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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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背景介绍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
茶马互市作为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民族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在茶马互市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纠纷,本文将通过对一起宋代茶马互市纠纷的案例分析,探讨宋代经济法律的处理方式。
二、案例介绍某年,四川地区茶叶商人李某某与吐蕃地区马匹商人张某某达成一项茶马互市协议。
根据协议,李某某将向张某某提供优质茶叶,张某某则向李某某提供马匹。
然而,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出现了纠纷。
李某某声称,张某某提供的马匹质量不合格,部分马匹患有疾病,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
而张某某则认为,马匹质量符合约定,拒绝赔偿。
双方争执不下,遂向当地官府提起诉讼。
三、案例分析1. 纠纷原因分析(1)茶叶质量争议:李某某认为张某某提供的马匹质量不合格,可能是由于马匹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害,或者张某某故意隐瞒马匹真实情况。
但根据宋代法律规定,茶叶质量应符合约定,马匹质量也应符合约定。
(2)交易合同履行问题: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可能对马匹质量、数量、运输方式等细节存在争议,导致交易过程中出现纠纷。
2. 纠纷处理方式(1)官府介入:根据宋代法律规定,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可向官府提起诉讼。
官府将依据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调查审理。
(2)证据收集:在审理过程中,官府将要求双方提供证据,如合同、交易记录、证人证言等,以确定纠纷事实。
(3)调解:官府在审理过程中,可尝试调解双方争议,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4)判决:若调解失败,官府将根据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判决。
判决结果将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四、案例分析结论1. 案例启示(1)加强合同管理: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双方应明确约定交易细节,避免纠纷发生。
(2)提高商品质量:交易双方应确保商品质量符合约定,以维护自身权益。
(3)注重证据收集: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应注重收集证据,以便在发生纠纷时维护自身权益。
2. 宋代经济法律特点(1)重视合同:宋代法律规定,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天圣令名词解释
《天圣令》是北宋时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颁布于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 年-1032 年)。
这部法典对北宋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天圣令》的编纂历经数年,由当时的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持。
这部法典共30 卷,分为12 篇,包括户令、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捕亡令、医疾令、狱官令、丧葬令、杂令等。
《天圣令》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户籍、土地、赋役、财产、商业、刑事等方面的规定。
它对北宋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权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天圣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北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后世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
它的编纂体现了北宋政府对法治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
《天圣令》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了解北宋时期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公元960年—1279年)重点、难点:一、《宋刑统》及编敕、编例的立法特点;二、宋朝刑事法律内容的主要变化;三、宋朝民事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四、宋朝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唐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
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
1127年,北宋被金政权灭亡,康王赵构继而即位,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1279年被元朝所灭。
北宋统治前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先后建立政权,并长期与两宋王朝对峙。
916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
1125年,辽被金国所灭。
1038年,党项族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它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对峙而立,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
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达建立金国,并先后灭掉辽及北宋。
1234年,金被蒙古军与南宋联军灭亡。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
1279年,元朝结束了两宋时期各民族政权分裂并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
1368年,元朝被元末农民起义推翻。
宋辽金元时期持续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法制并存的时期。
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社会问题相当尖锐复杂,其法律制度的时代特色最为鲜明。
宋朝吸取唐末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加强统一,防止分裂,高度强化中央集权,因而立法活跃,法律形式多样,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诉讼审判制度有重大发展,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更为严密。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制日趋汉化,但又大量保留原有的民族习惯,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特征。
一、宋朝立法概况(一)立法指导思想1、加强控制,集权君主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
宋代法规的四种主要形式为律、令、格、式。
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9)时期的法规。
宋代是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在法制方面,宋初主要是因袭唐、五代的律、令、格、式,而以作为随时损益的手段。
宋太祖建隆四年(963)颁布了宋代第一部法典《宋刑统》,接着又制定编4卷,106条,与《宋刑统》并行。
其后编不断增多,除全国普遍适用的编外,还是适用于一定地区的所谓“一司、一路、一州、一县”,逐渐取代律的地位,成为当时重要的法规。
除《宋刑统》外还有编、条法事类、断例、指挥、申明、看详。
第1篇一、引言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加强,法律体系逐渐完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法律纠纷和案例。
本文将以“范仲淹案”为例,对北宋法律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北宋法律的特点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二、案件背景范仲淹案发生在北宋仁宗年间,主人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官。
范仲淹在任期间,因改革弊端、选拔贤能而得罪了吕夷简。
吕夷简为报复范仲淹,向皇帝进谗言,诬陷范仲淹贪污腐败。
仁宗皇帝听信谗言,下令将范仲淹贬为地方官。
三、案件审理过程1. 初审阶段范仲淹被贬后,地方官员对其进行了初审。
初审过程中,范仲淹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由于吕夷简的势力庞大,初审结果对范仲淹不利。
2. 上诉阶段范仲淹不服初审结果,向上级官员提出上诉。
在二审过程中,范仲淹再次提供了证据,但仍然无法改变不利局面。
3. 复审阶段范仲淹在地方任职期间,因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
百姓联名上书,为范仲淹鸣冤。
仁宗皇帝得知此事后,下令重新审理此案。
在复审阶段,范仲淹得到了更多支持。
仁宗皇帝亲自审理此案,最终查明范仲淹并无贪污腐败之实。
于是,范仲淹得以平反,官复原职。
四、案例分析1. 北宋法律的特点(1)重视证据:北宋法律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审理案件时,法官需以证据为依据,判断当事人是否有罪。
(2)注重法律程序:北宋法律对法律程序有严格规定,要求审理案件时,必须遵循法定程序,确保司法公正。
(3)重视官员选拔:北宋法律强调选拔贤能官员,以确保司法公正。
2. 范仲淹案的特点(1)案件涉及官员权力斗争:范仲淹案是北宋官员权力斗争的产物,反映了北宋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2)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程序得到严格执行:尽管范仲淹案涉及官员权力斗争,但在审理过程中,法律程序得到严格执行,体现了北宋法律的严谨性。
(3)百姓参与司法:范仲淹案中,百姓联名上书为范仲淹鸣冤,反映了北宋时期百姓对司法公正的关注。
五、结论范仲淹案是北宋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例。
宋朝的申明
“申明”是宋代一种新兴的法律形式。
从时间上看,“申明”作为法律形式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
就类型而言,主要有申明刑统、随敕申明(又称申明敕)和申明指挥三种。
宋代的“申明”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解释,而是根据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内容。
申明刑统就是一种法律解释;随敕申明有两种情况,既可能是一种法律解释,也可能是对特定事件的处理意见;申明指挥则是针对特定事件或特定地区的指示或决定。
总的来说,“申明”在宋朝具有特定的含义和用途,是宋代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法律:宋代司法制度以下是编辑为您整理的古代廉政知识,供您参考,宋代的司法制度和理念在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独具特色。
它在继承西周、汉、唐以来优秀司法成果的基础上,对古代的司法制度又有很大的创新,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司法审判中的鞫谳分司理念和制度。
鞫谳(jūyàn)分司简单地来说,就是案件的审理(鞫)和判决(谳)相分离。
鞫司只负责案件事实的审理,而谳司仅负责查找适用的法律条文,最后由长官在此基础上做出判决,在这个过程中,鞫司和谳司不得会见沟通,违者重罚。
这种审、判的相对独立和分离是一种审判理念的创新,它始自宋初对马步院的改造,到北宋中期以后,宋代朝廷上下形成了鞫谳分司的观念,并在宋代的司法制度和审判实践上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落实。
鞫谳分司的理念这一理念是宋初统治者“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治国方针在司法审判领域中的体现。
太祖皇帝深知对臣下的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
其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设置无不着眼于对臣下权力的约束和限制。
这一治国方针在宋初制定下来之后,被以后的历任皇帝所继承和遵循。
在政治实践中,有宋一代正是通过完善而严密的制度安排,对各级官员的权力进行分割和约束,“设官分职、分割事权”,使官员之间、部门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以听命于朝廷。
除了基于分权、限权的需要,宋代的统治者还认为“庶政之中,狱讼为切”,刑事案件的审判事关“人命”,关系重大。
五代十国时期地方长官独揽司法大权、滥杀无辜从而造成了政权的动荡乃至更迭。
基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保障刑事案件审理的公平和公正也就成为宋初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鞫谳分司这种“分命它官”的理念,其主要目的就是“以尽至公”,防止专断司法、恣意滥权、草菅人命。
同时,这种理念也符合传统社会“慎刑恤狱”“明德慎罚”的要求,在最大限度上避免枉法裁判的发生。
可以说,鞫谳分司首先是一种司法理念。
这种理念表现在司法审判的实际中,就是司法权力的分割和制约。
它贯穿于整个宋朝,也贯穿于整个司法系统的职权分工和审判实践之中。
第八章宋朝辽金的法律制度第八章宋元时期的法律制度一、宋朝法制的特点: 1.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立法 2.民事法律显著发展(1)随着部曲制逐渐向租佃制过渡,佃农摆脱了依附于主人的私属地位,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在身份上是自由的,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参与各种民事活动,从而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的范围。
(2)从法律上划分业主权和物主权,出现了官府确认土地所有权的凭证-红契。
(3)作为债的发生的契约形式,取得了显著发展。
(4)对于个人所有权进行多方面的保护。
(5)婚姻和继承基本沿袭唐律,但又有时代特色。
如婚姻不重门第而重财富;不限制妇女的离婚和再嫁等等。
3.实行《盗贼重法》,划分重法地,规定重法之人。
4.鞠谳分司与民事诉讼进一步制度化二、宋朝立法的成就与法学的发展(一)立法成就:《宋刑统》、敕令格式、编例、《条法事类》(二)法学的发展郑克《折狱龟鉴》,中国第一部汇集历史上有关决狱、断狱和司法检验的案例,并作出分析评述与总结的学术著作。
桂万荣《棠阴比事》,从执法、断狱、量刑、司法检验等各方面总结历代司法审判的经验与教训。
《名公书判清明集》也保存了珍贵的法制史料。
《洗冤集录》是宋慈对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全面总结,既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第一节宋代立法概况和法律形式附图:北宋与辽、南宋与辽的形势图附图: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少时骁勇异常,擅长骑马、射箭。
在后唐作战时有功,深得唐庄宗信赖,后汉时官拜护圣军都指挥使。
后周太祖郭威起兵推翻后汉建立后周。
赵弘殷又在郭威和周世宗柴荣手下效力,先后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统率禁兵。
赵匡胤是赵弘殷的第二个儿子,但骑马、射箭的本领在其父之上。
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郭威招兵买马时,他投至麾下谋了一个职位。
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积功升任定国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与父亲赵弘殷一同统领禁兵。
周世宗临终时,拜他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
第1篇一、案例分析背景宋代(960年-127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制度也逐渐完善。
本案例选取宋代一起经济法律纠纷案件,旨在分析宋代经济法律的特点及其适用。
二、案例分析1. 案件背景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建立。
南宋时期,经济繁荣,商业活动日益频繁。
某年,江南地区发生一起经济法律纠纷案件。
2. 案件经过原告:张某,江南商人被告:李某,江南商人案情简介:张某与李某在江南地区合伙经营一家布店。
双方约定,张某出资1000两银子,李某出资500两银子,共同经营布店。
经营期间,张某发现李某有侵占合伙财产的行为,遂向当地官府提起诉讼。
3. 法院审理法院审理过程中,张某提供了以下证据:(1)合伙协议一份,证明双方合伙经营布店的事实;(2)账本一份,证明李某侵占合伙财产的事实;(3)证人证言,证明李某侵占合伙财产的事实。
李某对张某的指控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以下证据:(1)李某与张某的借贷合同一份,证明张某曾向其借款1000两银子;(2)李某与张某的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张某曾向其购买布料。
4. 法院判决根据宋代法律,合伙经营应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
经审理,法院认为:(1)张某与李某的合伙协议合法有效;(2)李某侵占合伙财产的行为违反了合伙协议,损害了张某的合法权益;(3)李某提供的借贷合同和买卖合同不能证明其侵占合伙财产的事实。
综上,法院判决李某返还张某被侵占的合伙财产1000两银子,并赔偿张某损失。
三、案例分析1. 案件特点(1)宋代经济法律注重合伙经营的保护。
本案中,法院判决李某返还张某被侵占的合伙财产,体现了宋代法律对合伙经营的保护。
(2)宋代经济法律强调证据的重要性。
本案中,张某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某侵占合伙财产的事实,而李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
(3)宋代经济法律注重公平、诚信的原则。
本案中,法院判决李某返还张某被侵占的合伙财产,体现了宋代法律对公平、诚信原则的坚持。
第1篇一、案件背景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法律制度较为完善。
本案例涉及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的遗产纠纷,发生在北宋时期。
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世代相邻,两家关系融洽。
然而,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家族内部的财产纠纷逐渐凸显。
赵氏家族认为杨氏家族侵占了自己的遗产,遂向官府提起诉讼。
二、案件事实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共有祖产一处,位于北宋都城开封。
该处祖产系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共同继承。
杨氏家族认为,根据家族内部的约定,杨氏家族享有该处祖产的70%,赵氏家族享有30%。
然而,赵氏家族认为,杨氏家族在近年来通过欺诈手段侵占了赵氏家族的遗产,实际占有比例应为50%。
赵氏家族认为,杨氏家族通过以下手段侵占了赵氏家族的遗产:1. 杨氏家族成员在赵氏家族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祖产中的部分土地卖给了他人,所得款项被杨氏家族独吞。
2. 杨氏家族在赵氏家族成员外出期间,擅自处理了赵氏家族的财产,导致赵氏家族的财产损失。
3. 杨氏家族在赵氏家族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赵氏家族的财产用于偿还债务,导致赵氏家族的财产缩水。
杨氏家族则辩称,赵氏家族所述事实并不属实,家族内部的财产纠纷纯属误会。
杨氏家族表示,家族内部一直按照约定分配财产,从未侵占赵氏家族的遗产。
三、法律分析1. 《宋刑统》规定:“遗产继承,应当依亲等近远为序,先尽亲等近者。
”本案中,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均为同宗,按照亲等近远为序的原则,两家均享有遗产继承权。
2. 《宋刑统》规定:“遗产分割,应当均等分配,不得偏袒。
”本案中,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共同继承的祖产,应当按照均等分配的原则进行分割。
3. 《宋刑统》规定:“财产分割,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本案中,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在遗产分割上存在争议,官府应当尊重双方的意愿,通过调解或判决的方式解决纠纷。
四、判决结果根据《宋刑统》的相关规定,官府判决如下:1. 确认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均享有遗产继承权。
2. 遵循均等分配原则,将祖产按照50%的比例分割给杨氏家族与赵氏家族。
宋代法制的特点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法制发展相对完善的时期之一。
在此时期,宋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章,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治理国家。
下面将介绍宋代法制的几个特点。
首先,宋代法律体系完备。
宋代以律法为主要依据,制定了多部法律典籍和法律条令,如《大宋律例》、《王制》等。
这些法律体系的建立为宋朝社会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人民能够依法行事,同时也为司法部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其次,宋代法律注重保护人民权益。
在宋代法律中,对人民的权益保护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如《大宋律例》中明确规定了对人身、财产、婚姻等方面的保护措施。
这一特点体现了宋代法律制度的人文关怀,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利益的平衡。
第三,宋代法律强调官吏廉洁。
宋代法律规定了官员的廉洁要求,明确禁止贪污受贿等行为,并对违法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这一
特点反映了当时政府对廉政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最后,宋代法律体现了科学性和民主性。
在宋代,法律制定注重实际情况,兼顾了社会利益和人民意愿,体现了较高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不仅由朝廷官员参与,还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力求使法律更加公平合理。
总之,宋代法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法律体系的完备性、人民权益的保护、官吏廉洁和科学民主的特点,为当时社会的治理和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些特点对后世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1篇一、背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法律制度较为完善。
在宋代,法律体系分为刑律、民律、商事律、诉讼律等,其中刑律尤为重要。
本文将以宋代著名政治家、权臣秦桧的“莫须有”罪名案为例,探讨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和典型案例。
二、案情简介秦桧(1100年-1155年),字会之,号鹤山,河南开封人。
北宋末年,金军南侵,北宋灭亡,秦桧随宋高宗南渡,成为南宋权臣。
秦桧在位期间,推行“和议”政策,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使得南宋获得一段时期的和平。
然而,秦桧在政治上的专权,引起了朝野内外的不满。
宋高宗赵构病逝后,秦桧的势力逐渐减弱。
公元1155年,秦桧病逝。
南宋朝廷对其进行了清算,揭露了秦桧在位期间的一系列罪行。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莫须有”罪名案。
三、案件经过1. 揭露罪行秦桧病逝后,南宋朝廷开始对其罪行进行清算。
根据史料记载,秦桧在位期间,利用职权,陷害忠良,残害无辜,谋取私利。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秦桧“莫须有”罪名案。
2. “莫须有”罪名案“莫须有”罪名案是指秦桧在位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忠良。
据史料记载,秦桧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忠臣岳飞(1103年-1142年)诬陷为谋反,最终导致岳飞被杀害。
岳飞,字鹏举,河南汤阴人,南宋抗金名将。
岳飞在位期间,屡立战功,深得民心。
然而,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竟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岳飞。
岳飞被秦桧陷害后,宋高宗赵构犹豫不决。
在秦桧的施压下,赵构最终下令逮捕岳飞。
岳飞被捕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诬陷为谋反。
岳飞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仍坚贞不屈。
1142年,岳飞被秦桧诬陷为谋反,最终被杀害。
岳飞的死,引起了朝野内外的不满,秦桧的罪行也被揭露。
3. 朝廷清算秦桧病逝后,南宋朝廷对其罪行进行了清算。
根据史料记载,秦桧在位期间,共陷害忠良数十人,残害无辜无数。
南宋朝廷下令将秦桧的罪行公之于众,并将秦桧的墓碑砸毁。
四、案例分析1. 宋代法律制度特点宋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法律体系较为完善,分为刑律、民律、商事律、诉讼律等。
第三章宋朝的法律宋朝存在于公元960年至1279年,历经北宋和南宋两个时代,以1127年金入侵中原为节点。
第一节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与立法活动一、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一)节度使割据,国家政权并不统一。
如何削夺这些割据势力,是宋初统治者首先面临的问题。
1、宋太祖和赵普等人提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进而“强干弱枝",达到集权于中央的对策.2、首先,将节度使所统领的州郡直属京师,使其成为“无职掌"的虚衔。
朝廷则直接排出朝官,管理州郡事务。
同时另设通判,牵制并监督知州行动。
3、其次,宋太祖下令各州,扣除地方财政支用之后,其余赋税收入全部运送京师。
当时将全国分为15路,设立转运使,专门负责财政税收和水陆转运,将财政收入全部控制于朝廷,削弱地方的财政基础。
4、同时,宋初时,经过反复选拔,将藩镇所辖军队中的精锐兵力收补到中央禁军之中,使留在地方的“厢兵"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
对于禁军,宋朝也采取了以文臣代替武将,定期调整将帅.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避免军权旁落。
(二)上述集权措施以法令的形式加以表现,且法网严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
比如,宋太祖曾令在后苑造一熏笼,几天没有造好。
太祖问何故,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由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逐级办齐手续,复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方才制造,然后送上.太祖对赵普说,“民间用数十钱买一薰笼即可,而我却好几天都拿不到。
”赵普说,“这样的规定不为陛下设,而是为陛下的子孙设,使其无理制造奢侈物时,受到约束。
”二、《宋刑统》963年(建隆4年),宋太祖命令窦仪主持修订法律,编成《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共12篇,502条,简称《宋刑统》。
在内容上,首先,将律文12篇分为213门,每篇下所包含门数不等(少则捕亡律5门,多则斗讼、杂律26门),每门下条文性质相同。
其次,律文之后加疏议,再赋以有关的敕令格式,达170多条。
北宋的法律司法机构北宋前期,实行增设新机构以夺旧机构职权,六部寺监职权大多为相应的新机构所夺,但涉及司法的刑部、大理寺,保留较多的职权,这在北宋前期的省、部、寺、监中是少见的。
刑部作为朝廷司法政务机构,宋初掌管“律令、刑法、案覆、谳禁之制”,“掌覆天下大辟(死刑),举其违失而驳正之”,以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
设详覆官六员、法直官一员。
淳化二年(991),从“中书五房”的刑房分出职权,设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案)、(详)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这是在刑部复核后再复议。
淳化四年,改为“大理寺所详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详覆”①,刑部详覆权被夺,详覆官随后也减为三员。
景德三年(1006),刑部“别增(详覆官)一员,专举驳大辟公案”。
是对“断讫公案”,从银台司降到刑部极刑案库存档前,还要“分与详覆官看详,内有不当,即行封驳”。
这是在大理寺依据各地“奏狱”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断后,直接送审刑院详覆,“勿复经刑部详覆”的规定以后,刑部新增的死刑案最后详覆封驳权。
熙宁四年(1071),还规定“刑部详覆官如疏驳得诸处断遣不当大辟罪每一人,与减磨勘一年”的奖励;如“失覆”一人,要“展磨勘一年”,累计失覆四人则要被罢官①,说明直至元丰改官制前,死刑案件终审、详覆后仍须由刑部作最后详覆。
咸平三年(1000),又“诏州府军监旬奏禁状,自今并送审刑院看详”,审刑院又分得对各州府“旬奏禁状”的详覆权,但主要仍由刑部详覆。
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诸州旬申禁勘,设有用条不当,(刑部)自可举驳,不必别录按奏”②,刑部在这方面权力更扩大了,而且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也始终由刑部掌管。
综上所述,可见北宋前期的刑部仍保留较多的职权。
大理寺是朝廷司法事务机构,北宋前期并不直接审案,“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计,但掌天下奏狱(也称奏案,指需要上奏朝廷裁决的案狱),送审刑院详(覆)讫,同书以上于朝”,也就是“谳天下奏狱而不治狱”。
设详断官六员,后增为十二员,又设检法官、法直官。
大理寺只是依据各地上报的“奏狱”案件材料进行审断,然后报刑部,以后改为报审刑院详覆,大理寺的详断官还每日轮差到审刑院商议上奏案件的文字①。
御史台除监察职能外还负有司法方面的职责,设检法官一员,掌检详法律;设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狱事”。
淳化初,设推勘官二十员分谳天下大狱,咸平初减为十员,后罢。
各级地方官府州、府、县、厢、镇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审理案件,州府长官的司法助理为推官、判官,州府的司法职能部门有司录(录事)参军,审理户婚之讼,主要是民事案件;法曹(司法)参军,主刑法。
北宋初,沿五代旧制,州府设马步院,开宝六年(973)改为司寇院设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为司理院设司理参军,专司审讯狱事;首都陪都则另设左、右军巡院,掌治安及有关案件的审讯,设左、右军巡使及判官。
①《旧五代史·刑法志》。
①《旧五代史》卷108《苏逢吉传》,卷129《许迁传》,卷107《史弘肇传》。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15 之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卯;卷34,淳化四年二月壬子。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15 之2。
为了纠察首都开封各类司法审判机构的所有徒罪以上案件可能出现误判的情况,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所有御史台(天圣八年前)、开封府、三司、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等机构,审判的徒罪以上案件,都要供报,如有必要则“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
凡大辟,皆录问”②,并可直接重新进行审讯,主要是侵夺审刑院的首都地区死刑案的详覆权。
淳化二年五月“诏(诸路)转运使司,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刑狱”,这是设专职路级司法官之始,次年十月罢。
景德四年(1007)正式设诸路提点刑狱司,曾两度罢设,并其职权于转运司,后成为常设路级监察、司法机构①。
北宋前期由于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刑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大理卿、大理少卿、大理丞、大理评事等,北宋建国之初还实任其职,但不久相继都成为寄禄官名,并不任刑部、大理寺的职责,以判刑部事为刑部长官,所属各司设判司事为主管官,设详覆官以代原刑部的刑部司郎中、员外郎之职;以判大理寺事、权大理少卿事等为长官,另设详断官等以代大理正、评事等(初期还兼大理正、评事等官名)职责。
此外还有临时设置的司法机构,“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
重大案件则下御史台狱,断案后由开封府、大理寺“究治”②。
法律、法规的制定北宋建立之初,运用唐代、五代的法律,史称:“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格)后敕》、《开成详定(格)》、《(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后晋)《天福编敕》,(后)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③,可说是除了后梁的法律以外,唐代、五代的法律都在使用。
北宋朝廷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统一法律的工作。
自唐代《大中刑律统类》,采取“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①,便于运用,后唐、后周相继编撰《刑统》。
建隆四年(乾德元年,963)二月,诏以后周《显德刑统》为基础增删改修;七月,修成《重定刑统》(史称《宋刑统》)30 卷,也依《唐律疏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 篇;篇下设门,共213 门,律后附敕、令。
《宋刑统》的律文,基本上抄袭唐律,改动不大,以及所编《建隆编敕》,“诏刊板模印颁天下”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刻印的法典,后虽有数次小的修改,但大体沿用至宋末。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15 之29、15 之3。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24 之1、15 之6。
②《宋史》卷163《职官志·刑部》。
③《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提刑》。
①《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
自唐代以来,凡属律所未载者,例以敕判决,敕、律并行,为宋代所沿袭,编敕成集是重要的立法行为,历朝都进行。
综合性编敕如太宗朝《太平兴国编敕》、《淳化编敕》,真宗朝《咸平编敕》、《大中祥符编敕》,仁宗朝《天圣编敕》、《嘉祐编敕》、《庆历编敕》等,自咸平元年编《咸平编敕》,依照《宋刊统》分为12 门分类汇编。
专门的编敕如《农田敕》、《转运司编敕》、《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司一务敕》、《审官院编敕》、《群牧司编敕》,此外还有《铨曹格敕》、《贡举条制》、《嘉祐录令》、《驿令》等等。
制定与编集法令,成为北宋朝廷的重要职责。
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南宋思想家陈亮曾对宋代以前的司法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
”③中国古代的司法由人治为主,经人治、法治并治时期,再到以法治为主,是中国古代司法史发展的必经历程。
但是,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还是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才是以法治为主的时期。
北宋前期的法律形式,也和唐代一样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刑统》)是包括刑法、民法、诉讼法的法律条文,是判案定罪的主要依据;“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主要是有关制度的规定;“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是朝廷机构日常处理事务的规定;“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是朝廷的公文程式和行政细则①。
律为法律,令、格、式则多属法规。
另以《编敕》以及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等作补充。
《编敕》依据《宋刑统》的分门编制,说明《宋刑统》,即律在法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北宋前制定的多种法律、法规,为官员们依法判案提供了依据,而且初任官员都要学习律令。
但是,正如文彦博在神宗初年所说:“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说明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与唐末、五代相近。
至于以不合情理为由,法外量刑,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
史称:“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
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
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
”②可说是北宋前期“人、法并行”司法情况的概括。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1 之1。
③《新唐书》卷56《刑法志》。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己卯。
②《陈亮集》卷11《人法》,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
前此论著虽提及此观点,但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
司法机构宋神宗初年,司法机构与北宋前期基本相同。
熙宁五年(1072),将三司帐案改为提举帐司,元丰五年(1082)进行官制改革,将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帐司等归并入刑部,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郎中、员外郎为所属四司长官。
元祐元年(1086),将原纠察在刑狱司职权由刑部划归御史台,将原帐司职权从刑部比部司中划归户部。
元祐三年,又将户部仓部司勾覆等案划归刑部比部司;罢大理寺古治狱,而依三司的旧例,另于户部设推勘检法官,“治在京官司应干钱谷公事”①。
①《新唐书·刑法志》。
大理寺成为最高审判机构,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为正副长官,以及正、丞、司直、评事等为属官,复设大理寺狱,少卿以下官员职务分左、右,左断刑、右治狱。
元祐三年罢右治狱,绍圣二年(1095)复设。
御史台在元丰改官制后主要作为监察机构,而司法职权减少,废推直官,罢御史台狱;设检法官,检详法律。
南宋时并省机构,但各司法有关机构仍保留。
北宋后期及南宋的各级地方司法机构,大体与北宋前期相同,首都“行在所”临安府司法机构,有左、右司理院及府院。
南宋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以及建康、镇江、鄂州等各地御前屯驻大军,都设有“推狱”,称为“后司”。
制定法律、法规神宗朝制定法令日益完备,除了综合性的《熙宁详定编敕》、《元丰编敕令格式》、《赦书德音》、《申明》外,还有不少专门的法令汇编,如汇集司农寺主管的改革法令《熙宁新编常平敕》、《元丰司农敕令式》,科举、学校方面的《熙宁贡举敕式》、《武举敕式》、《国子监敕令格式》、《武学新修敕令格式》,经济方面的《都提举市易司敕》、《茶法敕式》、《盐法》、《水部条》,保甲、将兵法及军事方面的《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熙宁开封府保甲敕》、《元丰将官敕》、《熙宁详定军马敕》,法律方面的《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熙宁法寺断例》,等等。
“申明”、“断例”作为法律、法规,首次正式汇编成集。
元祐时,废罢“新法”,修订法律、法规成为首要任务。
元祐元年,不仅立即编成《元祐详定敕令式》,而且重行改修的元祐编《元丰敕令格式》,以及已经删修的《元丰尚书户部、度支、金部、仓部格式》等一系列新修或删修的法律、法规。
哲宗亲政后主要是复行神宗时的法律、法规,而元符二年(1099)所修的《元符敕令格式》,则是相对地屏弃新旧党政见,部分地采纳元祐时敕令。
好大喜功的宋徽宗时期,更是大举修订法律、法规,包括《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大观马递铺敕令格式》、《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画学敕令格式》等几十部法律、法规,几乎是无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