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的文学例子

平庸无罪，时代有恶

平庸者，一向随大波而流，人云即我云。我之思考，唯时代给予我足矣。所谓平庸之恶，即为听命行事所犯下的恶事，听从大恶之人所犯下大恶之事。就好比将苏格拉底投死的那一帮公职人员，好比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艾希曼，世人总说，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故而“成就”了一首首“时代悲歌”，而他们自己，成为了时代的罪人。

可是，他们，只是替时代背黑锅的人罢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使得雅典空前强大，这也使得雅典人笃信，雅典的民主制度至高无上，雅典的民主制度无可置疑，破坏雅典民主制度的人，都得去死。而在那个时代下，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怀疑并破坏雅典民主制度的人，他活该去死。把苏格拉底之死归咎于平庸之恶，倒不如把它归结于那个时代的国内外政治的环境。艾希曼作为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且是德国纳粹时代下的公务员，在那个时代下，在那个时代的德国纳粹眼里，试问犹太人的存在是否是一个人的存在？还是一个会说话的畜生？恐怕连畜生都不如吧！杀死畜生的人，又怎能说明他是一个残忍的人？估计在艾希曼看来，他只是在建设社会的时候，把那些剥削人民的放高利贷者给清除了而已，只是把人类世界的“低等人口”给清除了罢了。他有错吗？他只是再用另一种方式把人类社会往前推进了一步罢了。如果这么推论，莎翁的《威尼斯商人》也该是杀害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之一了，它影响了多少欧洲人对于犹太人的印象啊，里面又是多么地歧视犹太人夏洛克？

我们评价平庸者有恶，未免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评价聘用制人无独立思考，也是强人所难。时代的发展，让我们意识到雅典的民主并不健全，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先见之明，并惋惜这样一个先知死于平庸者之手。我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胜利，看到了失败的纳粹德国的残忍，认为这些如同艾希曼一样的帮凶有错。可这一切都基于我们所在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我们的认识始终会受到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的限制，我们所谓要求雅典公职人员和阿道夫·艾希曼之辈有独立的思考，不过是要求他们站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立场思考问题罢了，这显然就是我们的时代局限性。我们坐在这里，写这篇给他们扣上平庸之恶的帽子的文章，显然也是另一种平庸之恶。

平庸的恶

早在1961年4月11日，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政府判处绞刑，之于这场宣判，阿伦特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于是，平庸的恶首次被提出！阿伦特将恶分成两种，一种是罪恶的领导者和发起者，这些人是罪恶的根本，他们的内心对于反人类，反人道主义有着莫名的崇拜，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让人民去审判，去惩罚他们。然而，还有一些人，表现在他们身上的也许是一种愚蠢，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忠诚，对于是与非，善与恶他们缺乏起码的判断力，同样的参与了恶行，这样的恶被称为平庸的恶。在我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为自己犯下的罪恶寻找托辞，来博得人民的宽恕，对于他们的行为，人们同样应该给予谴责与惩罚！

从赵高指鹿为马时畏惧赵高权势，与赵高同流合污点头称是的群臣，到二战期间纳粹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人们竞相应聘。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取得更多的利益，这些做法都是及其可耻的！从来没有一滴水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也许我们都是在义愤填膺地去指责那些极端之恶，但是我们是否有仔细地去想过，我们自己是否就是这些恶行的执行者，知否也在不知不觉之中促成了这些令人发指的恶行。试想，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以提高奶粉的含氮量如果没有人去生产，如果没有人去销售，又何来危害呢？当我们发现现代社会的道德已经出现滑坡之时，我们用仇视与唾弃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适时的去反思以下，我们是否也做过这种平庸的恶，是否也助长过极端的罪恶。还记得姚明和成龙代言的公益广告吗，没有卖买就没有杀害，我们大谈应该保护野生动物，关爱野生动物时，还在吃着鱼翅，吃着猴脑，大呼过瘾！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一种印象，官是恶的，是贪婪的，他们做的只是欺压百姓，剥削劳动人民。拥有这种想法，显然有点儿不全面，当人们被夹杂在人群之中的时候，便会有一种跟着别人作恶无可厚非的感觉，便会无意识之中说服自己这不是在作恶，便会有了一种恬不知耻的坦然，与此同时，中国法不责众的传统更是助长了这种平庸的恶！曾经听过一个概念，即：氓群，它是指大家集体作恶而丝毫不会感到羞愧，这种平庸的恶更加恐怖，人们会在被提醒或者被惩罚之前会无休止的去作恶，这种行为不仅会麻痹我们的心灵更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要知道，这个词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还是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导致雷峰塔的倒塌，再到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式过马路，无不是群氓行为的体现！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

作者在这部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双重传记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巨幅全景。她发掘新材料，向当事人求证。政治巨变及其灾难、崭新的哲学、德国的大学、阿伦特的博士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他重要的思想家、美国和欧洲――作者以此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爱和思的故事。

汉娜・阿伦特，她是一位思想家，思想以及思想的安顿始终是她不离不弃的主轴。她的炫目是因她的思想而炫目，她总能比她的同性更深些再深些，她总能以自己的深刻活跃并生长在别人的心里，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就让人感到她的非同凡响，她总能在别人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人们记住并在乎她，不仅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更因为她在思想上所留下的痕迹。

与汉娜・阿伦特相关的事件，当首推她的政治哲学家身份。能够以政治哲学的姿杰总揽20世纪政治哲学全局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制高点。

从纯哲学的角度看，阿伦特的思想并不具有在20世纪代言哲学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对她的写作持保留意见的缘故。但就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所担当的道义力量和无畏的勇气来说，就公民政治的公民责任来说，无论雅斯贝尔斯还是海德格尔都远逊于她。当然，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严格来说是不可比的。但因为她是他们的学生，他们自然会以这种思想上的渊源对她发出期待指令。

只是他们忘了，汉娜・阿伦特不仅是他们的学生，她还是女人，她还是犹太人，她还是在美国重构话语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道路是她人生轨迹各种合力的结果。

与海德格尔的故事 阿伦特在上大学之前就四处打听，在哪个大学的哪个人那里能学到真正的哲学。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她推荐马堡大学的海德格尔，人们传说海德格尔是秘密流传的思想王国的国王。

这位生就一副幽暗心肠求知欲超强的小姑娘理所当然去了马堡。去马堡是冥冥之音的引导，到了马堡就确定了她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命运。她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就因为思想的逻各斯与爱欲的厄洛斯的激烈碰撞而被迫逃离，逃到海德堡的雅斯贝尔斯那里，在那里做完博士论文。但她的灵魂却丢在了马堡，她的思魂和爱魂也一同丢在了马堡。

“平庸之恶”的批判

“平庸之恶”，是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他的著名小说《鼠疫》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平庸状态，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是墨守成规地过着每天的生活。这种平庸之恶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都存在，它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反人类现象，阻碍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在个人层面上，“平庸之恶”表现为一个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力，缺少创造力和自我意识。这种人通常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自己的立场和信仰，而是根据周围环境的影响去适应生活。他们没有独立的见解，对事情的判断只是依据他人的意见。因为没有自我意识和原则，他们往往容易被周围环境的舆论所左右，缺乏自己对事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也往往会放任自己，不断沉溺于低俗的娱乐和消费中，没有提升自己的欲望和追求。

其次，在社会层面上，“平庸之恶”表现为整个社会缺乏对事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缺乏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产生一种僵化的文化模式，所有人都按照相同的方式看待、思考和处理问题，没有新的思想和方法的出现。这样的社会往往没有创新精神，没有新的艺术或科技发展，也没有新的社会或政治理念的引领。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往往不关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缺乏公民意识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于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也缺乏道德约束和自我审视的能力。

“平庸之恶”对于社会的影响非常严重，它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创新。如果一个社会所有人都陷入“平庸之恶”的状态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建立起一种健康、积极的文化氛围，没有文艺创作和科学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人们也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心，缺少创造性和与众不同的精神，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这样的社会在面临挑战和困境的时候，也缺乏应对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因此，我们必须摆脱“平庸之恶”的束缚，拥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并且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好的机会。社会需要鼓励创新、鼓励个性和多元化，鼓励人们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社会道德和个人修养的提高，通过自我反思和不断的审视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为社会和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