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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为重大国政，在明朝则不过藩国事务之一。
《明实录》卷帙浩繁，然涉及两国外交，不过泛泛记载遣使、接待之事，间录重大外交事件，也仅寥寥数语，远不若朝鲜史料之详尽入微。
故论明朝与朝鲜外交史，必以《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为主要史料。
然中国史料中有足资补充朝鲜史料者，即明朝赴朝使臣的传记和文集。
朝鲜史官虽详载明朝使臣在朝鲜的活动，但对其个人，除官职外并无太多了解。
明朝使臣中不乏高官名臣或文学之士，大量碑铭传状被保留在各类史籍中，甚至有不少人的别集也留存至今。
传记和文集中对使臣生平的记载，提供了审视明与朝鲜关系史的新视野。
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派倪谦出使朝鲜，开创诗赋外交传统，两国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明末。
而此前七八十年中，两国关系却是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向为论者瞩目。
明朝前期尚少文臣出使，加以当时刊刻之风未盛，留有文集者寥若晨星。
能进一步揭示两国关系变迁的政治背景者，主要是明前期使臣的传记资料。
研讨明与朝鲜关系，多从宏观趋势和具体事件着眼，由某种人物者尚少。
本文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统计明朝使臣的身份、出使目的，以勾勒明朝派遣出使的变迁概况；然后以人物为纲，考索诸使臣的身份履历，由此探究使臣派遣背后的政治形势背景，或可有助于对此时代政治、外交氛围的了解。
《高丽史》与《李朝实录》于明使之来，无所不记其详。
反观《明实录》，不但记载简略，且多缺漏，甚至删削建文年间出使事[1]，不足对勘。
《殊域周咨录》所据，为行人司档案和万历以前非《实录》系统文献，记朝鲜有《实录》未备者，然史实谬误、年月错讹比比皆是，实难遽信。
其余中国史料更不若上述两种系统翔实。
故统计遣使次数、使臣身份和出使目的，主要根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
洪武时期：偰斯洪武时期，两国屡起争端，使节频繁往来。
大多数情况下，明朝命高丽/朝鲜赴明使臣回国时传递公务信息，甚至捎带敕旨咨文等。
同时，自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六月，共有22批使臣被派赴高丽/朝鲜。
明朝的灭亡课堂笔记一、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
1. 皇帝昏庸。
- 明朝后期，许多皇帝不理朝政。
例如，明熹宗朱由校喜欢做木工，将朝政大权交予宦官魏忠贤。
魏忠贤结党营私，权倾朝野，当时被称为“九千岁”，他迫害东林党人等正直官员，严重扰乱了朝廷的正常秩序。
2. 官场黑暗。
- 官员贪污成风。
各级官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许多官员为了升迁行贿受贿，政治变得极为黑暗。
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党争也消耗了明朝的政治力量，双方互相攻击，不顾国家利益，使得朝廷决策难以有效执行。
二、土地兼并与农民生活困苦。
1. 土地兼并状况。
- 明朝后期，皇室、贵族、官僚和地主大量兼并土地。
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强占农民的土地。
一些藩王拥有大量的庄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2. 农民生活状况。
- 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或流民。
佃农要向地主缴纳高额的地租，通常达到收成的一半甚至更多。
流民则四处流浪，生活没有保障。
再加上天灾频繁，如旱灾、水灾、蝗灾等，农民的生活陷入绝境，这为农民起义埋下了隐患。
三、赋税沉重。
1. 赋税种类繁多。
- 明朝后期，赋税种类不断增加。
除了正常的田赋、户税等，还增加了许多杂税。
例如，为了应对辽东战事，加征“辽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加征“剿饷”和“练饷”，这三项赋税被合称为“三饷”。
2. 农民负担加重。
- 沉重的赋税使得农民的实际收入锐减。
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收获的大部分都被用来交税，导致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许多农民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
四、农民起义。
1. 起义爆发的原因。
- 上述的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和赋税沉重等因素，使得农民对明朝统治极度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2. 李自成起义。
-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明朝末年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
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他的军队迅速发展壮大，攻占了许多城池。
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当事人眼中的大明成化年——明人笔记整理•目录：••《尧山堂外纪》•《医闾漫记》•《抚安东夷记》•《平番始末》•《濯缨亭笔记》•《彭文宪公笔记》•《商文毅疏稿》•••尧山堂外纪【韩雍】〔字永熙，吴县人。
父以闾右徙实京师，占籍宛平。
刘俨榜进士，历仕正统、成化间，官至右都御史。
天顺中，寇都宪深视院篆，刚悻自用，驭其属甚严。
一日，历事监生考勤，命题曰：“道盛德至。
”同列骇然，莫敢启齿。
雍时为佥院，从容请曰：“题难作。
若加一'善’字，庶易成文。
”公欣然从之。
〕韩襄毅公巡江西日，方鞫死狱，忽诵句云：“水上冻水水积雪，雪上加霜。
”久不能对，一囚曰：“囚冒死敢对。
”公曰：“汝能对，贷汝死。
”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
”公抚掌称善，果为减死。
韩襄毅公招友人赏雪不至，以诗促之云：“南征五载不见雪，今见江乡腊雪飞。
老我不禁清兴发，故人何事赏心违？包含梅柳春无迹，照耀乾坤夜有辉。
预想来游须秉烛，琼瑶还衬马蹄归。
”韩襄毅公与夏公埙饮，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内有大人小人，复以谚语二句证之，曰：“伞字有五人，下列众小人，上侍一大人。
所谓'有福之人人服事，无福之人服事人’。
”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众小人，中藏一大人。
所谓'人前莫说人长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有镇边都宪与兵官不合，都宪于酒席间出令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萧何。
萧何手里持一本律，口称犯法之事莫做，发病之物莫吃。
”有所指于兵官也。
兵官云：“天上有太阳，地下有张良。
张良手里持一把剑，口称铜刀虽快，不靳无罪之人。
”时一太监在坐，欲为分解，即云：“天上有云山，地下有寒山。
寒山手里持一把扫帚，口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遂一笑而散。
)【王越】〔字世昌，浚人。
廷试时，风卷试卷飞扬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内阁另别纸赐写，后拜都御史。
灭威宁海子，封威宁伯，人谓试卷飞扬之谶。
〕王威宁所作诗，皆粗豪震荡如其人，尝作《雁门纪事》一律曰：“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丝蚕不种麻。
明代使臣在朝鲜的政治、文化活动
曹春茹
【期刊名称】《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25)004
【摘要】明代使臣出使朝鲜期间,要参加多项政治、文化活动.首先,他们要完成颁诏、册封、赏赐、解决朝鲜与其它藩属国的纠纷等核心政治任务;其次,还要参加各种宴会,拜谒箕陵、孔庙,观光游览以及和朝方文臣进行文学交流等等.多数使臣在这些活动中表现良好,给朝鲜人留下了好印象,也有一些使臣暴露了学识、人品上的一些缺点,有损于中国形象.
【总页数】6页(P75-80)
【作者】曹春茹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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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代松江人陈继儒《笔记》三月茶笋初肥，梅风未困。
九月尊鲈正美，秫酒新香。
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
（春笋熟新茶香，鲈鱼肥糯酒醇，正饱口福时，焚香评书画，文人高雅得意时。
）紫微夫人诰“仰和天真，俯按山源”。
天真是两眉之角，山源是鼻下人中也。
两眉之角，是澈视之津梁。
天真，是引灵之上房。
（五官有讲究，引灵上房是天真。
）范文正公家古镜，背具十二时，如博棋子。
每至此时，则博棋中明如月，循环不休。
又有市人蒋家十二钟，能应时自鸣。
李雁山公、宋宗眉皆各见一炉，幕上有十二孔，应时出香。
俱不可晓。
（古物之灵验，不知其机巧是如何的，古人要比我们想象的聪明。
）东坡云：孔子、孟轲道同，而其言未必同。
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
孔子之言，如珠走盘；孟轲之言，如珠着毡。
（性格不同则表达也不一样。
）何仙姑，衡州人。
晚年墨瘦，一衰媪耳。
（墨瘦一词，估计是黑瘦之意也。
老上海话有“墨墨黑”之说。
）钱塘有水仙王庙，林和靖祠堂近之。
东坡先生以为和靖清节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
山谷题水仙花用此事云：钱塘昔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
暗香靓色撩诗句，宜在林逋处士家。
（处士配水仙，冰清玉洁，正其为人也。
）榜葛刺国，有衣黑白花彩萦帨，佩珊瑚、琥珀、缨络，系臂硝子、镯钏、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鲁柰柰，盖优人也，能作百戏。
以铁索系虎，行市中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扑，仆虎数回乃已。
乃或手没入虎喉，虎亦不伤。
戏已，仍系之，人家争以肉啖虎，劳戏者钱。
（古代马戏也养虎。
）闫头陀缩龟，能于酷暑中坐竟日。
出行，则小儿数十时随其后，辄令通身试摩以为快。
或上下俱赤体趺坐，或入沸汤中浴，或索酒恣饮啖，不问贵贱必分及。
顾独好余甚，盖先见于元美公及辰玉家，后又见之常州白家园。
（奇人也必有异功，善人也食必分人。
）陆平泉先生八十六时，手书邀余同眺白龙潭阁。
行不支杖，上下楼笈如健少年。
谓余云：每夜欲睡，必走千步始寝，日以为常。
（晚间散步是养生法。
明代诗文笔记中国古代文学史明代诗文中国文学史明代诗文整理笔记第三章明代前期诗文时间：明初，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368―1487）概况：明代前期指洪武元年至宪宗成化年间，共一百多年。
明初诗坛上活跃着以高启、杨基、袁凯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大都生活在元明交替的时期，经历元末动荡的战乱与明初整饬政策下的高压统治，不少作品表现了时代的创伤与个人遭际，以及诗人在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忧郁彷徨的心态，格调凝重悲怆；在散文创作领域，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
他们尤以传记和寓言散文的创作成就著称。
与明初创作态势相比，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学的发展步入了低潮，文坛风行的是“台阁体”。
它的盛行，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当时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局等因素有关。
成化至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创作风气。
明初诗文作家大多由元入明，经历了元末大动乱，对民生疾苦、社会疮痍有着较深的感触，写了一些揭露黑暗、抨击暴政的作品。
如宋濂、刘基的作品即是这样。
但他们在入明之后，文风都趋于保守，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反映大为削弱，而更关心文学如何为巩固新王朝服务，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
宋濂、刘基和高启都是一代宗师，他们的创作对明代诗文的影响甚大。
线索整理：诗吴中四杰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他们在明初都遭受到惨重的打击，四人都因为政治原因而死，造成了吴中文学的急速凋零，而且使得许多幸存者心怀恐惧，竭力压制自我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高启――书写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孤吟者【生平概况】吴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高启，他也是明初最有成就的诗人，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他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不少作品烙上了某些鲜明的时代特征，诗歌风格多种多样。
【作品内容及特征】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
高启的大部分文学活动是在元末，许多诗歌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特点。
如他的《青丘子歌》直接表达自己的生活志趣，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自由发展的个性化要求，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
作者： 孙卫国
出版物刊名： 广东社会科学
页码： 69-74页
主题词： 行人司;使臣;述论;给事中;郑和下西洋;永乐年间;安南;内臣;使者;《明会典》
摘要： <正> 明人周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写道:“凡我行人辙迹曾至者,皆因事备书,以昭国家一统之盛,其间有他官奉使,因为一时之选,亦多原任行人者.”①在他看来,明代的使臣似乎除行人外,其余的皆可不论.事实上,明代使臣颇为复杂,行人固然是法定的使者,但并非唯一的使臣.弄清明代使臣的特色,对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惜史学界鲜有涉猎此域,笔者不揣浅陋,撰此述沦,以期抛砖引玉.。
明朝的对外关系知识点总结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其对外关系也是历来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对外交往主要包括了经济交流、外交往来和战争征讨等几个方面。
对于这些对外关系，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学习和理解呢？下面，我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经济交流明朝在与外部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时候，主要以贸易为主。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明朝主要与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波斯、印度、阿拉伯等进行贸易。
这些国家主要出口的商品包括了香料、贵金属、绸缎等高档物品，而明朝则主要出口的物品则是茶叶、丝绸和瓷器等。
这样的贸易往来使得明朝的国内经济大为繁荣，也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
除了这些国家之外，明朝还与日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贸易往来。
这种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东北贸易，明朝主要出口的商品是盐、布匹等物品，而日本则出口银子和铜钱等贵重金属。
二、外交往来明朝的外交往来，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
明朝的外交，主要通过朝贡体系和使臣系统进行。
朝贡体系，是明朝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建立的一种互通有无的制度，国家在彼此之间进行贡献，以示交好和尊敬。
明朝主要与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琅勃拉邦等国进行了朝贡交往。
而由于明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所以朝贡外交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进行。
除了朝贡外交之外，明朝还通过使臣系统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往来。
使臣系统，是明朝对外传递与接收外交信息的主要手段。
明朝的使臣，分为正使、副使和随从等等，主要负责向外部国家传递国家的意愿和信息，并与外部国家签订条约等协定。
明朝的使臣往来主要与朝鲜、日本、琉球、葡萄牙和荷兰等国之间进行。
三、战争征讨明朝的战争征讨，最初出于对土地和民族的扩张。
在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朝廷之后，明朝便开始了对外远征，其中最大的战争就是对蒙古的征讨。
除此之外，明朝还对东北、云南、西藏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和统治。
这些地区的征服和统治，极大地促进了明朝的繁荣和发展，也使明朝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彭文宪公笔记彭文宪公笔记，一卷，明彭时撰。
时，安福人，字纯道。
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
宪宗时累官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进少保。
立朝三十年，卒赠太师，谥文宪。
明史卷一七六有传。
是书记正统至成化年间朝事，平实可信。
另有二卷本传世，如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本，内容相同。
彭文宪公笔记明彭时●卷上正统十年乙丑会试，予中副榜，不就，与谙副榜并下第者九百余人，俱入太学。
是时古廉李先生时勉为祭酒，赵先生琬为司业。
李先生教众正大，极意造就人才。
初至令坐堂，一月后，乃散处于厢房，列“格、致、诚、正”四号号房，中有家室者居外。
晨入馔堂。
读书，俱朔望升堂，其于四号闲励尤切。
夜读务尽二更。
时五更复令膳夫提铃，循号门催唤起读书，或自潜以察勤惰，无灯者令人暗记，明示之责罚。
自是灯光达旦，书声不绝。
学者感激，竞相劝勉。
先生多宿厢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乡三二人侍坐谈讲。
先生端坐俨然，或说乡曲旧事，或论诗文，言简而确，婉而有味，听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
别时必曰：“语久误工夫，自当退补。
”且曰：“三更是阴阳交代时，读书宜二更即止，不可过此时，过则次早无精神。
”其爱人多类此。
助教季洪尝谓予言：“前岁李先生因除庭树被罚，是日先生方坐东堂阅试卷，而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带受缧绁，合监师生来观者，惊愕皆失色。
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诸生近前与语曰：“某人某处讲某处非，某人今次稍胜前，某人比前不及。
”因顾僚属曰：“还须校定高下出榜。
”语已，乃行。
已而枷置于监前，监生三千余人，上疏请赦。
有石大用者，又独具本愿代枷。
事乃释，因相与叹息其事，谓先生平昔涉历艰险，操存有素，故祸福不足以动心如此，真有古人气象。
而石大用者，义气激发于侪辈中，亦不可多得。
然非先生德学感人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而行，诸生用旗帐鼓乐群送出崇文门，至城东南乃别。
有百余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发，然后归，无不泪下者。
是举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验先生得人之深也。
明代使臣笔记一、概况：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和总体特色，从明朝初年的宋濂到中期的前后七子，再到明末的张溥、陈子龙等人，均是鼓吹复古的。
文学复古经历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第一个复古浪潮，然后是以谢榛、李潘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的第二个复古浪潮，以及明末“言志”“崇道”思潮复兴的第三个复古浪潮。
自前七子明确提出复古此命题后，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即形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的一条明显的主线。
复古文学的兴起既是对明初“台阁体”歌吟升平、文风萎靡的反拨，又是明初王学盛行、思想异动的情势之下，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对宋元以来文学审美理性化而出现的“道学体”的逆转。
同时宋朝严羽的复古思想对明朝诗学家影响很大，不仅明初的高棅、李东阳深受影响，而且对明中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有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对严羽复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复古实质与目的：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目的是荡涤宋元诗歌之流弊，矫正台阁体之陋态，振兴儒家文化之正统，复兴汉魏高古之人品。
三、复古的动因：1.诗歌式微：从明朝开始，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被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形式所取代，明代的诗学家们希望探寻诗歌复兴之途。
2.社会氛围：前七子之前的弘治时期，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有复兴的倾向，社会上学古之风日盛，为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营造了氛围。
3.发展趋势：明初文坛在“台阁体”的笼罩下，创作大多以程朱理学为基础，道学气浓厚，追求雅正平和的风格，内容贫乏，文风萎靡，而代之而起的“茶陵派”并未彻底纠正台阁体的偏颇。
四、复古运动的发展过程：u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
其代表人物有宋濂、高启、高棅、李东阳等人。
1.高启：他的诗歌擅长模拟，借拟古而振起元末纤秾柔丽之风。
2.宋濂：《宋学士文集》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强调“文”要贯穿“圣贤之道”的内核。
3.高棅：其论诗受严羽影响很大，以盛唐为法。
高棅专门编撰《唐诗品汇》，提出“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中唐为接武，晚唐为余响”的理论。
（4.台阁体：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当时的台阁重臣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三杨是指杨士奇、杨溥、杨荣。
诗文以欧、曾为师。
他们所写的诗文内容大都比较平乏，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大多为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之作，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多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
艺术上追求平正典雅。
这种文风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提倡，故而成为风气。
与南朝宫体诗一脉相承却又有所区别。
）5.茶陵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重要影响的是茶陵诗派。
代表人物是李东阳，主要人物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等人。
李东阳也是朝廷的重臣，在当时的文坛上威望很高。
他的理论思想与创作实践未能摆脱台阁体的影响，但他对台阁体的弊端又有所匡正。
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宗法杜甫，重视诗法和声调，提出“出入宋元，溯流唐代”。
他的这些复古论点成为前、后七子拟古派的先导。
李东阳的有一些诗歌摆脱了台阁体的影响，风格苍健，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抒写了作者个人的真实情感，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情况与精神状态，自成一家。
明中期自宪宗成化到穆宗隆庆年间（1465—1572），文坛上流派众多，互相间有融合，也有冲突，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掀起了第一和第二次文学复古革新思潮。
这期间的主要流派有前后七子和唐宋派。
1.郎署文学：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代表人物是邵宝、储巏。
二人被视为复古运动“开启门户”的人物。
在诗文复古方面，储巏重视“法律”、“典则”，他还非常反感当时靡弱的文风，竭力倡导刚健向上的诗风。
他的许多文学主张与活动，为后来的李梦阳发动诗文复古运动奠定了基础。
邵宝是茶陵诗派李东阳的门生，他有着较为明确的崇古观念，认为汉时古作在千年后仍被人们摹拟，并不是人们盲目的贵古贱今，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一种不受时间。
制的、为古今所共有的审美心理和精神。
诗文复古不单是对古作在“体”即外在形式等方面的模仿和沿袭，而更是应该是一种主体积极审美取向的内在诉求。
2.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是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
杨慎不仅拜于李东阳门下，还结识了同门下的前七子代表李梦阳和何景明，他经常和何景明切磋试论，并为李梦阳编了《空同诗选》。
面对前七子偏狭的复古文学思潮，杨慎“于李、何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队”。
杨慎的诗歌主张显得更加通达和客观。
他认为唐诗继承了《诗经》的主情传统，所以他非常推崇唐诗，认为唐绝句达到了“后人力追莫嗣”的高度，但杨慎不专主盛唐，不偏废中晚唐，还提出了“人人有诗，代代有诗”的诗歌主张，不可云“宋无诗”。
3.金陵四大家：“金陵四大家”是顾璘、陈祈、王韦、朱应登四人的合称，是因地域因素结合而成、在理论和创作倾向上体现出某种群体特征，而组织松散的文人集团。
顾璘和陈祈二人在南京倡导复古思想，与京师前七子的主张遥相呼应，顾璘批点《唐音》，大力推崇盛唐格调；陈祈编选《古律手抄》，力图以盛唐之音规范当时学诗之风。
4.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生，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在权力地位上，不满于李东阳等馆阁文臣的压制；二在文风上，不满于三杨以来流行的台阁风格；三在思想上，不满于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及其对文学的侵蚀。
同时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七子复古与王守仁心学的同时出现。
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发轫于前七子的文学活动。
前七子主要是在弘治、正德年间，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还包括何景明、王久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
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提倡学习古人的格调、法式。
核心人物李梦阳的复古主张尤为明显。
他提出“宋儒兴而古文废”，“诗至唐，古凋亡矣”，还提出重视真情表现真情的主情论调，“以我之情，尺寸古法”，并且认为“真诗在民间”，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质疑，李梦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认识到了客观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也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变俗的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评价：他既反对台阁体的虚饰，又不满于李东阳的萎弱。
李梦阳所倡导的文学复古，正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一个旗帜鲜明的文学运动。
这一运动，对于台阁体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对于宣扬道学的“理气”诗风也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5.唐宋派：嘉靖年间，文坛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
虽说在主体上主要是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古文名家，但各人趣味有所不同。
一方面，他们提倡唐宋古文的载道传统，有比较浓厚的宗经明道色彩，但陷入重理轻辞的局限。
另一方面，他们也主张直抒胸臆，借古人之法来表现个人之真精神与真面目，反对七子复古之举中“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
唐宋派作家变效仿秦汉为学习欧曾，变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对七子的复古之风起了一定的遏制和纠偏作用，给后来的公安派以启迪，对清代桐城派亦有很大影响。
王慎中起初提倡取法秦、汉古文，后来复古志趣发生变化，把宋人欧阳修、曾巩作文之法当作重点学习对象。
唐顺之与王慎中尊宋的态度相似，原不信服，后来对曾巩推崇备至，提倡“本色说”。
茅坤曾采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之文，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将上述唐宋古文名家标榜为效法的“正统”。
归有光是唐宋派文人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其散文也被誉为“明文第一”。
在散文方面，既推崇司马迁的《史记》，又尊尚唐宋诸家，对学古对象的择取更为宽泛。
他对后七子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
6.后七子：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为众人所瞩目。
其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
1）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他的《艺苑卮言》中提出复古的同时反对剽窃和模拟，主张学古和师心的结合。
他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
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在反省格调说的流变时，明确地将主格调者分成两种，一种是“先有它人而后有我”的“用于格者”，另一种是在“先有己”的基础上学习古人的“用格者”，从而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主张。
2）李攀龙在《古今删诗》选先秦汉魏、唐及明诗，表现“宋无诗”的主张，明朝诗歌以情为主，与宋朝诗歌以理为主大相径庭，因此反对宋朝诗歌。
3）谢榛认为汉、魏诗歌可以并提，但是“魏不逮汉也”。
也认同诗歌高古应该师承汉魏、盛唐。
评价：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强调取法须高，入门须正，强调格调说，虽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主张灵活多变，神化无迹。
同时，后七子曾对当时在文坛上具有相当影响的唐宋派文人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击中了唐宋派一些作品理气过重的弱点。
后七子创作的弊病在于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以至于难脱蹈袭的窠臼。
随后复古思潮出现短暂的中断，这一时期反复古思潮出现，由激进的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启蒙色彩；到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提出“性灵说”的文学主张，并力矫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所难以和服的拟古蹈袭的走向俚俗肤浅的弊端；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文坛，力图将文学引入“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境界。
这时期晚明小品文趋于兴盛，体制短小，风格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
明末文坛，时局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
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
文社的兴起是明代末年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文社的兴起带来了明代第三次文学复古革新思潮。
复社：崇祯元年，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陈子龙、徐孚远、周立勋等创建几社，与复社遥相呼应。
这两个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提倡“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复古实用思潮。
陈子龙是复社和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完成的《几社文选》提倡“文当规模两汉，诗必宗趣开元”的文学思想，同时他并不泥古不化，提倡在古法中贯穿作家真情即“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由此出发，他可定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但也指出“模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实即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
多感时伤事之作，具有浓烈的感情与爱国色彩。
评价：明末文社虽然倡导继承“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想，但并未陷入无病呻吟的模拟误区。
在复古内容上强调“兴复古学”重视文章的“经世”功能，为朝廷的革新政治服务。
明末社团所倡导的这种复古思想得到社团广大成员的广泛宣传和支持，掀起了明代末年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