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居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综述与评价[摘要]收入分配理论研究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命题。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理论文献综述的居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和评价。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国外理论1 收入分配国外理论述评1.1 西方古典经济学从价值理论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斯密是最早的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古典分配理论和古典价值理论的创立者。

在《国富论》中，一方面，斯密将重点放在了研究国民财富的创造上，他重视分工、对外贸易、资本积累和“看不见的手”在增进财富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分配理论和具有明显二元性特征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是古典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完成者。

他不但在斯密的基础上，完成了更加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由于他把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研究分配始终没有离开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和斯密被马克思称赞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萨伊把斯密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斯密教条分离出来并加以发挥，放弃和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效用论”、“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混杂在一起的价值理论，也提出了被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分配论”。

1.2 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分歧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分歧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机制有不同的认识。

新古典主义具有信奉市场力量的传统，其收入分配理论依据“涓滴效应”，即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效果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自动地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扩散，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长期趋势是逐步缩小的。

结构主义指出要素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非均衡的可能，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将使得用于不同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其各自收入会有很大差别。

结构主义通常强调，现有制度会使得与增长相伴随的不平等得以强化和持久化，其原因在于富人与穷人接近资本的途径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初始禀赋和关系的不平等将导致来自人力资本投资和迁徙的收益不平等以及就业准入障碍的差异，进而带来进一步的两极分化。

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作者XX大学内容提要：本文简要评述研究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

文献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金融是否可以增加(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或金融是否可以优化投资结构。

同时，文献也表明，如果金融发展有利于穷人进行融资，那么金融发展会缩小收入不平等。

反之，金融发展则会扩大收入不平等。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一、前言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经济技术进步率(Solow，1956，Swan，1956)。

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一个黑箱，人们不确切知道哪些因素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一代代的经济学家尝试打开技术进步的黑箱。

在20世纪80年代，对技术进步的黑箱的研究取得了进展，Romer (1986)和Lucas (1988)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从而开启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时代。

在经济增长理论取得突破之前，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契约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Diamond and Dybvig，1983，Diamond，1984，Gale andHellwig，1985，Townsend，1979)。

也正是由于这些突破性的进展，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但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上，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是因，即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例如，Hicks，1969)；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是果，即经济增长带来了金融发展(例如，Lucas，1988)。

在20世纪90年代，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金融中介和金融契约理论，经济学家构建理论模型来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一些理论模型中，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在一些理论模型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也即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促进金融发展。

分配理论文献综述分配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如何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一直是经济学家探讨的重点。

分配的标准、方法及其公平性，经历的长期的沿革，形成了不同理论流派。

以20世纪50年代为分水岭，50年代前的分配理论关注于生产要素的功能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而50年代以后的分配理论则重点关注的是家庭、个人等经济单位的规模收入分（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一、生产要素的功能分配论（一）古典分配理论古典学派通常指的是以亚当•斯密为开端到马歇尔结束的西方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前期，重商主义盛行，古典经济学家追随斯密，探索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客观规律，研究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不涉及到分配公平的问题。

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和阐述了劳动剩余的概念，认为劳动创造价值。

他提出，在社会的“原始状态”里，劳动者创造了产品的价值，也理所应当的获得全部的劳动产品。

然而这种原始的状态在资本和土地的私有化出现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劳动者必须和资本所有者以及土地所有者共享其劳动成果。

然而，在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他又认为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参与了价值的创造，“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源泉”①。

正是其双重的价值论，决定了其双重的收入分配理论。

一方面，斯密认为价值全部是由劳动创造，而利润和地租是劳动价值中高于工资的那部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熟悉的“斯密教条”，他又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了价值，而利润和地租是资本家和地主投入了资本和土地而应该得到的正当回报，是其垫付的生产要素所得的合法收益。

地租、工资和利润共同构成了国民收入，也决定了地主、劳动者和资本家三个社会基本阶级。

斯密的研究着重于站在国家的高度探索财富增长的问题，而不是价值论和分配问题，但他的观点对后来的李嘉图和萨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理论探讨摘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我国收入分配情况恶化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

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的现状、成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其中税收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总结一些研究税收调节与收入分配的中外文献,以期建设公平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

关键词：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文献综述一、前言根据中国国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变化趋势是居民收入差距全方位不断持续扩大。

税收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了要履行上缴财政收入这项基本职能外，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个国家政府必然会选择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税收制度、税收工具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比较；而我国相关研究侧重于对税收调节作用的研究。

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在内容、方法及深度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

二、国外研究文献述评（一）税收制度再分配功能的实证检验 。

Verbist（2004）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直接税制度进行研究，发现不论在哪个国家，个人所得税才是缩小居民收入的重要源泉，并提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税率的累进性结构。

Felix（2007）通过对发达国家有关税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经济开发的状态下，税率的上升会使企业劳动者的工资下降，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负担，经济效率降低。

（二）税收工具与转移支付两者再分配功能的比较。

Meltzer（1981）在均衡性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政府就更能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政策得到收入。

Moene （2001）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能够增加保障支出的政策难以获得那些暴露在风险之下的群众支持，即收入再分配政策与收入不平等分配两者负相关。

（三）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税收遵从的关系 。

Bishop（1994）通过研究逃税对美国税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逃税对税收累进性的影响并不明显。

Bloomquist（2003）认为收入不平等与逃税规模正相关，因为收入较高者的收入中能够被查实的部分比例更低，不容易被查实的部分比例更低，因此随着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政府减少逃税的措施将面临失效。

居民人均收入影响因素分析文献综述1.房产交易额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大水平，并且高昂的房价也已经影响到民生问题，关于两者的研究也颇为成熟。

王文君（2019）认为，房价的上涨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相互推动彼此上升。

在彼此不断相互促进的上升过程中，拉大了我国分配差距，同时这样的分配差距会进一步刺激房价上升。

这样的“恶性循环”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让低收入者感到社会的不公平，进而造成社会不稳定[1]。

安艳庆（201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房价的提高会进一步拉到城乡收入差距，具体的内在机制在于其打破了城乡收入上升速度的平衡，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与政府调控，则会削弱房价的整体提升[2]。

杨璐嘉（2019）认为，房价上涨主要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有所影响，要低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人口老龄化与房价上涨的交互影响可以改善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减缓房价的上涨，从而改善了我国居民人均收入[3]。

但部分学者认为，房地产价格上升对促进经济增长，释放经济活力有着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并有利于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进一步缩小。

袁雯娟（2019）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动态变化，其中的房价更是会加大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的出现，又会反过来抑制房价的上升。

究其原因，是在于当我国贫富差距增大时，政府会通过相关政策限制通过不动产效应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导致房子的预期下降，影响房地产需求价格[4]。

刘超（2021）经调查发现，部分居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从而会选择在一线城市工作，而随着外地市民的进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形成新的需求者，从而促进了房价的上涨[5]。

2.国民生产总值大量研究证明，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存在一定的联系。

张庆（2019）认为，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是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一个话题，根据之前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它的制度，但是若要制度能够顺利执行，那么就一定离不开社会的公平，但是就算是在当今这个高速发达的世界，各国还是有不公平的事件发生，比如男女平等，受教育权，抚养权等[6]。

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们将简要介绍要素收入分配的概念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

随后，本文将分析不同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探讨这些影响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差异。

接着，我们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深入研究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差距、贫困问题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

本文将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优化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提供参考。

通过对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深入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揭示出要素收入分配在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机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们也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增进对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解，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在经济学领域，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不仅从理论层面对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还从实证角度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提出了基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的收入分配理论。

他们认为，要素所有者凭借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而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会导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现代经济学家如克拉克和费雪等则进一步拓展了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将知识、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强调了知识和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

这些研究表明，要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例如，一些研究发现，资本要素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会导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而劳动要素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低，则有助于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最新关于国外收入分配比较的研究综述作者：余欣来源：《今日财富》2019年第35期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问题几乎都被每个国家提到了发展核心问题，我们分几方面对最新研究作文献综述。

国外收入分配的比较研究资料相对较少，除了收入分配本身研究的复杂性外，统计标准多样化外，数據也难获取，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去综述：一、人力资源、职业教育与收入分配比较研究在人力资源、职业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方面，约书亚·艾森曼（2018）认为，通过利用跨国数据，及对比德国和美国、越南与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分析数据后得出，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低增长率以及对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表明，更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减轻在业穷人面临的挑战。

其发现，劳动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对制造业部门的依赖程度和职业教育的可获得性之间存在关联。

早川广明（2019）指出，人力资本的二元性和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且这种二元性和不平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和持续的，伴随着通货膨胀，这种二元性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

Luis Ayala（2019）研究了旨在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针对低工资工人的税收优惠，评估了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提出女性劳动力参与的重要影响。

二、全球化、国际分工及网路技术下的收入分配卡拉托（2016）在《全球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中，分析了66个发展中国家的分配数据发现，贸易开放给富裕国家的贫困人民带来好处，而并非是发展中国家。

此外其论证加强了库兹涅茨反-U假设，认为存在一个经济发展门槛，在这个门槛之外，低收入流亡者将逐步增加。

克洛斯·阿圭尔（2017）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问题，由跨国公司（跨国公司）领导的全球价值链在过去二十年中改变了世界分工。

全球价值链普遍存在于低技术制造业，如纺织和服装制造业，以及汽车、电子和机械等更先进的行业。

这种等级分工在低附加值的生产阶段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合同制造商普遍处于低工资和低利润率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