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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杜鹃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
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
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
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
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
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
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
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
57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0年第2期总第787期No.2,2020Total of 7871919年5月4日在北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
它是一场由青年学生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它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它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也是中国翻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五四运动前后掀起了一股介绍西方的浪潮，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他们输出了大量优秀的译作，为中国翻译史带来了第三次高潮。
追其原因，五四运动时期翻译的发展也离不开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如先进青年学者对西方读物十分渴求，知名学者和翻译家也乐于翻译西方读物，以实现救国理想。
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产生的文化启蒙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先进思想，为共产党的创立和新中国的成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后的翻译家根据自身的翻译经验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翻译理论，丰富了我国翻译的发展。
1五四运动时期翻译发展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的主要战场虽不在东亚，但日本却趁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不断侵害着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摧残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尊严。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强权的压榨，政府的无能使中国人民无法忍受屈辱，进而愤起，终于于5月4日爆发。
北京学生的罢课就此拉开五四运动的序幕，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五四运动开始之前，曾有多位翻译家早已翻译了西方的著作，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到中国，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的产生。
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为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曾主导维新变法以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
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大部分作品为政治小说。
翻译家严复也是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为介绍西学，他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
为实现中国思想的革新，严复将西方先进的政治科学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使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能够享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实现中外文化的碰撞。
五四时期是我国的翻译高潮时期，是外国翻译文学最旺盛的时期，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大量的翻译文学给寻求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界和普通百姓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学之风，给当时尚处于文学转型期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与冲击。
１９１９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政治和文学上都具有分水岭性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唤醒国民，促进思想和现代意识启蒙，各种改革思潮变得更加激进。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传入，启蒙思潮变得更加激进，且发生质的变化。
与此同时，再造中华、再造中华民族的思想成为主潮。
１９２７年北伐战争之后，则是因为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翻译文学已趋成熟并形成其固定文体—白话文体。
本文将分别从社会历史、政治、语言、文学等几个方面探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翻译文学如何一步步从边缘文学升为中心文学，及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将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翻译文学系统被视为文化多元系统的一个部分。
佐哈认为，翻译文学并非总是一种次位系统，有三种社会条件可以使翻译文学成为首位系统：一是一种年轻的或正在形成的文学；二是一种边缘的或弱势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学；三是一种处在危机或转折点的文学。
五四时期翻译对张爱玲小说中文句式的影响------- 以《金锁记》与《五四遗事》为例发表时间：2008-11-14T11:32:47.763Z 来源：《新学术论坛》供稿作者：宠双子[导读] 摘要：本文主要从语言学领域句法的角度研究翻译作品对中文产生的影响。
首先介绍当前这个领域现状进行研究，对优点和不足作出阐释。
摘要：本文主要从语言学领域句法的角度研究翻译作品对中文产生的影响。
首先介绍当前这个领域现状进行研究，对优点和不足作出阐释。
引用萨丕尔关于语言接触及产生的理论论证西化句式产生的根源，并收集大量五四后名家对西化句式所研究的资料，得出张爱玲小说中的欧化句式主要是受五四时期翻译的影响。
并且对这种影响产生的“凸显”效果进行分析，得出恰当欧化句式的使用可以使其产生凸显的语体效果。
由此，对欧化句式的研究可以展望翻译的发展方向，即在“忠”和“雅”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一种已为读者接受，与中文能够血脉融合的西化语言。
关键词：欧化句式；翻译；1．引言不难发现，中文当中已经融入了越来越多的西化成分。
何南林曾在《近代翻译对汉语句法的影响》一文中提到，鲁迅所引刘半农的一个“妙文”，即：从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老式，到“有朋自远方来，”子曰，“不亦乐乎。
”的新式，直至现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子曰的流行（何南林 2005）。
由此可见，汉语语言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改变，无论是从词汇学、句法学还是形态学的角度来看，都在日益受到英语语言潜移默化的影响。
也正是这种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往往会造成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把握采用何种尺度的目的语来翻译原文文本。
长期以来，大多数翻译领域的研究往往是在描摹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挖掘文化冲突对人们意识的影响，将其追溯到最早时候的佛经翻译，并且从词汇，语法，句式，有的文章甚至对文体修辞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和研究。
关于将翻译作为受动的研究，可以说是见仁见智。
但是反过来，翻译如何影响目的语的领域，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摘要：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用于解释文学翻译的各种情况，其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做了详细分析。
五四运动前后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高潮之一。
五四运动之前，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
本文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文化原因。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五四运动；中国翻译文学；文化原因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158-03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中国翻译史上最被学者所关注的当属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又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部分。
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作品主要以社科类为主，代表译者是严复和林纾。
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改变国民愚昧的旧思想，用新思想与新文化启蒙国人。
一些进步人士开始翻译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力求通过翻译文学帮助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与此同时，在翻译界出现了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翻译策略共处的现象，形成了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势力的争论：一种进步力量以鲁迅为代表，坚决主张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折”，侧重异化的翻译策略；另一种保守势力以梁实秋为代表，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侧重归化的翻译策略。
五四运动后的翻译文学的地位在这两种势力不断抗衡的过程中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转为中心。
本文将以第三次翻译高潮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基础，结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及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浅谈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其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本文旨在通过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主体的构成和姿态三个方面浅谈五四时期翻译的特点。
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翻译选材；翻译主体abstract：as a typical period，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lso special in the period of may 4 th .this article is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era，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and the composing & attitud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in body.in the author’s opinion，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period of may 4 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key words：the period of may 4 th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main body；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2一、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中国翻译从佛经到科技著作再到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从“案本而传”到“忠实”、“对等”再到“文化转向”，翻译标准的重心也多次演变。
无论是翻译的文本还是评判的标准都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翻译的时代性也因此而得以突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