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年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是五四运动史研究开发和初步发展阶段。1950年胡华修订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解放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的著作。此书和其后相继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教课书和简明读本等都把论述五四运动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1962年出版的由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一卷中，对五四运动史有较详尽的叙述，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水平。以黎澍于1954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为起点，五四运动史的专题研究正式展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文章有李龙牧的《李大钊同志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彭明的《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陈独秀》、孙思白的《研究五四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五四”时期范围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等。其中，李龙牧的前一篇文章在客观分析李大钊思想转变的同时，阐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复杂环境、革命转变的复杂条件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这一阶段，有关五四运动的专著，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李何林的《五四运动》、贾逸君的《五四运动简史》、黎澍的《从辛亥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丁守和与殷叙彝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洪焕春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王可枫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其中华岗、黎澍、丁守和等人的著作影响较大。这一阶段还搜集并整理出版了不少重要史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的《五四运动史料汇编》、近代史所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以及《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四运动话天津》等十数种。
1966年后的十余年间，由于学术界受到“文化大革
命”极“左”思想的严重干扰，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无法正常进行。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情况才发生转变。
1979年，以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为契机，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阶段。自那时起到现在，已出版的有关五四运动史的论文选、集，著作，资料达近百种。论文集方面，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辑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的《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彭明的《五四运动论文集》、张静如主编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等。专著方面，除《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修订再版外，又相继出版了李新、陈铁健的《伟大的开端》、彭明的《五四运动史》、萧超然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李龙牧的《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刘永明的《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朱德发的《五四新文学史》、朱志敏的《五四民主观念研究》、杨慧清的《五四时期的抉择》等。此外，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有关部分，为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提供了有力帮助。
这一时期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出版成绩尤为突出。其中重要者有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二档案馆合编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近代史研究所选编的《五四爱国运动》、《秘笈录存》、《五四运动回忆录》，以及张允侯等编的《五四时期的社团》、胡华等编的《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二档案馆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葛懋春等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等。有关五四运动在各地的专辑资料，又陆续出版了《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在天津》、《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湖南》、《五四运动在浙江》、《五四运动在武汉》、《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等。在影印资料方面，人民出版社继1954年影印全套《新青年》等刊
物后，从1980年起又相继推出《新潮》、《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秦钟》，以及《晨钟》、《晨报》、《晨报副镌》、《民国日报》、《北京大学日刊》等。这些专辑资料的出版，既保存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又大大方便了五四运动史的研究。
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梁漱溟等人的全集、文集、文稿、文存、选集、年谱、专题资料、回忆录等纷纷出版。此外，一大批五四人物的传记、思想研究等也陆续涌现。如曾乐山的《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任建树与唐宝林的《陈独秀传》、魏知信的《陈独秀思想研究》、王学勤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唐宝林的《陈独秀与瞿秋白》、朱乔森与黄真的《李大钊传》、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许全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朱志敏的《李大钊传》、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陈铁健的《瞿秋白传》、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和《胡适新论》、易竹贤的《胡适传》、白吉庵的《胡适传》、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周天度的《蔡元培传》等等。
除上述成果外，近五十年来发表于各类报刊杂志上有关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文章总计达2200篇以上，其中1989年以来的十年间发表的文章就达1200余篇。
二、近年来研究的新动向
（一）1989年以前人们在研究中较多注重运动性质、领导权、马克思主义传播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政治意味浓厚的问题。近年来，人们的兴趣明显转向文化、价值方面，对诸如五四运动的精神、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民主与科学概念的内涵等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
有关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早的概括见于运动的参加者罗家伦在运动期间发表于《每周评论》的文章，被认为是“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大都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等等。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时，许多人强调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精神。1989年是人们就五四精神提出看法最多的一年，计有“用自由原则反对传统的权威主义”说，“启蒙运动代表的新文化”说，“人的觉醒”说，“人的重新塑造”说，“理性主义”说，“开放容忍”说，“批判精神”说，“最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创造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精神”说，在文化层次上体现出“要求从古典和谐思维转到近代对立思维”的精神说，“从政治上或思想上、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说，等等。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人仍旧探讨这个问题，相继提出爱国、民主与科学和社会主义“三种精神互相贯穿与互相联结”说，“爱国救亡、文化启蒙”、“变革社会”说，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说等新的意见。
有关新文化运动与传统，80年代末期海外学者林毓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知识分子借“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全盘否定传统”运动的观点一度为大陆部分学者接受。有人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主要是儒学，尤其是儒学的核心——礼教，因此，所谓“全盘反传统”之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新文化运动所以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不仅应从学理的层面理解，而且必须将其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理解，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全面正确理解它的合理性及其历史意义”；持“五四”彻底反传统论者走进了两个误区，即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把原始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