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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浅综述从古至今，《史记》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记》研究大家张大可先生就高度赞扬《史记》为一部融史学、文学、哲学于一体的旷世大典。
就是这么一部文史著作，自古及今，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大批学者投身于对《史记》的研究中。
其研究著作之多，研究范围之广是其他古籍根本无法比拟的。
因为我能力有限，这次我就对《史记》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从古至今对《史记》的研究概况汉代，对《史记》的主要研究者有杨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杨雄在《法言》中论述道：“太史迁，曰实录。
”他是点出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这一“实录”观点也被历代名家所认同，直至现在。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其言秦、汉，详矣。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虽然班固肯定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但是他又指出“史公三失”。
第一班固认为将黄老之学放在六经之前是不当的。
第二，班固批评司马迁抛弃了真正的英雄而去讲奸雄的故事。
第三，班固认为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宣传重利轻义的思想。
这也引起了后人对这三失的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没有统一的王朝，都是众国分裂，互相混战割据，所以国家对私人著史的控制放宽，《史记》逐渐传播广泛。
在《晋书·刘殷传》就记载：“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这从中就反映出，《史记》在当时受到了推崇，地位较高。
这一时期研究《史记》的名家有徐广和裴骃。
《史记》《汉书》项羽传比较研究晋代以来便有学者对《史记》《汉书》内容和写作手法进行比较批评和研究，因两书著述宗旨和行文风格之差异，历史上曾出现尊史抑汉和尊汉抑史两种观点，但多由全书或纪传各类下手，立论概括，少有以单篇对校者。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综合近代以前各家《史记》注说，结合《史记》、《汉书》传文考证谬误，为现代人研究《史记》及史汉比较研究必备书。
徐复观《〈史〉〈汉〉比较之一例》对史汉纪传书志及文字作细致比较，其中亦涉及两书项羽传文字的对比，然多概言之。
朴宰雨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史汉比较之历史与现状，对史汉纪传体例、传文对比及写作方法、文势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传文对比方面不及徐文细致，但在比较方法上提出独到见解。
近有刘德汉《史记汉书李广传之比较研究》与阿其图《汉书•匈奴传与史记•匈奴列传对校刍议》，以文本对校方法细读传文，考辨优劣，然尚未有以《史》《汉》项羽传详细比较者。
除行文风格等不同之外，两传传文尚有谬误，本文在比较时亦一并指出。
一、传文要旨《史记•项羽本纪》将项羽以秦汉之际实际统治者的身份列入本纪类，且列于《高祖本纪》之前，为《史记》卷七本纪第七。
全文以项羽称霸天下过程中的三个重要事件为分水岭，记述其由弱而强，极盛而衰的一生，即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
鸿门宴一段，《史记》描写生动，记叙犹详。
司马迁以项羽勇武善战、三年霸有天下却因目光短浅而致身败名裂，于行文中多致惋惜之意，感情充沛洋溢。
《史记》传文在记史的同时多用散笔，穿插故事，错综印衬，文学性较强，具有历史散文的特点。
《汉书》以陈胜项羽二人秦末之际曾先后号令天下故，将二人合传，名为《汉书•陈胜项籍传》，为《汉书》卷三一列传第一。
班固从尊汉思想出发，仅以残暴戾狠、逆时代而行之贼人记项羽，且以其名“籍”为题。
《汉书》传文注重史实，行文严谨，按历史顺序安排文章，不露情感，较《史记•项羽本纪》条理更为清晰。
2009年3月 第25卷第1期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Mar.2009Vol.25 No.1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①曾小霞(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摘 要:1979年以来,《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
从研究总貌上看,此30年大致又可分为20世纪后20年的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可看出其演化之迹。
在如此可喜的研究形势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尤其是《史记》《汉书》文学性比较研究专著的出现。
关键词:《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文学性比较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8X(2009)01-0034-051979年到2008年,学术自由度逐渐增强,《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也更趋多元化,从古代简单的“史汉优劣论”,发展到对《史记》、《汉书》两书的文字、风格、思想、史法以及文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日益成为显学。
从总体研究面貌上看,这30年研究可以以世纪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后20年以及新世纪以来两个时期,本文拟对这两个阶段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状况及其特征进行论析。
一、20世纪后2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1979年以前初步具有现代意义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只有1930年郑鹤声的《史汉研究》,此书着重对前人的《史记》《汉书》研究评论进行汇总,对两书叙事特色也略有论及,具有承前启后的功用,可惜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后继者乏人。
1979年以后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试图从研究专著、期刊论文两方面着手,以期比较全面的把握20世纪后2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总貌。
(一)风格不一的研究专著1979年以来,随着学术风气的自由开放,研究者视野逐渐开阔,论述渐见系统,《史记》《汉书》研究进一步深入,专门论及《史记》《汉书》比较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施丁1980年定稿的《马班异同三论》长达十二万言,可视同一部专著。
浅谈《史记》与《汉书》泗县职教中心赵贤超内容摘要：《史记》与《汉书》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史大书的双壁，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认知和区别它们的成书经过、体例变化、语言特点、人物刻画和史学的思想性。
这对于初学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而《汉书》则秉承《史记》的优长，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史书的先河。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认知它们的各自特点，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
本人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谈对《史记》与《汉书》的认知。
一、司马迁与《史记》1、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后因李陵事件入狱，受宫刑。
出狱后发愤继续著书，于太始四年（前93）前后，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历时十六年。
2、家境熏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令，这在中国古代，一个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很幸运的，毕竟那时的孩子有学习条件和机会的人是很少的。
据说，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跟汉代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跟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为司马迁来后来写《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3、漫游与侍驾由于司马迁受父亲的指点和家境文化的熏陶，所以司马迁对于知识的渴望和需求是很强烈的。
因此司马迁在加冠礼之年，决然出游，进行实地考察中国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记录有关的历史传说。
后来他官至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出巡。
其中一次西巡，曾到过巴蜀。
随驾出巡更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
这些都给司马迁后来的撰写《史记》，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4、受宫刑著史书司马谈病逝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开始接触皇家藏书，整理选录历史典籍，为写史书作准备。
浅析《史记》和《汉书》【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篇巨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体通史，记载了西汉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结束。
《汉书》所叙述的西汉两百三十年的历史中有一半和《史记》重叠，因此自古至今，有很多人把《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也许这更是两种不同时代环境的比较、两个家族的比较、两个人物思想意识的比较。
通过比较更深刻的把握他们写作的背景以及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对写作的影响，进而造成写作上的差异。
【关键词】《史记》《汉书》司马迁班固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闻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本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重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作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于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
《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③可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71·收稿日期：2008-09-10作者简介：曾小霞（1981— ），女，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Mar.2009其动如山，其静如阴，攻围击刺百不失一，两家之文，并千古绝调也。
”［1］261以治兵作比喻，对两书都作了褒誉，然茅坤到底更重风神和独创，《史记钞·序》中言“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当疏荡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憧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1］262。
因而更激赏司马迁。
类似以譬喻比较两书的还有凌稚隆的父亲凌约言：“班、马两家，古今绝笔。
譬之名将：子长之才，豪而不羁，李广之射骑也；孟坚之才，赡而有体，程不识之部伍也。
”与王鏊之评论大致相似，这说明明代的研究者已从总体上把握住了《史》《汉》两书的风格。
也有从文字情旨上比较的，如明焦竑《焦氏笔乘》引程伊川云：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
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
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
评《史》《汉》者，独此语为核。
张辅以文字多寡论优劣，此何足以论班、马哉！［1］263以文字是否富含内蕴来评判两者优劣，批判了张辅以文字多寡论优劣的观点，评论角度更加富有文学性。
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虽然不是专门的《史》《汉》研究著作，但他对两书的比较评论相当到位，值得一提：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
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
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
［2］129从叙事上判定两书特色和互有得失之处，此外，他对《史》《汉》两书的比较史也略有总结：《史》《汉》二书，魏晋以还纷无定说，为班左袒盖十七焉。
唐自韩、柳始一颂子长，孟坚少诎。
至宋郑渔仲、刘会孟又抑扬过甚，不足凭也。
至明诸论陟，差得其衷。
［2］131简述了《史》《汉》的历代研究情况，对同时代的研究予以肯定。
（三）明代兴起、清代大盛的将小说评论与《史记》作比附之研究法。
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开始探讨小说与《史记》的关系，为《史记》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角度。
李开先、李贽、冯梦龙以及清代的金圣叹等都有过精彩见解。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评道：“《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
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
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
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
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3］18他虽然没有留下完整的《史记》评本，却在《才子古文》中保存了评选的《史记》序赞90多篇，并在《水浒传》和《西厢记》评点中多次称赞司马迁的文笔。
金评之后，清代戚蓼生《红楼梦序》、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等，都将小说与《史记》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史记》中蕴含的小说艺术的认识。
如果说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们推崇《史记》，使《史记》的文学影响超过《汉书》，促进了散文的发展，那么明清文学批评界将小说与《史记》比较而不与《汉书》比，客观上说明人们注意到了《史记》中的小说因素，《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进一步超越了《汉书》。
二、总结与开拓并行的清代研究清代考据之风兴起，学者论及《史》《汉》，不再是简单的评论，而是大量结合史实，翔实考证后，得出各自合理的结论。
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清代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注重方法论的反思。
钱谦益云：“宋人班、马异同之书，挦扯字句，此儿童学究之见耳。
读班、马之书，辩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何处，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龙脉历然……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
宋人何足以语此哉！”［1］264对宋人寻求字句异同颇为不屑，主张从大处关键处着眼，指出了《史》《汉》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
（二）进一步注意到史书的文学性。
顾炎武《日知录》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
《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剪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
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
《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
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1］203于序事中寓论断，这里的序事是指人物语言，即以人物自身的对白见出各自的性格特征以及作者的态度，不需作者特意标出。
从明代学者注意到《史记》的小说性，到顾炎武注意到人物对白，史书的文学特性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三）班、马异同论著增多。
清代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论及班、马异同者明显增多，不少批评者有专门章节论及，如蒋中和《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一五《班马异同辨》，沈德潜《归愚文续》卷三《史汉异同得失辨》，浦起龙《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中《班马异同辨》，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二《班马异同论》，汪之昌《青学斋集》卷一六《马班异同得失考》，等等。
蒋中和《马班异同议》对只从异同上评价两书优劣者作了批评，云：“理有是非，论有异同。
是焉，或同或异皆可也；非焉，或同或异皆不可也。
奈何论班、马者徒论异同哉？虽然异同中亦未尝无是非焉……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其优劣是非不必不在异同，而亦不必尽在异同。
”［1］266主张从迁、固识力上辨两书之优劣。
另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一书中“史汉不同处”、“史汉互有得失”、“汉书移置史记文”、“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传”“汉书增史记”等条目都涉及《史》《汉》比较，虽论述简短，却·72·颇见功力。
（四）互有得失论。
清代学者的批评日趋理性，对《史》《汉》两书不再笼统褒贬，而是根据具体篇章、特定角度来评判，因此互有得失。
如沈德潜云：“宋倪思为《班马异同》一书，刘辰翁加以论断，而有明许相卿作《史汉方驾》，大意皆扬马抑班，无异旨也。
愚平心以求之，有马之胜于班者，有班与马各成其事者，有班之胜于马者。
”［1］268邱逢年《史记阐要》亦云：“马、班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班同得者，且有马失而班得者……故夫甲班乙马，与夫甲马乙班之已甚，皆非平心之论也。
然则二史无所为优劣乎？又非也。
分而观之各有得失之互见，合而观之量其得失之多少，吾知其得之多者必在马，失之多者必在班。
吾非恶夫甲马而乙班，特恶夫乙之已甚耳。
”［1］271值得注意的还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章氏对两书特征作了精要概括：“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并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
”［4］49以两书之不同风格论之，也算是一种互有得失的评论。
（五）从是否易学的角度探析两书风格。
浦起龙在前人评论的基础上对《史》《汉》作了比较：“昔郑樵为《通志》，囊括群史，极斥班书，未免太过。
刘知几互有褒贬，王充又确奉兰台，以为作史之绳尺。
要而论之，文章议论之高，班不及马，而后人无迁之才，则宁学固，不可学迁，以迁书变化无方，而固书有规矩可遵也。
朱子云：‘太史书疏爽，班固密塞。
’夫密塞则有法可循，故后世之史，亦多从《汉书》之例云。
”［1］271从史学编排及体例上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史记》变化多端，《汉书》有规矩可循，就像诗人中的李白和杜甫，杜诗可学，李诗不可学，这也可以解释后世史书多学《汉书》的原因。
但从文学史上看，无论是唐宋的古文运动，明清的小说，还是清代桐城派的文章，他们取法的都是《史记》而非《汉书》，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可学不可学，应该从两书本身的文学魅力来探寻其中原因，不过浦起龙从学习的角度探讨两书异同，也是一种新的思路。
（六）文学流派对史书的自觉探讨与学习。
清代桐城派领袖方苞，继承了“唐宋派”归有光的古文传统，把《史记》奉为古文的楷模，并以“义法”理论对《史记》进行系统研究。
“义法”二字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5］509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是可观的，但他们的评点多从维护封建正统观念、程朱理学出发，艺术技巧方面多注意文章的章法气脉，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的评点方式。
但是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学习，使《史记》在唐宋古文运动之后，其文学地位进一步超越《汉书》。
三、小结明清的《史》《汉》比较研究具有总结性质，明代重视评点，则有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清代重考据，致使比较两书异同的著作大幅增加，更有将两书作勘校的，拘泥于一字一句的异同，这种做法在当时便招致了非议，但仍有大量研究者将精力集中于此，如王筠的《史记校》、沈德潜的《史汉异同得失辨》等。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评论标准日趋多样化，结论也更理性，《史》《汉》比较研究从唐前简单的“史汉优劣论”，逐渐发展到了明清的互有得失论，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明清时期的研究者不仅进一步开拓了两书的比较角度，而且更注重评论的形象性和准确性，如在评点中多用比喻，将抽象的差异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史》《汉》两书的特征不再是干巴巴的词，而是可心领神会的意象。
在多方面的对比以及文学流派的推崇中，《史记》的优势地位得以稳固。
参考文献：［1］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4］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责任编辑：王英志）·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