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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区别与联系H07820209 07公共事业管理（2）班王玲波我们知道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而传统的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封建政治体制极大地束缚了其在政治上的发展。
于是当他们在为自己谋求一个更为“公平”、“自由”的制度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成了西方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蓝本。
虽然西方官职任用制度经过自己一路的演变与发展，但可以说其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一、联系（共同点）（1）考试的某些原则上相同“机会均等”、“择优录取”原则，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倡导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平取士，唯才是举；而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自由”、“平等”不谋而合。
在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中，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政府官员均须经公开竞考择优录用。
（2）考级奖惩制度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如在汉武帝时的“十三部刺史”、唐代的吏部等，对官员的政绩加以考核，并将其与职位的晋升挂钩；而在现代西方各国普遍实行功绩制，根据较为客观的标准确定的业务能力和其它工作素质，决定文官的录用、升降和奖惩。
这些制度无疑对保证政府管理效率和政治清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影响上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改变了自魏晋以来的世袭、察举等人为的选举制度，打破了“士族阀门”的不合理现象，使一般的平民得以通过科举向上层流动。
同时也为统治者扩大了其统治基础，招揽了更广阔的人才，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而西方资产阶级通过建立与改革现代的公职任用制度打破了早期“个人赡徇”、“政党分肥”官员制度，有效防止了政党关系及血缘门第。
同时公平、自由的考试也吸取了社会各方面的人才，从而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
二、区别（不同点）（1）法制化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严格地纳入法制范围，文官或公务员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
论科举制与现代应试教育之联系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治、教育、文化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的科举制度本属于政治制度，换言之，古代科举制度是政治和教育之间架起的桥梁。
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王朝的一种选士制度。
因为它是采取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封建国家所需要的各级官吏的一种制度而得名。
如果单从字面上评价古代科举考试与当今应试教育的话，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的紧密。
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古代政治的工具，为国家选拔官吏，而现代应试教育则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是对考生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量。
在《辞海》中有对科举制的解释：隋以后个封建王朝设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园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制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
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由皇帝特诏举行举称制科。
诸科之中，唯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诗赋。
宋神宗熙宁时王安石改用经义。
元，明均用其法。
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需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3年）一度改变科举办法，废纸八股取士，失败后复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即为废除。
从这里不难发现科举制的存在是作为统治者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维护国家权利的政治工具，具有严重的目的性。
而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目前的形势是素质教育深得人心，应试教育热势不减。
改革开放后，国家把发展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从而导致了应试教育的大背景。
关于“应试教育”的定位及含义，虽然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已经有了相对权威的理解。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中，在许多较正规的科学论文中，“应试教育”均被打上引号，其意自然不不细说。
科举制度与当今考试制度简介：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人才制度，历史上持续了1300多年。
而现今的考试制度则是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的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
科举制度和当今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但在很多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选拔标准、教育目的等方面对科举制度和当今考试制度进行比较，并探讨其优缺点和现代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历史背景科举制度起源于唐朝，成熟于宋朝，直到清朝末年被废止。
这个制度主要是为了选拔政府官员，以文化素质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
而当今考试制度则是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考试制度的出现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变革等因素密切相关。
二、选拔标准科举制度的选拔标准主要是以文化素养为基础，包括经义、史书、文学、经济等多个学科的考试。
在当时，科举考试对于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是一个追求上升通道的机会。
而当今考试制度更加多元化，不仅仅注重学科知识的掌握，还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社会实践经历、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现代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其具备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三、教育目的科举制度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合格的政府官员，使他们能够胜任政务工作。
而当今考试制度的教育目的更加注重个体的成长和发展，追求每个学生的个体价值的完善。
现代教育倡导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具备自主学习和持续学习的能力。
四、优缺点比较科举制度的优点在于选拔的公平性，它不受家族背景、财富等因素的影响，注重考查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才智。
然而，科举制度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过分注重知识的记忆和应试能力，忽视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而当今考试制度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发展，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
然而，当前的考试制度也存在竞争过于激烈、课程负担过重等问题。
五、现代教育改革的启示科举制度和当今考试制度的比较使我们意识到，教育制度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
“东学西渐”，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前世今生提起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相信很多人不会陌生，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员选拔机制，从科举制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它不仅是封建王朝时期皇帝统治天下的基础，更是底层民众向上流动最重要的途径，对于古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鲜为人知的是，科举制度的影响，早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对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留在我们脑海之中的印象，好像就是古老的城邦制，是中世纪的教会，是发达的商业活动，甚至是大航海时代的殖民侵略。
可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外象，作为世界文化的另一个中心，欧洲古代官员选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又与科举制有怎么样的渊源呢？这就首先要从西方最早的文官制度开始说起。
一、西方古代的文官制度和演变首先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强调是文官制度，实际上强调的是国家的统治能力。
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曾说：“古代国家职能主要是政治统治职能，任何私人事务都带有政治色彩，何况官僚制度。
”因此文官制度，其实代表的是国家的政治统治能力。
那么古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又是什么样呢？十八世纪以前，欧洲最常见的文官制度是“恩赐制”和“世袭制”，世袭制不用多说，所谓的恩赐制，即君王或者掌握权力的教会，城主等将权利和官职“恩赐”给贵族，然后贵族回报以对君主的忠诚。
在这种制度之下，君王的意志就成了选拔官员的决定因素，因此难免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带来政府机构低效，结构性腐败的后果，与同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相比，显然是有所不足的。
当然这也跟西方古代的政治环境有关，不同于中国古代曾多次出现长期的大一统王朝统治，欧洲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要远远大于统一的时间，国家各自为政，小到甚至一座城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种清醒之下，也不需要繁复的文官制度来管理管家。
但是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工业革命个文艺复兴的出现，中古时代的城邦制逐渐退出舞台，整个欧洲被整合为几个大国，人口和土地的增加都急需着一种新的，能够取代古旧的世袭制和恩赐制的文官制度出现，这个时候，来自中国的科举制度，给西方文官制度指明了方向。
科举制与现代⽂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从技术层⾯看科举：⼀部有效⽽稳定的⽂官机器经过了⼀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们回⾸发现：“科举竞争”⽆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路克制）制相⽐，都要合理得多。
⽽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常常是劣于科举。
另⼀⽅⾯现代⽂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序。
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了。
当然，对照现代⽂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病也是轻⽽易举的。
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现代眼光看也并⾮绝对公平。
⽽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它⾮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外任之类）等等。
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明标准苛求前⼈，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种政治⼈材选拔⽅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
⽽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规范竞争⽅⾯的确是我们现⾏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彩浓厚、⾝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般与⾮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论中外，都有赖于⾼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
印度莫卧⼉帝国的曼萨⼘达尔体制有33级官阶，从“⼗⼈长”直⾄“万⼈长”，都是由朝廷⾃上⽽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
古罗马基础上建⽴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瑟特⽂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治倾向相抗衡⽽维持着国家⾏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个世纪中得以延续。
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官员的程序。
但是，曼萨⼘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优则仕”，军事官僚的⾊彩远过于⽂职⾊彩。
作为⾼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化⾃律。
浅谈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作者：李倩婷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6年第04期一、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科举取士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一样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并伴随封建社会的终结而终结。
根据资料显示。
“科举”这一名称是从“分科举人”这一概念中产生演变而来的。
开皇十八年七月，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笼络人心，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从此，便开启了分科举人的制度，科举更从此演变而来。
科举制度的萌芽是在南北朝后期，正式成立在唐朝，宋代历经改革、完善，一度衷落在元朝，经过明清时期的鼎盛，并最终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写完结篇。
科举制度历经数代的风雨改革，此消伏长，历经多次废止，而又重新站起。
到其后期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成为了封建王朝笼络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都成为书呆子而心甘情愿、毫无抱怨地听其使唤的一种卑劣的手段。
由于科举制度只注意四书五经、文学诗赋，严重地束缚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由于其忽略自然科学，不利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使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世界领先到逐渐与世界拉开了距离，最终陷入落后状况。
如何一种制度已经无法在一个大一统、多元化、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近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了，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时代于1905年写下了它上千年的结篇。
二、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关系（一）继承与发展从历史上看，科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前身。
因此，两者有着相似之处，它们都适时而生，历经数次变革，强调以考试为基础，强调公开竞争，强调自愿报名原则，扩大了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出路。
在科举制度建立初期，考试科目较多，内容灵通，真的可以选拔出有真才实干的文士。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及现在的教育制度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制度的利与弊：利在于：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从科举看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选官用人乃国家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
自古就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
因此认真总结中利与弊：利在于：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简述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学位制度之分析比较摘要：科举制度由隋朝开创，经唐宋明清不断发展，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成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首要选择。
现代学位起制度源于中世纪西方行会之中，渐有了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学位，学位制度随之产生。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现代的学位制度有着必然的相同之处，当然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键字：古代科举制度现代学位制度一、简述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学位制度（一）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
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
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
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
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始于隋朝，到明清时已形成了完整的一套体系。
可归纳为四个等级：院试：由各地学政主考，及格者称生员，即秀才，每三年考两次。
乡试：每三年考一次，一般在秋季举行，故又称“秋闱”。
设于省城贡院考试，中央特派委员主考，参加者为秀才，及格者为举人。
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行，又称“奉阁”。
由钦差大臣主考，参加者为举人，及格者为贡士。
殿试：由皇帝在皇宫中大殿上亲自主持。
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称进士出身。
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朝以后主要是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某个文句为题作文，文章有固定的格式，以孔孟之道为作文核心，不允许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联系实际。
这种考试制度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而且古代走科举道路是寒门子弟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进入仕途的目的似乎又是功名利禄，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很大。
论现代升学与古代科举自古以来,一个人各方面素质的高低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其中有一项就是学习成绩。
古有科举制，今有中高考，都是根据学习成绩的好坏来选拔人才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古代科举制度腐败,现代中高考更公平。
但两者究竟有多少区别，是好是坏，没多少人知道。
就学习形式方面说，古代有人自学，有人上私塾或国学院，现代也有人自学，有人上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表面上都一样，但实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现在有九年义务教育，使一些不想通过学习过分追求前途或“钱”途的人得以混到个相当于古代秀才的学历，这点在古代的人是享受不到的。
就学习出路而言，在古代，你若能中了举人，那可就是天上的“文曲星”，特权一堆一堆的，官路财路大开，古人考学基本上就是冲着这个去的，而且门槛很高，考上后官做得就越大。
可现在相当于举人的大学生一堆一堆的，毕业后很多人连工作都找不到，不得不去扫大街。
我真的认为现在的高中生才能算得上秀才，一本大学生算举人，研究生算贡士，博士相当于进士。
就是博士生出来，也有很多难混个一官半职的，只是个高级打工仔罢了。
就阶级层次的先后顺序来说，古为士、农、工、商，其中治国的人才“士”排在第一，负责买卖的“商”排在最后，也就是说，成为士才有出路，士的行为标准是文采风流、品行高尚。
而现在虽有很多人说是工、农、士、商，可明摆是商、工、士、农。
随便一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可能成为“土豪”，迎娶“白富美”，出任CEO或自己就是老大,走上人生巅峰。
一工人若有好的技术也能月进几万，就连在士后的农民，聪明点，机灵点，勤劳点，月赚几万都是小KISS,但士就不行，没有万中无一的头脑，百万中无一的关系，千万中无一的机遇，想成为世人皆知或再低一等“小有名气”都是没多少可能的。
现代教育制度在这几方面与古代科举制度的差距就这么了，某些地方还仿造古代，什么前100名被录取，单科的竞赛成绩优异者被录取等等，未来变数那么多，谁敢保证他们将来还优秀呢？何况在走后门、行贿受贿行为繁多的今天，谁能保证所谓的好学校里坐的都是真正的好学生呢？现在升学与古代科考有十分类似的一点竟是很多地方都不注重品德的考察，谁敢保证高学历之中没有人渣？可能我说的有点绝对，可我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是如实说出而已。
关于现代教育与古代科举制度的一些感想
今天听了王晓春教授幽默风趣的讲座感慨颇多，现在的教育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于古代科举制度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似的。
古代的教育还有一些很自由的空间，从学习的内容方式，考试的内容方式上都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而现代的教育就有一些死板了，很应试。
考试内容很有局限性，少部分人受益。
方式也局限一次的成败就决定你的命运了。
大多数的家长教师和学生对现在的教育都深恶痛绝。
其是现代素质教育一直都在提倡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大家都不能很好的重视它，越来越被扭曲了。
当然也是迫于考试的压力不得已。
我们老师家长把启发式教学兴趣教学渐渐改成了强制性教学了。
我有时候心里也很矛盾，是不是不要只看重分数呢？但面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希望他的分数是优异的。
应该注意改变陈旧的教学理念
王晓春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对陈旧的教学理念进行了总结，第五点所讲的（以为人可以不动感情的学习，忽视了愿望，忽视了动力）。
我们平时在教学中很注意改变这一陈旧理念。
我们如果平时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朋友一样。
让学生喜欢我们，喜欢上我们的课。
我们才能够正真让他们的成绩提高。
那么他又怎样才会喜欢我们呢？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学生的真正需求是什么，把他们的兴奋点提高到最高的状态，当他们有了想要学好的愿望，有了自己学习的动力。
老师一启发他就明白了，还会把所讲内容发挥的更好。
如果他不想要学好，那你就算给他说上十遍二十遍他还是无法吸收。
差距会很大。
总之再好的老师也教不会不想学的学生。
丁学良：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实质区别新京报记者张弘：科举制度与西方现代教育的差别在哪里？丁学良：科举出现的时候是全世界古老文明中最先进的制度之一，用科举方法来选文官，这一点是中国古代人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没有历史感。
当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已经兴起了，已经显示出它是一种更强大、更先进的文明，它打到东方，而且已经把东方最大的国家中国打败了。
到了那个时候，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科举制度的弊病才全面显示出来。
根本差别有几点：首先是，西方现代教育不再是一种老式的精英制度，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政府培养官员，它进而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如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它又没有抛弃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想，保持了它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力图使个人全面发展。
它在这个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就是工业社会的分工已经相当的专业化、技能化，这时的教育必须有新的内容，有新的教学方式和考试方式，有新的培养目标和衡量尺度。
而中国的科举制在它废弃之前，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是两个时代的差距，不仅仅是细节的不同。
最根本的区别之下，还有第二、第三层次的区别。
举个例子，科举教育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都要找到先圣的依据，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看本本”。
无论是你的思考还是学习的过程和考试方法，你在整个学习期间的表现、总的评价，它都要靠老本本来裁决。
这一点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取向完全不同，西方的现代教育主要是引导你走向未知的世界。
当然，探索未知的世界不能把这之前在各个专业里积累的知识抛弃掉，但这些积累起来的知识是它的出发点，而不是裁判的最高尺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方向。
一个是向后看——你不能违背以前的圣人说过的话；一个认为以前的人说过的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前的人不知道的东西。
这种区别导致了一种文明萎缩、衰落，另一种文明有生命力、能持续繁荣。
新京报：在其他方面呢？丁学良：从制度层面（组织和规章）来讲，中国的科举教育一直是由政府来包办，属于官学。
我的中学母校所在地宋朝时是省的府学，以前还有县办的、州办的和朝廷办的。
而西方现代教育是多元化的，只有一部分属于官学。
教会有大学，民间有大学，政府办学的部分是体现在提供资助，硬件、给老师付工资等方面，但它不会对教学内容、科目设置日常地干涉，限定考试的方式方法，把学校当成一个衙门来操作。
而在传统的科举制中，这些是朝廷、乃至皇帝才能够动的东西，因为他要培养循规蹈矩的官员。
下面还可以进一步比较。
西方的现代教育对社会来讲，至少在原则上保障所有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培养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才，当然包括想进政府当公务员的，有一部分是要进军队的。
但是根本上它要培养现代公民，即现代社会里负责任的、守法的、能够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在专业领域对社会作出贡献、同时也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所有这些就构成了英文modern citizenship的内涵。
而中国的科举教育完全没有公民的意识，科举是为皇帝和朝廷选拔官员，参加考试的人就是为了做官。
由于培养政府官员是科举的唯一目的，因此在伦理和政治上力求思想规范化，实际上是用一个模子来铸造所有学生的思想和心态。
新京报：尤其是从明代开始，关于经书的解释必须以朱熹的解释为准。
丁学良：这个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朱熹老家是徽州的，在那个时代，朱熹属于创新的人才，他不是一个完全依照本本的人。
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中国文明包括社会，非常需要回答一些新问题，他非常富于探索精神，思想自由，被当时的朝廷和皇帝几次压制和迫害。
而死后一旦为朝廷所用，他又被变成了新偶像。
但是他生前是反对思想盲从的，因此死的时候很潦倒。
新京报：因此，科举走向末路也是必然。
丁学良：科举走到末期的时候，有识之士为什么要废除它？前不久我对一个西方记者讲，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门槛，象征性的一步不在于推翻帝制，而在于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科举是帝制延续的道德的、精神的、心态的和制度的一个根本。
1911年武汉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推翻了帝制，这是操作上十分具体的一件事。
而科举制废止才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意即：我们再也不能照老路走下去了。
即使以后科举传统里的合理要素有重生的机会，也必须注入新的基因，而这个新的基因就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教育。
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人多是传教士、探险家、商人，17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尊重，因为里面有很多合理的成分。
但这些合理的成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中国被禁锢在总体不合理的一个架构中间。
新京报：那为什么科举废止不久，取而代之的民国时期的教育办得比较成功？丁学良：民国初期的国家状况不是很好，有军阀割据，国家很贫困……但那个时候的教育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步。
根本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点，那时候最早的一批知识精英形成了共识：老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必须走新路。
如果这些思想领袖、知识领袖没有这个共识的话，很难齐心协力走出第一步。
第二点与此密切相关。
要把世界上已经被证明过的先进的教育方式、做事方式引进中国，那就是欧美的方式——鸦片战争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这点。
而当日本变得咄咄逼人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就更有刺激。
因为中国早年被欧美打败了，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两方不是一样的人。
但是，被日本打败对中国的震撼更剧烈，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向中国学习的，而且它受到西方冲击是在中国之后。
但很快日本有了“明治维新”，其结果证明，欧美的方式不仅在西方有效，在东亚也有效——日本成为白人世界以外惟一经过改革、学欧美而进入了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国家。
因此，当时的中国精英分子不是抽象地认识到要走新路，而是具体地要引进被时间所证明的有效的方式和制度。
在多种可能的新路中，这一条已经有两次分别在西方和东方都获得了验证。
第三点是坏事变好事。
那个时候各省之间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权，这当然有很多弊病，也有一个好处，只要哪个省有几位思想开明的官员或知识领袖，马上就能做起来，用不着去等候命令。
改革最应该避免的是一刀切，要有几种尝试的路子相互竞争，比比得失，这样就不会被一条路堵死，有试错找对的机会。
第四点，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没有全面的官僚化和衙门化。
即便你起步很好，开始的时候办得像模像样，一旦日后把大学当作了衙门，生命力很快就会衰竭。
把大学当衙门的人为着使自己官当得更高，一定会把学校变成上升的垫脚石，而不是力图把学校办好。
那个年代，出去留学的人大部分都回来了，因为他们有机会到各个学校去“试”，这样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气象。
蔡校长、胡校长、梅校长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海归”。
现在津津乐道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是他们领导之下的教授培养的学生。
那时中国大学的好老师与西方好的教授相比，没什么需要“转轨”的地方，很多学生到西方大学念书，也不需要“转轨”，因为它们秉持了相同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
新京报：可是，那时的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没有延续下来。
丁学良：中国1952年后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从苏联照搬来的，而苏联办大学的模式与它办工厂、办军队的思路一样。
工厂和军队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垂直领导、任务固定，大学也被办成一样的模式。
从那时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偏离了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它的成就仅仅体现在纯粹培养应用型的、工程型的人员，代价是基础性理工科的创新研究，更不必说社会科学中经济、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创新研究，被抑制掉了。
科举传统不求创新，只求守旧；不求多元发展，只求整齐划一；不重发现，只重读经；然后从结构上、体制上完全照搬苏联，把二者里面最消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新京报：但是这种单一性也有其合理的成份。
丁学良：是，然而不能把在一个点上合理的东西变成一条线，更不能变成一个面。
“经世致用”在教育上除了升学以外没有任何目标，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为了应试，只有考试考得更好，才能升学。
这样一来，中国的当代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有严重的扭曲和抑制。
这个后果已经很清楚，很多到海外大学上研究生的都来自国内最好的大学，他们考试起来都行，要是让他们做研究，很多人马上就显示出在国内受教育的薄弱处，有些人都不会去找资料。
只有主动地去找，你的探索精神和技能才能发展出来。
在西方稍好一点的学校，孩子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就会用“做研究”这个字眼，因为老师交代的作业没有固定的，孩子要自己在图书馆、报纸、互联网上去找。
教育目标的单一和由此引导的教育方法、测试方法的单一，又在恢复科举后期沉重的历史包袱。
唐宋时期的文化和科举相对开放，现在的考试方式与清末的科举更相似。
新京报：国学与科举是什么关系？丁学良：“国学”的说法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它对应的是“西学”。
国学之说本来是不存在的，直到出现了一个“新学”，而且对它有很大的挑战，然后国学意识才会产生。
因此，西学和国学这对说法本身就隐含着两大知识体系，两种文明体系，两种教育体系。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的时候，以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主是没什么问题的。
在汉唐时代，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是非常开放的文明。
到中国来经商的、做官的、求学的、打工的非常多，他们在人种、血统、生活方式、观念、宗教、语言等方面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新东西。
那个时候的中华文明具有博大的包容性，什么时候它从一种开放的文明变成保守的、内收的呢？主要是起于元兵对中原的打击，因为一个相对不开化的民族把中原打败了，用最残酷的方式来统治它。
从那时开始，中华文明就变得越来越胆怯、内向，不敢主动与外来文明去沟通。
到了明朝，皇帝不是用正统的方式登基的，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把底下的人管服帖，保住自己的皇位，他及其继承人的治理方式，逐步使中国人丧失了开放、冒险、求新的精神。
在汉唐时代，是没有“国学”观念的，因为中华文明是多源泉汇合的浩瀚之水。
等到“国学”成为一个清晰的概念、有明确内容的时候，那就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衰落了，受到外来文明的强力挑战。
如果今天的人不是以汉唐心态、而是以清末的心态来看待中华文化包括国学，我认为就太对不起我们伟大的先祖了！科举制中后期的功能，是把中华文化变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贫血、越来越缺乏创造力的制度化的下降渠道；它是一幅残障的骨架，限制了活肌体的发展。
八股文地位的确立，等于是把浩瀚的长江变成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人工河，其后果就是把多源头、多基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行一道道的负筛选，留下的多是死气沉沉、没有活力的东西。
我的一个老师对我说过，废止了科举后的民国早年，北大还是清华连续三年的考试都是同一个题目：《秦始皇论》，预先就明告学生，你有什么样的见识都可以自由发挥出来。
这很了不起，它展示的是开放的心态，与科举时代截然不同，是大变革时期出现的新气象。
（完整采访稿，摘要发表于《新京报》2005-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