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现场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意见

庭审现场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意见目录一、被告人刘红兵与峰峰矿区电信分公司之间存在纠纷，该事由阻断寻衅滋事犯罪的成立二、本案各被告人没有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也非恶势力犯罪三、起诉书指控第一起犯罪事实滋扰装维人员，达不到“情节恶劣”的严重程度，不能成立寻衅滋事罪四、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至第六起事实，没有恐吓他人的事实，且均未达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程度，不能成立寻衅滋事罪五、起诉书指控第七起、第八起事实，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的犯罪构成要件六、起诉书指控的第九起殴打他人的事实，证据不足，且不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不成立寻衅滋事罪七、起诉书指控第十起至第十四起毁损财物事实，单独一起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只能以适用“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构成一起寻衅滋事犯罪定罪量刑八、起诉书指控第十五起拨打电话恐吓的事实，因法无明文规定，该行为不成立寻衅滋事罪九、本案符合集合犯的犯罪形态和罪数特征，起诉书指控的15起犯罪事实是数个独立的行为，而非数个罪的连续，应按一罪处理刘某兵涉嫌寻衅滋事罪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兵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刘某兵的一审辩护人。

辩护人法定职责，是根据事实、证据和法律，向法庭提出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以便法庭兼听则明，作出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判决。

在开庭之前辩护人对被告人进行多次会见，对本案的案卷材料进行详细研究分析，对案件事实有了清晰准确的认识。

现辩护人结合庭审情况，从事实与法律两个方面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望审查、采纳。

一、被告人刘某兵与峰峰矿区电信分公司之间存在纠纷，该事由阻断寻衅滋事犯罪的成立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刘某兵与电信公司之间存在民事纠纷而引起的（电信公司提供的投诉记录也显示是因系纠纷引起），电信公司单方强制解除合作关系，违反诚信在先，卸磨杀驴，对代理商的提出的诉求处理不积极，对承诺过的补偿又置之不理，招致很多代理商的不满（电信公司经理谷建业称某代理商对此不满，剪断电线，后报警解决了），包括刘某兵。

第一，刘某兵前期投入巨大，电信公司解除协议不予补偿。

自2010年，刘某兵开始做电信公司的代理商，与电信合作。

刘某兵的工作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前期的进线与安装，另一部分是后期的维护。

因为峰峰矿区一些城中村和乡镇都没有电信线路，城中村、乡镇进线是异常困难的，前期的费用由刘某兵个人承担（包括进线费，疏通关系等费用），刘某兵找临时工人，由其支付工资，所有的工具都是个人置办，后期光纤头也是自己购买。

电信快带用户从无到有，从1户到4000余户，刘某兵立下汗马功劳。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至2014年，刘某兵前期投入300万左右，为此刘某兵向银行贷款，付出了巨大心血，这个过程电信公司是坐享其成的，后期这部分业务由刘某兵受理安装，安装一户75元，维护费用是一户每月7元（维系费自2016年2月就没有），购买光纤头费用51000元，装机设备20000元。

2016年电信公司单方面解除合作关系，收回代理商的装维业务，但并没有积极补偿。

经法庭调查可知，刘某兵就与电信公司的纠纷试图起诉，找过律师咨询，囿于其与电信公司之间是口头协议，律师建议其协商解决。

刘某兵及证人武华键（代理商）都提到代理商与电信公司之间存在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即谁疏通的线，该区域就由谁负责装机和维护，且未设期限，在这种君子协定之下，代理商才会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去铺线、开发市场，但在刘某兵未回本的情况下，电信公司一步一步地压制代理商们，直到最终单方面解除合作关系，给刘某兵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第二，刘某兵为装维业务购置的工具，电信公司承诺回收按原价补偿，但又一次失信，刘某兵维权无门。

刘某兵等电信代理商，为了做安装维修宽带业务，亲自购置了专业的工具。

2015至2016年年底，电信公司通知各电信代理商购买熔接机，就不会回收装维权，各代理商包括刘某兵就购买了熔接机，随后公司通知公司不提供光纤头，各代理商自己购买光纤头，一个13.5元，截至案发前刘某兵至少垫付3000多对光纤头，但后来电信公司毁约，定要从代理商手中收回装维权，承诺按照当时市场价回收，但是刘某兵与电信公司又因装维工具回收问题发生纠纷，实际上刘某兵的工具已经被电信公司使用，但仍未给刘某兵工具钱，刘某兵为索要工具钱多次与电信公司交涉。

电信公司经理郭峰曾指示刘某兵将装维员的工具扣了，这样其好找理由向上级反映，以便帮助刘某兵把钱要回来，后又赶上电信公司更换领导（谷建业），然而谷建业经理推得一干二净，答复说是上一届遗留问题，与其无关，刘某兵再次陷入绝望。

第三，电信公司尚欠崔鹏工资，后由刘鹏鹏垫付，至今索要无门。

刘鹏鹏按照迅通公司意思招来崔鹏在迅通公司工作近三个月，迅通公司却拖欠崔鹏工资拒不支付，无奈后由刘鹏鹏垫付的，然后再找公司索要，但是迅通公司始终不予解决。

电信公司收回装维权时承诺代理商的装维员可以到公司上班，享有“五险一金”待遇，但刘鹏鹏并未实际享受该待遇。

据刘鹏鹏、刘某兵当庭供述，迅通公司员工对公司的待遇也表示极为不满，这也促成了为何王涛、陈伟博、彭增斌等人经常与刘鹏鹏吃饭、喝酒，并给被告人出主意。

根据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寻求精神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发泄不良情绪等流氓动机。

一些公民因民事纠纷在公共场所殴打、纠缠、拦截、辱骂、追逐他人，虽然在行为方式上与寻衅滋事犯罪相似，但都是事出有因，没有无事生非、寻衅滋事的动机，一般不能作为寻衅滋事罪处理。

如果行为人殴打他人致伤，损毁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公然辱骂他人情节严重的，破坏生产经营，则可以分别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侮辱罪、破会生产经营罪定罪处罚。

本案，刘某兵与电信公司存在诸多纠纷，在案发之前均没有解决，电信公司对刘某兵的诉求不积极处理，对本案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和负有激化作用，甚至刘某兵也是按照电信公司原经理郭峰的指示进行的，认为通过阻止装维员的工作，促使他们给其领导捎信，引起领导关注，以更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本案各被告人没有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也非恶势力犯罪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同时还可能伴随其他犯罪。

虽本案情形较为符合以上恶势力的形式特征，但是本案各被告人的行为与恶势力犯罪有着本质区别，本案不构成恶势力犯罪，具体理由如下：（一）组织特征：本案各被告人之间并未形成一个组织或者犯罪团伙本案各被告人之间并未形成一个组织或者犯罪团伙。

在主观上，刘某兵并不认为自己领导了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之所以通过赵志强、苗发强找来其他被告人，只是为了解决自己与电信公司之间的纠纷，目的不是经常实施犯罪活动，反而刘某兵对犯罪活动是相当抵触的，他在让其他被告人阻拦装维员工作时，不威胁、不辱骂、不打架，主要是通过阻拦装维员，以便使他们向领导反映，最终实现解决与电信公司的纠纷的目的。

对于其他被告人来讲，他们之间基本互不相识的聚在一起，没有犯罪联络，没有分工，甚至到达现场都不知道做什么，实质上仅是为了帮助刘某兵或者根本不认识的人的事情，对自己加入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是抵触的，且非常随意。

刘某兵不是靠其个人权威、江湖义气等手段管理和维系这个团伙，而事后发红包、请吃饭以表感谢，符合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习惯和人之常情，并不是一个犯罪团伙坐地分赃，刘某兵也不是其个人向其他被告人直接发红包，请客吃饭时基本不出席。

（二）行为特征：本案各被告人并非经常（三次以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寻衅滋事犯罪）起诉书指控2017年10月31日至2017年12月10日间，刘某兵仅是针对装维人员，目标很明确，目的很明确，对象也单一，并非胡作非为，时间跨度仅为40天，根据《意见》规定，对于恶势力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应当以实施多次（三次以上）违法犯罪活动为前提，虽然本案起诉书指控了15起寻衅滋事犯罪，但是辩护人认为充其量仅可成立一起寻衅滋事犯罪，其他指控事实均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具体理由详见辩护词第三至第八部分。

如果这些都不成立的话，就会釜底抽薪般的不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

（三）危害性特征：本案并未达到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和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意见》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实施了滋扰、纠缠、聚众造势、任意毁损财物的软暴力手段，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生活。

进一步，起诉书中指出，严重影响了讯通公司在峰峰矿区的正常开展宽带装维工作，进而导致电信宽带用户因故障不能及时得到装维人员排除、宽带不能由装维人员按时安装而大量投诉峰峰矿区电信分公司。

然而，本案并未达到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

电信公司在电信宽带行业处于强势地位，财力雄厚，资源广泛，对于被告人的阻拦可以由多种办法解决，且若要破坏电信公司的工作秩序需要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仅通过15次、40天的滋扰、纠缠、阻拦安装宽带，就将其工作秩序破坏，致使其不能正常运行。

按照一般人的认识与理解，如果他人的行为阻碍或者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应当寻求公权力的救济，但是截至2017年12月9日之前，迅通公司或者电信公司没有报案。

虽然公诉机关出具峰峰矿区电信公司提供的投诉记录用以证明对电信公司的影响，该部分暂不分析该投诉记录的客观性，辩护人仅支持该投诉记录能够多大程度上证实与被告人的行为具有关联性呢，投诉记录在多大程度上证实对电信公司工作秩序造成破坏呢，作为服务行业投诉是十分常见的，即便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电信公司在某段时期投诉量增加，同比增加多少？增加多少条会影响其工作秩序，有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标准，能否说明增加了投诉量继而证实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种“影响”的具体事实指的什么？以及“恶劣”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四）本案共19位被告人，其中两位被告人不知道何为恶势力，15位被告人不认可是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白义红、赵雷认可自己是恶势力团伙成员之外，其他被告人中，有两位被告人不知道何为恶势力犯罪，不清楚公诉机关指控其为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其他被告人均不认可自己是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