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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摘要：本文通过对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三类女性形象——贞女型、圣母型、“巾帼”型作一番考察与梳理，获悉这三类女性形象的三个特性——时代性、超时代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梁晓声；知青文学；女性形象1引言在中国当代文坛，以知青文学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的作家梁晓声在知青文学史上无疑有其独特的地位。
在隐去了那些“伤痕”与“反思”之后，他用自己的笔调“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着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1。
也正是通过这种“剥离”与“维护”。
创构了其知青文学的两大基调——“悲壮”与“崇高”，梁晓声以笔为弦，为我们拉响着那个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火红时期的英雄主义赞歌。
虽然在几千年的封建长河中女性一直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历史记载之中，但在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却往往成为文学魅力之所在。
梁晓声的作品也不例外，其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大都给读者留下了肃然起劲的印象，对于那一代女性来说，梁晓声是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完成她们崇高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蜕变。
同时，这些女性的清绝、薄命、与崇高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作品中男人们的心灵，她们大都影响或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是以后的人生道路。
与此同时，梁晓声也在剥离着错误运动中的某些正确精神去刻画女性们命运中的勇往直前，她们在梁晓声笔尖逃逸的思绪中显示着历史的沉重，而这种沉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历史对女性命运的忏悔。
所以，笔者认为梁晓声知青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有着特定的时代光彩，又有着超越时代的意蕴，自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
笔者将从这几方面入手，去做些有关梁晓声知青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力所能及的探索。
目前对梁晓声知青作品的研究已相当丰富。
可以说有关梁晓声作品的研究处于一种“与作品俱进”的状态，且精彩纷呈。
在这些研究性文章中，研究者主要对梁晓声知青文学的创作主题，创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主题方面：李锋在《一曲悲壮的英雄主义赞歌—谈梁晓声知青小说的主题意蕴》2中认为梁晓声剥离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用一种“维护”的心态去展示那个时代特有的真诚与“英雄主义”情怀，从而揭示其主题。
知青文学名词解释知青文学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期，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
主要以城乡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为素材，以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英雄气概为主旨，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革实践、人生探索等方面的努力与困难。
一、知青知青一词源于英文“knowledgeable youth”，指的是60年代末新中国反映社会现状，用实际行动参与社会革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他们来自城市，也来自农村，涌进大城市，他们开辟了新中国知青文学的道路。
二、新中国社会新中国社会是指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形成的社会。
新中国的社会状况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局限，不同的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倾向各异，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地发生。
新中国知青文学用自身生活经验描述了社会变迁和当时社会的许多矛盾状况。
三、知青文学代表作新中国知青文学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例如《长恨歌》、《活着》、《红拂夜奔》等，这些作品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改革实践、探索人生道路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失败。
《长恨歌》以哲理的文学语言讲述了社会的悲剧；《活着》以乡土文学的散文形式，展示了一个年轻人改变命运的过程；《红拂夜奔》描述了一个女主人公找到自己理想的追求，克服重重困难而成功的故事。
四、“知青文学”概念知青文学从政治、社会、文学等方面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它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学成果”。
它具有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新青年形象的特点，这种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新中国的发展过程。
知青文学反映出真实的青年生活，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不同的青年故事。
五、知青文学的意义知青文学反映的是毛泽东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实现理想、改变命运中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
它让我们更了解当时社会的动态，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
它还坚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让我们更加坚定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
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
”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文明被摧残，民主法制被践踏。
而直接参与其中的一代知识青年，则有着更深沉的忧愤和伤痕。
文化大革命一声令下，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政治运动，虔诚地幻想着红彤彤的世界在自己的斗争中诞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干谁干？”然而，历史与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同样也是一声令下，一个上山下乡的浪潮，又把他们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推到了遥远、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被改造者的身份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生活的底层，既饱尝了种种人生的磨难与酸辛，又咀嚼了美好理想化作泡影后的痛苦和失望。
对他们来说，这种感受太强烈、太刻骨铭心了记载十年知青运动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和苦难，哭诉自己的青春在欺骗中永远的失落；倾诉神圣的革命理想、献身精神遭到无情践踏后的悲愤、失望和不平，不仅从思想上，更重要的是从感情上对知青运动进行了反思。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知识青年这一代人在文革十年中政治上受欺骗，精神上受伤害、青春被耽误、才华被埋没，以及上山下乡期间遭受到的各种打击和灾难。
几乎此时所有的知青文学作品都是“伤痕”的代名词。
在作家的笔下，小河显然已经不只是自然环境中的一条普通的河，它感受着人间的世态炎凉，承载着人间的血泪和痛苦，见证着人的悲欢离合，表达着人的喜怒哀乐。
它也成了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个体。
另一类知青作家也对自己的知青体验久久难以忘怀，所不同的是，对于知青人生，他们捕捉到的是功利的挫败、心灵的创伤和生命价值的虚无，对于知青生存空间的生命存在形式，他们在切身经历、深刻体察之后形成的，是“爱他不能，恨他又不忍”、梦魇般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
从劳作的艰辛、生活的清苦、前途的渺茫、心境的苦闷、转业军人领导层的压制摧残，乃至女知青用不上卫生纸等方面，堪称巨细无遗地对兵团战士们的处境进行了悲愤的控诉前者采用“知青”的眼光和态度看待并表现被称为“广阔天地”的边远山区以及这块土地上生活劳作的农民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从农民的生活中反射知青的生活。
浅谈“知青文学”里的梁晓声“知青文学”始于1983年，最初它指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品，以此来反映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其特殊性不仅与“文革”相关，还和60年代末期将数百万知青投入农村这一历史事件紧密相联。
这一文学现象分为三个阶段：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带“伤痕”性质的知青小说，写人生的苦难历程，以血泪的控诉为特征；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主要描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以对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肯定为特征；80年代中期以后是具有“反思”性质的知青小说，以对人性扭曲的思考为特征。
纵观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他们已经自觉地把知青的悲剧与人生悲剧联系在一起，从各种人生本体意识、生存意识和生命情感出发，同时又站在历史文化、哲学和社会诸多联系的高度来反思一代知青、一个民族的生命的跳动。
20世纪70年代末，梁晓声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走上新时期文坛，继而写出了《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其作品多以描写知青生活及知青返城后的命运遭遇为主。
自他走上文坛起就一直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深切关注，被称为“平民代言人”。
其作品有两类：一类是“知青小说”，表现特定时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代表作如《今夜有暴风雪》。
另一类作品则相对平实，多以城镇、农村、学院、家庭等领域的生活，为背景表现出他开拓生活视野的意向，具有鲜明的纪实风格。
代表作有《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父亲》。
梁晓声以创作“知青小说”登上文坛，其作品中洋溢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色彩使其有别于其他知青作家。
他的作品用自己的血泪书写了人的精神和尊严永不堕落的历史，透过他对知青一代苦难艰辛的人生道路和情感历程的真实描述，我们不仅看到了那一代人心中难以抚平的创伤，更看到了那一代人为青春、理想献身的悲壮和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也显示了梁晓声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对民众、对自我进行审视和反思的心路历程，他用生命、激情和心灵写出知青一代的昂扬青春与崇高奉献。
反映知青的纪实文学1.引言1.1 概述概述部分:知青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指定到农村、边远地区参与农村劳动和农村建设的大中学生和大学毕业生。
他们以自愿或被强制的方式被派往农村，与农民一同生活和劳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的经历和故事，成为了我国纪实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题材。
知青这一历史时期体现出了大量的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曲折。
反映知青的纪实文学通过描写知青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展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背景。
这些作品以真实的情感、生动的描写和独特的视角，记录了知青们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工作环境以及与农民的相处之道。
反映知青的纪实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感受到那个特殊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氛围。
同时，这些作品也帮助我们审视和思考当时的历史事件，反思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道路。
知青的经历和故事，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以概述知青的背景与起源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知青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探讨知青经历的意义与影响。
同时，还会对当代纪实文学中的知青题材进行研究和剖析，以期全面地展示并深入了解这一特殊时期的知青群体及其在纪实文学中的表现。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包含以下内容：文章结构的安排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阅读整篇文章，同时也能够使文章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采用以下结构来组织内容：1. 引言：介绍反映知青的纪实文学的背景和重要性，为读者提供一个概述。
- 1.1 概述：简要介绍知青和纪实文学的概念，指出知青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群体，而纪实文学则是通过真实的叙述和描述来反映历史和社会现象的文学形式。
- 1.2 文章结构：详细说明本文的章节安排和内容组织，以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整篇文章的结构和发展。
- 1.3 目的：说明本文撰写的目的和意义，即通过分析反映知青的纪实文学，探究知青经历的意义与影响，并观察当代纪实文学中的知青题材的发展和变化。
“知青文学”是文学史上凝重的印记，它以上山下乡时期的千百万知识分子为主人公。
作为80年代初期出现的文学形式，知青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梁晓声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为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群体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真诚的赞歌。
在世纪末的风云变幻之中，是梁晓声以及更多的知青文学作家仍然高擎着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旗帜继续呼唤新的理想。
在梁晓声的全部作品中，知青文学只占了十分之一的比例，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迹。
作为一个高产作家，梁晓声以知青的上山下乡作为题材的作品，成为了中国当代知青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曾经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从最早的《今夜有暴风雪》到后来的《雪城》，梁晓声在自己的每一部知青文学作品中都倾注了对知青的特别关注，尤其是他笔下的知情命运，更是多样而又复杂，醒目而又深刻。
一、梁晓声笔下的知青命运（一）共同遭际梁晓声的知青作品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作品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物形象来真实、动人的展示了知青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的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
严格的来说，知青的命运包括下乡时的命运和返城后的命运。
在梁晓声的所有知青文学作品中，可以将知青的命运普遍分为四种类型。
这四种命运分别概括为死、留、返城后失业或者不顺和返城后顺利。
稍微归纳一下，这四种类型的普遍命运又可以再划分。
这四种命运中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两种命运属于知青下乡命运；后两种命运属于知青结束下乡返城后的命运。
下面就结合作品里体现出的种种原因分析一下这四种命运。
1、乡下时期的两种命运形态第一种：死。
所谓“死”，就是指知青在下乡的期间因为种种原因死了。
高不成，低不就，既没有在下乡的过程中稳定下来，又没有坚持到运动结束，这种命运往往是知青最惨的结局。
知青的死也分好几种。
有的死得很干脆，很冤，也可以说是死于非命。
这种死在很多作家的知青文学作品里面都可见到。
何为知青文学？当代人普遍认为，知青文学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对文革中知青的遭遇，以及文革后知青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
这与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知青文学的界定保持一致。
不过，这只是狭义上的知青文学。
根据学者定宜庄、刘小萌对上山下乡史的研究，上山下乡的起止时间为1953年到1980年。
如果将上山下乡作为知青文学的大背景，那么知青文学的外延就包括不限于文革。
在此基础上，学者郭小东给出了广义的知青文学概念，即，以上山下乡为题材，展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与精神风貌的一种文学样式。
从郭小东的这个界定可以看出，知青文学几乎是贯穿新中国历史的文学现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以不同的面貌存在，被归入不同的文学思潮范围中。
一、文革前的知青文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3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始之年，也是中国知青文学的起点。
这一年，团中央下发文件，组织高小、初中毕业生回乡。
这次号召知识青年回乡是一种政策性的倡导，本质上是人力资源调配的行为。
除了强制性地把右派分子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外，其他人的回乡行为基本上是自愿的、零散的。
不久后，文坛便出现了一批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的文学作品，如马烽的《韩梅梅》、邓普的《军队的女儿》、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冯金堂的《红姑娘》、柯蓝的《洋土结合》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着共同而鲜明的主题，即革命理想与革命豪情，以及这种理想与豪情在现实斗争中的消长变化，最终升华为对革命理念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歌颂。
这类文学作品包含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所创造的人物概念化、简单化，只不过是国家政策的传声筒罢了。
二、文革期间的知青文学文革期间的知青文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流价值下的文学创作；另一部分是带着反叛精神的地下文学。
文革10年给广大知识青年带来的精神伤痛，一直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如食指等人的诗歌创作。
那些所谓的地上文学，则处在话语权与文学精神被阉割的状态下。
1973年前后，文坛出现了一些反应知青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如，张抗抗的《分界线》、邢凤藻与刘品青合著的《草原新牧民》、汪雷的《剑河浪》、王世美的《铁旋风》等。
这些小说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青生活的状态，但受先天不足的影响，难免堕入俗套。
与此同时，政治审查也是无处不在。
这里举一个例子。
如今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于1975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分界线》。
有一处写到北大荒的原野上有野罂粟花，当时没留意。
样书出来后，被送到有关部门审查。
张春桥夫人发现了罂粟这两个字，立即召见出版社领导，指出这是一个政治性错误：罂粟是国际公认的毒品，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杜绝了毒品的国家，中国的土地上怎么可以生长罂粟？这不是往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吗？这不是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提供攻击我们的口实吗？出版社当即让印刷厂悄悄地将已经印出书全部返工，翻到书中出现罂粟字样的那一页，由工人把每一页上的罂粟用纸贴上，换成石竹花的名字。
尚未印出来的那几十万册，那一页全部改版重印，另行装订。
这类作品是作者在时代大潮下滥用激情，失去独立个性的产物。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模式化、套路化，小说内容所表达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
作家倾向于用僵化、做作的笔调，表达变态的豪情壮志。
他们几乎被宗教式的政治氛围彻底扭曲，精神状态处在无耻的亢奋中，写出的东西多为文字垃圾。
三、知青文学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归来的右派作家，满怀热情地批判文革、反思历史，将历史的伤痕展示于众。
以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为主题的伤痕文学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主潮。
刘心武的《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年青一代精神与心灵的伤害；卢新华的《伤痕》，反思了文革给青年一代心灵及家庭造成的悲剧。
展示伤痕的同时，作家们不忘记与主流政治价值保持一致，将作品的主题归到赦免个人，搁置对历史与人性的讨论，团结一致向前看上面。
此后的伤痕文学从批判文革向构建新的历史主体过渡，为文革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探寻历史的延续性与政治的合法性。
随着知青作家的崛起，伤痕文学的主题也在发生着转向。
从丛维熙的大墙文学到张贤亮的《灵与肉》，伤痕已经变得太美，甚至看不见伤痕了。
历史的非理性与荒诞性，被这些归来的既得利益者们，通过神圣的笔，慢慢抹去，实现了自身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无缝对接。
右派作家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的终结，将这部分反思继续下去的是知识青年作家群体。
很显然，知青文学与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有着交叉重叠的地方。
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的知青作家，更多是通过回忆性叙述，书写知青的困惑与迷茫，以及暴露知青岁月时的伤痛与阴暗。
这些创作可以归入伤痕文学的大类里。
也有些学者将这些作品及之后的知青文学作品归入反思文学。
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否定了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揭示出知青经历是浪费青春年华这一事实。
叶辛的《蹉跎岁月》用极为高昂悲壮的基调，对文革表示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一种昂扬的格调。
随着知青文学的发展，这些淡淡的伤痕慢慢消失。
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的作品与当时的伤痕性质的知青文学大不相同。
他的小说不再剖析知青一代的心灵创伤，也不再感叹青春的失落，而是描写乡村生活和风土民情。
他的名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已经没有了伤痕文学批判与反思的力度。
此外，王安忆的《本次列车到终点》已经开始描写知青返城后的失落感，以及面临的生活与生存问题。
这种失落感促使知青作家重新思考知青文学的主题。
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把知青返城后的失落感变成了主动的理想主义。
这预示着知青文学主题的转向。
梁晓声北大荒文学的出现，为知青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他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1983）以充沛的英雄主义豪情书写北大荒一代知青的气质与命运，仿佛给中国文坛刮起了一阵飓风。
这是知青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它的出现，给当时的知青作家出了道难题。
很多作家开始冥思苦想，希望突破固有的知青文学套路，超越梁晓声。
在梁晓声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充满昂扬向上的力量。
将这种文学精神发扬较好的首先是张承志。
他的小说《北方的河》所彰显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吻合。
这种风格一改宏大而集体性的历史叙述，内容变得极为鲜活和实在。
这种改变也意味着知青小说正向新的多元叙述的趋势转向。
从伤痕文学一脉下来的知青文学，展示蹉跎岁月的壮丽与沉湎于青春失落的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并没有对知青之一代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到80年代后期，大量知青作家的写作开始尝试非知青题材。
随着现代派文学的回归，知青文学面临着更为深刻的转向问题。
四、知青文学的转型与衰微上一部分谈到了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主题与叙述模式的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变预示着中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向。
现代主义之所以兴起，是处于主导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与社会发展的阶段与作者面临的创新压力有关。
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向现代主义转向不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接续罢了。
早在文革结束初期，作为伤痕文学一个偏门的王蒙就尝试用意识流写作，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早期践行者。
王蒙的意识流写作，更多是在现代派技术的掩盖下，悄悄越过主流价值之外的小心翼翼的异端尝试，属于反思文学中较为深刻的写作。
到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以及徐星发表《无主题变奏》之后，现代派在中国文学界已经崭露头角。
在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创作手法和思想的影响下，知青文学的创作主体开始反省并寻求艺术上的突破。
面对现代主义思潮，中国文学的主导文化受到来自创新的新文化的冲击。
主导文化中的变革因子与创新文化相结合，催生了寻根文学的发生。
寻根文学是知青作家面对现代主义冲击的自然反应，但同时也是他们追踪现代主义的结果。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对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启示：回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一样可以具有现代性。
陈晓明教授认为：寻根可以从西方现代主义的高度撤退下来，回到熟悉的民族本位，甚至再回到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乡村生活，而并不一定会失去现代主义的艺术性质或水准，这是中国作家豁然开朗领悟到的一个境界。
寻根的文学概念于1984年提出，随后学界出现了大量相关言论。
虽说寻根的旗号1985年年底才打出来，但被列为寻根系之内的作品很多是之前发表的。
含有大自然主题的早期知青小说都被归为寻根文学，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等。
寻根文学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应该是阿城的《棋王》。
在《棋王》里，阿城把知青文学书写时代和历史的主题转换成对叙述知青的个人记忆。
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在这部作品里，乡土中国的背景成了叙事的主体部分。
不过，批评家认为，寻根文学站在文化的高度夸大了个人的记忆，将个人的记忆上升为艺术创新和思考国家宏大命运的高度，实际上显得笨拙、虚假和矫情。
到20世纪90年代，知青文学全面衰微。
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依然辛勤地耕耘在文学领域，其他的作家要么改变了写作题材，要么转换了职业。
他们三人的创作成为知青文学的绝响。
此外，王小波《黄金时代》的问世，实现了之前知青作家一直未能实现的突围。
作品中对性爱的正面书写，对现实的批判和嘲讽，对人生状态的反思，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迥异于90年代之前的知青小说。
除了《黄金时代》之外，90年代有影响力的作品少得可怜。
文学界反应不错的作品，不过是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等几部。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数倍于知青小说的知青回忆录。
知青回忆录作为一种压抑已久的民间声音，是知青文学的另一种立场和姿态。
这部分回忆录多少有点直面历史，进行自省和忏悔的精神，好歹弥补了一点早期知青小说的不足。
很多人把姜戎于2004年出版的《狼图腾》归入知青文学里。
虽然这部作品从题材上看可以归入知青文学，但它对民族性的思考主题远远压倒了知青文学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的惯常主题。
2013年出版的，梁晓声的《返城年代》和韩少功的《日夜书》，主题、格调与当年的知青文学差异明显，是知青文学的变体，也算是在新世纪的回光返照。
虽说知青文学的各种变体不断出现，但作为有着特殊反思性背景和主题意向的知青文学已经终结。
五、知青文学未摆脱主流政治意识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可以明确地说，知青文学已经成为历史，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还将继续出现。
纵观知青文学史，有一点可以确定，知青文学是特定政治意识、政治体制或政策的产物。
知青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着浓重的政治性。
知青文学的主题也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知青文学巧妙而又隐蔽地寄生在政治体制上，为某种政治运动、政治统治进行合法化的文学表达。
无论在任何时期，知青文学首先表达的是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体制内的审美观念。
作家只有在满足了这种政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讨论艺术性及文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