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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抗战时期的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发展和影响重庆国立音乐院坐落于成渝公路旁的青木关口，这里四周苍翠环抱，景色宜人。
这所学校是在上海国立音专未能内迁而导致内地未有一所专门音乐学校的情况下，为了满足许多想研究音乐却没有机会进修的青年学习音乐的愿望，更为了满足抗战对音乐人才的大量需求而建立的。
1939年2月，国立音乐院筹备委员会成立。
3月，成立实验管弦乐团。
8月，教育部选定青木关关口各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房屋作为该院院址。
1939年11月1日，该院正式成立。
谢寿康为首任院长，由于他在国外，先由顾毓琇代理，应尚能任教务主任。
1941年，国立音乐院改组，由著名音乐家杨仲子担任校长，李抱忱担任教务主任。
一、组织结构及招生国立音乐院是以“整理我国音乐文化，介绍西洋音乐艺术，培养音乐专门人才及师资”为宗旨的一所专门学校。
该院原定计划设立初级、中级和专门三部，以及实验管弦乐团、实验歌咏团和研究室，并在必要时设立师范科。
由于抗战时期缺少资金的缘故，仅设立了招收初中毕业生的5年制专科。
该专科设国乐和西乐两系，最初国乐系没有分组，后分成了二胡和琵琶两组，而西乐系则分为键盘乐器组、管弦乐组、理论作曲组和声乐组。
国立音乐院招生考试时间在每年的8月份，招收一年级新生和若干名二、三年级的插班生。
凡年满18岁、具备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初级中学毕业、具有音乐资质的考生方能报考，招生人数视考生情况而定。
考试地点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内。
报名时需校验毕业证书，并交2元报名费及两张照片。
出于对音乐的热爱，相当多考生是高中毕业，有些还在大学里读过几年书，甚至有的考生曾在中学担任过教员。
因此，从条件上来说一些投考者不符合规定，然而国立音乐院十分钦佩这些抱着最大决心埋头苦读的学子，只要具备音乐才能，都允许报考。
在考试科目方面，有共同考试科目和个别考试科目两种。
共同考试科目包括公民、国文、本国史地、英文和普通乐学。
其中，普通乐学主要考音阶、音程和和弦等。
郭沫若与篆刻篆刻文化是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艺术。
在我国古代印章既是一种持信之物，又可作为行政权力的凭证。
元明清时期，篆刻家继承和发展了秦汉玺印的传统，终于使篆刻逐渐成为一种可以与书画并美的艺术门类。
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对古文字有透彻精深的研究，著述宏富，主要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等等。
正因为如此，他对篆刻的印文十分考究。
早在1938年底，他与林半觉等人谈论篆刻艺术时，就曾指出：“任何文字都可以入印，但风格要统一。
这个问题是十分严肃的，正如古人所讲：印以字为文，文须考订，一体不可秦篆杂汉、杂唐，如各朝之印，当宗各朝之体，不可溷(ｈùｎ音混)杂其文，更改其篆，若他文杂厕，则不成文，异笔杂厕，即不成字。
”他再三强调：“做学问最需要老实态度，切不可用偏旁凑合篆字，要反对冒充甲骨、钟鼎文欺骗老百姓，还自以为渊博的现象。
”郭沫若对古代印章也颇有研究。
1957年6月21日，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后回国，在途经昆明时，参观了云南省博物馆，观摩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六号墓出土的金印。
“滇王之印”，他明确指出此印和“胜西印”均系“汉朝时代的遗物”。
郭沫若与许多著名篆刻家有着深厚的友谊。
他有位挚友叫钱瘦铁(1877～1967年)，无锡人，名，字叔，号瘦铁，以号行世。
他的书法四体皆工，又擅山水花鸟，篆刻从汉印入手，早年似吴昌硕，后取周秦金石文字之神韵，熔铸入印，别具一格。
钱瘦铁1922年赴日本，在京都举办了个人书画篆刻展览，1924年应聘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主任，1935年携家眷侨居日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决定从日本秘密回国，他回忆：“直接帮助了我行动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注：金祖同当时在日本跟郭沫若学习甲骨文和金文)。
瘦铁在王生的系统下做情报工作，他曾经把我的意见通知当时在国内的王生，得到了政府的同意，他便为我负责进行购买船票等事项。
杨仲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再认识杨仲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篆刻艺术家,我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推行国乐改进实践的先行者。
他为创建我国高等音乐学府的专业化、民族化和正规化,为培养优秀的专业音乐人才,为打造精良的师资队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5年是杨仲子先生诞辰130周年,笔者想通过此文,对杨仲子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归纳和研究,以纪念他为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所做的突出贡献,同时更想借此唤起学术界对杨仲子先生更多的关注,以启迪后人,学习他的开拓精神、奉献精神以及担当精神,希望后来者能够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向前。
1901年,杨仲子从南京江南格致书院毕业后考取“庚款”官费留学,入法国根特大学和图卢兹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
后考取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和音乐理论。
1920年回国后,他响应萧友梅“以美育代宗教”的号召,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多所院校任教。
1927年,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以“音乐为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为由,取消了除北京女子大学音乐专科以外的北京各大院校音乐系。
杨仲子随即在北大国乐改进社主办的《音乐杂志》上发表《质疑》一文,质问奉系军阀,为音乐教育界请命,要求恢复音乐系。
文中显示出杨仲子一生都极为关注且为之努力的音乐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国乐的改革、师资的建设、专业音乐院校的创建以及音乐专才的培养。
1928年6月12日,北京音乐界人士在北大第三院召开联席会议,杨仲子受命向国民政府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请命,建立“国立北平音乐学院”,并拟写了《请并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女子大学音乐专科,改设国立北平音乐学院计划书》和《拟国立北平音乐学院组织大纲草案》等文件。
这个建议得到了北平政治分会和大学院长蔡元培的认可,但南京政府却未同意。
虽然音乐学院最终未能成立,但这两份文件却饱含了杨仲子对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殷切期望,他坚信中国一定会有一所世界一流的音乐学院,为了这个信念他为之等待并准备了整整13年。
中国国歌的认识西藏日喀则地区第二高级中学田茂瑜摘要：在多年的音乐教学和调研中，笔者发现我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及部分音乐教育工作者，对中国国歌的发展、演变及易换等认识很是模糊。
回顾中国历史，在清代以前，历代王朝都没有国歌，真正独立成形的国歌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国家政权不断更迭，国歌也几度易换，出现（产生）过多首国歌。
关键词：中国国歌认识国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是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
它能起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
为其政府所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等场合演奏或演唱。
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歌（一）最早的国歌雏形《华祝歌》中国国歌最早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
1878年至1884年，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出任清政府驻英兼驻俄公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甚为感动，鉴于本国无国歌，而谱写了乐章一首，以为国调，名曰“《华祝歌》”，以应外交礼仪。
曾一度将《华祝歌》作为“国乐”的草案上呈朝廷，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不过在海外已被当作国歌来演奏。
（二）由国家颁布的最早国歌《李中堂乐》1896年，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
在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
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国歌，为了应付门面，李临时找了一首适合清政府口味的王建的七绝诗加以改编，以庐剧中的“倒七戏”配乐，作为国歌临时使用，因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的，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
歌词是：“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丰驾大龙。
”从此以后十多年内，清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都袭用这首歌。
因此，实际上它在某些场合起了国歌的作用。
（三）最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国歌《巩金瓯》1906年大清帝国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并在正式国歌《巩金瓯》未出前，暂为清朝代国歌。
大师剪影22萧友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奠基人■ 李定国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又办校有方的萧友梅博士，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早年，他在蔡元培先生主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所属“音乐传习所”执教，后来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实际一手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乐学院。
上海国立音专的成立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就此，中国开启了系统性音乐教育的新篇章。
中国近现代音乐就此发端、进展、薪火相传。
在中国百年音乐的进程中，迄今为止所涌现的几代著名音乐家，几乎都与上海国立音专有着深厚的渊源。
这其中，除了蔡元培的正确决策，萧友梅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居功至伟。
居提出想学习音乐的愿望，从而也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然而也正是青少年时代每天耳濡目染的音乐熏陶，使萧友梅萌发了学习音乐、走音乐之路的初心。
1900年，16岁的萧友梅只身考入广州最早的西式学校——时敏学堂。
在学校里，曾饱读中国传统史书的萧友梅不仅要学习历史、地理、算术等原本私塾没有的新科目，还要接受图画、唱歌和体操等新式教育。
其中，萧友梅最爱唱歌，虽然这些“学堂乐歌”都是模仿日本的样式，但对当时没有音乐教育的中国而言，还是相当进步的。
因为热爱音乐，萧友梅两年后东渡日本，自费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学习，同时还在东京音乐学校兼学钢琴和声乐。
那时，萧友梅的暂居地没有钢琴，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能在学校琴房里多练琴，常常错过了学校的就餐时间，从而只能以面包和牛奶充饥。
正因为萧友梅的这种认真执着的学习态度，他的钢琴技艺很快便突飞猛进。
留日期间，萧友梅撰写了他最早的音乐理论文章《音乐概说》，在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学报》上连载，这篇论文也标志着萧友梅试图系统地理解音乐的开始。
除了学业和音乐上令人刮目相看的长进外，萧友梅还积极参加了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在东京组织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活动。
萧、孙两家是香山同乡，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到澳门行医时，两家又是邻居，因此彼此交往甚密。
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作者：郭昕来源：《音乐时空》2014年第15期音乐时空：您对北京音乐的研究始于何时？孟维平教授：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作为知青插队在北京，上大学在北京，毕业留校工作又始终在北京，可谓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对北京的热爱是浑然天成、发自心底。
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对跟随我院著名老教授姚思源先生学习作曲理论，毕业留校后又主要追随姚思源先生研究北京音乐的历史，《北京音乐志》是姚思源先生主持的一个北京市重点科研项目，我有幸参加，受益匪浅，历时六年艰苦劳动，终于完成了这本志书（2002年正式出版）。
音乐时空：请问《北京音乐志》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孟维平教授：所谓《志书》一般都是记录以某一地区为主的自然、社会诸方面相关历史与现状的学术性著作，《志书》编纂的特点是非常强调对历史材料的客观性记述与介绍，强调可靠性、真实性，尽量避免主观的议论评价。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务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下全国方志编纂工作普遍展开，到本世纪初，仅北京市就有35卷、107册、共计154部地方志出版，《北京音乐志》就是其中专门记述北京地区音乐历史发展状况的一部地方性志书。
《北京音乐志》由姚思源先生主编，朱广星任副主编，编写组成员7人都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教师。
本着厚今薄古的编写原则，主要从音乐作品、表演团体、重要活动、教育、交流、社团、研究所、演出场所、出版物等方面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音乐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对其中的重点内容列出条目加以详细记述。
对之前的音乐历史进程则采用了概述性竖写文字加以记述，未列具体条目。
《北京音乐志》前有16页精美彩色图片，文中也插有若干黑白图片，文字约351000字。
在姚思源先生的带领下，编写组成员认真细致的工作，数易其稿，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反复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做到了系统、严谨、可靠、真实。
《北京音乐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为北京的音乐发展做志书，其影响自不待言。
音乐时空：我们看到您有本专著是《北京近代新音乐发展史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课题呢？孟维平教授：这本书应该说是继《北京音乐志》之后的又一本关于北京近代音乐发展的专史。
不要遗忘老音乐家杨仲子中国老一辈著名音乐家杨仲子，多年来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近百年前，他却是“南萧北杨”、与萧友梅并肩为伍的开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赫赫有名的音乐教育家。
1885年杨仲子生于南京一个具有诗书传统的没落家庭，自幼打下深厚国学基础。
在江南格致书院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依靠所得的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那时他已显示出音乐天资。
1904年毕业后他以庚款公费至法国留学，课余学习音乐理论和钢琴，1910年毕业时获得化学工程师文凭。
因国内那时没有化工企业可任职，他只得于同年考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并研习作曲理论、音乐美学、音乐史等课程长达十年，深受当时欧洲盛行的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4―1917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仲子居住在号称“世界花园”的瑞士这个中立国里，学习和生活都没有受到干扰。
1917年公费待遇停止后，杨仲子以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学习，写作了《侨工歌》等作品。
在多种社会交往中，他结识了同在欧洲的徐悲鸿、谢寿康等中国留学生。
这群有志向的青年，常聚在一起谈论国家与个人的前途。
1919年末杨仲子以优秀的成绩从瑞士国立音乐院毕业，次年携瑞士籍妻子回国。
曾经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名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后改为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音乐系（科）的钢琴导师或教授，与萧友梅同为开创推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萧友梅指挥北大音乐传习所只有17个人的管弦乐队演出时，还要杨仲子弹奏钢琴来填补所缺的声部。
萧友梅与杨仲子在共同奋斗的道路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曾经互作歌曲以为赠答。
杨仲子以《梅语》赞颂萧友梅的意气飞扬与坚贞高洁，歌曲的最后一句是：“你良友，是岭南人，合姓萧。
”萧友梅正是五岭山脉以南的广东省香山县（为纪念孙中山，1925年将其诞生地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人（此歌刊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2卷9期）。
萧友梅则以《杨花》语喻杨仲子的风流蕴籍与才华横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印行有此歌的单行本，今见《萧友梅全集》第2卷。
这两首歌曲都是由他们的同事易韦斋作词）。
杨仲子每天早上7点多就出门，辗转于上述三个学校教授音乐课，还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法文等课程，经常一直要忙到晚上八点种才结束工作（见1927年《新乐潮》1卷3期）。
这期间他还编译中国最早的《西洋音乐辞典》，撰写《音乐教授法》（均刊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努力传播音乐知识。
杨仲子曾经与萧友梅、赵元任等人在北京创立“乐友社”，比较和分析中外音乐的状况，认为“振兴乐学，有二道焉。
输入西洋音乐之学理与技术，以增益吾国之所未有；整理吾国旧有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最终之目的，在使一般人士深知音乐之价值，而美感教育渐且普及于社会。
循是行之，日进不已，他日之世界中或尚能容吾国占一席地乎！”（刊1927年《新乐潮》1卷1期）。
1926年占领北京的奉系军阀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后，张作霖更置国际法于不顾，悍然派兵闯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抓捕后绞死了李大钊等数十名共产党人。
其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为名，下令关闭北京所有的音乐院校（仅女子大学音乐科经过力争后才得以幸免）。
萧友梅为此愤然南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南京的中央大学也请杨仲子去执掌该校的艺术科。
在众人的恳切挽留下，杨仲子于是坚守在北京的音乐园地。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正气浩然地公开发表长篇文章《质疑》。
他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状、从学术到政治、从文化到教育等14个方面，阐明音乐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
公然要求杀人不眨眼、蛮不讲理的军阀政府，把取消音乐教育之“正当理由，一一公布于世”。
（刊于刘天华主持的国乐改进社1928年2月出版的《音乐杂志》1卷2期）北伐军1928年6月把奉系军阀驱出北京后，杨仲子等音乐界人士聚会商议复校，请求把北平的几个音乐教育机构合并成立北平音乐学院。
杨仲子受命根据各国音乐教育的先例并斟酌我国的具体情况，拟具了详尽的《设立北平音乐学院计划书》、《组织大纲草案》等文件（刊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1卷4期）。
北平政治分会与大学院长蔡元培都表示认可，南京政府却未同意设立“南北国立音乐院”的方案。
杨仲子担任北京多个院校的音乐系主任后，为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他把民乐确定为音乐系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积极支持刘天华的民乐教学与改革。
为加强学生们的艺术实践和社会体验，他多次带领学生在北平、天津举办音乐会，自己也登台钢琴独奏。
他著文《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简单的报告》介绍音乐会的节目说“作家当时并未标明题目，纯粹音乐的美，是要个人自己领会的”，“旋律的美，和声的美以及其它一切纯粹音乐的美，是不能说明的。
”“至于写实的乐曲，作者自己既然有了标题，听众和演奏者当然要在他的标题之内去领会。
”（刊1936年5月24日天津《大公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设有戏剧、美术、音乐三个系）院长徐悲鸿1932年南下后，亦精于书画篆刻的杨仲子继任为该院院长（廖静文在《徐悲鸿的一生》的书中说“徐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
）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赵元任、齐白石、梅兰芳、范文澜、老舍、郭沫若等中外文化界人士交往至深。
齐尔品赴北平演出、访问时，萧友梅也是介绍杨仲子负责接待。
形成了“南萧（友梅）北杨（仲子）”，南北两位中国音乐界领军人物的局面。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失守，日本占领当局多次威逼利诱杨仲子继续担任艺术学院院长，大汉奸钱稻孙、周作人等人上门劝说，杨仲子也不为所动。
为此日本人在其家门口设岗派兵持枪威逼，不答应就不许外出，具有民族气节的杨仲子为此竟然蛰居楼上足不出户达一年之久。
后来他托钢琴家老志诚卖掉钢琴，备好妻子与儿子的生活费用，自己才趁机化装逃出。
他绕道天津、上海、香港、越南、云南，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参加抗战。
郭沫若、徐悲鸿等人对杨仲子的高尚爱国情操，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9年秋天杨仲子受聘担任在白沙新组建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兼教授。
1941年春天，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议之一是为促进学校和社会的音乐教育，特饬国立音乐院附办音乐人员训练班，各省按名额选派学员于7月15日前来进修。
征调时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的杨仲子担任该班的班主任，音教会的教育组主任李抱忱兼任副主任。
训练班设在重庆青木关，学员为来自各省市的师范与中小学校教员及社教团、民教馆、演剧队人员共百余人。
所学习的科目有中小学及民众音乐教学法及教材、视唱练耳、声乐通论、钢琴风琴弹奏法、合唱、指挥法、普通乐理、作曲指导、国乐概论、歌词研究、音乐欣赏、音乐教育评论等16种。
应邀在该班任教的教师有缪天瑞（音乐教学法）、陈田鹤（和声学）、刘雪庵（作曲）、张洪岛（音乐史）、易开基/杨体烈（钢琴）、戴粹伦（小提琴）、蔡绍序/金律声/黄友葵（声乐）、杨荫浏/曹安和/陈振铎（国乐）等国立音乐院的名师。
杨仲子担任该训练班主任时已55岁，其住处离音乐院又甚远，往来时若乘坐当地常见的“滑竿”代步并不为过。
然而杨仲子认为让两个饿着肚皮的穷苦人抬着他，有悖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为人之师者的行为规范。
因此无论是酷暑严寒，一年多来他都坚持步行往返。
重庆国立音乐院创办于1940年9月，首任院长谢寿康时为中国驻比利时公使，于是由教育部次长顾毓?L代理院务，具体工作由教务主任应尚能（原上海国立音专教授）负责。
由于谢寿康一直无法来院就职，他推荐了留学欧洲时的友人杨仲子接任。
杨仲子本来就是与萧友梅共同开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老一辈音乐教育家，音乐教员讲习班又办得非常成功，成绩卓著。
1941年秋天教育部于是任命杨仲子为该院的第二任院长，杨仲子则把讲习班的副手李抱忱调来接任音乐院的教务主任。
德高望重的杨仲子担任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是名副其实。
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全身心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特别是在该院创立了国乐组和国乐研究室，聘请了杨荫浏、储师竹、刘北茂、曹安和等国乐名家以及张洪岛、熊乐忱等人来院任教，使学院的教学得到均衡全面的发展（有人把音乐院成立国乐组的事，归之于1943年才就任的院长吴伯超的功绩不确，因为是杨仲子1941―1942年把这些国乐名家陆续调来音乐院的――见《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里这些人的传记）。
为加强艺术实践，杨仲子多次组织音乐院的师生举办演出。
1942年6月18日杨仲子还作为主席，在音乐院隆重主持举办了刘天华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
他与多位同仁演讲后，演奏了刘天华的多部作品。
1942年5月该院有3个学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杨仲子为此立即跑到教育部去质问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头子）。
陈说“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管”。
杨说“我是院长，我的学生被你们抓走了，我为什么不要管？”他公然与陈立夫争吵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些学生。
结果陈立夫就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这年11月调杨仲子担任没有实权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由陈立夫亲自兼任音乐院的院长（经过半年多的物色与考察，1943年4月他委任吴伯超为音乐院的代理院长，8月升任为院长）。
音乐教育委员会1943年5月15日召开的第7届全体会议上，杨仲子提议：“各音乐院校（系）增设国乐组、歌词组，并定为必修课。
”“教育部拨专款，集会专家，开办国乐乐器制造厂。
”（见1944年2月出版的《乐风》第16号）这两个议案虽然获得通过，但是一直未能落实。
不久杨仲子更是被贬为闲职调到国立礼乐馆担任编纂。
抗战胜利后，1947年杨仲子回到南京，曾经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创办乐剧学系，想要发展中国的歌剧事业，由于种种困难计划未能实现。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地政府根据他的爱好与特长，安排年老体弱的杨仲子担任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并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
1962年杨仲子病逝于南京。
由于杨仲子早年就热衷于篆刻书法，功力深厚，1949年以后又主要从事文物工作，有关他篆刻书法的研究评论文章因此很多。
有关杨仲子的音乐资料，至今却仅有南京艺术学院的赵后起教授撰写的《杨仲子传》（刊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卷）。
此稿是作者应我的约请，就近查阅其档案、访问其亲属后写作完成的。
再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刊出的一版杨仲子的照片与简介（由杨仲子的小儿子和赵后起等人提供撰写）。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近年来陆续举办了纪念赵梅伯、吴伯超、程懋筠等与萧友梅有关系甚至没有关系音乐家的活动，但是最早与萧友梅共同创办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冒死与奉系军阀论争，坚决不就任日本侵略者的伪职，敢于当面向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要求释放进步学生，1949年留在南京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杨仲子，不知为何却至今没有进行纪念？还有人认为“杨仲子一生从事音乐教育，从不搞创作”（见上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61页发表的戴鹏海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