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近代化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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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推动者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从封闭落后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
而在这一运动的推动者中,李鸿章被誉为其中的重要人物。
李鸿章以其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决策能力,为洋务运动的推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改革思想的先驱者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中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技术水平与西方世界相比相差悬殊。
然而,中国派遣的使臣在与外国交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薄弱之处。
李鸿章作为中国使节的代表,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强大的实力和先进的科技。
他对中国的状况深感担忧,开始积极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和经验,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他在与外国使节的交流中,深入研究他们的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吸取借鉴经验,为中国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二、创办船政学堂与北洋舰队的组建为了引进西方的船舶建造技术与海军实力,李鸿章创办了船政学堂,并亲自担任校长一职。
船政学堂的建立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舰船建造和航海技术的专业人才,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基础。
同时,李鸿章还带领着大批学生赴外国进行学习考察,以拓宽视野,引进更多的先进科学知识与技术。
借助他们的努力,北洋舰队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力量逐渐形成。
这一举措使得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三、投资兴办实业与国家驱逐敌对势力除了在军事和航海领域取得成就外,李鸿章还积极投资兴办实业,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和中国商人合作,引入了西方的机器设备,修建了铁路、电报线路等基础设施,促进了中国工业和交通的发展。
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在与抵制改革的勾结势力作斗争中,李鸿章表现出了强烈的决心与实践能力。
他通过与外国列强的谈判,成功驱逐了入侵中国的敌对势力,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这一表现也为他在洋务运动中的推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积极倡导改革与汇集各方力量李鸿章在政治上非常机敏,善于处理各类复杂情况。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积极倡导对国家改革进行全面推进。
浅析李鸿章的历史功过摘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近百年来“论犹未定”。
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
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看待一个人应客观更立体,这个擅长外交的李中堂也绝不是一无是处。
如果我们抛弃故有的偏见,客观地考察他的生平,去阅读这位晚清重臣的一生,我想大家会发现一个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李鸿章。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近代化、外交、忠臣正文: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
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
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都有李鸿章的影子。
李鸿章的个人命运是末代中国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见证,是中国逐渐被迫开放的写实,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
李鸿章是何许人?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
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
他主管晚清国事数十年,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另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倾力于国家富强的实干家;各执一辞,大相径庭。
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李鸿章的评价又有进一步的变化。
当代已逝著名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
”(1)他还进一步指出李鸿章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
”(2)将李鸿章提升到了与中国近代化紧密联系的高度。
纵观洋务时代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洋务活动,笔者欲从中进一步阐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中国近代化始于何时?历史学家在近代化的研究中,有从鸦片战争算起者;也有认为是由戊戌变法开始;更多的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谓的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开始时算起。
我认为后一种比较近乎事实。
讲到洋务运动不得不跟李鸿章联系起来。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全过程,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倡导组织洋务活动的官僚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在所有的洋务官僚中,李鸿章兴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涉及的范围最广,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中国近代化的许多“第一”都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企业、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商业铁路、中国人自行架设的最早的电报线、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等等,因而被看作是洋务派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旗手。
李鸿章虽然也是从科举之道上走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然而其识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同朝大官中“无人可以望李之肩背”(3)。
他对中外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
他放眼世界,清楚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
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评析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近代化思想。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他们在思想方面有相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洋务指导思想上都络守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曾国藩主张维护封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
虽然曾国藩未曾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的洋务思想主旨即为“中体西用”。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并非如顽固派那样全盘地否定和抛弃西学,他在维护封建皇权、坚持中学为体的原则下还有承认西学、积极兴治西学的一面。
张之洞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独立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肯定地说是比较先进的,成为他从事洋务活动、致力振兴实业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60~90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解释为“体”与“用”的关系、“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同时提出了两者的不同功能,即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又强调这两者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的。
评价李鸿章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毁之者认为,他是“投降派”的典型代表。
誉之者则认为,他有开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对于李鸿章不能一骂了之。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
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到指责。
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
毁之者往往总是把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
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誉之者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认为,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
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
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
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运动中的“卖国”呢?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
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
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
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
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从《筹议海防折》分析李鸿章早期的近代化思想摘要:鸦片战后,中国面临亡国无日的危机。
面对这种局面,清朝政府开展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洋务运动的展开是在李鸿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近代化思想,对当时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有重要的影响。
对李鸿章早期近代化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整个近代化进程的了解,也有助于全面的认识李鸿章其人。
关键词:李鸿章近代化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欧洲列强大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始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迈进。
而工业革命的展开也是西方各国加紧了其向外扩张的趋向,特别是刚完成统一的德国、日本。
俄国这一时期,加紧对中国西北新疆的侵略。
在东南海疆,日本则开始对琉球和台湾侵略。
正如薛福成指出的“外警之迭起环生者,几于无岁无之”。
[1]对于这种形势,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东边的日本对中国的威胁。
奕䜣说:“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
彼时各疆臣因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以彼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
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预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
”[2] 在最高统治着内部,当时支持学习西方的奕䜣、文祥、李鸿章等,开始实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自强运动。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顽固势力似乎是不容许这种他们认为的这种可能威胁到他们权力的自强运动顺利进行。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的奕䜣即受到了凭借自强运动揽权的怀疑,统治阶级内部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派系斗争严重也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正如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所指出的“然而君无卓识,臣多颟顸,虽内有执政之宰辅,外有镇摄之疆吏,仍不能压服顽固守旧派之势力……”[3]总之,这一时期,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是仍然固守故去的观念的。
人们仍然被传统的一些观念束缚,对外部的国际形势不能有清晰的认识。
而在统治阶级内部,李鸿章算是有世界眼光的少数之一。
一、从《筹议海防折》来分析李鸿章近代化思想1、《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对世界大势的认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对古老的中国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对史学界对李鸿章的个人评价的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
有人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其实投降派、卖国贼,这一观点文革时期比较流行;还有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这一观点在外国学者中流行。
阐发自己的观点:虽有过但肯定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李鸿章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
一、中国近代化历程概括和介绍近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一般说来近代化是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
中国的近代化是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入侵而产生的。
它引起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等方面的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
(一)经济工业化洋务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之后扩大到民用工业。
近代技术和机器渐次取代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具。
说明我国在工业领域已经出现了工业化。
(二)政治近代化要求民主和人民政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提出了初步的民主法制思想。
甲午战争之后民众集会、请愿、组织政团及政党层出不穷,甚至参选和竞选时有发生。
便显出从未有过的热情。
(三)思想近代化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革命派主张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李鸿章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并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李鸿章兴办了当时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介绍江南制造总局极其作用。
他又创办了第一个民用工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介绍上海轮船招商局极其作用。
之后说明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机器大生产。
(二)创办近代海军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介绍北洋海军,说明这一活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御侮,延缓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使我国国防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三)人才教育李鸿章创办同文学馆、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新式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江南制造总局创办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与世界接轨;鼓励派遣留学生,培养出大批人才。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几个重要思想一、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1844 年,魏源编纂了《海国图志》一书,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和西方都是划时代的世界史地巨著,成为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经典,堪称“创榛辟莽,先驱先路”。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要反映在这部著作中: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根由在内不在外,具体地说,一是没有“严修武备”;二是不懂得联合与英国有矛盾的国家共同对付英国。
为此,他主张:1.“以夷攻夷”通过“悉夷情”,魏源认为英国侵略成性,“仇衅四结”,他主张“调夷之仇国以攻夷”,“以守为战”。
2.“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认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超凡地看到了“夷之所长不徒船炮”, 认为“夷之长技三: 一战舰, 二火器, 三养兵、练兵之法。
”他强调,“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
他主张要向西方学习,开办造船厂和火器局,生产制造西洋武器;设铸造局,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工匠习其铸造, 精兵习其驾驶、攻击”,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淘汰旧的军队体制,编制新式水师;仿西洋“养兵练兵之法”, 整饬水师,建立水师训练章程,增设水师科,培养水师教官。
他还主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开创了近现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风气,给先进的中国人启示了新的方向。
此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一条历史主线,贯穿中国100多年。
尤其对洋务运动的影响比较明显,它成为洋务运动的总方向。
二、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一)《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天朝田亩制度》是天平天国思想的总纲。
其基本内容如下:1.经济方面⑴土地财产平均分配,实行圣库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理想社会。
⑵废除私营工商业,设立诸匠营、百工营。
2.政治军事方面实行军政合一、农兵合一,建立工、农、兵、政、教合一的村社结构;民以《十款天条》为准则。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
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
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北洋水师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至于争议最多的对外战争极力妥协,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战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难想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他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着贪污腐化的一面,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坚持“中体西用”是其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
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
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
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
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李鸿章近代政治思想
一、李鸿章是“西化论”,非“中体西用”论者。
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李鸿章是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其实不然。
在七十年代以前,李鸿章确实是个“中体西川”论者,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
)。
但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之人,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看法急剧改变,转而认为中国不独火器不如人,学制,兵制,求富之术等样样不如人。
“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8。
以下皆称《李集》。
),“综横各实,洋学实有窬华学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3。
)。
西洋所以富强,全在于工商业发达,而“我华国体之损伤”,全在于“工艺、农业、商途之颓丧”(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
)关于西方政制,李鸿章亦“留心咨访”虽然鉴于中国的环境,所论甚少,但七十年代以后也未见否定字样,而且在同郭嵩焘的来往书信中,他将政治改革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
)。
所以七十年代后,可以说李鸿章已转变成一个近代化论者。
二、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不在于首先政治民主化,而在于确立近代化的决心(我们所讲的思想的近代化)。
也就是暂时维持专制政体,尔后废科举、兴西学,使举国上下均明白近代化的重要性。
1.李鸿章和其他西学派思想的比较
“西化派”即近代化派,出现于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阵营之中,代表人物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张树声等。
至于左宗棠、沈葆桢,仍不脱“中体”的藩篱。
在“西化派”中,就近代化各步骤的主次先后问题,郭嵩焘、张树声同李鸿章等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郭嵩焘、张树声认为只有首先实现政治民主化,才能谈得上其它各方面的近代化。
1877年,郭嵩焘从英国致书李鸿章,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主议院,新风俗是治国之本。
”,“而所置一切机器,将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今将习其末而徐图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卷13页24。
)。
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八十年代也持同样的看法,“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体”,中国自强运动因为“遗其体而求其用”,因而“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遗折心》。
)。
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所以,郭嵩焘等人的政治民主化先行论,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而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则持“渐进”的看法。
七十年代,李鸿章便认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
”(转引徐泰来编:《洋务运动新论·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8页。
)到九十年代历访欧美时,仍然认为:“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恶耐,逐渐加温”。
(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
)因此,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了解世界,确立近代化的决心。
所以,李鸿章认为中国若要近代化,就必须“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也就是使人人都了解近代化的紧迫性,否则,即使有如何完美的方案,“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李集·奏稿》卷24页10—24。
)。
为了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开明化,李鸿章一方面向朝廷阐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面临的危局,痛陈变法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希望朝廷废除或至少是变革科举制度,普及西学,开化世风,使一般知识阶层转而赞同近代化活动。
在呼吁变法方面,六十年代,他就在奏折中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信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然拘牵旧制,则“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页34。
)。
在七十年代的《筹议海防折》中,他进一步痛述:“当今之世,乃之千年来一大变局”,外人通商传教,遍及中国海疆各地,“阳论和好之各,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而且所遇敌人的强大,也是千年未有,“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抓事,精功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
何况“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
”,怎能御侮?因而“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案,无非委屈将就”,而且放眼将来,“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事”,危殆万分。
在开启民智方面,他明确认为中国所以“求练兵达器又精洋情者,恒不数观”,全由于“不学之过”。
而“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国家以科举提拔人才,使天下士子无不埋头于“四书五经”,然而“章句弓马施之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出”?所以,为了促使一般民众了解世界并培养人才,须由朝廷提倡西学。
为此,最好是废科举,“即使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那考试功令也要“稍加变通”,要“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学习“为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源”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
法、化学、电学等”。
这样,“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各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
)。
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天下人皆明中国的危局,皆明近代化的重要性,从而象日本那样,举国一致地形成近代化的热潮,那么,以后诸事皆能顺手,“二十年当可见自强之功效”(《李集·奏稿》卷24页10—24。
另见《李文中公尺读》884页。
)。
总之,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难题,是中国缺少近代化的决心,而不是政治民主化。
即便是现行的专制政体,只要朝廷中枢明瞭近代化的重要性,决心变法、废除科举、普及西学,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形成“倾国考求西法”的局面,那么,二十年就可以强大。
所以,相对郭嵩焘、张树声等人的意见,应该说李鸿章的这种思想,他为中国近代化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同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近代化的必然过程是一致的,而且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是吻合的。
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如果做不到,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近代化的前提条件,意味着没有近代化的决心。
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化的第二步——民办工业化的成功,即便有非常完美的方案。
李鸿章对这点是很清楚的。
所以,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悲剧不在于梁启超所说“只知有君主,不知有国民”(梁启超:《李鸿章》)。
也不在于他以后革新具体措施的错误,而在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最重要的,也为他最强调的部分没有得到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
三、李鸿章不反对政治民主化。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结合前述的近代化必然过程,政治民主化必须在经济近代化实现之后才是可能的。
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由于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没有做到,因而第二步——经济近代化必然无法开展,七零八落。
这当然就根本无法谈论近代化的第三步——政治民主化。
所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很少谈及,当然,其中也有回避专制淫威的考虑。
只是在郭嵩焘以五千字的长信,向他大谈近代化本末问题时,他才委婉地回答:“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亲至其地,然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在这里,他并不否认西洋民主政治较之寸土专制政体所呈现的优越性,只是他以为在中国,现在连废科举,办实业都难以做到,又何能废君权,兴民主?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
因而,他将政治民主化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
),目前还提不上日程。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家》19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