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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成因及对策摘要：大学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已成为外语界的共识。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在导入目的语文化的同时却往往忽略母语文化即中国文化的输入，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症”。
关键词：中国文化失语症；大学英语教学；文化交流一、引言“中国文化失语症”是由曹顺庆先生在他的《“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首次提出的。
“……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
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化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
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
（曹顺庆，1998）虽然最初他是针对中国文艺理论界而提出的，但这一论断无疑具有普遍性：不仅是中国文论界，还有中国文学文化界以及教育界都或多或少的患上了“失语症”。
这种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提不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发不出自己独到的话语声音，其言说的方式、内容和用以言说的术语都是西方的。
而稍加反思，则不难发现这是当前学术界中国文化精神缺失的明显表征。
二、“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的成因贾玉新认为: 语言教育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
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教育”包括本族语文化教育和目的语文化教育。
遗憾的是, 本族语文化教育在外语教学中往往被忽视,导致了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发生。
（贾玉新，1997）其原因多种多样且复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势文化殖民结果上世纪上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遭受沉重打击。
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洞开，西方文化犹如潮水一般涌入。
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而且，由于在许多场合下中国民族文化的“不在场”或声音微弱，西方文化逐渐渗入到中国文化其中，并开始了它对中国文化的殖民：先是“他者殖民”——西方文化对中国强行殖民，此时的中国尚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尚有反殖民之举；而后是“自我殖民”——中国文化在无意识之中已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切并自觉维护后者的利益，而且在言语、思维、理论方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浅析近代中国失语现象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略》研究文献综述上个世纪末至今，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经历了最活跃的时期，但一个事实困扰着人大家：新文化运动过后，文学家们在关注引进西来文化词汇时，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的语言国粹逐渐暗淡下来。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批评者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音”现象称为“失语症”。
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热切关注和广泛讨论,普遍对此讳莫如深；有的学者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有的学者青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这些探讨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和当代文论的建设具有指导性。
但是否以此就能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本文试图对近十年来的讨论作一个综述，以此推出鲁迅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以期对话语重建具有建设性。
一、关于“失语症”的讨论1995年，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在《东方丛刊》第3辑上发表的《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首次提及“失语症”并确定其内涵：“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
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
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的一个学术‘哑巴’”。
“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
”对此，社科院文学所蒋寅先生有不同看法。
他认为曹顺庆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命题。
”他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一文中强调：“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
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
学界对“失语症”讳莫如深，但都无可否认“失语症”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中的存在，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殷切呼唤救治这一“文化病态”的良方——那就是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
浅谈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摘要】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是英语学习者语言实践中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和教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文化失语使我国文化输出处于劣势，应该从增强跨文化交际双向性的认识、增强对文化输出战略意义的认识和增强英语创新人文教育的认识三个方面进行应对。
【关键词】中国文化失语;跨文化交际;文化逆差1.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提出失语症（Aphasia），最初是医学术语，指由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语言及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美国传统词典》英汉双解）。
20世纪90年代文学评论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文学思想的入侵及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流失，因此出现了“中国文学失语症”。
而“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中最早是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提出来的。
从丛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一文，敲响了“中国文化危机”的警钟。
从丛教授认为：许多中国青年学者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在与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来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在日常汉语交流中的表现也缺乏文化底蕴。
对于“中国文化失语症”，从丛教授提出，虽然中国外语界早已意识到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也已在外语教学中加大了文化教学的比重，但有共同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文化内容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中国文化教学，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
2.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成因中国文化失语的实质，是语言学习者民族文化认同的严重缺失。
文化认同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的传承，语言学习者对汉语文化的冷漠和失语，显示出他们越来越疏离于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他们本身的成长都是非常不利的。
2.1 社会环境因素“文化输出的民族是比较发达的民族”，在美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冲击下，语言学习者对西方的文化全盘接受，在文化思想领域形成“崇洋媚外”。
文不对题的“失语论”作者：邓军海来源：《粤海风》2013年第06期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的最大热门话题就是所谓的“失语症”。
不但中国文学理论失语，而且中国哲学失语。
一时间，失语症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了经久不衰的学术前沿问题。
“失语”论者旗帜鲜明，剑指西方。
一致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学者要么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要么是崇洋媚外贾桂思想。
这一立场，再经传入中国之“后殖民主义”的推波助澜，流布甚广。
然而仔细审视，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学术前沿课题，其实并不“学术”，倒像是“政治”。
只不过不再是以前的阶级政治，而是民族政治而已。
在阶级政治时代，无产阶级立场就代表着正确；而在民族政治时代，正确的则是中国文化本位。
政治又一次席卷了学术。
更加吊诡的是，这股强大的反西方思潮，而且其主要理论资源正是源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颇有些举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失语症”重作端详。
一、季羡林先生所引发的疑问就文学理论而言，治愈“失语症”，让“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其要旨就是要让全世界听到地地道道的中国声音，就是要让文学理论“国学化”或“本土化”。
季羡林先生的这段话堪称代表：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
[1]这一呼吁看似语重心长，其实疑点重重。
余杰曾献疑如下：1.西方文论真是“枷锁”么？2.经过百余年的西学引进，西方文论已经成为我们的无法回避的另一个“传统”，又岂能彻底摆脱？有谁能坐着搬起屁股下的那张椅子？“检查”、“阐释”、“术语”、“建构”、“话语体系”等名词显然是西方文论中的术语，可见季老自己就没能“彻底摆脱”。
3.季老自以为没有“失语”，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古代文论家又能听懂几句？[2]即便我们假定，余杰此问如某学者所言“既无学养又无学理，并且出语轻狂”[3]，姑且假定我们的确可以彻底摆脱西方文论，我们似乎还有其他疑问：1.何谓“西方文论”？20世纪西方文论，流派纷呈，小写的单数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一词早已无法涵盖，大写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一词又显得过于极权，只有小写的复数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ies）既贴合实际又符合现代民主精神。
文字失语现象调查报告(一)文字失语现象调查报告经过一项针对现代社会中“文字失语现象”的调查，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现象描述文字失语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过度依赖文字表达，以及缺乏真实的沟通方式，导致语言受限、表达能力下降的现象。
表现形式•使用大量缩写或符号代替完整的单词和语句•缺乏基本的语法和标点符号•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语句常常缺乏上下文，导致歧义和误解影响文字失语现象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降低自我表达能力，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影响•导致沟通障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影响工作和学习效率，尤其是在需要书面沟通的情景中•形成社会性问题，如影响语言、文化传播等对策建议针对文字失语现象，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重视学习语言和书写技能，加强基础的语言能力•积极寻找真实的沟通方式，如面对面的交流和电话沟通•充分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过于依赖文本信息•在书面沟通中，注意语法、标点符号和上下文的准确性结论文字失语现象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需要我们重视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只有通过不断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才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双赢。
实践意义文字失语现象所带来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存在于工作和学习中。
尤其在信息时代，文字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因此，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去寻找切实有效的对策：•加强语言和书写基础的学习，打牢基础；•学会多样化的沟通方式，不要只局限于文字表达；•积极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思想，更有创造力；•在书面沟通中，注意语法、标点符号和上下文的准确性，让读者更易读懂。
结束语文字失语现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需要我们共同应对。
而有效地应对这一现象，则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沟通技巧，积极寻找更多解决办法，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更加便利的社会环境。
汉语失语症研究：回顾与展望一、研究背景和意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汉语失语症患者的数量逐年增加，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对汉语失语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语失语症是指由于大脑损伤、脑血管疾病等原因导致的言语障碍，表现为患者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
国内外学者对汉语失语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汉语失语症的病因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次，现有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有限，难以全面了解汉语失语症的特点和规律；此外，对于汉语失语症的康复治疗和心理干预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开展汉语失语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对汉语失语症的研究，可以揭示大脑损伤、脑血管疾病等导致失语症的病理机制，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可以为康复治疗和心理干预等领域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加强汉语失语症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语言学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A. 汉语失语症的概念和特征汉语失语症是指由于大脑语言区损伤或功能障碍导致的语言障碍，表现为患者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出现严重困难。
汉语失语症的研究对于了解人类语言习得、发展和功能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回顾汉语失语症研究的历程，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汉语失语症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因脑损伤导致的语言障碍问题。
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大脑皮层在语言产生、理解和表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语失语症的研究逐渐从对脑损伤的关注转向对大脑皮层功能异常的研究。
语音障碍：汉语失语症患者在发音方面存在明显困难，可能表现为音节错误、音素替换、声调错误等。
患者还可能出现模仿能力下降的现象，即无法模仿他人的语音。
词汇障碍：汉语失语症患者在词汇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可能表现为词汇量减少、词汇识别困难、词汇运用不当等。
围绕中国现当代文论“失语症”形成的各种意见，大致可以根据其所关注的问题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我国古代文论的存在现状问题，我们逐步摆脱了古代文论的常用词汇和言说方式，是否意味着我们彻底丢弃了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二是关于西方文论在我国现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的存在形态问题，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论（包括俄苏文论），与西方本土的文艺理论是否完全一致，其间有没有根据我国的文学实践被逐步修正过的成分？三是在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究竟应该逐步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还是继续以西方文论为主构建我国当代文论，抑或只是将两者都当作我国当代文论发展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何者为主，何者为次的问题。
关于西方文论在我国现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的存在形态，曹教授也有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文论发展整个就是从西方那里拿来的，“当文坛上到处泛滥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当代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
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
这与曹教授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之说也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方面，曹教授又承认“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因为受翻译和中国文化现实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中国自己的特点”。
曹顺庆教授的意见可以明确地概括为：对西方文论的吸收必须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结合中国的学术规则，以中国的运思方式、话语习惯为主，来吸收和改造西方文论”。
根据曹教授一贯的看法，中国现当代以来是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规则的，因而，他所说的“中国的学术规则”、“中国的运思方式、话语习惯”，也就只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规则了。
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首先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汇汲收西方文论以及东方各民族文论之精华，才可能重新铸造出一套有自己血脉气韵，而又富有当代气息的有效的话语系统。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症产生原因：首先,关于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中断,其固有的精神创生能力丧失殆尽的说法。
其次,关于西方文论话语的霸主地位。
最后,关于全球化必然使中国古典文论患染失语症这一说法与第二种意见有着内在的联系。
从系统思维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世界文论话语还是中国文论话语,都可以分别看作一个独立的系统,而系统首先是多样性与多元性的统一;既然如此,中国文论话语在世界文论话语中的场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即意味着患染了失语症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必须摆脱目前的非话语状态,重新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
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尴尬的局面,单单靠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是难以完全胜任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思维方法上来一次彻底性的大转变引入系统思维。
在世界话语系统化过程中,被动地接受整合是没有出路的,是无助于消除失语症，变失语为言说的。
只有积极地投身到世界话语系统化的结构中来,充分利用世界系统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特性,在挖掘、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和吸收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世界其他民族文论话语中有益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成分的基础上,以世界文明转型为契机,促成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打破世界文论话语体系的既有结构,才能使中国文论话语作为一种富有活力与精神创生力的话语参与到这一系统中来,在新的世界文论话语结构中积极言说,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论失语症所引发的问题至少包括:第一,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文论?第二,西方话语是否能够表达我们的本土经验?第三,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第四,如何区分文化交流和文化殖民?第五,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异同何在?第六,如何评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第七,回归传统文化与文论是否可能?第一,文论失语症提出的前提是20世纪中国文论已完全西化,但20世纪中国文论到底在何种程度和什么层面上被西方化是需要讨论的。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大多停留在知识论和技术操作的层面,我们获得的是西方文论思潮的具体观点和方法论程序,文论背后的文化精神还没有融入当代中国。
断言我国当代文论全面失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了接受者的主体性。
第二,失语症论者大力批评以西释中,认为西方理论隔膜于本土经验,从而否定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合法性。
文论失语症论者认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以西方的理念知识整体切换中国传统的经验体悟式知识,这种文学理论隔离于本土生活世界,理念知识的先在性必然导致对于文学的盲见。
第三,为了重建中国文论,失语症论者提出了汉语批评的方案,但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策略,没有落实为具体的文学文本解读。
第四,失语症论者指出,我们所用的理论范畴都是别人的,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没有自己解读文学的规则,中国古代文论在解读文学现象时无用武之地,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当前文学理论建设的要义。
第五,失语指的是没有自己的学术规则,规则不是范畴,是深层的支配学术范畴的东西,论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文论讲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至、言外之意、虚实相生等。
第六,失语症论者一再指责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导致了传统文化和文论的失语,延此逻辑,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语导致了中国当代无法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笔者与陶东风教授都承认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但陶教授主张以西方为主来实现中国文论重建,而笔者主张以中国文化与文论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
正如陶教授所坦言:/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笔者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
在他看来,不必讳言的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因此,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
陶教授在这里似乎是强调以当今现实为主,但当今现实已经是西化了的现实,所以陶教授当然只能不必讳言更多地,甚至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
笔者也想说一句不必讳言的话,陶教授走的仍然是中国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西化老路,是一条向西方靠拢而继失语的老路,这条道路走到头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还用再说吗?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要实现-中国化.首要的不是处处紧追西方,而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
蒋寅先生在文章中称:在2003年的古代文论年会上,有学者向曹顺庆教授质疑-失语症.的提法,他回答这只是一个策略,希望引起大家对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既然顺庆兄翻开底牌,等于为这个话题亮了红灯。
这里,蒋先生存在着极大的误解。
学术无禁区,对于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包括失语症问题,笔者没有权力亮红灯,蒋先生也没有权力亮红灯,学术需要在不断的争鸣与讨论中才能越辩越明。
蒋先生在反思失语症时,一方面断定失语症是不能成立的命题,是一种逻辑虚拟和理论错觉;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理论的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变成无对象的言说。
既然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丧失了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却又认为它没有失语,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蒋先生的矛盾源于他对失语症的误解,在他看来,-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
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
他把会不会失语看成是否有学问、学术功底优劣的问题。
关于失语与学术功底的关系,笔者一开始提失语症时就明确指出,失语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情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不同所致。
用与中国话语差别甚大的西方文论话语规则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就会出现误读和曲解。
因为笔者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文化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规则,而并非什么失学,或外语不好之类。
周宪先生主要是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复杂关系中思考失语症问题。
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本土化并不是一个绝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时候,急切地进行本土化,急切地寻找自己/正宗的民族文化和纯粹的本土文化。
他认为,失语症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其失误在于它以传统来解释、定义和捍卫传统,而不把传统本身看着一个发展的变化的范畴。
文化原教旨主义说法是在不理解失语症含义的基础上扣帽子。
笔者并没有捍卫文化的民族性和纯粹性,也并不认为传统是一成不变的。
笔者早就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努力目标是融汇中西,自铸伟辞,希望通过对传统话语的清理、中西对话研究而激活中国固有的文论精神和话语能力,在-杂语共生.的局面中广取博收,逐步建立起既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又适合于当代文学实践的中国文论新话语。
既然是融汇中西、中西对话、杂语共生,怎么能够理解为捍卫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呢?与此相似的是把失语症视为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认为失语症说法是力图立足中国传统,构建一套本土性话语体系,想以此来抵抗西方的话语权威,从而实现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话语权的争夺。
难道说立足中国传统的话语重建是错误的吗?只有靠拢西方才不算/文化复仇吗?董学文先生从现当代文论,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角度反对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法。
在他看来,-重建.论,固然有强调恢复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文论建设上重要地位的积极性,但它的根本弱点和致命错误在于无视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文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带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完整系统的合理性,全盘否定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做出的成绩。
这一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笔者所反对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提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二十八个半布维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化的突出成就。
近年来,笔者着力探讨文学理论的他国化规律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