的背后，是另一种自成一体、根深蒂固的文化，正如“我们”的背后亦是如此。

该书为达成二者交流所付出的真诚努力，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将面临两种语境的考验。

对重视史料的学者而言，该书细节颇有可商榷之处；对追求逻辑周密的学者来说，其理论也难称天衣无缝。

然而，这场学术争鸣波及范围之广、之延宕不绝，或将造就这本书真正的贡献——它将向我们展示，学科的森严壁垒和中西之间的文化隔膜，如何造成我们濒临现实问题时的局促。

一本书的价值，也许不在于纯粹和完美，而在于能促成多少阐释和疑问。

这本以“纪念碑性”为题的研究著作，也将成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地图上，一座无法绕开的“纪念碑”。

一、最初的困惑首先需加以说明的，是巫鸿先生的创作动机，是否如批评者所言是“附和洋人思路的伪学术”(4)和“故作高深的矫情”。

(5)既然该书的创作已然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妨从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评判。

“中国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不是一个源自中国古代美术史内部的命题，而是一个“为(1)〔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22卷第2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4月明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应龙(1552-1600)与所辖五司七姓交恶，又频频发兵劫掠川黔邻境，各方连年讦构，朝议剿抚无常。

万历二十七年(1599)六月，播兵血洗綦江，震惊朝野，终于决定出兵征剿。

明军由兵部侍郎李化龙统领，征调四川、贵州、湖广、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官土兵丁24万，万历二十八年(1600)正月十五日于重庆誓师，二月十二日八路并发。

随着播军节节败退，四月十六日，杨应龙退守海龙囤；四月十八日，明军形成合围。

六月初六日，囤破，应龙自缢死。

自二月十二日出师，至六月初六日破囤，凡114日，“八百年之酋囤，尽成丘墟”“辟两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余年所未得志于西南夷【主持人语】号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明朝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之役,对贵州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平定播州之役，学界已有较多成果。

本期刊发的《纪念碑性：平播之役金石铭文拾遗》一文，则利用新的史料，从新的视角对这次战役作了窥探。

参加平播战役的明军达24万，兵分八路，对播州进行围剿。

参与其事的部分明军将领在战时或战后勒石纪事，欲以彰其功。

该文收集散落各地金石铭文（碑刻、摩崖与钟鼎、铜柱铭文）共10则，这些碑刻铭文有的尚存于海龙囤上，有些分布于囤外诸地；有些文献有载，有些则是新的发现，多数实物尚存，个别已湮灭无存，但均系彰显功业的“纪念碑性”文类，成为平播之役的重要实物见证，可补文献记载之阙如。

同时，此类碑刻铭文字里行间透露出部分明军将领“抢功”之心态，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后人厘清被重构的“历史”之幽径。

故该文值得向各位读者推荐阅读。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陈季君杨永福）纪念碑性：平播之役金石铭文拾遗李飞（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贵阳550081）摘要：万历二十八年（1600）爆发的平播之役，是贵州历史上的大事件，此役终结了杨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开启了改土为流的新纪元。

战役亦遗留下一批以彰显军功为主要内容的“纪念碑性”金石遗存，这些金石材料一则可补史之阙，一则通过事主（铭刻者）的自我宣传而部分重构了“历史”。

2022/03纪念碑性：花山岩画中的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文/李书麟[广西艺术学院]【摘要】花山岩画作为左江流域文化的见证者，在对骆越先民生活的集体性记忆进行纪念保留和再现的同时，又为文化的传承提供精神支撑，具有典型的“纪念碑性”。

这种“纪念碑性”一方面体现于它的纪念功能，无论是祖先崇拜还是独特的青铜文化，均保存着古骆越的集体性记忆，凸显着骆越人的精神寄托和生活愿景，也正是对民族文化的再现与记录；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花山岩画构造的历史，在演变发展的历程中既含有对早期社会记忆的书写和持续，又促进了独特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与传播，使其永葆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花山岩画；纪念碑性；民族记忆；文化传承花山岩画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岩画之一，文化意蕴极其丰富，尤以民族文化最为突出。

作为壮族祖先的宝贵遗产，花山岩画所体现出的骆越先民文化不仅起到保存民族记忆的作用，而且使纪念功能得以持续，表现其中的宏大场面以及历史文化传承。

巫鸿在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过程中，将艺术品解读为历史中的保存者和创造者，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透过西方语境中的“纪念碑性”这一角度解读中国古代礼器、建筑的文化内涵。

对于花山岩画而言，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纪念碑大相径庭，但其所蕴含的“纪念碑性”却是不容忽视的。

从“纪念碑性”反观花山岩画，揭示岩画中的民族性集体记忆与历史文化传承，发掘壮族文化在新的时代潮流中的活态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纪念碑性”与花山岩画“纪念碑性”这一范畴从纪念碑中延伸出来，是纪念碑所具有的一种纪念性的内涵，依托、附属于纪念碑而存在。

巫鸿在《纪念碑性》中将其表述为纪念功能及其持续，“类型学和物质体态不是断定纪念碑的主要因素：真正使一个物体成为一个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①。

一件具有内在纪念意义与性能的纪念碑，无论它的外在体例是何种形式，总要具有保管记忆、赓续历史的作用。

一件艺术作品亦或是一座建筑物对于逝者、生者和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具有不完全一致的纪念意义，所以“纪念碑性”属于主观范畴，关键因素是内在的纪念功能、历史文化构造与传承。

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纪念碑性作者：马宏峰来源：《卷宗》2015年第07期“纪念碑性”是巫鸿先生提出的新兴词汇，主要针对于中国古代的美术和文化，和纪念碑比较起来它的内涵更加抽象，不再是指具体的某一事物，而是从历史学的范畴，指某些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一种纪念和代表意义的特性。

巫鸿先生还曾经以“纪念碑性”为主线探究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逻辑，既然中国古代艺术有如此的逻辑脉络，那么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否也可以按照这样的角度分析？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介绍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路线，然后借用纪念碑性的角度分析判断其所蕴含的逻辑形式。

1.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雕塑在古老的中国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活动。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陶鹰鼎、玉龙、陶猪等一系列陶制雕塑的出现，拉开了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序幕。

由于这一时代还没有先进工艺的出现，人们也开始形成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对于自然界的崇拜，因此几乎所有雕塑都是采用现有的材料（如泥土）模仿自然界的动物或图案，再经过夸张地抽象最终形成极具装饰性的物品。

发展到商周时代的雕塑作品则偏重于动物、人物外形的塑造，此时的青铜艺术发展迅速，因此多出现一些青铜雕塑，后母戊大方鼎就是此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如图1）由于只有王侯才能使用铜鼎，鼎成为拥有权利的贵族重要的一种祭祀礼器，再加之此鼎体积庞大、造型庄严、纹饰奇特，因此成为商朝贵族权利艺术最典型的象征。

言而总之，这一时期的雕塑多采用一些夸张变形且奇特的纹饰，以达到渲染出一种威严、庄重、神秘的气氛的目的。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雕塑艺术更成为宣扬王权威严的政治手段，其种类也开始出现多样化，比如建筑装饰、青铜纪念、墓葬明器等方面，最为壮观的莫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兵勇的形态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精细逼真，从总体看，秦代雕塑朴实厚重、庞大强壮、气势恢弘，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

到这里必须提一下“武梁祠”，它是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家族墓中的一座小祠堂，东汉晚期的桓灵时期所建，祠堂主人事武氏家族的武梁，因此而得名。

八一纪念碑设计理念是什么
八一纪念碑是中国解放战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见证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艰苦斗争和最终的胜利。

而八一纪念碑的设计理念，正是为了表达对解放战争的纪念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

首先，八一纪念碑设计理念体现了对革命先烈的敬意。

纪念碑的设计者通过雄伟的建筑和庄严的气势，向世人展现了革命先烈们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纪念碑上刻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等字样，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其次，八一纪念碑设计理念还体现了对解放战争的纪念。

纪念碑的设计采用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和雕刻技艺，展现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胜利。

纪念碑上刻有“胜利属于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字样，凸显了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和胜利的喜悦之情。

最后，八一纪念碑设计理念还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

纪念碑的设计者通过精湛的建筑技艺和雕刻工艺，展现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忠诚信仰。

纪念碑上刻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鞠躬尽瘁”等字样，彰显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之情。

总之，八一纪念碑的设计理念是为了表达对解放战争的纪念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展现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艰苦斗争和最终的胜利，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

这种设计理念不仅体现了建筑艺术的精湛和雕刻技艺的精巧，更展现了中国人民对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