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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郁建兴吴玉霞（刊于《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 摘要]服务型政府将满足公民需求作为最高目标，不仅要求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其中，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是政府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都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
针对公共服务的混合性和复杂性，本文提出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复合模型，复合供给模型是指在公共服务的供给参与方之间进行了两次分工。
初次分工是将服务规划者（提供者）和生产者相分离，并可产生多种典型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二次分工是生产者将自己不能直接生产的服务，通过整合其他服务资源来组织生产，通过将分散的、异质性的服务需求与非规模化的服务供给进行对接来间接满足服务需求。
复合供给机制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各自优势，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异质性公共服务需求。
[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复合模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今世界公共管理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着密切联系。
服务型政府以满足公民需求为最高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重点关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需要通过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进行积极的制度供给，整合全社会资源，为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一、服务型政府：从职能转变到体制机制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服务理念、职能体系、服务体制、服务方式的全方位深刻变革。
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政府必须发挥制度创新优势，加强制度设计与安排，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始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倡导“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新型政民、政社关系。
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学者们从政府职能、公民权利、制度框架、运行机制等多个视角展开了服务型政府概念的内涵。
什么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创新。
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所在。
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及内涵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更，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型的政府，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
目前科技创新存在和面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等诸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否以改革的精神拿出创新型的新思路，同时政府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努力创造优质、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的综合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切实执行好已出台的政策，激发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政府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研究一、背景政府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包括各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交通运输等服务。
政府公共服务一直是社会保障、公共事务管理、金融及财税等领域中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也逐渐得到了广泛关注。
政府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二、政府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改革政府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调整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形式，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的管理机制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服务品质。
（一）政府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改革政府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是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的核心之一。
改革政府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需要从政府职能、政府角色定位、政府部门设置及廉政建设、权力制约等方面入手，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向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发展方向转变。
市场化：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招标等方式向社会化服务机构购买公共服务。
市场化方式下政府就像“消费者”一样“购买”公共服务，将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引入公共服务体系中，从而打破政府行政垄断的现状，优化公共服务机构组织结构。
社会化：政府应该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将公共服务转移给社会组织，减轻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运营压力。
同时，政府应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保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平性。
专业化：政府应该优化公共服务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优化人员配置，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使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达到最优化水平。
（二）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形式调整政府公共服务的组织形式调整体现了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的调整。
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形式的调整。
具体来说，政府应当健全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架构，充分发挥传统性公共机构的职能，在传统性公共机构之外增设专业性机构，如专业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等，使公共服务更加专业化。
（三）政府公共服务的管理机制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机制的优化是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的关键。
第五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概述二、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讲述三、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概述（一）社会建设社会建设通常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适应的社会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政策、改进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等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和深化过程1.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内容。
2.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增加了“社会更加和谐”这一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
3.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社会建设”的概念。
4.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对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全面部署，对社会建设的任务和政策进行了专章论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1.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3.关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等。
4.关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5.关于兼顾不同阶层利益的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阶层在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的阶层划分情况：一是工人阶级内部主要包括七大阶层：典型的产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党政领导干部、一般公务员、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一般管理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民生问题是国民生计的大问题,关系民心向背、关乎政权存亡、关系社会稳定与否。
民生观是指对人民生计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解决人民基本生存生活需要的思想、观点。
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就把民生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掀开新时期的大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爱国主义和爱民情怀,一次次高扬起民生的主旋律,形成了具有新时期特色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观。
现代民生问题,一方面关注人民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全面关注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权益。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为了中国人民的民生而锐意进取的实践史。
党的领导人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要巩固工农聪明，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
——毛泽东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邓小平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贫穷，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长期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
——江泽民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江泽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全党全国种族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胡锦涛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推进制度建设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实现了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其重要表现就是由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当前改革发展中呈现出的许多阶段性特征与这一转变有很大关系。
发展阶段的跨越，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其中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已成为新时期的突出矛盾。
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了有关政策，把加强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施政方针。
因此，对新时期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中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小，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
从社会层面看，发展性压力集中反映在人的自身发展上。
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物质财富快速积累的新阶段，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让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1、消费结构变化体现公共需求增长的趋势。
当前广大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呈现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食品与衣着等基本消费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67.61%下降到2006年的46.15%；二是医疗保健、教育等消费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城镇居民在这方面的支出比例从90年代初的10%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30%左右。
这一结构性变化表明，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趋势。
2、利益关系的变化对加强公共服务提出新要求。
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使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利益关系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等深层次的问题。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困难群体增多，财富总量的增长与民生问题突出并存。
新时期利益关系的变化增加了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提出更为现实的要求。
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历程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一1979年间,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苏联式的公共服务体系;第二阶段是1979一1994年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性使政府忽略了公共服务供给,同时旧的公共服务体系开始瓦解;第三阶段是1994一2002年间,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政府着手在城市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指导下,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起一个相对简单、平均主义和国家包办(配给制)的公共服务体系,以适应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
这一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在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之上,以城市“单位制福利”和农村“集体福利制度”为主体。
一方面,在城市实施“单位制福利”,采取“企业办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各种企事业单位同时兼具生产经营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功能,向所有职工提供诸如退休工资、公费医疗、基础教育、福利服务、住房分配等多种免费和同质的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在农村实施以小学教育、集体养老和合作医疗为主体的“集体福利制度”,村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融资和供给主体,国家直接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较少。
总体上讲,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资源相对匾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和均等化,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与较低的经济生产水平相联系的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较低和总体短缺状态,而单一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又导致了比较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现象。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主要面向城市单位职工,农村居民未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城市重工业部门与轻工业部门之间。
此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依赖于村集体的经济生产能力,因此不同经济效益的村集体之间的公共服务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身份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也持续地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与发展路径。
中改院：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演变与制度创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摘自于第6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摘要：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全社会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同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成为阶段性突出矛盾。
当前，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精神，加快制度创新，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我国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本文从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现实需求出发，结合改革开放30年中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变迁的实际进程，对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进行了系统地评估，并提出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变迁制度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我国实现了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由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新时期新阶段，“生存性问题”的压力减弱，“发展性问题”的压力凸显。
这不仅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挑战；而且要求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应对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挑战。
一、新阶段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现实需求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对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现实情况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水平低、不均衡、体系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究其根源，都与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相关。
因此，变革和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不仅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还可以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
1. 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对国内消费具有促进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但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图1），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投资率持续偏高。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趋势明显，形成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
我国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导致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不稳、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由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预防性储蓄，减少了即期消费。
据测算，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
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可以从51.9%提高到55.2%[1]。
（2）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乘数效应显著。
有研究表明，农村教育财政投入对农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高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而每增加1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农牧业产值仅增加6.75元。
在欠发达国家，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是23.4%、15.2%、10.6%，世界这一指标的平均水平也达到20%、13.5%、10.7%[2]。
2. 基本公共服务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从多方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减少贫困人口。
我国当前的贫困有五个重要成因：因病、因残、年老体弱、缺乏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低下、生存条件恶劣。
《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披露，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千余万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
现代意义的贫困不仅在于收入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能力不足。
贫困的实质是人的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被排斥。
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其贫困程度，提高他们的可行能力，逐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扩展他们的发展机会（2）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中收入最高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8.96倍1[1]。
这些年基本公共服务的个人承担费用上涨太快，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成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年，医疗和教育已经成为家庭除食品外的最大支出，两者总和占到总消费的20%以上。
为城乡困难群体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期内可以直接缓解并缩小贫富差距，在中长期还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增强其获取收入的能力。
（3）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方面，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2007年我国的名义城乡收入差距为3.33倍，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经达到5～6:1。
据此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影响为30%～40%左右。
因此，缩小城乡差距不仅是缩小城乡居民在收入和财产方面的差距，更重要的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过大差距。
3. 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人的可行能力的重要条件。
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的可行能力的提高。
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直接影响人们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教育落后直接制约着个体的技能，他们不得不陷入“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谋生能力差→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
公共就业服务，不仅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还关系到人的尊严和自信。
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则为人们提供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有可能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和下一代人的可行能力。
（2）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1978-2004年，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贡献为68%，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32%，而且近几年还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周景彤，2006）。
劳动力素质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经成为掣肘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实情况表明，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不仅有助于控制人口规模，还可以有效地提高人口素质，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二、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的变迁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转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的变迁，反映了我国不断追求人的发展的目标与趋势。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以单位、农村以人民公社为基本载体，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这套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下，实现了预期寿命与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
然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反映在公共服务领域。
其突出的表现是：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整体呈现短缺状态；缺乏效率、浪费严重；“企业办社会”导致企业不堪重负；预算软约束，费用无法控制，财政难以为继。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以单位和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难以为继。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
但由于改变了福利支付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共同支付中，个人支付的比例逐年上升，使社会成员负担加重并导致部分社会成员难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这集中反映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农民自付公共服务费用的负担越来越重，“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在一些地区比较突出。
2 003年的SARS危机，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责任不到位的矛盾和问题。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政府突出强调，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各级政府应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公共服务。
1. 义务教育体制的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历了根本性的结构变迁。
(1)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
义务教育经费由先前的单一来源转变为来源多元化。
从实际情况分析，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具有不合理性。
1994～2001年期间，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78%由乡镇负担2[1]。
而乡镇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这样，实际的后果是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一些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2)确立“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为全面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困难，国务院于2001年下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使农村义务教育状况有所改善。
但是，由于国家未对中央、省、市和县级政府的具体投入责任进行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困难的问题再度凸显出来。
2003年国家审计署统计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50个县中，义务教育的负债高达38.98亿元3[2]。
(3)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2005年是中国义务教育体制发生重要变化的一年。
教育部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充分认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增大的势头。
2007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并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活费。
并决定从2008年春季学期起，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
2. 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体制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
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收入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使得不少欠发达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
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尚未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
其直接后果是，政府承担医疗卫生经费的比例有所减少，个人承担费用的比例增大。
再加上药品价格和医疗卫生服务价格上涨偏快，使“看病难、看病贵”逐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我国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政策的转折点是2003年的SARS危机。
这场危机集中反映出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加大政府责任，维护公共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3.基本社会保障体制的变迁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失业制度改革为重点，分步推进。
（1）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这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1997年，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确定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