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留守苏区的真相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活动作者：邱华林朱一华来源：《党史文苑》2022年第08期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34年2月，他从上海辗转来到瑞金，正式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兼管红色中华通讯社、艺术局。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发展教育事业、主编《红色中华》、繁荣戏剧创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残酷的革命斗争。

依规治学，增强群众革命热情为給中央苏区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依，瞿秋白与副部长徐特立等一起，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相继颁布了24个教育规章，并汇编成《苏维埃教育法规》。

该法规指向明确、内容丰富，既有指导教育行政组织的法规，也有管理各级各类学校的法规;既有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的法规，也有壮大学生、儿童组织的法规，还有完善剧团、俱乐部、列宁室等社会教育机构的法规。

为切实推进《苏维埃教育法规》贯彻落实，瞿秋白着眼于苏区广大贫苦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分类别、规模性开展了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扫盲教育。

一方面，他通过广泛宣传教育法规，建立健全县、区、乡教育机构，创办和恢复列宁小学等举措，建立了一套规范的义务教育机制;另一方面，他新开办了更多夜校、业余补习学校、俱乐部和识字组等，大规模开展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

在识字运动中，瞿秋白发动群众互教互学、互帮互助，提倡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丈夫教妻子，儿子教父亲，掀起了群众性的扫盲热潮。

经过不懈努力，中央苏区教育事业取得可喜成绩。

截至1934年3月，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共建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夜校4562所;识字组23286个，组员仅江西一省就达12万人。

中央苏区多数适龄儿童进了学校，不少贫苦农民摆脱了文盲之苦，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阶级意识和革命热忱得到了有效提升。

瞿秋白的“三个不得不符合历史事实吗2022年7月1日,《作家文摘》报在头版摘登了南京《钟山》杂志刊登的王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该文主要内容是把1935年5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后被蒋介石杀害,归罪于为革命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博古。

一所谓“不得不走”是王彬彬认为瞿秋白被害的原因之一,是博古要他到瑞金,调他的目的是对他“进行监管”,并不让他在上海养病。

事实果真如此吗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苏区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还领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

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下设人民委员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只是当时瞿秋白身在上海未能到职。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瞿秋白离沪赴苏区的决定,可以说委以重任,苏区的教育、宣传、文艺全部由他一人统领。

瞿秋白这时在上海,物质条件比瑞金好,但处境是很危险的,他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人物。

据杨之华回忆: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址,党组织经常送来警报,一接到警报,他们马上就得走,他们曾四次到鲁迅家避难。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去苏区之前,要和茅盾、鲁迅告别。

杨之华知道敌人正在大搜捕,但还是同意他去,并再三叮嘱他路上千万小心。

杨之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从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的一年中,有四届江苏省委书记先后被捕;1934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以李竹声为首的上海中央局及上海、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17人被捕;到了1934年9月,上海各区委又遭到连续破坏,只剩下三个区委;1935年夏秋,党组织再次受到大破坏。

此后的两年内,上海的重要党组织机构都未能完全恢复起来。

瞿秋白为何没有长征作者：王龙来源：《领导文萃》2012年第19期2008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曾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年长征,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呢?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

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

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让这样一位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

但毛泽东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

贺子珍当时已经有几个月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

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有这样的说法: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

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

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

另一个例子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

可见,瞿秋白不见得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

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

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而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在中央政府討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

瞿秋白的抗战故事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先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瞿秋白的抗战故事1920xx年，瞿秋白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

1920xx年春到北京大学旁听。

9月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自修英语、法语，并继续研究文学和哲学。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瞿秋白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进步书刊。

1920xx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并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6月7日，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旋出狱。

同年11月，与郑振铎等组织社会实进社，创办《新社会》旬刊，鼓吹社会改造。

瞿秋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思想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0xx年3月，邓中夏在李大钊指导下，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参加了该组织。

同年8月，又与郑振铎等创办《人道》月刊。

10月，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的聘请，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考察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

1920xx年1月，瞿秋白等人抵达莫斯科。

在两年旅俄期间，瞿秋白实地考察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并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国内介绍了苏俄的实况，还写了《俄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两本集。

《俄乡纪程》记述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科沿途的观感;《赤都心史》介绍了自己如何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此外，还撰写了《俄罗斯革命论》和《俄国文学史》。

除担任新闻记者外，瞿秋白还到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

1920xx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担任大会翻译工作。

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xx年1月，瞿秋白回到北京，随即去上海。

2月，张君劢作了《人生观》的讲演;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人生观》。

从此开始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

瞿秋白的“内心真相”作者：武春霞来源：《共产党员·上半月》 2019年第7期“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这是瞿秋白在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中使用的引言。

2019年恰逢瞿秋白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穿越时空，透过《多余的话》，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解读这位“江南第一燕”的悲喜人生。

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真理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

青少年时代，他目睹社会不平等现象，就萌发了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1917年9月，他顺利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在这所不要学费的学校开始学习俄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在“当时的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的情况下，被选为专修馆的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

1920年3月，瞿秋白在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开始“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产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10月，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聘请，瞿秋白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采访考察。

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

”到达苏俄后，瞿秋白见到了列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鼓励令年轻的瞿秋白无比激动和兴奋。

他勤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向国内读者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期的真实情况，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1年，经当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

此时的瞿秋白，已经从文弱书生变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11月至12月，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翻译。

会议结束后，深怀忧国之情的瞿秋白决定以马列主义学说为“武器”，回国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

回国后，瞿秋白先后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编辑，大力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

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

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

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直接下达命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

在“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

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

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的7月。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

但经我执意要求，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

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

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

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有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

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

4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

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

秋白，1935作者：徐海蛟来源：《领导文萃》2019年第04期1934年10月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及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未获批准。

王明等人在生死存亡的转折中，要丢掉一些重型武器，也要趁机甩掉一些人，一些挡了他们的路、光芒和才气，总是让他们看到自身的黯淡的人。

他们说瞿秋白身体状况欠佳，不适合转战南北，还是原地留守，在苏区指挥游击战。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带领一支小分队出现在福建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

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突然村口枪声大作，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包围了小径村。

突围中，患重病的瞿秋白跑了一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邓子恢执意要背瞿秋白走。

瞿秋白不同意，他隐蔽在一处灌木丛里，让邓子恢带着队伍冲了出去。

那一刻，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急速奔跑，停下后，心里才稍稍安定些了。

任何时刻，他都希望自己保有一些从容。

敌人很快发现了他，这是预料中的事。

起初一段时间里，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瞿秋白。

在刑讯逼供面前，他始终安静地坐在审讯室里，像一个打坐的禅师，他说自己叫林琪祥，是个职业医生。

但事情急转直下，有好几个人相继叛变，都供出了瞿秋白。

瞿秋白是一条大鱼，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心情颇为复杂，他既要想方设法让瞿秋白靠近国民党，又在内心深处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才华抱有很深的敬仰。

他意识到，对待瞿秋白这样的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得以柔克刚。

于是，瞿秋白获得了特殊“礼遇”，宋希濂命令手下为瞿秋白找到了一间较大的囚室，还下了“优裕生活”的指示。

瞿秋白倒爽快，这让宋希濂觉得隐约看见了曙光。

其实，宋希濂错了，瞿秋白只是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在形式上保有所谓的清白，他有坚贞的人格和坚实的底线。

宋希濂询问瞿秋白在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瞿秋白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砚和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官兵搜走了，他需要烟和酒。

这宋希濂全同意了。

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作者：王彬彬来源：《领导文萃》2008年第21期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

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一中央为何一定要让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

王明小瞿秋白五岁，博古小八岁。

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

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

若无强力的支持，凭其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

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

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

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

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

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

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的仇视。

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但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

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

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

9月22日，博古把持的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

瞿秋白遇难后留下的几个历史谜团作者：苗体君窦春芳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0年第01期一、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失踪之谜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

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只读到中学,母亲因不堪贫困而服毒自尽,留下瞿秋白和他的6个弟妹,妹妹瞿轶群、二弟瞿云白、三弟瞿景白、四弟瞿垚白、五弟阿鑫、六弟瞿坚白。

瞿景白比哥哥瞿秋白小7岁,在母亲自杀后,瞿秋白到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做乡村小学教师,瞿景白和瞿轶群、瞿坚白投奔到了杭州的伯父家,瞿秋白的父亲与四子瞿垚白去武汉,投奔到另一个姑父家。

1921年夏, 瞿景白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5年秋,瞿景白随哥哥瞿秋白进入了上海大学读书,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 瞿景白随瞿秋白到汉口工作,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八七会议”期间,瞿景白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

1928年4月,受中共组织派遣,瞿景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为纪念已经逝世的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学”。

而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是米夫,米夫是苏联人,虽然才学平平,但在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拥护斯大林,因而米夫很受斯大林青睐,1927年,27岁的米夫被斯大林升任为中山大学校长,随后又接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指挥、领导中国革命。

米夫个性上,虚荣心特别强,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要绝对听命于他,视他为“救世主”。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党史上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主要成员之一。

王明在中山大学期间,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加上王明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而且手腕圆滑,所以很快就与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了米夫的信任与宠爱。

《瞿秋白》的求真与守正昆剧《瞿秋白》由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

该剧于2021年推出后，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誉与认可。

并先后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化部梅花奖。

本文试图分析这部优秀作品的艺术特征，以助力于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创作、研究与欣赏。

《瞿秋白》是一部描写真实历史人物的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作品。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困难局面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带领党度过难关。

1935年2月瞿秋白从革命苏区突围失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5年6月从容就义。

对于红色戏剧题材，其叙事艺术的基石必须建立在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上。

最大程度贴近人物生活和历史真实。

《瞿秋白》开场不久就重现了一段真实对话。

瞿秋白在被捕之初以化名“林琪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不久就由于叛徒的出卖而暴露。

剧中国民党军官宋希濂开始讯问后，突然厉声说到：“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

我曾听过你的讲演，你不要冒混了吧！”瞿秋白坦然一笑对宋希濂说：“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名了。

我就是瞿秋白。

我在上杭笔述做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

”这段对话和宋希濂的回忆文字几乎一字不差。

剧中瞿秋白在狱中的台词几乎全都源于有据可查的历史档案资料，这使得该剧具有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自述《多余的话》由于存在消极情绪，曾被认为是瞿秋白背叛革命的证据。

《瞿秋白》并没有回避《多余的话》的争议，而是通过瞿秋白撰写《多余的话》的过程来表现他真诚坦荡的文人品格，揭示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剧中瞿秋白台词中对审讯官宋希濂说到：《多余的话》“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

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

”这段台词也一字不差的来自宋希濂的回忆笔录。

瞿秋白在写作《多余的话》过程中与宋希濂的两次对话，真实地表现了瞿秋白作为共产党员，以忠诚于党的态度，以无遮无瞒、自查自省的要求剖析自己内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