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诗词英译看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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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诗词英译看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改写
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但英诗和汉诗产生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音韵、形式和传统，如果忠实地进行直译，一般都会破坏诗的美感。本文以《红楼梦》小说中《咏白海棠》为例，探讨诗词翻译中译者对原文进行的创造性改写及其效果，并进一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
标签：红楼梦 诗词翻译 改写理论 译者主体性
一、引言
《红楼梦》将诗、词、曲、赋、歌谣、酒令写入故事情节的发展叙事中，是一部诗化了的小说的典范（胡文斌，2005：24）。不同于传统中国古典诗词，《红楼梦》中的诗词是小说情节的一部分，一些诗词和故事情节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对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刻画、主题的表达起到了重要作用，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和感受。鉴于此，《红楼梦》诗词的翻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古典诗词的翻译。本文以霍克思英译薛宝钗的《咏白海棠》为例，探讨诗词翻译中译者对原文进行的创造性改写及其效果，并进一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霍克思先生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从1970年开始潜心翻译《红楼梦》，花费10年将这部集中国传统文化大成的经典巨著翻译为英文，成为英语世界《红楼梦》的首个全译本，自问世以来，便获得了高度的好评。
二、翻译与“改写”
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往往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为判断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强调翻译中的“信”。随着翻譯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忠实并非判断翻译质量的唯一标准。我国伟大的诗词翻译家许渊冲老先生就讲求再创造，他的翻译并不拘泥于原作，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
“改写”（rewriting）理论是由比利时裔美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一个重要的翻译学研究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Lefevere，2004：vii）。所有的改写，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在特定社会中以特定方式操纵原文。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周旋于两种文学传统之间，心中有一定的目的，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翻译。译者受他们所处的时代，所要周旋的两种文学传统及语言的影响。《红楼梦》中诗词产生于特定的汉语文化背景和小说故事情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很难保全原作的形式和内容，不可避免的要对其做一定的调整或“改写”。
从改写理论的观点看待翻译，翻译可以透过翻译作品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一定会受到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尤其是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不仅拓展了新的
翻译研究领域，也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查明建，2003：23）
三、原诗赏析
贾宝玉与众姐妹在大观园开诗社，《咏白海棠》便是开社之作，共得诗六首。曹雪芹通过这些诗把《红楼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通过诗句暗示了他们的命运。其中薛宝钗的诗写得最有身份，被李纨评为冠首。薛宝钗的《咏白海棠》原诗如下：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鬼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通过写诗来塑造人物，展示人物独特个性是《红楼梦》突出的艺术特色。这首诗是曹雪芹借薛宝钗之口所做的一首七言律诗，用“门、盆、魂、痕、昏”五个字作韵脚。李纨对这首诗的评价是“含蓄浑厚”。薛宝钗的这首诗以花写人，反映了宝钗稳重、端庄、淡雅、宁静的内心世界。
四、霍译对原诗的改写
我国著名的诗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对诗词翻译提出很高的标准，认为“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鉴于中西诗歌的文化传统和诗学传统的不同，如果译者对原文亦步亦趋，不敢做丝毫的调整，恐怕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对原文和译文的文本细读与对比，不难发现，霍克思对原文的形式和内容都做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写，使其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标准。
（一）对叙事角度的改写
中国古代诗人喜欢借助对自然景物或生活场景的描写来抒发感情。但要做到许渊冲先生的“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这一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并非易事。
读薛宝钗的《咏白海棠》，可以感受到汉诗寄情于景、情景交融这一特点。原诗是借薛宝钗的口吻写海棠花，同时也是曹雪芹在写薛宝钗，诗与人物的情感，甚至是最终的归宿都密切相关。原诗中首联“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的“自”是宝钗自我身份的提示，使得全诗首联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呈现，很容易让读者感受到薛宝钗在以海棠花自比。这种既写花有写人的创作手法以及给读者带来的心里暗示，采用直译的方法很难在英诗中体现出来。
对于这一自比身份的首联的翻译，霍克思省译了第一人称“Guard the sweet
scent behind closed courtyard door，And with prompt waterings dew the mossy pot！
（院门紧闭守护芳香，及时浇灌沾湿苔盆）”，很好地承接了下一句颔联的译文“The carmine hue their summer sisters wore，these snowy autumn blossoms envy
not.”让全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呈现，使全文在人称上保持了一致。杨宪益译本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第一人称“For the sake of the flowers the door is closed by day，as I go to water the pots with moss overgrown；”这样的处理并没有获得认可，有学者认为“出来第一人称之后，全诗再也没有出来人……没有考虑全诗意境统一的问题。”（王宏印，2001：141）五、诗歌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的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和创造意识。其将译者视为艺术的再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工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先生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翻译难，译诗更难，更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鉴于汉诗在叙事方式、押韵、诗行等方面与和英诗有着不同的文学传统，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译者的主体性得不到发挥，对原文亦步亦趋，很难译出原诗的音美、形美和意美。当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完全自我创造，而要受到原文的限制以及翻译規范的影响。
霍克思译本的经典地位，学界早有定论。在纪念霍克思逝世的悼文中，《红楼梦学刊》编委会这样评价其译文：“霍克思的语言精确优美，几乎是逐句翻译，力图保持原文的风味，考定严密，有根有据，备受海内外红学界和翻译界的褒奖”（《红楼梦学刊》编委会，2009：58）。霍克思本人非常尊重中国文化，他在译序中写到：“I have therefore assumed that whatever I find in it is there for a purpose and
must be dealt with somehow or other.（我认为小说中一字一词都有其作用，必须用各种方式加以处理）。”（Hawkes，1973：46）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霍克思的翻译策略倾向于淡化中国文化因素，是由于其“归化”的文化取向。通过对《咏白海棠》的原文和译本进行详细的文本细读，笔者认为，就诗词翻译而言，霍克思在译文中对原文进行的调整和改写，恰恰是其译者主体性的表现，“是受到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并没有拘泥于原文”（Hawkes，2004：6）。这些调整和改写，是合乎译文内在逻辑的翻译误差，正体现了译者负责的精神和严谨态度。
六、结语
霍克思在译文中对原诗的叙事角度、韵脚及文化因素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改写，使译文在叙事角度、韵脚韵律以及意境取得了统一，运用英语的表现形式达到了既写花又些人的抒情效果。如此处理，虽然原文细节上的一些音韵、语义和文化在译文中没有得以再现，但这并非是对原文的不尊重，而是在充分了解两种文化和不同诗词传统基础上的合理选择，体现了中西文化和诗歌形式的不同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作者简介：陈瑞玲，女，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