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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德—从政之本道德品质是一个人为人立世之本，而官德是领导干部为官从政之本。
特别是现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领导干部更要讲官德。
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领导干部修官德是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干部队伍现状提出的一个战略要求。
因此明确为何修官德是基础、选择修什么官德是关键、把握如何修官德是根本。
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做为一名领导干部要更要结合学习实践活动修一修官德。
一、“为民、务实、清廉”是官德的核心、基础和内在要求“为民”是“官德”的核心。
领导干部手中执掌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党的各级干部，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是纳税人奉养的人。
正因为如此，各级干部理应“为民”服务。
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心里想着人民，心中装着人民，可以说是为官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最大的道德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民，就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那种严重脱离群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安危掉以轻心的干部，那种食民之禄，却养尊处优，遇矛盾跑、遇困难绕，不为民办事，甚至吃拿卡要的干部，就是没有基本的“官德”，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不道德。
“务实”是“官德”的基础。
“唯实是务，所务必实”。
为官者，手中都有大大小小的权力，用好了这些权力，是人民之福；用偏了这些权力，则是人民之祸。
五十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仍然记忆犹新。
陈云同志就说过，共产党人要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
务实，理所当然地成为共产党人“官德”的一个基本要求。
惟有务实，才能脚踏实地，不图虚名，扎扎实实地为民办事；惟有务实，才能勇于探索、敢于攻坚、善于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惟有务实，才能充分尊重客观规律，不搞那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惟有务实，追求的政绩，才能是维护、实现和发展了人民利益的政绩，谋求的发展，才能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为官之道古语云：“为官者不求荣华富贵，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中无愧于己。
古来圣帝治世赖用贤臣。
千古以来，帝王用人之道，无非离不开贤能、英勇。
哪一位名流千古的君主，没有左膀右臂，没有一帮贤能之臣。
战国有吴起等人；秦有商鞅等人；唐有狄怀英等人；宋有范仲淹；元有刘秉忠，明有戚继光，清有曾国藩，真是不胜枚举，数上他个三天三夜也没有穷尽啊。
阅遍古今典籍，发现每一名精忠报国的贤臣，都经过了圣贤的洗礼，有的甚至拥有家愁国恨，但是他们能成为帝王赖用之仕，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有一腔报国之情。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四，陕西提督王辅臣驻平凉城，响应吴三桂起兵反清，势力扩展到几省区。
一时间大清损兵折将，难以平定王辅臣之乱。
周培公见状，在大军出潼关之际，毛遂自荐，培公之意正好与康熙相符，图海见此人奇才可用，便招为幕僚，一同奔赴前线。
康熙十五年王辅臣之乱平息了，周培公二十天之内东奔西走，三进平凉城，斗志斗勇，说服王辅臣，利国利民。
我赞叹培公是何等的贤能，对国家是何等的忠诚，大军压境不慌不乱，上书举荐为国效力。
我想培公之德，不在于平定叛党，而在于告诉世人为官者应为贤臣也，应无愧于天，无愧于国。
为官者应恪尽职守，上对国家满怀抱负，下对黎明应形同亲人。
古有一钱太守刘宠，任会稽太守，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治河患身先士卒，视百姓之疾如父母之疾，为官十分清廉，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后汉书》说：“宠治越，狗不夜吠，民不见吏，郡中大治”。
离任时，有五、六位居住若耶溪山谷中的老人赶来向他道别。
他们向刘宠表达越中百姓对他的感激、敬重之情，并每人奉百钱相赠。
刘太守再三推辞不受，见其长跪不起，盛情难却，只得从各人手中选一大钱受之。
当他出阴山界至西小江时，投钱于水中而去。
为纪念这位勤政清廉、为民造福的太守，人们把此地改称“钱清”，把这段江称为“钱清江”。
并建祠纪念，人称“一钱太守庙”，又在临江建一亭，取名“清水亭”，当地人称“选钱亭”、“一钱亭”。
干部要懂得为官之道第一篇：干部要懂得为官之道为官之道：做好了人才能不被骂为“狗官”“要先做人后做‘官’；要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去做事；不要再把‘学习不够’当犯错的万能借口……”。
要为了做事而做“官”要为了做事而做“官”。
立志做官的人，打的是个人小算盘，做的是享受特权、光宗耀祖的梦。
他们围绕做官去做事，把做事当做做官的敲门砖，或者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
他们做事是给人看的，主要是给决定自己升迁的领导看的。
因此，常常为了做官，不讲全局和长远利益，不讲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做表面文章，大搞形式主义，大干劳民伤财、顾前不顾后的“政绩工程”。
而立志做事的人，则是把做“官”看做是做更多事的条件，更加广阔的天地。
因此，他们当了官就会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义务感，就能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扎扎实实、善始善终地做事。
官员先做人后做“官”领导干部要先做人后做“官”。
做人是做官与做事的前提，也是做官和做事的保障。
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为“人官”，而不会被老百姓骂为“狗官”。
做事才能有正确的动机，才能有人民所欢迎的结果。
领导干部一定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易公仆之心”，做一个正直、善良、诚信的人，当一名为民、务实、清廉的官。
班子政绩在于群众，一任领导班子的政绩如何，最终要看发展的成果是否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幸福感，要看他们做了多少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实事，解决了多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才是群众真正需要、历史真正认可的政绩。
比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可能面临失地、失业等风险。
领导干部如果是站在群众的角度上想问题，把征地拆迁费用提高一些，让社会保障到位一些，群众就会理解、支持甚至主动牺牲自己一部分利益推动发展。
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的积极性，既要考虑全面利益，又不能忽视群众的切身利益；既要着眼群众的长远利益，又不能不顾群众的当前利益。
新官不能动辄“洗牌”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新上任的一把手，都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继往”和“开来”、“承前”和“启后”的关系。
正视官德缺失之痛即将于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
干部的作风问题是党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建的一项长期任务。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加大对官员道德修养的教育、培训、约束力度，使其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
做人要讲道德，做官要讲官德。
对领导干部而言，道德门槛应该比普通百姓更高一些。
然而，时下一些为官者的行为举止，不仅脱离了官德的水准，而且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屡屡突破。
官德缺失之痛，在撕扯着公众敏感神经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执政党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勇气和智慧。
官德与官相连，官与权相连。
所以，官德的核心，就是如何用权的问题，就是权为谁用的问题。
权为谁用？作为官员肯定能张口就来。
然而现实又是怎样呢？抛却我们习以为常的“权为己用”的贪污腐败案不说，请看看某些失德官员的言行：近年来披露的案件一再证明，玩弄女性已经成为堕落者的一种生存状态，贪官们不以为耻，反而把情人的姿色和数量当做炫耀的资本；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还大骂群众“算个屁”，“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面对陷入尘肺病痛苦之中的农民工，某些官员面无表情，推三阻四，不理不睬。
无奈之下，病人只好“开胸验肺”。
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而如今，某些“父母官”的心肠却比石头还硬，有人将之称为官场“心硬化”。
我国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官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受到重视和强调。
《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荀子》中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一言一行都受人关注，一举一动都有导向作用。
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官德建设始终与政权安乱、国运兴衰、百姓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
官德兴，政权安，国运旺，百姓幸福；官德衰，政权乱，国消亡，百姓遭殃。
官德的基础是信仰的确立。
一个随时准备用生命去殉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领导干部，必定能够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必定能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相反，一个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处世哲学的领导干部，也必定视民众为草芥，视公利为私利，专权跋扈、践踏法纪，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学学古人的为官之道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当今，学学古人的为官之道，可以净化官场，改进作风，提高执政能力，提升官员的人格品位。
所谓为官之道，就是为官之人跻身于官场的一般原则、方法和要领，亦即官德修养。
纵观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僚群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信奉的是“千里为官只为财”，维护的是封建王朝和富裕阶层的利益，极力宣传和散布宿命论、因果报应和各种封建迷信，但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长久统治，他们中的高层统治者及其幕僚，也大力提倡和告诫各级官吏：“为官要亲民”，“为官要清廉”，“为官心术要端正”。
因而，在古人中出现了不少像注重个人修养的道德楷模曾国藩、居官清正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冒死犯颜直谏的良臣宰相魏征等世人敬仰的清官。
注重个人修养的道德楷模曾国藩近现代中国人，无论是权贵政要、志士仁人，还是青年学子，大多都赞赏和钦佩曾国藩的治学为人和为官做事。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将曾国藩与袁世凯、康有为等人进行比较后说，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并宣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对曾国藩倾服备至。
曾国藩对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哲学思想以及读书、治学、处世、为人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蒋介石也视曾国藩为中国人格精神典范式人物，说“曾氏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将其著述列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
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崇敬，源于他高尚的人格品位。
青年时期，曾国藩就立志学圣贤，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人生追求。
为实现这一人生目标，他以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修炼诚意和正心，并以此勉励家中子弟和僚属。
曾国藩自打立志自新以来，十分注重在克己上下功夫，做到勤求己过。
其方法，一是常记日记，将自己的过失写在日记中，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二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
曾国藩律己苛刻，说到做到，他坚持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从未间断过。
他在年已衰老，位居总督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
古代廉官为官之道的官箴古代廉官为官之道的官箴：一、清正廉洁1.清官廉洁，无私无悔。
权贵之门不为借口，金钱之势绝不妥协。
2.公正无私，执法必严。
审案公平，公道无私，绝不受贿受利。
二、恪守职责1.严于律己，守正不移。
官职责任，恪尽职守，务使铁面无私。
2.尊重法度，勿越职权。
遵循法律，依规行事，不以权力为傲。
三、公正执法1.以法立政，不为权势所倾。
凡事以法律为准绳，绝不为权势所动摇。
2.依法办案，公正无私。
不分贵贱，不论亲疏，坚持公正执法。
四、廉洁自守1.谨言慎行，避嫌远疑。
言行慎重，言必思考，远离一切可疑之事。
2.官清民宽，廉而不傲。
威严有度，清正廉洁，绝不傲慢侮民。
五、勤勉尽职1.勤政务实，尽心尽力。
兢兢业业，勤奋尽责，为民勤政、尽职尽责。
2.勤奋踏实，细心推进。
耐心细致，追求进步，时刻保持一颗奋斗之心。
六、身心力行1.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言行一致，言出必行，官德高尚树榜样。
2.保持心态，不受干扰。
坚持正道，不为外物左右，保持良好心态。
七、弘扬廉政1.严惩腐败，从严从快。
对腐败行为，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查处。
2.廉政教育，树立榜样。
以廉政教育为核心，宣传廉政正气，树立榜样。
以上是古代廉官为官之道的官箴，这些官箴体现了清廉官员所应秉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于维护公平正义、树立威望、塑造良好社会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一、导入官德就是指为官的职业道德，“官德”本质是一种政治道德，而政治道德始终处于社会道德的核心地位。
我们的执政队伍，相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多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人民建立在对为官者的信任的基础上赋予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代替民众行使公权力，这个权力的行使一定是为了全体民众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
因此，人们对为官者的官德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为官者不仅要做社会道德的典范，还要做行驶权力中的公正的典范。
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五德”用人导向，广开进贤之路。
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在2011年的10月，深圳一个公务员廖某打骂父母的新闻一播出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新闻上是这么说的：近六旬的老父老母，从湖南郴州老家来深圳帮助儿子带孩子，没想到得到的竟是身为公务员的儿子的辱骂和殴打，多次扇母亲耳光。
还说廖某是北大的硕士。
深圳、公务员、北大硕士，加深了廖某打骂父母的罪恶。
廖某的邻居评论，在社会上，父亲教训儿子的事经常听见，儿子打父母很少见，这个儿子还是读过很多书的，“书给狗读了，也没教育他尊敬长辈。
”没过几天，北大马上做出反应，发表声明说：深圳殴打父母公务员并非北大毕业生。
北大蒙羞也意识到大学教育要注重德育。
立刻出台新规，北大“校长推荐”：不孝敬父母者不得推荐。
这一事件也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
同样是在2011年10月，表示该部门近期也一直在制定相关文件以加强干部的“德”的培养，近期将下发一个关于干部“德”的考核的文件，针对“德”制定了全面考核标准，孝道等也包含其中。
国家公务员局也透露出2012年国家公务员招考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
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深圳吸取教训，12月份新闻有报出，深圳公务员面试全程考“德”。
针对于当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困境,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规定:“十二五”期间,我国全体公务员将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
为官之道——「四五六八」为官之道——「四五六八」官道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来讲，官道是指为政之道，即为官治政的思想理念。
从狭义来讲，官道特指为官之术，即做官的方法、艺术。
广义的官道就是从政为官的四项基本要求。
（一）民为国本，执政为民，这个问题讲的是官、民关系。
（二）修身立德，正己正人，这个问题讲的是正己与正人的关系，就是为官如何为人表率的问题。
（三）勤政为民，尽心竭力。
这个问题讲的是工作态度，就是官员与工作和事业的关系。
（四）清正廉明，秉公执政，这个问题是讲为官者如何处理与自我的关系，就是如何驾驭自我、管好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
狭义的官道就是指从政为官的方法艺术，主要是指为官之术，即做官从政的方法、艺术。
这些方法和艺术集中体现在自先秦以来历代的“官箴”之中。
所谓“箴”，指的是劝诫、规劝之言。
“官箴”，就是对为官者的劝诫和规劝。
如何当一个好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古代讲究忠君道德原则。
忠君是儒家传统的政治道德，孔、孟等儒学宗师均有详述。
这一道德条目始终贯穿于历代官箴之中，成为不言自明的居官原则。
第二，遵行礼法，安于职分，勤于政务。
遵行礼制仪则是居官者的本分。
在官箴倡导的具体行为规范中，遵行礼法主要表现为安于职分、勤于政务。
这也是居官者的本分。
在官箴倡导的具体行为规范中，遵行礼法主要表现为安于职分、勤于政务、敬上谦下、调节政治关系。
第三，为官者身处官场，居于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和政治关系之中，能不能调处好政治关系，便是其仕途通达与否的关键，和的观念转化成具体的行为规范：先，对于上级，要做到恭敬有礼。
其次，对上级官长的礼敬有加也应有限度，不可卑恭、阿谀，而是要“恭而不近于谀”，“于详尽之中，寓委婉之意”。
再次，对同僚应以谦和宽厚为主，做到以礼相接，以道相勉，而不是靠吃吃喝喝搞不正之风。
第四，言行谨慎，忍事戒怒的居官修养。
慎包括言语之慎和行为之慎。
“言者，吉凶荣辱之枢机也。
为官常默最妙”。
历代贤吏为官之道及其启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敬佩的贤吏，他们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和务实的作风为官，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为官之道不仅对后人具有启示意义，也对我们今天如何做好官员、服务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以德为官，以正治国历代贤吏无一不以德行为先。
他们以诚信、正直、忠诚为基石，坚守道德底线，无私无畏地为人民服务。
例如宋代文天祥，他在面对金兵的威逼利诱时，选择了坚守信义，为国捐躯。
他的事迹告诉我们，为官之道首先要有坚定的道德信仰和高尚的品格。
二、以才为官，以能治国贤吏们不仅具备高尚的品德，还拥有出色的才能。
他们深谙管理之道，能够制定科学的政策，善于解决复杂的问题。
例如明代的吴敬梓，他担任官职期间，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推动农业发展，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福祉。
他的经验告诉我们，为官之道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以实为官，以务治国历代贤吏都以务实作风著称。
他们不图虚名，不追求功利，只顾着为人民办实事。
例如清代的郑板桥，他在官职期间致力于水利工程的修建，为民众解决了灾害频发的问题。
他的实干精神告诉我们，为官之道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报人民，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福祉。
四、以公为官，以廉治国贤吏们都具备高尚的公心和清廉的作风。
他们以公正、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个人，不以私利为先，坚守廉洁从政的原则。
例如明代的陆大福，他在官职期间严格把关财政，杜绝了贪污腐败现象。
他的廉洁作风告诉我们，为官之道要保持清正廉洁，做到心中无私、手中无私。
贤吏们的为官之道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首先，我们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品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只有拥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为官清廉、为民服务。
其次，我们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才能，只有具备优秀的能力，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我们要坚持务实作风，关注解决实际问题，为人民办实事。
最后，我们要坚守公正廉洁的原则，做到心中无私、手中无私，为官清廉。
杨善洲为官之道：当官不摆谱职权不滥用民情不忘怀从土改小组长起步，30余年间一步步走上更加重要的领导岗位，担任地委领导的时间超过20年，他却始终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这是我们在杨善洲卧室里看到的遗物：两大捆工作笔记和学习体会记录本，一箱破烂不堪的鞋子，一堆存放在床底的劳动工具，一大箱放在墙边用纸张一一包裹起来的各种矿石。
这是杨善洲临终前的遗愿：请求各级政府尽快完成大亮山林场区域的林改工作，及时把国家给农户的公益林补助款兑现给农户。
这是我们在他1975年1月的日记中读到的心声：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要到生产一线去带头学，带头干，这是无声的革命，有效的指挥。
从土改小组长起步，30余年间一步步走上更加重要的领导岗位，担任地委领导的时间超过20年，杨善洲却始终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一做就是60年。
奋斗一生杨善洲，男，汉族，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委会大柳水自然村人，生于1927年1月，逝世于2010年10月10日，享年83岁。
1927年1月4日，出生在施甸县（时为保山县）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一户贫穷的农民家中1934年至1940年，一边在私塾读书一边种地供养家里人生活。
由于学习认真，成绩好，老师很喜欢。
1940年至1942年，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上学，回家务农。
1943年至1949年，学习石匠手艺并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石匠，人品、手艺都深得大家称道。
期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家门口，他义无反顾去当民夫，运送抗战物资、抬伤员、修桥筑路，直至胜利。
1950年与张玉珍结婚，同年3月参加乡农会和武装联防队，任小队长。
1951年5月，在保山县第六区（姚关）摆马乡政府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中。
因为善于学习和动脑筋，工作能力强，又言而有信，很快就当上了土改小组长、‚复查‛工作副队长、队长等。
1952年11月4日，经赵文桢、赵祖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