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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总第58期)从美国的ADR 看我国诉讼调解的困境与出路贾连杰 陈 攀(河南省工商银行法律事务处,河南郑州450003)内容提要 本文从美国的ADR 入手,深入探讨了我国同一民事、经济诉讼结构中调解与判决的内在冲突,并提出了解决我国民事、经济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 调解 诉讼调解中图分类号:D 91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951(2000)01200882(04)ΞADR (A Iternative D isp u tel R eslu ti on )即替代纠纷程序。
传统上是指在法庭审理之外通过仲裁或调停的形式由第三人参加自主解决纠纷的方法。
近几年来,美国一些法院附设仲裁和调停等第三人解决纠纷,实际上已把ADR 纳入诉讼机制即诉讼过程中的ADR (Coun t A nnered ADR )。
其一,附设在美国法院内的仲裁(A rb itrati on )。
该仲裁不以当事人双方的仲裁契约为前提,当事人也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
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是加利福利亚州北部地区法院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地区法院。
加州的作法是:一定数额标的的民事案件(即10万美元以下),必须经过附设在法院的仲裁程序即强制仲裁。
仲裁员是从律师和退休法官登记的名册中选出1至3人,仲裁一般在律师事务所进行,审理终结后10至14日作出裁决并向法庭报告。
如果当事人在作出裁决后30日内仍坚持要求开庭审理,则仲裁无效,若不提出该要求,则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有同等效力。
宾州的作法是:仲裁在法院进行,而且是在法庭上进行仲裁。
与加州法院仲裁最重要的区别是,如果申请开庭审理的当事人没有得到比该仲裁更为有利的判决则要负担对方当事人从申请审理以来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费用。
其二,附设在法院的调停(m edi 2ati on )。
调停是第三者居中说和,使当事人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美国法院附设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考察和启示作者：孙明飞2007年下半年，笔者参加了最高法院与美国天普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法官司法培训项目，随中国法官代表团赴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学习。
考察的主题是“美国法律制度”，包括美国的司法体制、实体法律、诉讼制度、法官制度等。
考察期间，通过与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三级法官进行广泛交流、旁听庭审、与美国司法部、商务部、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交流，增强了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了解，增加了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认识，尤其是对美国诉讼制度中那些能够为构建我国“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提供借鉴的“积极因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中，美国法院附设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调解制度，促进诉讼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构建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ADR的起源和勃兴（一）ADR 的兴起ADR 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一般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由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相对难以准确界定。
ADR究竟应包括哪些程序制度，美国法律界仍存在较大分歧。
其中，法院附设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法院附设ADR）就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受法院指导，但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的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
在参观纽约东区地方法院、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时，我们详细了解了ADR在美国的历史和发展情况，美国同行向我们全面介绍了ADR在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ADR这个概念本身就源于美国，它是对二十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
由于国会、总统、法院、律师以及法学教育的共同推动，促进了美国ADR的蓬勃发展。
1925年美国《联邦仲裁法案》通过以前，美国法院一直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持排斥态度，要么拒绝承认与执行其裁决，要么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视为可任意撤消的。
ADR 制度的域外经验及启示作者：新疆社科院法学所郭蓓来源：《南方论刊》 2019年第12期新疆社科院法学所郭蓓【摘要】国外经验表明，ADR制度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构建中的主导作用，提高纠纷解决的专业化水平，发展民间调解，促进各类调解机制的衔接。
【关键词】ADR；国外经验；启示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制度具备自治性、对抗性小、节约诉讼成本以及更有利于商业秘密保护等优势，该制度得到了多数国家的重视和推行，并被不同程度地纳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总体架构。
本文选择了ADR发展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处于美洲的普通法系的美国、处于欧洲的大陆法系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后者在法律体系和法律内容上和中国相似度很高，在调解制度上也曾深受中国影响。
一、贡献多项ADR重大成果的美国美国是 ADR 的发源地，ADR解决机制实践的重大成果都出现在美国。
（一）政府在ADR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立法推动。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倡导并推动ADR方式，有1990年的《民事司法改革法》、《行政纠纷解决法》和《谈判型立法法》。
1998 年的《ADR 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都要依据当地的规则建立 ADR 项目，并要求法院将调解等ADR方式应用于所有的民事案件。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 ADR 命名的法律，虽然这仅是一部由社会机构制定的示范法，但该法为谋求调解立法达成最低统一标准提供了原则和方向，联邦和各州相继通过有关ADR的立法有2000部，使ADR的发展有了立法的统一和法律保障，并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调解立法的蓝本。
（2）资金支持。
对ADR的资金支持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是通过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社区组织开展ADR服务。
如，纽约州政府每年向所辖62个县的社区争议解决中心拨款600万美元。
其二是政府部门以项目资助的形式提供资金支持。
从一个基层法院的实际谈ADR在中国法院的运用一.ADR制度中国的调解制度，由来已经，在美国七十年代大规模盛行ADR制度研究时，也将中国的调解制度加以了分析研究，汲取了一些精髓。
1. 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先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可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部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由各个氏族彼此解决；…在多数情况下，从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 由此咱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一般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彼此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依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彼此协商解决的。
而对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托社会舆论和社会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
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一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地位。
据史料记载，周朝的地方官吏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 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
而在春秋时期，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造者，他向往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极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置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
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取得进一步的推行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取得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
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两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本地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
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调解。
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朝起，我国就有了乡治组织。
春秋战国时期的“调人”，就是那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朝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一般是有官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若是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若是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肯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
浅析美国ADR制度对我国民事纠纷解决的启示摘要：adr制度源于美国，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开来。
我国自古就存在着非诉讼的文化传统，却是多年来止步不前。
伴随着民事案件的积压和法院压力的增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adr制度成了解决纠纷的迫切要求。
文章将以美国adr制度为蓝本，结合我国司法的独有特点，细致地阐述adr制度在我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adr制度美国和解调解仲裁一、adr制度的概述（一）adr制度的概念与分类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起源于美国的争议解决的新方式，意为”解决争议的替代方式”，或者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
由于它没有复杂的程序，且不妨碍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被很多西方国家采用。
学术界一般将adr划分为和解、调解和仲裁等形态。
①这几种形式各有各的特色：和解属于私力救济,其结果一般能为双方当事人所满意,但须以当事人的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节一般具有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往往与当事人之间的让步以及调节者对双方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而仲裁则较为适合专业性较强、涉及上商业秘密或者当事人不希望纠纷的解决公开化的民事纠纷，但其与纠纷的性质以及当事人诉诸仲裁的意愿相关。
（二）adr制度的起源与发展adr制度起始于美国，具体说来是在20世纪30年代劳动争议结局之后，此后又经历了60年代的社区自治性纠纷解决运动、70年代末开始的法院案件管理运动、企业间协作性纠纷解决运动及90年代的评价性adr程序等，美国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发展和创新。
与此同时的亚洲，日本在70年代以后，开始尝试对传统调停制度改革并更加注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发挥了诉讼中和解的功能，确立了”和解兼辩论”或”辩论兼和解”制度，另一方面各种行政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机构应运而生，在解决特殊类型纠纷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adr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具备减少诉讼时间、节约诉讼成本以及更有利于商业秘密保护等优势，使得此种程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各国社团、公司和企业寻求解决纠纷的主要程序，也渐渐成为了民事诉讼的替代品。
美国ADR对浦东新区完善矛盾调解工作的启示美国通常被认为法治化程度开展较高和“好讼〞的国家，并没有调解的文化传统，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调解不仅开展速度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中国，而且成为美国ADR制度中最受欢送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美国的调解制度在制度设计和操作性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因此，学习研究美国的ADR制度对完善浦东新区的矛盾调解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美国ADR概述ADR概念最早源于美国,是英语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根据其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根据1998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ADR 法案?，所谓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是指任何主审法官审判以外的程序和方法,在这种程序中,通过诸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方式,由中立第三方在争论中参与协助解决纠纷。
因此，ADR并不是特指某一种争议解决方式，而是一组包括仲裁、调解等多种争议解决方式的组合。
〔一〕ADR的主要特征ADR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替代性。
ADR是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替代，但这种替代并不意味着完全取代诉讼，而是以诉讼的存在和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前提的。
ADR在美国蓬勃兴起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应付“诉讼爆炸〞的一种无奈选择，但实践证明，ADR在替代诉讼解决纠纷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现在，美国95%以上的民事案件是通过ADR解决的，通过法院审判的民事案件只有约5%。
2、选择性。
ADR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以当事人的自主合意和选择为根底，纠纷当事人不仅可以在诉讼与ADR两种方式之间进展选择，而且可以在ADR的多种方式之间进展选择，正如美国学者佛莱彻所言:“虽然从外表上看,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但事实上它只是一组供当事人任意选择用来防止正式对抗性诉讼的方法〞。
因此，ADR只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而绝不是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2009年第1期(总第180期) 学 习 与 探 索Study&Exp l orati on No.1,2009 Serial.No.180・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中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国ADR制度的比较研究陈 斌(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哈尔滨150001)摘 要:中国法院的调解制度在解决当事人纠纷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对其进行完善。
完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比较和借鉴美国的ADR制度。
在全面分析和比较中国法院调解制度和美国ADR制度的基础上,借鉴美国ADR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在法院调解中实行严格的调审分离,完成从法院职权主义调解向当事人主义调解的转变,并进一步做好调解主体从法官的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过渡工作。
关键词: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美国ADR制度;调审分离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9)01-0115-04 法院调解作为一种法定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被外国誉为“东方经验”。
在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过程中,人们对各种不同的诉讼价值目标进行权衡,法院的调解功能曾在特定时期被削弱或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法制的轨迹。
在兼顾司法改革需求与中国现实需要之间,法院调解制度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弊端,但生命力依然旺盛。
尤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它应该承载更多判决所无法替代的历史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制度(A lter2 natine D is putes Res oluti on,简称ADR),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现阶段的法院调解制度,以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一、中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法院调解经历了“调解为主”、“偏重调解”、“调解与判决并重”,以及“缩减调解”、“加强调解”这样几个阶段。
从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制度探索中国法院调解的改革之路作者：范登峰李江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05期摘要：当今社会，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也促进了各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及有效运行。
而调解作为现代ADR的主要形式，它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的成功应用经验，对我国调解制度特别是法院调解的改革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调解；ADR；中立；合意；自愿；保密中图分类号：DF82文献标识码：A引言作为ADR实践乃至概念的发源地，美国的ADR制度经历了从被否定、在法律夹缝中生存，到如今大规模推行的发展过程。
随着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美国ADR制度也日渐成熟，因而寻求美国ADR制度的借鉴意义对于处在“诉讼爆炸”时代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
一、美国的法院附设ADR调解（一）法院附设ADR概述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
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原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的主体不同，美国的ADR主要分为两大类：附设在法院的ADR和民间ADR。
1970年代以来，法院附设ADR在英美法系国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院附设ADR（Court-annexed ADR）虽然以法院为主持机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与法院的诉讼程序相关联，一定程序上承担着解决纠纷的司法职能，但它仍是一种与诉讼截然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
与传统的司法诉讼程序相比，法院附设ADR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合意解决纠纷的机制，它不必然遵从法律规范，而更多的是根据当事人所选择的地方习惯和行业惯例或其他社会规范；其次，法院附设ADR程序中，法官通常不直接介入双方交涉的过程，而由来自法院之外的律师、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来促进双方和解；再者，通过法院附设ADR程序获得的调解结果、仲裁裁决只是作为一种评价性判断或参考意见，当事人可以拒绝接受并要求法院重新审理。
中美社区调解制度比较以及新形式下如何创新我国调解制度之思考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源起于美国的社区调解制度，是以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和社区邻里纠纷等人际纠纷为目标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典型代表，它随后传播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并在这些新环境中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特色。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以其特殊的调解机制显示出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体现了美国司法纠纷解决机制与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影响。
研究美国社区调解制度对于改造和完善我国的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实现我国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和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沟通和相互补充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美国社区调解的特点美国社区调解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以社区为依托、由社区志愿者担任调解员，免费调解主要发生在社区邻里之间的人际纠纷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
社区调解通过纠纷调解过程教育并影响社区居民对待纠纷的心态，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自我预防、化解纠纷的能力，促进社区发展和社会和谐。
美国社区调解的制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区调解机构具有独立的地位，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或司法机构。
美国社区调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认为社区调解机构必须保持独立地位，坚定不移地维护社区调解机构的中立形象，这样才能赢得纠纷双方对社区调解机构的信任和信心，吸引纠纷双方将纠纷提交到社区调解机构解决。
美国社区调解由于自身非盈利性的特点不得不对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有所依赖，这种依赖可能对社区调解机构的独立地位产生不良影响，但绝大多数社区调解机构并没有沦为司法或行政机构的附庸，社区调解倡导者和实践者在努力争取其他机构对社区调解机构支持的同时，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增强社区调解机构的独立性。
社区调解机构提供纠纷调解服务和调解技能培训服务。
美国社区调解机构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更新服务项目，拓展服务领域，既能为社区居民提供调解服务，又能为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和其他机构提供调解服务;既能在纠纷早期及时介入以消除纠纷或者防止纠纷扩大，又能够在诉讼前或者诉讼期间提供调解服务，为纠纷双方提供更适合的纠纷解决途径。
美国ADR对浦东新区完善矛盾调解工作的启示美国通常被认为法治化程度发展较高和“好讼”的国家，并没有调解的文化传统，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调解不仅发展速度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中国，而且成为美国ADR制度中最受欢迎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美国的调解制度在制度设计和操作性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因此，学习研究美国的ADR制度对完善浦东新区的矛盾调解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美国ADR概述ADR概念最早源于美国,是英语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根据其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根据1998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ADR法案》，所谓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是指任何主审法官审判以外的程序和方法,在这种程序中,通过诸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方式,由中立第三方在争论中参与协助解决纠纷。
因此，ADR并不是特指某一种争议解决方式，而是一组包括仲裁、调解等多种争议解决方式的组合。
（一）ADR的主要特征ADR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替代性。
ADR是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替代，但这种替代并不意味着完全取代诉讼，而是以诉讼的存在和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前提的。
ADR在美国蓬勃兴起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应付“诉讼爆炸”的一种无奈选择，但实践证明，ADR在替代诉讼解决纠纷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现在，美国95%以上的民事案件是通过ADR解决的，通过法院审判的民事案件只有约5%。
2、选择性。
ADR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以当事人的自主合意和选择为基础，纠纷当事人不仅可以在诉讼与ADR两种方式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可以在ADR的多种方式之间进行选择，正如美国学者佛莱彻所言:“虽然从表面上看,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但事实上它只是一组供当事人任意选择用来避免正式对抗性诉讼的办法”。
因此，ADR只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而绝不是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可以对纠纷解决的方式、规范、程序和结果进行自主的选择。
但由于ADR具有成本较低、程序简单等优势，大部分纠纷当事人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3、功能性。
ADR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以解决社会纠纷为目的，具有解决纠纷的基本功能。
无论何种形式的ADR，都以这一特定功能区别于一般组织或行政机构的管理性、职能性活动。
（二）ADR的主要类型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美国的ADR可以分为以下主要类型：1、根据主持纠纷解决的主体不同，可分为：（1）司法ADR，即法院附设的ADR。
这是一种虽以法院为主持机构但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然而法院附设的ADR与法院诉讼程序又有一定的联系。
（2）行政ADR，指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附设的ADR，如劳动争议仲裁等。
（3）民间ADR ,指由民间团体或组织主持的ADR。
其中既包括民间自发成立的纠纷解决组织,也包括由政府或司法机关组织或援助的民间纠纷解决机构。
2、根据ADR的启动程序，可分为：（1）合意ADR，即当事人双方合意决定通过ADR解决纠纷，合意ADR是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最重要基本形式，因为它是完全建立在当事人双方的自主和自愿选择之上的，实质上意味着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方式、适用规范和解决结果的选择权。
（2）半强制ADR，即ADR机关或组织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即可进行纠纷处理，但一般并不是诉讼的必经阶段，当事人亦可直接提起诉讼。
（3）强制ADR即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的决定，把ADR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的纠纷的前置条件。
二、美国主要的ADR在美国，ADR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不特指一种或种纠纷解决方式，而是包括调解、仲裁等多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组合，笔者拟在此介绍颇有参考价值的司法ADR中的法院附属调解和民间ADR。
（一）法院附属调解（mediation）作为司法ADR的一种，法院附属调解是在法院的组织协调之下进行的，但通常法官不参加调停而是把案件交给非营利团体的调停协会进行调停，但其程序根据法院的规则来决定，而且有的案件必须先交付调停，如有的州规定争议标的在10万美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必须先调解。
调停委员会经过调停以后提出调停方案通知当事人并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如果拒绝案件就进入法庭审理，但是，在有些州拒绝调停的当事人如果在判决中没有得到比调停更为有利的判决，则他要承担拒绝调停案件以后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事人恶意利用诉讼程序，而且提高了法院附设调解的使用效率和有效性，从而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更好更快地促使了纠纷的解决。
（二）民间ADR美国的民间ADR较为发达，民间ADR主要有仲裁和调解两种。
仲裁是双方当事人以仲裁协议委托美国全国性的民间仲裁组织即美国仲裁协会解决纠纷的民间ADR。
调解是调解员以中立调解人的身份帮助当事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调解本身是一个不具有约束力的程序,但一旦达成一项协议,并记录在案,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可以强制执行。
美国民间调解较为发达，既有社区调解，也有私立机构乃至私人个人的调解，私人调解既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
提到私人调解，就不得不提到美国最大的私人调解机构JAMS 公司（Judi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Services, Inc），JAMS是美国最大的一家替代性纠纷解决私营服务机构,成立于1979年, 现有250多名有专业资质的纠纷解决专家,其中200人以前是法官,其余的以前是律师，在JAMS工作的人都是专职的，现在JAMS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20多个城市设立了纠纷解决中心。
JAMS机构的服务项目包括:调解、仲裁、中立案件评估、和解会议、小型审判、简易陪审团、中立专家事实认定、私人裁判等。
近年来,JAMS年平均处理案件高达三万多件, 而且让JAMS 引以为傲的是,绝大部分案件,包括一些至为复杂的案件,均获得成功调解。
除JAMS外，CPR（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 Resolution）也是全美著名的ADR公司之一。
三、借鉴美国ADR，对完善浦东矛盾调解工作的思考调解工作在中国源远流长，尤其是人民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
近年来，浦东新区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推进调解工作尤其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在构建调解网络、完善调解机制、创新调解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与积极实践，并取得了显著工作成效和社会效果。
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矛盾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形成原因复杂、表现类型多样、化解难度加大等特征的情况下，浦东新区的调解工作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而美国ADR中的调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完善新区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借鉴。
（一）进一步完善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为了探索人民调解和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浦东新区于2006年2月在新区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聘请专职的人民调解员在法官的组织协调下对立案前当事人同意调解的部分案件进行调解。
在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后，法院立案庭经审查认为可以纳入诉前调解的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由专职人民调解员对纠纷进行调解并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对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则启动诉讼程序。
浦东新区的这一做法类似于美国司法ADR中的法院附设调解，它虽非民诉法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但对于减轻法院诉讼压力、解决矛盾纠纷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设立以来，通过该调解方式化解的民商事案件达22000多件，分流了新区法院约20%的民商事案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但在实践中，这一创新做法仍有可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是尝试法院依职权强制调解，不断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提高调解的使用效率。
现在，诉前调解程序的启动以纠纷当事人的合意为前提，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则调解程序不能启动而要启动诉讼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诉前调解的使用。
在美国法院附设调解中，法院规定某些类型的案件必须以调解为前置条件，如有些州规定争议标的在10万美元以下的案件，必须先行调解，有的州规定涉及孩子抚养权的离婚案件必须先行调解。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对于有些案件以调解为前置条件，如，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易案件、人身依附性较强或伦理性较强的案件、政策性较强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虽然当事人不同意进行调解，但法院可依职权强制启动调解，另外，对于由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也可要求当事人先行接受调解。
虽然目前条件下这样操作尚缺少法律依据，但在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肯定了法院可以依职权针对一些案件实行诉前调解，这可以认为是对诉前强制调解的制度支撑。
如果可以试行强制前置调解，则可以不断扩大适用诉前调解的案件范围，提高诉前调解的使用效率。
二是进一步增强调解程序本身的约束力，增加当事人随意退出已经进行的调解程序的失信成本。
根据现在的操作规则，对于调解不成或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反悔的案件，法院要启动诉讼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对于这样的案件，不仅浪费了诉前调解资源，还占用了本身就较为紧张的诉讼资源，造成了双重成本的浪费。
在美国法院附设调解中，有些州规定拒绝调停的当事人如果在判决中没有得到比调停更为有利的判决，则由他负责拒绝调停案件以后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事人恶意利用诉讼程序，避免了纠纷解决资源的浪费。
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诉前调解中设置一定的惩罚措施，约束当事人对已经进行的调解随意反悔，这种惩罚措施既可以体现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也可以体现在证明责任承担上。
具体操作上，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针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通过让当事人签署承诺书的形式，让当事人承诺不对已经进行的调解程序随意反悔，或在协议结果生效之前反悔而转而提起诉讼，如果反悔且反悔的一方在判决中没有得到比调停更为有利的判决，则由承担对方进入诉讼程序的费用。
如果能对当事人的随意反悔进行约束，则可以提高诉前调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避免调解资源和诉讼资源的双重浪费。
（二）逐步还原人民调解民间自治的本性，促进民间调解组织的发展。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因此，人民调解组织实质上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自我解决内部纠纷的民间组织，自治本性应该是人民调解的本来属性。
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和抽象，人民调解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基本上是依靠行政机关的强力介入，因此，人民调解这种民间纠纷解决方式被深深打上了行政管理的烙印，人民调解组织的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行政化的模式，从居村委调委会到街镇调委会再到区层面的联合调委会，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居村委调委会、街镇调委会的调解员受街镇聘用，由此，街镇实际上控制了调委会人事任免和工作任务分配的权力，从而使人民调解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治的方向，或多或少走上了行政化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