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州与中日韩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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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外交流路线的特点一、唐朝时期的对外交流概述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一个王朝,其对外交流十分广泛而活跃。
唐朝的对外交流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主要路线。
此外,还有通过使者和战争等方式进行的邻国交流。
唐朝对外交流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二、陆上丝绸之路的特点1.路线:唐朝的丝绸之路起点是长安,经过西域诸国,穿越塔里木盆地,进入中亚地区,最后到达地中海地区。
2.商品交流:丝绸之路是一个贸易通道,唐朝向西方输出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同时也从西方进口了黄金、银器、玛瑙等珍贵品。
通过丝绸之路,唐朝的物资和文化得以传播到欧亚大陆,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3.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唐朝的佛教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地区,进而传至欧洲。
同时,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4.国际外交:唐朝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派遣使者互换礼物、交流文化,维护了边疆稳定并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1.路线: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广州,经过南海,沿着南海岸线到达东南亚各国,再沿海岸线向北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最后到达东亚地区。
2.商品交流: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贸易通道,唐朝向东南亚诸国输出丝绸、瓷器、药材等特产,同时也从这些国家进口香料、珍珠、象牙等珍宝。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唐朝的物资和文化得以传播到东南亚地区,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繁荣。
3.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东亚文化交流的桥梁。
唐朝的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同时,东南亚的印度教、佛教文化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4.海上贸易:唐朝对海上贸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和保护了海上商贸,例如设立商船课、开放港口等,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繁荣发展。
四、通过使者和战争的对外交流1.使者交流:唐朝通过派遣使节向邻近国家发送礼物、表达友好,维护边疆稳定。
唐代的文化交流与东亚周边国家关系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唐代的文化交流与周边国家关系密不可分,这些关系对唐代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唐朝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始于隋末唐初。
在唐高宗时期,唐朝和新罗达成了互通使节的协议,而新罗在唐文化的熏陶下成为东北亚着名的文化中心。
麻立如等数十人前来中国求学,许多唐人也前往新罗,双方在文化上得到了相互促进。
此后,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逐渐加深。
唐朝向新罗派遣了20余位名士,包括魏征、李峤等人,传授经书、历法、医药等知识,推动了新罗的文化繁荣。
同时,新罗也将自己的文化带到唐朝,如新罗佛教、三国志、并州史、韩诗等,共同推动了中韩两国文化的发展。
二、唐代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始于唐朝开元年间。
在此期间,日本遣唐使代表团多次来到中国,向中国学习汉文化,带回了大量的汉籍书籍,对日本的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国家力量的逐渐增强,日本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发展出了独特的和风文化。
唐代除了向日本输出文化,还从日本引进了国宝级文物,如日本的法华寺佛塔等。
唐朝的诗文也在日本受到了广泛传播,唐诗在日本呈现出了许多独特的风貌。
文化交流推动了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也为两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三、唐代与越南的文化交流唐朝与越南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始于唐高宗时期,唐朝与越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逐渐加深。
唐朝向越南输送了大量的文化产品,如印刷书籍、造纸术、冶金技术、乐器等,促进了越南的文化进步。
越南也将自己的文化带到唐朝,如教育、诗词、雕塑、绘画等,推动了中越两国文化的繁荣。
四、唐代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唐朝与中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唐朝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地区开展贸易、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
随着这种交流的加深,唐朝不仅向中亚地区输出了精湛的工艺品和文化产品,还引进了中亚地区的文化成果,如手工艺品、种植技术、戏剧艺术等。
唐朝为何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部分领域割让给新罗唐朝新罗日本唐朝在735年承认了新罗的功绩,将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领域割让给新罗,新罗在拥有这块地的所有权后,开始构筑军事防备,唐和新罗一起与渤海对立的姿态愈发明显。
唐代武士9月11日,上海博物馆邀请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李成市在上博观众活动中心进行了一场讲座,主题是“古代东亚中的新罗与渤海”。
自698年渤海成立后的230年间,被大同江相隔的新罗和渤海两国,并存于朝鲜半岛南北两方。
史书中有关新罗、渤海两国和唐王朝的频繁交流记载很多,但新罗与渤海之间的交流却鲜有记载,只是《三国史记》有两次新罗向渤海派遣使节的记录。
关于两国的交流,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国虽然相邻,但并无交流,另一种观点认为两国存在频繁的交流。
在这次讲座中,李成市教授讲述了历史上新罗与渤海两国的关系,与听众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八世纪上半叶的东北亚局势讨论新罗与渤海的关系,首先要探讨8世纪上半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这是李成市教授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
李成市教授从六个方面分析了720-750年间东北亚的形势。
第一,是新罗和渤海国的对立加剧。
713年唐玄宗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对此新罗感受到了威胁。
据史料记载,在孝昭王、圣德王年间,新罗在其北境修筑长城,这是新罗对唐加封渤海一事的军事应对。
第二,渤海与其北面的黑水靺鞨也呈对立态势。
原因是唐朝与黑水靺鞨有联手的迹象,渤海因此抗议,认为二者在其背后施以压力。
第三,渤海与新罗、黑水靺鞨都呈对立态势,其背后又有唐朝的力量。
受到大陆上的几方面的压迫后,727年,渤海国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想要建立协作关系。
渤海国的外交转向日本,还有一事件的推动。
732年,渤海攻击山东半岛登州,唐朝请求新罗派出援军,渤海国和新罗由此交战。
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新罗没有得到好处,且最终撤退,但是渤海国仍然感受到了危机。
第四,唐朝在735年承认了新罗的功绩,将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领域割让给新罗,新罗在拥有这块地的所有权后,开始构筑军事防备,唐和新罗一起与渤海对立的姿态愈发明显。
唐代的文化交流与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
特别是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纽带。
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带动下,文化交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也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和流传。
一、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唐太宗统一南北后,贯通中国的南北之后才形成的。
因为唐代的南方海阔人稀,而在长江和珠江流域,有着广阔的市场和繁荣的经济活动。
这样一来,唐代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发展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随着唐朝海外贸易的兴起,众多的海上商船开始往返于中国、东南亚和南亚、中东等地,而海外的商人也不断涌入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这样,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
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像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著作中,就有大量关于唐代丝绸之路的记述。
唐代的商人和旅行家们经常在海上穿梭,前往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而在这些地区,唐代的文化、科技和艺术等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一)唐代文学与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灿烂时期。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带动下,唐代的文学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流传。
唐代的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海商。
唐代海商穿越东南亚、印度洋、海纳中东,到达草原、波斯和阿拉伯,把唐代文学作品传到了印度、波斯、阿拉伯等远方的国家和地区。
同时,中外文学的交流也对唐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代的文人学士们在海上能够结交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地的学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借鉴了各地优秀的文学艺术成果,丰富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唐代的艺术也与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
唐代的艺术家们在贸易活动中结识了不少外国商人和文化人士,从而接触到了外国各种艺术和文化之间的融合,积累了新鲜的灵感和想象。
唐代的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画家们对外交流,学习和吸收了外国的新技法,也将唐朝的艺术传到了东南亚等地区。
[键入文字]高考历史必背知识点隋唐时期的对外友好交往高考历史必背知识点一、隋唐的对外交通及对外政策1、对外交通陆路:从长安出发,向东可以到达朝鲜,向西经丝绸之路,可以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欧非许多国家。
2、海路:从登州、扬州出发,可以到达今天的韩国、日本;从广州出发,经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到达波斯湾。
3、对外政策全面开放。
鼓励外商贸易,允许定居、任官、通婚;使节、商人云集。
二、隋唐时期的对外友好交往1、和新罗的友好往来:①唐朝的留学生中,以新罗最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
②唐朝长安和沿海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
③新罗立国,参用唐朝制度,仿照唐朝实行科举,设立国学,教授儒学。
④新罗从唐朝引入茶种、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等手工业技艺。
⑤新罗人在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
2、和日本的友好往来:①隋朝时,中日互派使臣。
②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有13 次之多。
③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由留学唐朝回国的人策动的。
④日本新政中的制度,大都以唐制为蓝本。
⑤日本都城的建造,完全仿照唐长安城的样式。
⑥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祭孔的礼仪也很隆重。
⑦日本同唐朝的贸易往来频繁。
⑧日本出土了大量的唐币开元通宝,中国也出土了日本奈良时的银币。
⑨中日友好交往的使者吉备真备、鉴真。
3、和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导热油泵国的往来:⑴、东南亚:互派使节,交换土特产。
⑵、天竺:印度称为天竺。
贞观时遣使唐朝;中国十进位计数法传入天竺;送来郁金香、菩提树,唐太宗派人去天竺学习熬糖法。
在中印文化交流中,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半岛各国的交往大大加强。
高僧玄奖和义净起了重要作用。
4、和中亚、西亚、欧非各地的交往:1。
唐代海州与中日、中韩交往
朱鉴秋
连云港地处江苏省北端、海州湾南岸。
连云港市古称海州,是一个河海通达、交通便捷的沿海城邑。
由此沿海岸向北,可达青州、莱州和登州;向南可至楚州、扬州。
在唐代,日本、韩国与中国的交往十分频繁,这些交往与海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唐代是中国和日本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
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日本政府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频频向唐朝派遣使者,称为“遣唐使”。
从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派至中国的遣唐使有18次之多。
随同遣唐使到中国的还有不少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
其中最有名的留学生是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叫晁衡。
他是在公元717年随第9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在中国学习三四年后,和中国的太学生一样,经考试,在唐朝政府中当了官。
由于他主要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与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都有交往。
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辞别了生活35年之久的中国回日本,当时王维等还写诗为他送别。
阿倍仲麻吕当年农历十一月与唐朝鉴真大和尚同一批乘船从长江口黄泗浦出发,但乘的不是同一艘船。
结果鉴真所乘之船顺利地到了日本,而阿倍仲麻吕所乘之船却遇到了大风,传闻遇难了。
消息传到长安,大诗人李白写了《哭晁卿衡》来悼念他。
其实阿倍仲麻吕的船是漂到了安南,后来阿倍仲麻吕又从陆路回到长安继续当官,并终老于中国,而李白的诗却成为千古绝唱。
李白的诗写道: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句中的“苍梧”,是指海州的苍梧山,就是现在连云港的云台山。
这表明阿倍仲麻吕所乘之船从长江口驶向日本时,是航经海州附近海域的。
唐朝与日本的海上交通,一般有北路、南路之分。
所谓“北路”,即经朝鲜半岛渡海往返;所谓“南路”,即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到日本九州岛。
凡从日本出发依“南路”开往中国的船只,包括遣唐使,一般先在博多港(今日本福冈县福冈市)停泊,再从筑紫的西岸南下,经过南岛,横渡东海,到达扬子江口的扬州或明州;或从筑紫的值嘉岛(即五岛列岛及平户岛)的附近横渡东海,航向中国。
当时,往来于东海之上的中日船只,都尽可能利用季风。
由中国到日本,一般应在六七月份,海上刮西南季风;由日本来中国,则应在八九月间,借助海上的东北季风。
在其他月份航行时,也要注意风向,以减少风险。
上述阿倍仲麻吕之船十一月份离开长江口,被西北季风吹离航线,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在唐代中日关系中还有一位日本人值得一提,他就是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
圆仁俗姓壬生氏,于公元838年随第18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
他在中国求法巡礼9年多,于公元847年返回日本。
圆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他到中国的所见所闻,是记述唐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著作。
书中不仅对当时中日两国之间交通往来情况及唐朝的风俗仪式、典章制度等都据自己的见闻予以记录,并且还录有当时往返书简、牒文等,因而史料价值很高。
据圆仁所记,他在日本承和五年大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七月二日到达中国扬州府海陵县,登陆后因请求去天台巡礼,故留住扬州,等候敕许。
后来未获批准,不得已,只能懊丧地登上了返回日本的航船。
然而圆仁因入唐的目的没有达到,故于所乘之船靠泊海州东海县时,偕弟子数人托词潜行登陆。
后来被当地官府察觉,受刺史点检;这时恰好遣唐使之船驶至海州沿岸,于是圆仁又被官府护送登舟。
在船到了登州文登县赤山浦时,圆仁又弃舟登陆,投赤山浦之法华院。
后来几经努力,得他人帮助,终于获得同意,留在中国进行求法巡礼。
圆仁明确记载,他所乘遣唐使返回日本之船,从扬州经楚州(今淮安),在淮河口出海北行,靠泊于海州东海山。
日记原文是:(公元839年)三月“廿九日平明,九个船悬帆发行。
卯后从淮口出,至海口,指北直行……望见东南两方,大海玄远。
始自西北,山岛相连,即是海州管内极东矣。
申时,到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
从澳近东,有胡洪岛。
……其东海山纯是高石重岩,临海险峻,松树丽美,甚是爱怜。
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百里之程。
”
这是圆仁第一次到海州东海县的记录。
圆仁在中国求法巡礼多年之后,于唐会昌五年(845年)获准回日本,归程中又曾两次经过海州。
圆仁归程的具体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洛阳、郑州、汴州(今河南祥符)、泗州(今安徽盱眙)、扬州至楚州,原想由此候船过海回日本,但未获批准。
县司说:要到登州方可上船归国。
于是圆仁又上船入淮,于(845年)七月十五日到海州,再由陆路到山东登州,等候便船回国。
但那时日本已不派遣唐使来中国,返回日本的便船难觅。
圆仁是(845年)八月十六日到登州的,等了一年多也无结果。
不得已于唐宣宗元年(847年)五月五日乘新罗人去楚州的船再次南下。
据日记所记:“(五月)十四日,黄昏,到海州界东海山田湾浦,泊船候风。
”这是圆仁第三次到海州。
圆仁到楚州后获悉新罗人金珍之船可以送他回日本,而该船已去山东。
于是他再乘船北上,“(六月)廿日,到乳山长淮浦,得见金珍等船,便载人物,上船便发。
”圆仁最后于(847年)九月二日从登州赤山浦横渡黄海,再沿朝鲜半岛海岸南行,经朝鲜海峡,于九月十日回到日本。
圆仁的经历及有关记载,清楚地表明,在唐代中日海上航路上,海州有着重要的地位。
由扬州、楚州去日本时,往往是沿黄海西海岸向北,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南端去日本。
这样看来,海州东海山就成了重要的中转站。
中日间往来的船舶,常在这里避风、候风和补充给养。
(三)
唐朝建立之初,朝鲜半岛处于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位于朝鲜半岛东南地区的新罗,当时正处于北面的高句丽和西面的百济两面夹攻的危险环境中。
新罗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在外交上积极与强大的唐朝来往,以取得唐朝对自己的保护和支持。
公元668年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仍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有学者统计,在618年至906年唐朝存在的289年间,新罗曾向唐朝派遣使团126次,唐朝则向新罗派遣使团34次。
唐代中国与新罗之间的海上航路有两条。
一是从登州渡过渤海海峡至都里镇(今辽宁旅顺口),沿海岸向东至鸭绿江口,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行,经古寺岛(今朝国江华岛)、大阜岛(今韩国得物岛)后登陆,然后陆行至新罗王城金城(今韩国庆州市)。
另一条是直达的海上航路,从今天的山东荣成石岛渡黄海东行,顺风一昼夜即可到达新罗西南沿海地区。
唐代由于中国政府与新罗之间官方关系的密切,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之间民间关系的发展。
新罗商船活跃在黄海两岸,他们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范围延伸到楚州、扬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
根据日本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在唐朝黄海沿岸地区曾经存在新罗人聚居的侨民社区,当时称为“新罗村”或“新罗坊”。
新罗村主要分布在登州牟平县(包括
今乳山县沿海地区)和文登县(包括今荣成)、莱州的即墨县、密州的诸城县、海州的东海县、泗州的涟水县等农村地区。
新罗坊则存在于楚州和扬州城内。
在探讨唐代海上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提到传奇式的人物张保皋。
张保皋,原名张弓福,新罗莞岛人,而其祖籍是中国山东。
据唐杜牧所著《樊川文集》卷六《张保皋郑年传》和韩国有关史料记载,张保皋少年时曾在唐朝投军,为徐州武宁军小将。
公元828年张保皋回到新罗,觐见兴德王,奏请在莞岛设立清海镇。
兴德王准其所请,拨给他一万人,任他为大使镇守清海镇。
张保皋在任期间,积极荡除海盗、打击奴婢贩子;同时发展海上交通、经营对外贸易,构成了连接中、韩、日三国的庞大海洋贸易网。
张保皋也成为当时纵横东亚海域的大海商。
圆仁在其行记中多次提到的“张宝高”、“张大使”,就是指张保皋。
唐朝在黄海沿海地区形成的新罗侨民社区,也与张保皋的海洋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而海州正处在黄海西岸这个商业圈内。
所以在唐代,海州是中韩交往海上航路上的一个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