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李嘉图经济思想研究
摘要：大卫·李嘉图，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派。劳动价值论、分配学说以及比较优势学说是其代表理论，其中，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新古典兴起之后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自由贸易的贡献却是不朽的。
关键词：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比较优势学说分配理论
一、简介
（一）生平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李嘉图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童年所受教育不多，曾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16岁时便成了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
在经济理论方面，大卫·李嘉图算是以为大器晚成的奇才。1799年，他27岁的时候，才第一读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并开始受它影响影响，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领域主要为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研究。他热心参与英国当时突出的经济问题：“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辩论。
（二）主要代表作及理论
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李嘉图的著作不像斯密那样结构严谨，行文没有斯密那样流畅，词句也不如斯密那样华美，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更为精炼的理论架构，更加贴近现实的语言与例证，全面论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使他成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9世纪初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同时，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
本文将主要介绍他的三个重要学说：劳动价值论、收入分配论以及比较优势学说。
二、主要学说
（一）劳动价值论
1.理论简介
劳动价值论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来源，作为经济学完成者的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有着精辟的轮数，其论述对近代劳动价值论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
劳动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原理，并运用该原理来考察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范畴和规律。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核心就是这样一句话：“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劳动的价值（工资）是一定社会中为维持工人生活并延续其后代通常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决定的，而利润则决定于工资。
李嘉图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和研究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他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它在三个阶级（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工资由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
2.主要内容
具体来讲，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交换价值
在他看来，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前提。效用对交换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全然无用的东西不会有交换价值。价值又称为“绝对价值”、“真实价值”、“实在价值”和“一般价值”等，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又称为比较价值，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
（2）分析了劳动量与商品价值量间的各种关系。
1）商品的价值与投入它们的劳动量成正比。在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商品价值的大小要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2）社会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把最坏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作为社会必要劳动。
3）把不同质劳动还原为同一社会劳动，把复杂劳动看作倍加的简单劳动。
（3）区分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
创新性地提出直接劳动是指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间接劳动是指生产资料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他认识到商品价值包括工人直接劳动（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和由间接劳动（物化劳动）所体现的旧价值，并指出只有工人新加入的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机器等生产资料本身不创造新价值。
3.价值理论的先进性——对斯密价值理论的批评
（1）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方面，斯密区分了二者并看到其区别，但未发现其联系，李嘉图纠正了斯密的这个不足。在这两个价值的关系问题上，大卫李嘉图辩证的认识了两者对立统一关系，指明了交换价值是由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是他也未能将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因此也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辩证关系。
（2）在价值源泉方面，李嘉图批评斯密同时用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两种规定说明价值决定，实际上是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尺度。
斯密主张劳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李嘉图接受了这一论点，但同时他对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论述作了完善。他发现，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论述前后不一致，对价值决定树立两个标准。李嘉图认为谷物作为标准尺度，指的不是投在任何物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即不是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指该物品在市场上所能交换的劳动量，这两者不能等同的，前者在许多情形下都是能够正确说明他物价值变动的不变标准;后者却会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发生同样多的变动。
因此，他指出，生产商品时所投下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李嘉图在价值源泉问题上，始终认为价值的惟一源泉是劳动。在这里，李嘉图进一步分析劳动的涵义。他指出这里的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这就对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作一科学区分，正确揭示了二者在价值形成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4.价值理论的缺陷
但大卫·李嘉图的学说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未进一步解释清楚以下问题，
即现在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与过去劳动创造的旧价值这两个过程如何在生产过程中相结合，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此外，他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概念，从而无法解决劳动与资本相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矛盾；他混同了 "价值"与"生产价格"概念，从而无法解决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矛盾。这些关键概念的混淆，导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两大难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因而，任何一种理论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的局限等原因，都会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劳动价值论也不例外，它的某些个别论断也存在着不够完善、不够清晰、不够系统等局限。承认并正视诸如此类的理论局限，并不会减弱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魅力，相反，这恰说明了理论本身的开放性活力和生命力所在，也说明了理论是经过社会实践得出的理论，实践向前发展了，理论本身更应该敢于自我批判、勇于自我扬弃，充分发展。
（二）收入分配理论
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土地产品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法则。因此，总的来说，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可分为三个部分：地租理论、工资理论和利润理论。
首先来介绍一下地租理论。李嘉图考察地租理论的时期是1770—1815年，是英国小麦价格不断上涨的时期，其地租理论与农产品生产率的降低或产品的正常涨价是有联系的。并且此时的英国已经进入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时代，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许多矛盾已经凸显出来，尤其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李嘉图首先对地租进行了定义，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土壤生产力而付给地租的部分产品”；然后李嘉图对地租存在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即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的肥沃程度及位置的差异导致了地租。紧接着他解释了地租的产生和变动规律，即级差地租理论。他认为，级差地租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的远近不同而产生的地租，第二种是由于土地报酬递减导致。
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上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有意识地运用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创立了差额地租学说。他运用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地租，在土地肥力和位置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了级差地租的初步体系，对级差地租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垄断是形成地租的根本原因，并且否认了绝对地租的存在。
而对于工资和利润理论，李嘉图明确指出，工资和利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首先李嘉图把劳动的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认为劳动的市场价格围绕着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其次，李嘉图指出，由于工人“道德的沦丧”，长期内工人只能得到维持必要生活资料的最低工资，即“工资铁律”；而长期内
利润具有下降的趋势，但这一趋势是有限的，即达到这样一种稳定状态：剩余产品足以合理分配给因食物生产的限制而达到最高点的每个人。
（三）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辟出专章，集中讨论了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1. 引论
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前，主要出现过两种贸易理论，按时间顺序分别是：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
重商主义者主张通过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从而扩大贸易顺差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富强。他们认为国家的富有与否表现为金银财富的数量多寡，贸易顺差可以使外国的贵金属流入国内，因而他们主张政府应扩大出口，同时制定政策控制商品进口，奖出限入。然而，一国的金银流入即为另一国的金银流出，顺差国的贸易得利就是逆差国的损失，因此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各国运用重商主义理论进行国际贸易会导致国际贸易的萎缩。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他指出，国际贸易并非“零和游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他指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不是其拥有的贵金属多少，而是其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增加才意味着一国财富的增加。
亚当·斯密把分工的思想推广到国与国之间。他提出了“绝对优势”的概念，如果一国相对另一国的某种产品有绝对优势，而在另一种产品上有绝对劣势，那么两国可通过专门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用其中一部分交换绝对劣势的产品，这样生产率提高，两种产品的产量均增加，适当分配这种收益，两国就能实现双赢。
2. 内容
（1）前提假定
2*2*1模型，即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生产要素（劳动）。
（2）具体叙述
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他指出，决定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两国产品的相对劳动成本，而非绝对劳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与另一国相比均处于劣势状态（即不存在绝对优势产品），仍有可能进行互惠贸易。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并出口它的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比较优势产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较大的产品（比较劣势产品）。
（3）举例说明
以下通过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进一步解释比较优势理论。
表1 两国分工前生产情况
产品葡萄牙英国合计
布匹1（劳动小时）6（劳动小时）2单位
小麦2（劳动小时）4（劳动小时）2单位
由表可知，英国在布匹和小麦的生产上，对葡萄牙均处于绝对劣势。但英国布匹的生产率为葡萄牙的1/6，小麦的生产率为葡萄牙的1/2，因此在生产小麦上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英国专门生产小麦，葡萄牙专门生产布匹，再进行交换，则两国生产率提高，均可获益。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两国分工后生产情况
产品葡萄牙英国合计
布匹 3 0 3单位
小麦0 10 2.5单位
如英国专门生产小麦，葡萄牙专门生产布匹，在劳动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布匹总产出增加1单位，小麦总产出增加0.5单位。如果用1单位小麦交换1单位布匹，则葡萄牙比分工前可以多消费1单位布匹，英国比分工前可以多消费0.5单位小麦。两国处境均获得改善。
3. 意义
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
比较成本说将自由贸易的领域推广到各种类型、经济水平各异的国家，从而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比较成本说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主线。
4. 约翰·穆勒补充：贸易条件的确定
穆勒在李嘉图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情况。他认为，实际的实物贸易条件不仅取决于成本，还取决于需求的强度（弹性）。
由图1，可知A国比较优势产品为X，B国为Y。如果A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
比国内交换更多的Y，则A国愿意进行国际贸易；同理，如果B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比国内交换更多的X，B国愿意进行国际贸易。因此两国产品的国内交换比率就是它们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上下限。
图1
在由比较优势理论决定的上下限内，实现均衡贸易条件是由两国相互之间的需求强度决定的。如果外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强度大于本国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强度，则交换比率接近外国国内交换比率，本国获利较多；反之，交换比率接近本国国内交换比率，外国获利较多。
5. 局限
（1）所依赖的前提条件过于严格
人们在建立理论时，都要运用抽象法，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建立起理论框架。抽象法运用正确与否，决定这一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实际。但也正由于运用了抽象法，限制了理论的适用范围。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模型由于过分化简，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
（2）把多变的经济形态抽象成静态的状态，忽视了动态分析
李嘉图主张按当前的比较成本格局进行分工，而没有看到比较成本、比较优势是可变的。他是从一定时点的国际比较生产力结构出发论证贸易的可能性，是一种静态均衡理论。
（3）忽视了国际分工中生产关系的作用
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去考察社会分工问题。社会分工(包括国际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但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的，因而国际分工的实质和内容不能不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因此，不能把国际分工简单地说成生产率差异的结果。
6. 比较优势陷阱
（1）定义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如果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就会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
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2）分类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3）形成原因
比较优势陷阱形成的原因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优势产品是本国产品间的比较，而在一国国内具有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才是产品通过市场检验的资格。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创造的独特的并持久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来自于产品或劳务的本身固有的属性或产地，也可能来自于生产方法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应是具有垄断性的产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对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推动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
不再具有垄断优势，所以根据本国拥有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却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此外，由于不同的要素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各国的经验表明，制成品的出口比初级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利益，而制成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般要比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的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微快一些。”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使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出现问题。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商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国际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反映了一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可以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成为引发对外贸易的经济变量。而在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商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能如实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引起贸易福利的不均衡分配。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新经济变量，这使得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开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
（4）研究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意义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长期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方法阻止对制度的创新，而另外的人又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低，无力改变现有制度，使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贫困制度陷阱。
（5）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强调贸易利益的动态性和长期性，为了获得稳定的、长期的贸易利益，甚至可以牺
牲一些中短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注重产业内部的交换关系和产业的生产率以及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能适应当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不断上升的趋势，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国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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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简介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以批判的特点而著称，他的结构化理论最初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在与功能主义的抗衡中诞生的。它的发展与完善经历了很长的时间，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结构》是该理论最成熟、最系统的著述。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可以看成是他的结构化理论的一次总结性描述。这也是吉登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在书中，吉登斯主要论说了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这也是社会学家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相关学派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和创造性论述，表达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一种建立在结构二重性基础上的理论。该理论通过对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反思，树立了自己的理论目标，即超越传统理论的二元分裂的局面，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社会学所探求的社会结构，只有经过结构化过程才能得到说明。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内容 结构化理论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探究个人的社会行动及其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他反对社会学理论传统上的将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视为彼此独立存在的两极, 要么强调“社会结构的物化观”, 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的象“物”一样外在于个人的实践的东西; 要么强调微观的个人行动、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和个人的意义建构, 将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现象来解释的二元论观点, 认为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双方都是相互包含的, 并不构成各自分立的客观现实。他的这一辩证观点全面地体现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所阐述的结构化理论之核心——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原理中。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 结构具有二重性,即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 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 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 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持, 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时空之中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依赖于行动者的创造和再创造而具有其特定的规律性: 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 其知识是反思性的和实践性的。因此, 在进行行动时, 行动者不仅有其行动的理由和动机, 而且还能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进行反思性监控; 但是行动者的知识又是不完全的,故而其行动总会遇到一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这就是社会结构, 并进而导致一些“非预期的行动后果”, 而后者又会反过来成为前者。未被行动者认知的行动条件、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行动的理性化、行动背后的动机以及“非预期的行动后果”构成了吉登斯的“行动自我的分层模型”。吉登斯认为, 人类的所有行动都表现为这个模型, 且都是以实践意识作为认知基础的。 在吉登斯看来, 社会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行动, 而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 它们不只是对人们行动的概括, 而且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同时, 行动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采取适当的行动, 测试和确认其行动所牵涉的规则。因而行动者采取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还包括社会行动所牵涉的资源——分配性资源和命令性资源, 它们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资源是权力的基础, 权力是行动者改变周围既成事实的能力, 表现在社会环境中, 则是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然而, 资源并非权力, 只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规则和资源是相互依存的: 一方面, 行动者的资源影响着其对规则的测试和确认; 另一方面, 资源又非独立于行动之外, 而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 社会成员在行动中赋予其各种各样的意义, 从而影响规则的建构。因此, 行动便具备了意义的掌握与沟通, 社会的认可与制裁以及资源的支配三种特性, 且三者相互交织。资源也因此具有转换性和传递性, 可以随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而得到改变。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04.18—1823.09.11）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也是成功的商人，金融和投机专家，并且积累了大量财产。 李嘉图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在十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14岁时，他跟随父亲进入伦敦证券交易所学习金融运作，为将来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793年李嘉图21岁时，拒绝了家庭的正统犹太教信仰，与贵格会信徒 Priscilla Ann Wilkinson (1768年－1849年10月17日[1]) 私奔，并于1793年12月20日结婚[2]，导致他与近亲疏远。他的母亲很可能从此再没有与他交谈过。差不多同时，他成为了一神论派信徒。 1799年的一次乡村度假里，他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由此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37岁的时候他完成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10年后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李嘉图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使他非常富有，1814年42岁时便退休了。 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下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他占据这个席位直到51岁那一年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去世。作为议员，李嘉图支持自由贸易和废除旨在保护英国国内农业的《谷物法》。 李嘉图的密友詹姆斯·穆勒对其政治雄心和经济学论文写作多加鼓励。其他知名友人包括马尔萨斯，他们常在协会里辩论诸如地主的社会角色之类的问题。他也
是伦敦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成员，后来成为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国王俱乐部会员。 业余经济学家 经济学刚刚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业余经济学家，不管是英国的亚当·斯密，还是法国的萨伊、巴斯夏。那个时候，大学里面也没有经济系，政府也没有开办经济研究和顾问机构，要搞经济学研究，就得自己先给自己找到饭碗。自己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谈得上研究经济学。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正是这么一个典范，而且，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大卫·李嘉图算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奇才。他27岁时才第一次读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37岁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随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他14年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笔记、书信、演说。其中，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最具盛名。李嘉图的著作不像斯密那样结构严谨，行文没有斯密那样流畅，词句也不如斯密那样华美，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更为精炼的理论架构，更加贴近现实的语言与例证，全面论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使他成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9世纪初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辟出专章，集中讨论了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商业天才 由于所有的人在中学就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以，大卫·李嘉图的名字在中国可能比任何国家都更广为人知。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在伦敦城。他是犹太人，有学者说，他之所以在后来的著作中喜欢抽象的演绎推理，就跟他的犹太血统有关。 李嘉图的父亲是个富裕的证券经纪人，所以，尽管李嘉图并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什么学，但他的父亲却有钱给他请任何他喜欢的家庭老师来给自己讲课。他12岁的时候，就曾被父亲派到荷兰留学，那时候的荷兰，可是全球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两年后，李嘉图回到英国，开始下海，跟父亲经商。 如果是这样一路下去，英国不过又多了个天才的证券经纪人而已。然而，李嘉图却爱上了一个跟自己家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姑娘。父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年轻气盛的李嘉图跟老父亲闹翻，21岁那年，父亲将李嘉图革出家门。 李嘉图只好独立经营。他已经在证券交易界摸爬滚打了七年，所以，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这些朋友们的帮忙下，他的事业很快就上了正轨。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已经发财致富。据说，在他去世时，他的资产大约价值70万镑（如果折合成现在的货币，可能价值数千万美元），每年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论点，比如反对君主专制，提高商人地位，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君主集权严重的清朝并没有多少发展，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的石船山麓，世称船山先生。明亡，他在衡阳起兵抗清，败后退至广东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中任职；桂林失陷后，长期隐藏在湘西地区的苗瑶山洞，自称瑶人。直到康熙八年(1669)才在石船山麓定居下来。他刻苦钻研，勤于著述，著作有一百余种，主要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和《通读鉴论》等。后人集为《船山遗书》。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世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嗣母王氏殉国。他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特别注重对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同时垦荒种地，联络同道，不忘兴复。晚年居住华阴，死于山西曲沃。他学问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很有研究。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思想家、史学家。父东林名士,为魏忠贤所害。他受遗命就学于刘宗周，19岁入都为父讼冤，以铁椎毙仇人。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学问渊博，研究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史学上尤有成就。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三大思想家的特点 三大思想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开创了新思潮、新学风，特点如下： ①反对宋明理学，提倡唯物主义思想 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王夫之痛斥陆王心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认为“陆子静出而宋亡”(《张子正蒙注·乾称篇》上)，王守仁为“祸烈于蛇龙猛兽”(《老子衍·序》)。他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思问录·内篇》)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被程朱颠倒了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他反对理学家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提出“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同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黄宗羲也反对理学家的空谈，倾向于唯物主义思想。 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一)是当代西方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现代性的后果》(1989)、《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还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欧洲模式》、《在边缘》、《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失控的世界》。 王铭铭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中说：“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两打大方面．即对西方社会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论述”。与古典时期社会学的开创者不一样，吉登斯并非一味对现代社会持赞赏、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享受安全的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20世纪变得尤为明显。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吉登斯在阐述其社会理论中就多处论及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这一研究颇具特色，思想也不乏新意与深度。本文试对这一思想作一分析，以期正确认识并驾驭现代社会的“风险”。 （1）风险的概念 ①含义来源 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家们普遍关注风险问题，并且不少西方学者视风险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吉登斯也认为，“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而且，“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所以，风险“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险呢?吉登斯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对风险作了一些分析。他说：“在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而“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传人英语中的．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时，“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标志着与过去决裂和面对开放的未来的努力。吉登斯认为，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没有风险的概念，它暗含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换句话说。风险这个词最早主要是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转向了时间方面。”“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通过这种分析，吉登斯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 吉登斯分析了风险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这个概念的产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人们对于幸运(命或命运)的想法，并且与宇宙决定论分离。” ②风险与危险、冒险的区别 吉登斯在分析风险与冒险、危险的关系中给出了他对风险的理解。“根据卢曼的分析，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思想比较 生平简介： 1、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2、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周至李顒、直隶容城孙奇峰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3、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干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4、王夫之(1619-1692)，汉族，字而农，号姜斋，生于衡州(今衡阳市雁峰区)，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兼美学家。 他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晚年隐居衡阳市西渡区金兰镇石船山附近，故世称船山先生。 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父亲王朝聘、兄长王介之的教育影响下，少读儒典，关注时局，喜问四方事，凡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考究。14岁，中秀才。 王夫之崇祯十五年(1642年)，与其兄同时考中举人。 崇祯十六年八月，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克衡阳，招夫之兄弟往，乃与其兄避匿。 次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夫之闻变，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 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进逼两湖，夫之只身赴湘阴上书南明监军、湖广巡抚章旷，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矛盾，并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未被采纳。 顺治五年，与管嗣裘、僧性翰等，在衡山组织武装抗清失败，赴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连续三次上疏弹劾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贪赃枉法，结奸误国，几陷大狱。得高一功仗义营救，方免于难。
读书报告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指挥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思想领导了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批判的分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并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本书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李嘉图的利润理论的分析。 李嘉图认为，利润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剩余价值与全部垫支资本之比，二是指剩余价值。而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没有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他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而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也不是就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没有区分利润和剩余价值，也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没有了解到剩余价值的起源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且李嘉图把价值和费用混淆，提出了错误的地租理论，以至于得到错误的关于利润提高和降低的原因的规律。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一部分价值。因此应该从可变资本的关系来考虑剩余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是把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 而且，马克思发现，李嘉图的剩余价值论中无法解决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并且李嘉图混淆了劳动和劳动能力。他认为价值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而且，李嘉图没有分析剩余价值的起源，即使他正确的规定了劳动的价值。同时，李嘉图在利润名义下研究的剩余价值的实质是相对剩余价值。 李嘉图认为，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取决于食品的价格。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在全部资本都由可变资本组成，或全部资本都直接用于工资的场合，剩余价值和利润才是等同的。李嘉图认为，利润不影响价值，利润率也不影响生产价格。马克思认为，由于李嘉图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采取了错误的抽象，得到了错误的结论。 在批判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马克思也肯定了李嘉图的部分理论。他认为一切不论是由分工、机器的改进、运输工具的完善还是由对外贸易引起的改良，总之，一切缩短制造和运输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方法，并由此降低劳动的价值，都会增加剩余价值，增加利润，从而使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 通过阅读，感受到了伟大的马克思的思想的严谨性。他分析了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找出了其中的错误并进行分析，让人信服。同时，也对马克思的了解更深入了，他涉足多个领域，且影响巨大，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领导者。马克思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定将指引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达到共和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家思想 刘开元 PB11206017 一.法家思想的起源---战国中后期的三大法家思想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在东周末年，随着“礼乐制度”的彻底崩溃，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大家不断的对现实不断的探索，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求社会的再次安宁。于是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而法家则提出以刑法治理天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却一直处在被批判的境地。 法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管仲，但是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这让法家的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和发展，是法家的思想进入了空前的阶段，《韩非子》一书更是法家的典范。 1.1商鞅的法家思想 商鞅本名公孙鞅，因其封地在商一带，而有商君之称。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做了两次变法改革。商鞅认为，在战国时代，“国家之所以被看重，国君之所以受尊重，全在于实力”（商君书慎法）。而“强大的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而最有效的治国措施是实行法治和耕战政策 讲法治，强调轻罪重刑，以刑去刑。所谓“用刑罚去掉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用刑罚招致刑罚，国家就混乱。所以说：施行刑罚时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
古代各位思想家的简介 【孔子】孔丘（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孟子】孟子像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有作品《孟子》流传后世。 【庄子】思想家——庄子庄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蒙城县）人，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代表作为寓言《庄子》，被唐明皇封为《南华经》，他本人也被封为南华真人，并被尊崇者演绎出多种版本，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具体可详阅本词条及《庄子》一书。 【韩非子】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墨子】墨子画像墨子，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dí)，鲁人。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荀子】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汉族，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的贡献。 【孙子】孙武，春秋末期军事家。字长卿，汉族[1][2]，齐国（今山东省惠民县）人。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著有《孙子兵法》。中文中孙子有多种用法
吉登斯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龙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姜敏。很高兴能站在这里代表我们第一组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探讨国家理论这个专题。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吉登斯的国家理论。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将今天的介绍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国家理论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对吉登斯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简要介绍，第三部分是重点，也就是吉登斯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我又将该部分分为三小点来为大家进行阐述，第四部分是对吉登斯国家理论的评价，最后是结语部分。首先我们进入今天介绍的第一部分，国家理论概述。 一：国家理论概述 众所周知，国家是目前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时，它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国家理论也成为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著有《理想国》，亚里士多德以城邦为研究对象，写出了不朽名著《政治学》。而在近代，关于国家的作品更多。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政治理论家几乎都把政治学理解为国家学。对于国家理论，大家较为熟悉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该理论从社会内部角度，从阶级的产生、演变出发研究国家问题。今天我所介绍的吉登斯国家理论，是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介绍该理论之前，我们应该对后马克思主义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二：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英国思想家拉克劳.墨菲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该概念一提出便在思想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目前，它已演化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的重要流派和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重要支流，广泛流行于西方思想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解释西方社会的视角上。它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面，它又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如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便是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最集中体现。 三：吉登斯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 为了使同学们有更直观的了解，关于这一部分，我将分为三个小点为大家介绍吉登斯国家理论的相关内容。 首先是第一点：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反思。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作为出发点，得出国家的本质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实现其利益和统治的工具，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在吉登斯看来，这种看法犯有“经济化约论”的错误。什么叫“经济化约论”，就是把国家化约为这种或那种经济关系的结果，专注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该错误的致命之处在于把整个复杂的人类历史化约成单一的生产力发展史，把不同形态的国家化约成普遍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把所有国家类型都看作是经济关系的体现，是对国家性质的误读。 国家消亡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吉登斯进行反思与解构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将会消失，与此相适应，国家也会不可避免的消失。在吉登斯看来，要想客观准确地理解人类历史，就不能单纯地将国家类型之间的更替看作是一个从低
清初三大思想家 编辑 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论点，比如反对君主专制，提高商人地位，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君主集权严重的清朝并没有多少发展，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目录 1三大思想家基本信息 人物 王夫之 顾炎武 黄宗羲 2三大思想家的特点 ①反对宋明理学，提倡唯物主义思想 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③反对浮夸空谈的，讲求经世致用 ④倡导均田说与“工商皆本”说 1三大思想家基本信息 人物 明末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中国17世纪后半期社会进步思潮的代表。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的石船山麓，世称船山先生。明亡，他在衡阳起兵抗清，败后退至广东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中任职；桂林失陷后，长期隐藏在湘西地区的苗瑶山洞，自称瑶人。直到康熙八年(1669)才在石船山麓定居下来。他刻苦钻研，勤于著述，著作有一百余种，主要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和《通读鉴论》等。后人集为《船山遗书》。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世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嗣母王氏殉国。他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特别注重对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同时垦荒种地，联络同道，不忘兴复。晚年居住华阴，死于山西曲沃。他学问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很有研究。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思想家、史学家。父东林名士,为魏忠贤所害。他受遗命就学于刘宗周，19岁入都为父讼冤，以铁椎毙仇人。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学问渊博，研究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史学上尤有成就。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试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李 琪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 该文阐述了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及全球化，并对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现代性；吉登斯；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Ｂ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７７３１（２００８）０８－０９９－０２ 作者简介：李琪（１９８１．４～），男，安徽省淮北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收稿日期： ２００８－０３－２８ 安东尼?吉登斯，当代西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思想脉络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创立了“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来阐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试图以此来消除社会学理论中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整体主义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 １ 现代性的重建 （１）现代性问题是西方社会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西方社会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康德、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哈贝马斯等学者都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吉登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和批判。 他认为现代性需要重建。他指出，在２０与２１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联早以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何谓现代性？吉登斯对此作了多方面的界定，他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１７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现代性实际上就是现代工业社会。（２）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重建，建立在对西方社会思想各种学派的批判性总结基础之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社会进化论，主张断裂的现代史观。进化论认为历史 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趋势，存在某种决定历史变迁的机制。对此，吉登斯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进化论是一种对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歪曲错误的解释。吉登斯指出，人类历史没有一幅进化论的“外观”，而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塞于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历史。 吉登斯强调，人类历史是以某种断裂为标志的。他主张对现代史作非连续性的解释。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并非是传统的延续和社会组织生长的连续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延续性的断裂，是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生。他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从以往的社会类型中不断进化而来的高级组织形式，而是一个具有全球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在西方的政治革命共同作用之下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断裂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在吉登斯看来，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二是反对“一元制度分析”，主张“多元制度分析”。以往的社会学理论总是趋向于把某一制度性因素当作现代社会变迁的冲突性动力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特点。吉登斯认为这种“一元制度分析”是在倡导一种还原论，是社会进化论的一种体现。它虽然能分析解释许多社会现象，但不能解释整个现代社会，不能全面把握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模式的现代性。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必须从多维度才能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和特征。 为此，他创建了理解现代性的四维度模型。（１）资本主义。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 ［３］［美］斯蒂芬?Ｐ?罗宾斯．组织行为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５］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６］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７］［美］斯蒂芬?Ｐ?罗宾斯．组织行为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 （谢灵芝编、徐爱民校）
浅析李嘉图等价定理述评(一) 论文关键词：李嘉图等价：举债：征税论文摘要：在研究举债和征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西方经济学家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嘉图等价定理因其严格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但却提供了一个估计财政政策效果的有用框架。正确理解李嘉图公债理论，对于研究政府举债与征税的关系及两者对经济的影响，对于研究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和公债的财富效应 1974年，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著名论文中，采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角，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发现，赤字融资的补偿陆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政府支出既定的条件下，发债和征税的经济效应是一样的。发债实质上是延期征税，理性消费者会预期到：在政府支出既定时，目前由于赤字融资而导致的税收减少，会使未来的税收更高，而且未来税收增加额的现值会等于目前税收的减少，居民不会因为购买公债而增加消费。强调了政府筹资是通过征税还是举债的方式，对消费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思想的政策含义极为深远，如果人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纳税只是被推迟了，那么，政府借人债务的任何增加都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结果国内总储蓄不变。既不存在消费扩张，也没有收入的乘数效应，投资的挤出也不会发生，当然未来的一代人也就不会承担由于举债而使资本减少的负担。经济活动同政府预算平衡时完全相同。这样，巴罗的思想就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举债在短期内影响总需求，长期内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影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巴罗的以上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首次将巴罗的上述观点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关于上述税收和公债等价的思想，最初应该归功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李嘉图认为政府举债和征税对经济影响的性质是相同的，即两者都会减少国家的生产资本。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7章中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用或政府一般支出而课征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是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之中。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开支的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这段话可以概括为：(1)政府举债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2)公债利息是以税收支付。这种支付实际上是收入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国家的财富不会由此而发生变化；(3)政府征税也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但征税后不存在利息支付问题；(4)政府举债与征税对经济的影响性质相同，即二者都会使国家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 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观点是公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公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即假定能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根据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无限的未来，他们的消费安排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从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选择征收一次性总量税，还是发行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形成(国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