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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建设与发展发布时间：2022-07-14T01:34:59.240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2年3月5期作者：章彤晖[导读] 民国以来，边政学作为一门显学受到广泛研究，国民政府为培养务边人才开发边疆，在部分高校筹建边政学系。
章彤晖（四川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摘要：民国以来，边政学作为一门显学受到广泛研究，国民政府为培养务边人才开发边疆，在部分高校筹建边政学系。
边政学系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在建立后发挥了一定作用，为边疆培养了大批人才，对边疆建设做出显著成绩。
西北大学边政学系于1944年创建，是全国首创的边政学系之一，其演进和发展对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边疆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试梳理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筹建过程及学科建设，阐释该系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西北大学；边政学系；学科建设民国时期高校设立边政学系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笔者目力所及，民国时期设立边政学系的高校有朝阳学院、东北大学、中央大学、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
朝阳学院建边政学系最早，课程设有蒙文、俄文。
东北大学紧随其后，于法学院增设边政学系，针对东北具体情况设有俄文和日文课程。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府迁至西南大后方，西北与西南边疆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国府的积极筹划下，高校也掀起了对边疆地区的研究热潮，纷纷筹建边政学系培养务边实边的服务型人才，为边疆的开发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
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经民国政府授命成立于1944年，其目的是造就大批边政人才，从事边疆政教工作。
[ 参见《法学院增设边政学系》，《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44年6月16日]当下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研究相对完备，但就边政学学科在高校中的发展研究较少，尤其是对边政学系的学科梳理并不完善。
本文试从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沿革、学系学科设置及对当时对开发西北的意义等方面梳理该系的演进与发展，力求还原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历史原貌。
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
考
汪洪亮
【期刊名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56)1
【摘要】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由此中国边政内涵也极为丰富。
“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
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总页数】9页(P10-18)
【作者】汪洪亮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93
【相关文献】
1.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2.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视域下高职英语课程思政:逻辑、价值与路径
3.融通教材、基于学情的教学设计——“中国式现代化”融入高三思政复习课的一次教学实践
4.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思政课的思考
5.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中华传统文化的解释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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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5月 Vol.34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12──────────收稿日期：2011-11-01 作者简介：封磊（1986-），男，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国边疆史地。
-71-近五年来边政理论研究综述封 磊（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摘 要：近年来关于边政研究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酌取有关边政理论研究，从边政学科及其建设、边政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民国政府时期的边政研究等方面，对近五年来的边政理论做一综述并指出问题，以期能为边政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边疆；边政；边政学；边疆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3-0071-03A Review of Research on Border Politic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FENG Lei(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considerable progress on border politics has been mad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boarder politics theory, border politics theoretic achievement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as reviewed, in terms of the discipline and its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border politics study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and some issues are pointed out to be helpful to study on border politics.Key words: border areas; political affairs in border areas; border politics; Chinese politics of border areas吴文藻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一文，被视为边政学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标志，已成学界共识。
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王佳红摘要：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发端于清末,兴起并繁盛于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危机加剧、学术地图变 化、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勃兴是其形成背景。
在“政”以兴“学”、“学”以资“政”的政学相洽关系作用下，民国 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民国时期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民国政府对边疆民 族地区的治理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从政学关系的视角出发审视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边政学时局与边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治理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338(2018)04-0192-07作者简介:王佳红，女，博士，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我国长久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王朝政治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大一统格 局下形成了“因俗而治”的特殊管理体制。
®但由于“因俗而治”是在不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管理模式下的一种统治形式，中央王朝的统治力就成为维系“一体”与“多元”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王朝统治力强，则“多元”从属于“一体”；王朝统治力弱，则“多元”有脱 离“一体”之势。
晚清以降，国门洞开，列强进逼日甚，国有豆剖瓜分之危，民有生计难维之艰。
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权势渐衰、威权下移，地方势力渐成坐大之势。
内忧外困之际，中央政权 的控制力大为削弱，边疆民族地区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与侵吞，边患四起。
民国肇建，边患 依然。
“九一/V事变”后，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加剧，边疆治理与边疆研究遂成为政学两界关注的 焦点;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后，政治关怀更成为边疆研究的主流意识。
于是，一个旨在研究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等问题的新兴交叉学科——“边政学”开始兴起并蓬勃发展，形成了中国边疆 研究的第二轮髙潮。
[1]在国家大义面前，民国政府和边政学人相互取力、有效互动，推动了边疆 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深人。
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与民族学＊———从杨成志的一篇旧文说起汪洪亮杨成志1941年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一文,对边政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作了精到阐述,揭示了边政研究的内涵和思想背景,强调了边政研究与民族学的密切关联,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现实关怀及努力方向。
对比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及参照时人关于民族学与边政研究关系的论述,可看出当时学界致力于国族建构和边疆建设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边政研究 民族学 杨成志 吴文藻作者汪洪亮,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68。
民族学对于中国来说是典型的“西学”,进入中国的时间较为晚近。
正如凌纯声1936年所言:“民族学是一种新兴的科学,他的独立成为专门学科,在欧洲亦只有七十余年的历史;至于中国人从事这种科学的研究,不过近二十年之事。
”①边疆研究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学术,但其兴盛则在近代以降。
近代中国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出现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20-40年代,分别以“西北史地学”和“边政学”为代表,其中,“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以现代学术研究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全方位研究”,是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
②边政研究是中国学者在当时特殊的边疆政治形态下,将民族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首次尝试,是西学传入条件下边疆研究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转型的产物。
③而学界有关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专门研究长期阙如,部分论著虽对边政学有简要介绍,但均语焉不详。
④李绍明指出,应该“善待那段历史,这段学术史是很值得回顾、值得研究”,“需要我们客观地来看,＊①②③④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边疆政治与边政学》(项目批准号:09CZS020)的阶段性成果。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参见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1页。
《民国边政史料续编》目录《民国边政史料续编》全30册马大正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内容简介：本书为《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的续编，由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教授主编，主要内容为：部分《汇编》未及收录的蒙藏委员会史料；此时期的重要期刊如《康导月刊》、《边疆通讯》等；重要的政府文件，如《建设委员会开发计划汇编》中的西北、西南专号；学者的相关著述。
另包括边疆垦务、教育、社会调查、经济、游记、风俗方面的史料，涉及到边疆各省份，每部按省份分类。
分册目录：第一冊邊疆通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1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53第一卷第三期一九四三年一月85第一卷第四期一九四三年二月107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三年三月135第一卷第六期一九四三年四月159第一卷第七期一九四三年五月183第一卷第八期一九四三年六月207第一卷第九期一九四三年七月231第一卷第十期一九四三年八月255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四三年九月279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四三年十月303第二卷第一期一九四四年一月331第二卷第二期一九四四年二月359第二卷第三期一九四四年三月387第二卷第四期一九四四年四月411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四四年五月437第二卷第六期一九四四年六月455第二卷第七期一九四四年七月475第二卷第八期一九四四年八月493第二卷第九期一九四四年九月509第二卷第十期一九四四年十月527第二卷第十一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547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569第二冊邊疆通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四五年一月1第三卷第二期一九四五年二月21第三卷第三期一九四五年三月53第三卷第四期一九四五年四月83第三卷第五期一九四五年五月111第三卷第六期一九四五年六月131第三卷第七期一九四五年七月151第三卷第八期一九四五年八月171第三卷第九期一九四五年九月191第三卷第十期一九四五年十月217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237第四卷第一期一九四七年一月301第四卷第二期一九四七年二月355第四卷第三期一九四七年三月393第四卷第四期一九四七年四月431第四卷第五期一九四七年五月469第四卷第六期一九四七年六月505第四卷第七期一九四七年七月543第四卷第八、九期合刊（凉山夷區建設特輯）一九四七年九月569 第四卷第十、十一期合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595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629第三冊邊疆通訊第五卷第一期一九四八年一月 1第五卷第二、三期合刊一九四八年三月31第五卷第四期一九四八年四月67第五卷第五期一九四八年五月89第五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四八年七月113第五卷第八、九期合刊一九四八年九月141第五卷第十、十一期合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175中國邊疆創刊號一九四二年一月209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四二年二月229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一九四二年四月245第一卷第五、六、七期合刊一九四二年七月265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一九四二年十月291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一九四二年十二月311第二卷第一、二、三期合刊一九四三年三月335第二卷第四、五、六期合刊一九四三年六月355第二卷第七、八、九期合刊一九四三年九月375第二卷第十、十一、十二期合刊一九四三年十二月399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二月419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四月483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六月551第三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八月607第四冊中國邊疆第三卷第九期（復刊號第一期）一九四七年三月 3第三卷第十期（復刊號第二期）一九四七年四月39第三卷第十一期（復刊號第三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81第三卷第十二期（復刊號第四期藏史專號）一九四八年六月115中國邊疆建設集刊創刊號167西南邊疆創刊號一九三八年十月219第二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337第三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421第四期一九三九年一月533第五冊西南邊疆第五期一九三九年三月 1第六期一九三九年五月85第七期一九三九年十月163第八期一九四○年三月245第九期一九四○年四月327第十期一九四○年七月415第十一期一九四○年九月497第十二期一九四一年五月577第六冊西南邊疆第十三期一九四一年九月 1第十四期一九四二年一月87第十五期一九四二年五月141第十六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203第十七期一九四三年六月249康導月刊創刊號一九三八年九月281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八年十月493第七冊康導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1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119第一卷第五期（如何建設新西康專號）一九三九年一月239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九年二月455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九年三月579第八冊康導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一九三九年四月 1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三九年五月93第一卷第十、十一期一九三九年七月183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九年八月325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九年九月421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507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507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593第九冊康導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1第二卷第五期（烏拉差徭專號）一九四○年一月109第二卷第六期一九四○年二月315第二卷第七期一九四○年三月395第二卷第八期一九四○年四月475第二卷第九期一九四○年五月575第十冊康導月刊第二卷第十期（教育專號）一九四○年六月 1第二卷第十一期一九四○年七月123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四○年八月209第三卷第一期一九四○年九月299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一九四○年十、十一月401第三卷第四期一九四○年十二月495第十一冊康導月刊第三卷第五、六、七期合刊（土司問題專號）一九四一年十月 1 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115第三卷第十、十一期合刊（西康影展特輯）一九四二年一月229 第三卷第十二期一九四二年三月353第四卷第一期一九四二年四月（三週年紀念專號）429第四卷第二、三期合刊一九四二年六月527第十二冊康導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四二年九月 1第四卷第六、七期合刊（蘆山新漢石圖考）一九四二年十月95 第四卷第八、九期合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209第五卷第一期一九四三年四月301第五卷第二、三期合刊一九四三年六月391第五卷第四期一九四三年七月495第十三冊康導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四三年九月 1第五卷第六期一九四三年十月109第五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209第五卷第九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305第五卷第十期一九四四年一月395第五卷第十一、十二期一九四四年四月485第十四冊第六卷第一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七月 1第六卷第二、三、四期合刊一九四五年三月81第六卷第五、六期合刊一九四五年五月173第六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四五年七月257第六卷第九、十期合刊一九四七年一月355蒙藏委員會工作報告二十六年一至五月407第十五冊民國二年度國家預算歲入歲出分表：邊疆部分 1第十六冊民國五年度國家預算歲入歲出分表：邊疆部分 1民國八年度國家歲入歲出預算分表：邊疆部分287第十七冊滿洲與蒙古1中國邊疆199第十八冊求實齋邊事叢著1中國邊疆問題講話349非常時期之邊務541第十九冊中國邊疆問題十講 1邊疆教育117戰時移墾邊疆問題419邊疆屯墾員手冊481第二十冊邊疆教育概況：民國三十六年八月續編 1邊疆教育161民國行政統計彙報第五編蒙藏類211蒙藏委員會蒙藏政治訓練班一覽479第二十一册總理對於蒙藏之遺訓及中央對於蒙藏之法令 1 馬鬃山調查報告書353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439西盟會議始末記571第二十二册蒙古調查記1綏遠河套治要103呼倫貝爾205呼倫貝爾概要517第二十三册呼倫貝爾問題1內外蒙古考察日記97理想之新綏遠453第二十四册內蒙自治史料輯要 1蒙古概況與內蒙自治運動157內蒙盟旗自治運動紀實297第二十五册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 1蒙古問題359第二十六册前綏遠墾務卷宗目錄表 1綏蒙輯要213第二十七册建設委員會開發計劃彙編: 西北專號 1第二十八册西北問題圖書目錄 1西北情況演講週演講集185關於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257新疆建設計畫大綱草案373第二十九册建設委員會開發計劃彙編: 西南專號 1 雲南問題473松理茂懋靖汶邊務鳥瞰613第三十册西康問題1赴康日記407康藏論文索引557研究康藏問題中外書目舉要575。
如何认识三民主义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三民主义是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
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既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
孙中山强调，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
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集国内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清政府。
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
孙中山主张通过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的办法，把土地问题解决好，以预防出现欧美那种“贫穷不均”，避免“少数富人专制”而引起的“社会革命”。
进步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半殖半封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试图以革命手段来解决之，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革命的、进步的纲领。
它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和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因而它在同改良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成为一面鲜艳的战斗旗帜。
列宁也曾高度赞扬：“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
”（列宁选集242/2）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同盟会纲领存在着缺陷，它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义纲领：首先，它没有正面的、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没有把斗争锋芒直接对准帝国主义，相反，却对帝国主义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
其次，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同时，也没有明确的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边疆学术史民国时期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及其对边疆学术之形塑（下）三、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对民国边疆学术的形塑民国时期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使边疆学术研究的内容与形式，组织与运行都发生了极大变化。
此前中国边疆研究，主要由研究者个人兴趣驱动，个人经费支持；研究活动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非常依赖个人能力，包括身体、经济及研究等方面的能力。
而其研究成果，发表途径也相对单一。
但随着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及与之匹配的众多边疆研究刊物及出版机构的出现，使边疆研究成为一种众多学人抱团合力而又相互竞争的事业，成为国家边疆开发与建设的“计划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术活动迅速开展、研究成果较快发表的热门领域。
第一，边疆研究机构的设立，使边疆研究开始从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从书斋研究为主到实地调查为主转变，促进了边疆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
这些学术机构因其组织机构完整，规章制度健全，经费来源相对多元，在开展学术交流与调查研究活动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凝聚学者、组织研究和培养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然非此前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学术形态所能比拟。
1930年代边疆研究虽然已有一定规模，但多为对边疆地区的概况介绍，以描述事实和列举数据为主，比较缺乏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
以华企云为例。
1930年《新亚细亚》发布其论著目录，赞其“精研史地，专心致志于边疆问题之研究者垂六七年，其苦心孤注，殊堪令人钦佩！所草边疆问题之稿件，自满蒙而至云贵，盖已将中国之边疆问题网罗无遗。
”[35](130)其作品广泛征引中国古籍、近代文献及当时新发表资料，却没有表现出其有边疆实地考察的经历。
华企云尚且如此，那时边疆研究整体状况可想而知。
1937年，思慕指出：“中国近年关于边疆问题的新书，已出了不少”，但“对于边疆问题的因果关系，未作充分的、严正的剖析”，“有一部分著作又嫌芜杂，虽可供给我们以相当的材料，但是未能给我们以一个明瞭的观念”。
[36](1-2)1936年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理论及方法之作较多，实际研究占少数”。
杨天宏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序按：本文为历史学家杨天宏先生为拙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所作“序”。
虽为一书之序，却谈及很多问题，包括边疆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程、人类学的学科关怀及其学派问题以及国族构建与民族文化的相通相异之处，概言之，其实就是一个历史学者眼中的中国人类学。
至于为拙著提出的若干真知灼见，则值得反复涵咏，作为我以后的一个思考方向。
该序曾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4期。
在学术不断推陈出新的今日，学科交叉融合不仅成为寻求突破既有学科学术研究现状的重要思路，而且成为创立新兴学科、开创学术研究新领域的实践途径。
最为典型的学案可以在人文学者不太熟悉的化学领域寻觅到：现代化学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在诺贝尔化学奖大部分都是交叉学科奖。
从1901-1990年诺贝尔化学奖来看，在总计82个奖项中，有71个为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三门学科摘取，明显展示了学科交叉的独特优势。
其实不仅化学，几乎所有学科，寻求与其他学科交叉已成为趋势。
截止上世纪末，交叉学科总数已超过全部学科的一半，其中社会科学因“交叉”而形成的“学科”有571个。
[1]与史学相关的诸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生态史学、心理史学等，都是在不同学科交叉点上生长起来的学科。
交叉学科的成长多数情况下是学者有意识学术努力的结果，但一些情况下却是不经意走出来的学术路径。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尽管用于比喻学术，有人会持不同意见，近代中国边政学的兴起却可印证鲁迅的说法。
“边政”成为“学”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趋向高潮的产物，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试，就其融汇众多学科于一体而言，可以算得上是典型的“交叉学科”。
从学术史立场观察，“边政学”是中国边疆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标志。
学人心目中的“边政学”乃“边疆政治学”与“边疆行政学”的合称，[2]而“边政学”则是基于“边政”或应“边政”之需而产生的学术与学科。
其概念中的“边疆”（frontier）并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诠释，除了地理之外，通常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几层含义，其中“文化”含义被强调得最多。
[3]龚自珍画像“边疆研究”源远流长，传承有绪。
自《史记》以列传记述“西南蛮夷”事迹起，历代史书中的“蛮夷传”乃至部分“外国传”，均可视为“边疆研究”的成果。
到了清季，对“边疆”的研究俨然处于“显学”地位，出现了徐松、沈垚、龚自珍、程恩泽、俞正燮、张穆、何秋涛、李光廷、魏源、梁廷枏、徐继畬等一大批潜心研究边疆的学者及大量有关边疆的著作。
[4]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曾对东北历史地理做过深入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
光绪八年（1882）三月，胡传受吴大徵委派赴宁古塔与珲春交界的原始大山，实地勘查地势水文及常住人口，写下调查笔记《十三道嘎牙河纪略》，之后完成的《中俄分界牌》、《吉林防务》、《辽海榷盐和议》等，更为认识清末东北边政提供了重要参考。
金毓黻说魏声龢曾向他提及此事，称清代留意东北地理者有三人，一为吴兆骞，一为胡传，一为曹廷杰，[5]充分肯定了胡传在边疆研究中的地位。
然而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
从学科领域看，清季的边疆研究大致局限在边疆史地范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自然科学，则更是无人问津。
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学者，大多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居多。
尽管如此，历代学人所做边疆研究，为尔后“边政”及“边政研究”发展成“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陶然士在调研民国以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之势，而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开始起步。
1922年，华西协合大学设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学会虽以叶长青、陶然士、莫尔思、葛维汉等外国学者为骨干，亦有中国学人如李安宅、方叔轩、徐益棠、冯汉骥等参与（后期以中国学者为主），该会所做领域广泛的边疆研究成果，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等期刊上，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6]1928年，清华大学袁复礼、翁文灏、罗家伦等组建边疆史地学会，后又成立边疆研究学会，旨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解决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办法”。
[7]同年南开大学蒋廷黻、张彭春、何廉、李继侗等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东北研究会，致力于东北历史及现状的研究。
[8]这些带有西学色彩的学术努力，为边政学的兴起从现代学术方向上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高振西、李四光、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安特生（J.G.Andesson)、斐文中1930年代以后，边疆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在此时加重产生的刺激有关。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一旦告急或为当局看重，边疆研究就会由“隐”而“显”，成为热门学科。
1931年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导致严重民族危机，边疆研究遂成“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
[9]在此背景下，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创建禹贡学会并出版《禹贡》半月刊，致力于研究边疆史地及民族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西南，沿海及中原各地众多学人随之迁徙。
一时间，中国现代研究边疆民族问题最优秀的学者几乎全部荟萃西南一隅。
[10]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受到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
于是，众多学人投入精力研究边疆；边疆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在西南地区大量涌现；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
[11]大量学人及学术机构致力于边疆研究，为边政学的兴起提供了人事及组织载体。
就内涵而言，“边政学”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使命，以开发、建设和稳定边疆为目标，以边疆政治为研究主题，同时涉及边疆经济、地理和历史文化等相关问题。
学理层面，边政学的兴起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西学”之“东渐”关系密切，边政学者充分吸纳新的学术资源，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力图使过去偏重实际的研究获得学理层面的支撑，逐渐趋于成熟。
“边政”衍生成“学”有其标志性事件和理论成果。
隶属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边政学会于1941年9月29日成立，以及学会机关刊物《边政公论》的创刊，是边政学作为学科存在的重要载体；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和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可视为边政学作为学科成立的理论宣言；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依据《推行边疆教育方案》，指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学系，规定边政学系学生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是边政学的学科地位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
从此边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国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话语中存在。
[12]从学术史上观察，边政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存在却逸出了当代学人的学术视野。
由于这一研究缺失，近代很多重要学人的学术建树都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学科领域，完整的与边疆民族问题相关的现代学术史将难以书写，这种近乎网漏吞舟的学术现象对追求周至完备学术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重大的缺憾。
李绍明先生最早提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并讲演、发文阐释此说。
汪洪亮博士能够“发现”并致力于民国时期边政与边政学的研究，反映了他对这一领域学术史全面准确的把握。
其学术贡献在于首次完整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厘清了边政学与传统边疆研究的渊源关系及其灌注西学学理之后形成的与传统边疆研究的区别，并对顾颉刚、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李安宅、凌纯声、吴文藻、费孝通、张其昀、谭其骧、杨成志等近代学人在该学科的学术创建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作了有别于其他学术史书写的绍介与研究，重新拾取了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的这段学术史记忆。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李安宅深入的近乎个案的研究以及对他在这一学科领域地位与贡献的强调，与李绍明“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概念的提出功效相似，具有部分改写中国人类学历史的含义。
人类学对中国而言是舶来的西学，故其在华最初的植根土壤是在东部沿海及附近地区，这些地区相关学术教育机构中的领军人物大多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翘楚。
由于学缘与地缘的因素，近代人类学者被分为南、北两派。
南派人类学者以中研院为中心，以蔡元培为代表，虽做少数族裔研究，却有嗜古倾向，偏重古代语言、文化及民族史研究，加上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当过人类学系主任，强化了南派人类学者打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印象，对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
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为代表，吴是学社会学的，人类学在他那里异化成“乡村社会学”。
他之所以将费孝通引进人类学领域，是因为他要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结果导致其研究取向的人类学化。
而受到吴氏影响的费孝通的人类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研究的却是“乡土性”。
[13]中国人类学不同派别之间或许并无当事人自己强调的那么明显的高下之分，但南、北两派之划分，明显遮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好像这两派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全部，忽略了在中国西部少数族裔最多地区从事研究的“华西学派”的存在。
李绍明作为长期在西部民族地区从事研究的个中人对学界的提醒及论证是有明显针对性的。
这不是西蜀学人自不量力要与南、北两派“三分天下”，而是因为“华西学派”是吾人研究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时不可闭目不视的重要存在。
姑不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外籍作者群体的巨大贡献（严格地说，他们也是“华西学派”的重要分子，他们的存在，显示了“华西学派”人类学研究所具有的充分的国际性），单是李安宅、任乃强、冯汉骥等西部学者所做贴近人类学“原教旨”含义的真正接地气的研究，已丝毫不亚于其他任何单一学派对人类学研究所做的贡献。
其中李安宅尤为“华西学派”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
我的朋友陈波博士曾告诉我，李安宅是第一个深入北美印第安人祖尼部落进行实地调查并写下为西方人类学者高度赞誉的论著的中国学者[14]，也很可能是第一个长期深入甘南藏区对藏族宗教与社会习俗做人类学调查的中国学者。
李在人们的学术记忆中被淡化很可能与他同南、北两派若离若即的关系有关，但他的成就却是不应抹灭的。
汪洪亮任职的四川师范大学是李安宅最后供职的学校，藏有很多外间见不到的李安宅留下的学术史资料。
现在他从边政研究的角度将涉及李安宅及相关学人的学术贡献展示出来，其意义不言而喻。
汪洪亮博士关注的另一重要有学术及现实价值的论题是边政学者所做偏重政治取向性的“国族”建构与人类学偏重探寻不同民族文化的异质特点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