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新中国17年的创作歌曲综述1949年7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并成立了全国文艺界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音乐工作者热情迸发，音乐家们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极大繁荣了新时期的音乐创作。

1、1949-1956年的音乐发展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坚持以歌曲创作为中心，产生了一大批以歌唱新中国、新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些歌曲作品迅速、有力地表现了新中国初期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和全国人民昂扬的工作、生活情绪。

主要代表歌曲有《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小鸽子》、《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

除歌曲的创作之外，器乐创作、音乐喜剧创作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繁荣景象。

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春节序曲》、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等。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戏曲工作者也热情参与传统戏曲和曲艺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尝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戏曲改革，涌现出一批优秀剧目。

如：评剧《刘巧儿》、《志愿军的未婚妻》，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天仙配》，沪剧《罗汉钱》等。

这些作品不但展示了解放初期戏剧改革的丰实成果，同时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2、1957年至“文革”前夕在曲折中前进的音乐历程建国后7年的音乐繁荣，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及1959年的“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

“大跃进”时期的音乐除了少数作品又一定的艺术质量（如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戴花要戴大红花》等），在群众中传播广泛，大多数应时而写的具有明显概念化，终难逃昙花一现的结局。

除上述歌曲外，具有代表性的器乐作品有：管弦乐《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交响乐《抗日战争》，小提琴演奏曲《梁祝》，舞剧《睡美人》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器乐创作在文化艺术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这一主题。

一、历史背景1.1 新我国成立后的文化政策新我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鼓励创作符合大众审美的作品。

1.2 传统器乐与现代民族器乐传统器乐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磨难，但在新我国成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现代民族器乐也逐渐崭露头角，丰富了我国音乐的形式和表现手法。

二、民族器乐创作的代表作品2.1《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著名的器乐作品，它充分展现了我国传统音乐的魅力，通过管弦乐和合唱的结合，赋予了这部作品磅礴的气势和宏大的气魄。

2.2《茉莉花》《茉莉花》是我国民乐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以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音色，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誉为我国的音乐名片。

三、民族器乐创作的发展趋势3.1 结合现代音乐元素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器乐创作逐渐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例如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等，在保持传统特色的更加贴近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3.2 探索民族音乐的多样性民族器乐创作开始更加注重地方文化特色，例如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音乐的创作和发展，在音乐的多样性中展现我国音乐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四、应对挑战与未来展望4.1 保护传统音乐的同时推动创新在保护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民族器乐创作者应积极探索创新路径，注重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4.2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加强与国际音乐界的交流与合作，民族器乐创作者可以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精华，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平，推动我国音乐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结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器乐创作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探索，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了丰富的我国音乐文化。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希望民族器乐创作者们可以继续坚持原创精神，不断提高音乐创作水平，为中华民族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新我国成立以后，民族器乐创作在文化艺术领域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历史沿革
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 1900年至1949年，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初期阶段。

郑觐文在上海大同乐会发起并组成了30多人的民族管弦乐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大型民族管弦乐队。

同时期，刘天华创作了《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飞花点翠》等大量民乐作品，对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和演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建立时期。

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的成立，是中国第一支健全的大型民族乐团。

彭修文是该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他创作及改编了几百部民族管弦乐作品。

3. 1979年至2000年，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型协奏曲，标志着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成熟。

4. 2000年至今，是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繁荣时期。

许多专业作曲家开始创作民族管弦乐作品，使中国民族管弦乐得以蓬勃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但是在中国艺术事业逐渐兴盛的背景下，中国民族管弦乐得以蓬勃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可以查阅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有关史料、文献或其演出介绍等资料加以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新中国17年的创作歌曲综述1949年7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并成立了全国文艺界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音乐工作者热情迸发，音乐家们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极大繁荣了新时期的音乐创作。

1、1949-1956年的音乐发展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坚持以歌曲创作为中心，产生了一大批以歌唱新中国、新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些歌曲作品迅速、有力地表现了新中国初期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和全国人民昂扬的工作、生活情绪。

主要代表歌曲有《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小鸽子》、《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

除歌曲的创作之外，器乐创作、音乐喜剧创作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繁荣景象。

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春节序曲》、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等。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戏曲工作者也热情参与传统戏曲和曲艺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尝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戏曲改革，涌现出一批优秀剧目。

如：评剧《刘巧儿》、《志愿军的未婚妻》，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天仙配》，沪剧《罗汉钱》等。

这些作品不但展示了解放初期戏剧改革的丰实成果，同时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2、1957年至“文革”前夕在曲折中前进的音乐历程建国后7年的音乐繁荣，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及1959年的“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

“大跃进”时期的音乐除了少数作品又一定的艺术质量（如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戴花要戴大红花》等），在群众中传播广泛，大多数应时而写的具有明显概念化，终难逃昙花一现的结局。

除上述歌曲外，具有代表性的器乐作品有：管弦乐《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交响乐《抗日战争》，小提琴演奏曲《梁祝》，舞剧《睡美人》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管弦乐民族化创作技法分析作者：王阔郑轶超来源：《艺术评鉴》2021年第07期摘要：中国的管弦乐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交响乐创作从外向转为内心的音乐，交响乐语言呈现普遍更新的现象，民族化现象愈发明显突出。

民族化创作技法通过民族调式、传统音乐结构、民族民间音调、民族乐器使用等方面体现出来，本文通过80年初五首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这一时期民族化创作技法的核心思维。

关键词：管弦乐民族化创作技法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7-0051-031981年以来我国的管弦乐创作处在一个开拓、探索的新时期，这在我国管弦乐创作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在社会改革浪潮的激荡之下，大胆借鉴西方现代音乐观念，吸收现代音乐创作技法。

①多元化文化背景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管弦乐创作的突出特征，20世纪80年代管弦乐创作处于一个独特的发展时期，民族风格在创作中不断深入，民族化元素如传统音乐思维、民族民间音调、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等融入我国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创作中。

80年代初，中国交响乐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涌现出了一批新的作品，如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1980），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1980），宗江、何东的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1980），谭盾的交响乐《离骚》（1980），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1981），杜鸣心的《飘扬吧，军旗！》（1981），吕其明的《白求恩交响诗》（1981），盛礼洪的《第二交响曲》（1982）等。

这些作品的显著特点是着力于对音乐内涵的挖掘，交响音乐开始摆脱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转而向人的精神世界深入。

②本文将对其中5部作品即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陈培勋的第二交响乐《清明祭》、杜鸣心的《飘扬吧，军旗！》、吕其明的《白求恩交响诗》、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主题构成、调式调性、音色处理等三个方面剖析创作技法的特点，力求挖掘作曲家的民族化特色与创作手法以及创作思维特征，从而进一步梳理总结出80年代初我国管弦乐民族化创作的特点。

中国著名管弦乐曲
以下是一些中国著名的管弦乐曲：
1. 《红旗颂》：刘德海创作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典乐曲。

2. 《游击队之歌》：聂耳的作品，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抗击精神。

3. 《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创作的中国国歌。

4. 《春节序曲》：李焦兰作曲的一部具有浓郁中国情调，富有欢快节奏和独具特色的乐曲。

5. 《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邓中夏作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黄河的深情和爱国情怀。

6. 《红楼梦组曲》：宋祁、朱自清作词，刘天华谱曲，以红楼梦小说中的情节为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

7. 《茉莉花》：胡思齐作曲，袁世海作词，是中国民歌中较为著名的一首曲子，曾多次被外国艺术家演唱。

8. 《梁祝》：由韩非子创作，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被属于梁山英雄帮中的一位女子和他爱上了的男子的名字，并以此命名。

9. 《青藏高原》：杨洪基演唱，是一首表现青藏高原地域特色的歌曲。

这些乐曲代表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情感，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

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究竟哪首作品是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它产生于什么时候?“《怀旧》第一”说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般认为黄自的序曲《怀旧》是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

例如，王安国教授在1988年撰写《中国交响音乐创作，1946－1976》一文，其中曾说：“1929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黄自，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管弦乐队作品——《怀旧》。

”此前，“《怀旧》第一”说曾经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界维持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怀旧》在黄自毕业的1929年，曾经由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所在地的纽黑文交响乐团(又译新港交响乐团，New Haven Symphony Orchestra)演奏过，并获得了当地报刊的好评。

这确实是中国管弦乐作品第一次在国外舞台上的演出。

黄自回国后不久，1930年11月，《怀旧》又由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梅百器的指挥下在国内演奏，萧友梅还为这次演奏专门写了文章——《黄今吾的(怀旧曲)》(今吾是黄自的字)。

文章最后写道：“中国人的乐队作品，这是第一次在外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里得到公开演奏的机会。

这岂不也是最值得一般爱国的邦人君子欢喜的一回事吗?”萧友梅的文字写得非常的客观——说这是中国人的管弦乐作品“第一次在外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里得到公开演奏”。

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由中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已经在数年前就演奏过了。

“《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是指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由中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是指20世纪20年代由萧友梅创办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

1923年12月17日，萧友梅亲自指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演奏了他创作的《新霓裳羽衣舞》。

但是这件重要的音乐史迹被历史湮埋了六十多年，直到80年代后期，华裔音乐学者韩国鐄运用他在海外寻找到的资料对“北大音乐传习所”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时，才证据确凿地指出：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西式管弦乐曲”。

中国梦：建立一支宏大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丰元凯任何事物的发展，包括社会进步，要有所发明，有所前进，都必须经过改革，改革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

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七千年前伴随着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诞生就一直处于不断改革发展之中，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件乐器到乐队组合、从单声部到多声部，整个民族乐器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改良的历史。

多少年来，历史上无数民族音乐与乐器制作的有识之士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劳动，他们之中有的被人所熟知，有的则默默无闻，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回顾民族乐器改革的历程，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长达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程中，中国民族乐器从气鸣乐器、体鸣乐器开始向膜鸣乐器、弦鸣乐器过渡，器乐表演形式主要以宫庭乐队、地区性乐队、戏曲乐队、宗教乐队、少数民族乐队等为表演形式，到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郑觐文、刘天华先生对传统民族乐器开始进行全面改革，从此开启了中西方文化碰撞，将西方音乐演奏方法移植到民族器乐上的先河，开始有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萌芽，加快民族乐器改革改良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反映现实生活，歌颂伟大国家和人民历史性变迁的民族音乐创作浪潮掀起，从此，我国民族音乐事业揭开新的一页，呈现出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势头，全国各地普遍成立了中央及地区性民族乐团以及专业音乐学院，二胡、琵琶、扬琴等主要民族乐器在专业音乐学院开设了专业课，中央及地方的民族乐团相继组建不同编制的民族管弦乐队。

民族乐器开始进入专业教学课程，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使民族乐器发展史上有了崭新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民族乐器原有“弊端”的暴露，从而提出了对民族乐器进行全面改革的新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从事专业民族器乐演奏家和乐器研究、改革、理论的专家、学者和乐器制作者携起手来，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乐器改革攻坚战，这场民族乐器改革的浪潮主要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管弦乐队，它既区别于原有的中国民族乐队，也区别于西方交响乐队。

中国民族器乐生存现状调查与分析中国民族器乐历史悠久，丰富多彩，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和音乐市场的变革，中国民族器乐的生存现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器乐生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旨在探讨其发展困境与出路。

中国民族器乐是指运用中华民族传统的乐器演奏出的音乐，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

中国民族器乐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宫廷雅乐和民间音乐。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器乐逐渐形成了鼓、琴、箫、笛、弦等众多门类，其中以琵琶、二胡、笛子、鼓等最为常见。

中国民族器乐在音乐教育领域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许多中小学和高校开设了中国民族器乐课程，教授学生民族器乐知识和演奏技巧。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师资力量不足，一些学校只能从社会上聘请兼职教师来教授民族器乐；学生对民族器乐的兴趣不高，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

在音乐市场领域，中国民族器乐的生存状况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一方面，国内音乐市场日益被流行音乐所主导，民族器乐的受众群体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国际音乐市场的竞争激烈，民族器乐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音乐家和团体在努力推广中国民族器乐，如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

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国民族器乐，需要加强音乐教育的普及力度。

具体而言，教育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民族器乐进校园，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和接触民族器乐。

还可以通过开展各类竞赛活动，激发学生对民族器乐的兴趣和热情。

提升民族器乐的创作水平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环节。

作曲家应该深入研究民族器乐的特点和韵味，创作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同时，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奖励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和演奏家，鼓励更多的人才投入到民族器乐的创作与演奏中来。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升中国民族器乐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国内音乐机构可以积极与国际音乐组织展开合作，举办国际音乐节、音乐研讨会等活动，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和欣赏中国民族器乐。

略述改革开放时期（1980-2000年）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创作在不同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本文就从歌曲创作，合唱音乐，民族器乐，室内乐和管弦乐，歌剧与舞剧音乐五个方面来略述这些变化。

关键词：改革开放、音乐创作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上的运动，就标志着中国当代社会进入了解放思想的新时期。

所以新时期的艺术创作与理论观念也相对宽松自由，艺术界也开始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的一些文化艺术观念，但与此同时，也逐渐开始追寻自我的品格。

下面笔者从几个方面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创作：一.歌曲创作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内，我国的歌曲创作还在艰难地摸索中。

但是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歌曲作品和作曲家。

比如施光南创作的《祝酒歌》，《周总理，您在哪里》，还有郑秋枫的《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等，这些当时的著名歌曲也都抒发了国人的胸臆，打动了国人的心扉。

还有一些表达爱情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的歌曲，比如施光南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铁源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十五的月亮》等，也涌现出许多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主要有黎英海的《枫桥夜泊》，等。

除了上述这些歌曲外，其实这时期流行歌曲也对人们的音乐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起初港台的流行音乐对大陆的影响很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邓丽君的音乐，还有李谷一，于淑珍等人的作品也受到广泛欢迎。

之后歌手和作品也都慢慢相对成熟，比如刘诗召的《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金凤浩的《金梭和银梭》等，再到80年代的后期，“西北风”影响下，崔健的《一无所有》，苏越的《黄土高坡》等对中国流行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的后十年又出现了更多的拥有新的特色的艺术现象，主要为娱乐功能的大众文化迅速占领文化市场。

这时期的歌曲创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亚洲雄风》等，以及在一些歌曲评选活动中的一些代表时代精神的歌曲:《同一首歌》，《爱我中华》等。

|Yan Jiu Ping Lun*研究评论新中国以来民族器乐发展艺术研究齐道喜哈尔滨音乐学院摘要:近现代以来，不少专业音乐工作者在探寻民族器乐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民乐作曲家、演奏家按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大胆地借鉴西洋技术，创造出民族器乐组合的新形式，成功地创作、改编了不少优秀曲目，为民族器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重奏与大型乐队合奏两种。

关键词：新中国以来民族器乐发展研究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1-0015-04中华民族巨大的乐器宝库显示出一代代劳动人民创造精神所迸发的智慧。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音乐工作者创建了新型的民族管弦乐队体制。

今天,华夏乐器的古韵不仅响彻中华大地，也步入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等世界顶级音乐厅。

因为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并为世界音乐发展史做出了举世瞩目和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1990—1995)曾说过：“中国人对乐器在音乐领域的应用于研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历史都悠久，且有更高的造诣”。

一、民族器乐的新发展(一)古乐器复原近年来随着音乐文献研究和考古的进展，大量古代乐器被发掘整理，那些消失已久的古代乐器的复原工作也随之展开。

如古代文献中屡屡谈到“琴瑟和鸣”，琴是流传下来了，而瑟为何物，为什么失传，这些都是困扰人们的问题。

目前，对瑟的复原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

20世纪80年代，对失传古乐器的研制已蔚然成风。

如参照古代文献和现代竖琴原理研制的新型双弦雁柱箜篌面世;清代以来罕为人知的古埙已成为“热门乐器”，不仅常以独奏、合奏乐器出现，还有许多演奏家对它进行改革，产生了十孔陶埙、十二孔陶埙和木质埙等，新改编、新创作的埙独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他新研制的古乐器还有骨笛、排箫、篪、火不思、胡笳、雅托克等。

(二)乐器改良乐器改良是民族器乐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绪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产生于20世纪初期，是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交响音乐交融的产物。

它的早期形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大同乐会和北京国乐改进社，随着民族音乐的不断发展，直至1954年由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原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提出，以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组乐器作为大型民族乐队的结构体制，由此确立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

新型民族乐队的建立必须与大量的演奏实践相结合。

然而，由于当时作曲家们对这种新型的乐队编制还不熟悉，并且在思想上对民族器乐创作也不够重视，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管弦乐创作，除《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均为聂耳曲）、《彩云追月》（任光曲）等作品是以作曲家创作的之外，大多是从事民族器乐的演奏家或指挥家改编的乐曲为主。

①由于当时的改编者们并非作曲专业出身，对民族管弦乐的作曲技法并不了解，在创作思维上又受到西方交响乐队模式的影响，片面理解“交响化”的概念，照搬西方传统功能和声和交响乐队的配器原则，运用交响化的旋律发展手法，生硬效仿西方交响乐队的音响效果，这使得民族管弦乐或多或少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艺术魅力，因而这一时期的民族管弦乐创作在艺术质量上难以出现让人满意的音乐作品。

1961年“民族乐队音乐座谈会”的纪要《继承发展传统，贯彻“百花齐放”方针》一文曾强调：“某些民族乐队的组成是可以有条件地吸收西洋管弦乐队的经验和吸收某些外国乐器的，但是生搬硬套的方法和盲目地追求所谓‘交响性’的做法，对于发扬民族乐队的特点是不利的，也不能简单地以中西乐器混合乐队的组成方法来替代民族乐队的创造性发展。

”②由此可见，“民族乐队交响化”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被人们所关注的创作问题，但是考虑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乐队形式以及当时作曲家的创作队伍，这也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过程。

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历史沿革中国民族管弦乐团是中国乐团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以其独特的音乐表达方式和丰富多样的音乐风格而享有盛誉。

这支乐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国内外音乐舞台上的璀璨明珠。

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中国音乐改革运动。

在这个时期，中国音乐家开始反思传统音乐的局限性，并试图将西方音乐的元素融入中国音乐中。

这一时期的音乐改革运动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中国音乐家聂耳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族管弦乐团，这被认为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起源。

当时的民族管弦乐团主要使用西方乐器，但音乐作品中加入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这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音乐改革的推动下，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开始使用更多的中国传统乐器。

20世纪40年代，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音乐战线的决定，民族管弦乐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开始加入民族管弦乐团，他们不仅丰富了乐团的演奏阵容，也为乐团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经历了困难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乐团的演奏和创作活动受到了限制。

然而，尽管受到困境的影响，乐团仍然努力保持自己的艺术水准，积极传承和发展中国音乐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乐团的经费和资源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

乐团的规模扩大，演奏水平得到了提高，国内外的音乐家也纷纷加入其中。

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开始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各种国际音乐交流活动，为世界展示中国音乐的魅力。

如今，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已经成为中国音乐事业中的重要力量。

它不仅在国内各大音乐厅和艺术节上演出，还多次赴国外进行巡演。

乐团的演奏水平得到了国内外乐评的高度评价，许多音乐家和作曲家也创作了大量针对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音乐作品。

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历史沿革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管弦乐述要中国传统音乐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累，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

在音乐的体裁和形式、音调和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呈现着多彩的面貌。

我国管乐创作是十分重视本土化的。

管弦乐传统音乐发展过程一、概述管弦乐是一百多年前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中国交响乐的历史同中国近代史一样，也是从耻辱和灾难中走过来的。

1949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贺绿汀指挥华北人民文工团管弦乐队演奏了他改编的《东方红》《新民主进行曲》《晚会》和《森吉德玛》，连成一套管弦乐合奏曲目，为政协会议代表演奏。

这揭开了中国当代管弦乐发展的序幕。

二、各时期作品及背景建国初期的管弦乐创作，以管弦乐小品和单乐章的交响诗居多，管弦乐创作，以管弦乐小品和单乐章的交响诗居多，也有一部分多乐章的管弦乐组曲和少量交响曲。

在管弦乐小品方面，以刘铁山的《瑶族舞曲》，王义平的《貔貅舞曲》和葛炎的《马车》影响最大，也能够代表当时创作的专业水准。

这一时期在交响诗创作方面的主要收获，以江文也的《汩罗沉流》和施永康的《黄鹤的故事》为代表。

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从1959年起，一大批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交响音乐作品纷纷问世。

表现内容不一，但均采取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受到文学作品中同类题材和英雄人物的启迪。

这些作品艺术上较为完整，在思想艺术质量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罗忠镕的《第一交响曲浣溪沙》和《第二交响曲在烈火中永生》、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施永康的《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和圆号协奏曲《纪念》、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以及翟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刘福安、卞祖善等人的交响诗《八一》，罗忠镕、邓宗安等人的交响诗《保卫延安》，江定仙的交响诗《烟波江上》，徐振民的《渡江交响诗》等。

这些作品标题性明确，音乐语言通俗流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但其中一些作品在乐思展开的交响性和戏剧性方面存在不足，对民间旋律素材和革命历史歌曲音调等的使用提炼不够，发展也不充分，有的作品甚至出现了贴标签的现象。

民族管弦乐队作品世纪初大同乐会根据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的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可视为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作品的源头。

此后这类作品陆续有所见，但真正有史可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创作的，本世纪上半叶大概只有谭小麟的民乐合奏《湖上春光》。

在新中国成立至九十年代的民族乐队作品中，改编曲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一类是根据传统曲目改编，如彭修文的《将军令》《月儿高》《步步高》《紫竹调》、顾冠仁的《三六》《京调》、何彬的《大起板》等；一类是根据欧洲管弦乐队作品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在这方面彭修文的努力值得重视。

他不但将中国作曲家的管弦乐《瑶族舞曲》《翻身的日子》《春节序曲》等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而且还将改编的范围扩大到外国民间乐曲和欧洲古典名作如《达姆达姆》《美丽的梭罗河》和《四个小逃陟》。

到了新时期之后，他进一步移植了一些难度较高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如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德彪西《月光》、比才《卡门》组曲、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德伏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及贝多芬《雅曲的废墟》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曲目中，单乐章的合奏曲或乐队小品如刘明源的《喜洋洋》、油达民的《欢庆新春》、马圣龙顾冠仁的《东海渔歌》、董洪德刘凤锦等的《旭日东升》较有特色，其风格一般注重抒情性和色彩性，擅长描写欢乐节庆气氛和民俗性画面。

到了新时期，这类作品在数量上相对减少，但艺术上更成熟了。

其中较重要的作品有赵季平、鲁日融的《长安社火》，徐景新等的《大江东去》，朱舟等的《蜀宫夜宴》，刘文金的《寒光倩影》，刘锡津的《北方生活素描》等。

大型多乐章民族管弦乐作品，较早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中胡协奏曲《苏武》和民族交响乐《秦香莲》。

在新时期的十余年中，大型民族管弦乐曲创作取得了空前丰收，顾冠仁的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李焕之的《汩罗江幻想曲》、彭修文的交响套曲《十二月》、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王澍的双筝协奏曲《回旋协奏曲》、金湘的组曲《塔什拉玛干掠影》、崔新和朱昌耀的二胡协奏曲《枫桥夜泊》等作品，在取材广度与深度、风格多样性与丰富性、对戏剧性情绪的提炼与展开、大型形式和恢宏构思的掌握与驾驭、民族气质和神韵的内在追求、和声配器手法的创新和某些现代技法的合理运用诸方面，比起五六十年代同类作品来，无疑实现了巨大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