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

试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因司法人员针对任何一个疑难案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对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进行最大精确程度地证明的问题。

这是司法人员执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法治社会进程中必须面临的司法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信息交换的快速多变性，科学技术的日益更新和媒体力量的强大……这些都为司法人员调查取证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上述的条件从犯罪嫌疑人角度说，也为其犯罪手法的复杂多样提供了便利，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司法人员对“罪与非罪”的判断难度大大提高。

特别是当唯一有用的证据是间接证据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必须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或除有罪外的推断，如何判断就成为了一项不可逆转的挑战。

一、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无疑是维护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

它的法律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有效行使必须在一个程序公正的法制环境下进行。

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并不截然分离。

如果一个程序不能将大量有罪的人定罪处罚，或者它不能使原本应当受保护的无辜者受到应有的保障，那么它的公正性将受到质疑。

可见，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始终是衡量程序公正与否的重大影响因素，所以“排除合理怀疑”就是在减错判和误判的目标下保护了每一位公民的正当权益。

同时，程序正义重视和完善诉讼程序有不可忽略的历史性作用。

对诉讼程序体现的程序公正标准予以规定的细化，也体现了现代法治彰显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也为我们评价实在的法律程序提供了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是一场改革，它对“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享有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的增加无疑是对程序正义理论的实践性回应，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保障人权的必备要素在英美法系国家,审判过程是一个归纳法的运用过程。

控方负责指控被告人有罪的种种证据,被告人及其律师可以提出反驳证据。

这一过程是法官对各种证据梳理、归纳的过程,若法官认为据已掌握的证据,被告人无罪的合理怀疑被排除,那么就判决被告有罪。

排除合理的怀疑摘要；在对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中，诉讼双方的陈述真伪难辨众说纷纭，对此，英美法系国家对证据和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的标准是“排除合理的怀疑”。

这一标准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就试图对英美法系国家中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明——“合理的怀疑”及其特征、采用原因诸分歧方面明晰。

关键词；合理的怀疑特征采用原因分歧正文一、排除合理的怀疑在审判过程中，诉讼双方要向法庭提出证据并基于证据证明或说明案件事实。

法院要审查和确认证据并基于证据确认事实，但是事实裁定者既非案件事实的亲历者亦非目击者,而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对于各持一词的诉讼双方，他们如何裁定行为人有罪，这就涉及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问题。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双方对证据和案件事实加以证明要到达的证明程度。

排除合理的怀疑就作为了事实推证和推定是否具有说服力的评价和判定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已为英美法系绝大多数国家认可。

英美法系国家将证明标准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判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明,在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将心证划分成四个等级:微弱的心证;盖然的心证;盖然的确实心证;必然的确实心证。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必然的确实心证。

诉讼法专业方向目录第一部分：北京大学法律职业与司法考试中心介绍 (1)第二部分：诉讼法专业方向介绍 (2)第三部分：师资介绍 (3)第四部分：专业高级课程简介 (7)第五部分：选拔标准和程序 (10)第六部分：诉讼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 (10)第一部分：北京大学法律职业与司法考试中心介绍法律硕士诉讼法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培养将以北京大学法律职业与司法考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为依托。

现将“研究中心”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一）“研究中心”的宗旨通过对法律职业特殊性的研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法律职业对人才需求的报告；同时结合国家司法考试，分析其特点、规律及趋势，并提出改进建议和意见。

（二）“研究中心”的运作形式1、“研究中心”管理。

研究中心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成员若干人，顾问若干人，秘书1人。

2、“研究中心”课题。

课题分外部课题和内部课题。

外部课题为中心成员从国家机关或其他单位获得的课题，包括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内部课题为“研究中心”根据需要及中心成员申请而设立的课题。

（三）“研究中心”的人员构成1、顾问：国家司法部司法考试司司长丁露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石少侠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怀效峰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北大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乔聪启2、基本研究人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司法考试委员会委员潘剑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司法考试委员会委员刘凯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司法考试委员会委员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司法考试委员会委员钱明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上海龙田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代明华上海海事大学法律系教授沈秋明（四）“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1、认真研究法律职业对人才的需求，担任法官、检察官和从事律师职业，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在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专业素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职业道德水平，个人品质等方面应当达到何种程度，以便通过考试反映和测试。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中的“合理的怀疑”英美法系国家强调“道德确定性”的主要目的是表示在刑事审判中不能要求“绝对的确定性”和“数学的确定性”。

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实际的评议的场合中,往往成为具体的问题的是,当事者所提示的疑问和各个陪审员所提示的疑问是否是“合理的怀疑”。

从司法实践看,对于“合理的怀疑”的说明,用了各种各样的词语,大致的可以分成以下三种:(1)量化的表示怀疑的“程度”(如“充分的怀疑”、“现实的怀疑”、“现实的可能性”、“重大的怀疑”等等);(2)表示能否可以说明的标准(如“有理由的怀疑”等等);(3)用比喻的表现来表示(经常使用的是“合理的人类在作出对自身来说是重要的决断的时候,犹豫是否该采取行动的这样的怀疑”)。

但是,因为第3项并不是围绕着“合理的怀疑”这一概念本身而展开的,所以在这里,只讨论前面两项。

一、表示怀疑的“程度”的表现经常引起争论的词语就是“充分的怀疑”。

这个词语在前述的cage案件判决中,已经被联邦最高法院批判了。

即使在之前的taylor案件中,也暗示了这个词语所带有的危险性。

在此taylor案件中,是这样说的:“在本案中,作为问题的是没有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说明,控方主张,因为进行了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的说明,所以就没有必要进行无罪推定原则的说明。

”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即使有证明标准的说明,抱有特殊意义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说明也是有必要的,再加上在本案件的说明中,合理的怀疑的说明使用了“充分的怀疑,现实的怀疑”这样的词语,所以批判这个词语从一开始就会招来混乱。

另一方面,在同是争论“充分的怀疑”这一词语的victor案件判决中,判断为陪审不可能误解综合评价的结果。

也就是说,“充分”这一词,具有不是想象的东西的意义和相当具体的意义,如果理解成后者的意义的话,就有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因为该说明指出:“合理的怀疑要跟单单是可能性,单单是从想象的、虚构的推测中所产生的怀疑区分开来”,所以就只能理解成前者的意义。

谈谈如何“排除合理怀疑”司法实践中不得不用“排除合理怀疑”去进行证据排除，那么在实践会引发怎样的一连串问题？值得探究。

下面从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程序方面——对“合理怀疑”的争议焦点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宪法不明确表示初审法院是否必须确定“合理的怀疑”标准。

在实践中，法院宣布，“合理怀疑”是不言自明，但其存在进一步解释的困难，甚至可能无法进一步界定。

这种特点导致联邦和州法院对“合理怀疑”采取各种不同的做法：有些上诉法院阻止使用定义；一些赞成定义；还有一些趋向由原审法院自由裁量。

而权威观点倾向于使用定义的做法。

可见，对“合理怀疑”的争议焦点在于：法院是否应当向陪审团指示“合理怀疑”的内容。

1.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被信任法官是否应当向陪审团说明其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在过去法官和陪审团之间，法官和检察官之间一直意见不一。

有法官指出，实践中，陪审团必须始终面临是否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标准去确定有罪或无罪，但是法院不是必然应对陪审?团界定合理怀疑的，并称宪法并没有明示也不强迫法院对陪审团进行证据标准的指示。

一些州和联邦法院认为，虽然审判法庭给一个准确的指令去定义术语不是常见的错误，但实质上不需要甚至应该去避免由陪审团对合理怀疑做出指示，且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往往会混淆陪审团原本持有的判断。

美国法律工作小组在一本法律注释的权威性著作——《美国法律精解》（第二版）［1］而不是律师的职责，既然如此就意味着法院可以适当否认辩护律师向陪审团解释什么是“合理的怀疑”的机会。

还有一些法院强调，律师不应该被允许对“合理的怀疑”下定义,同时也承认，检察官在疑难案件的争论中自行对“合理怀疑”下定义是不当的。

针对这种说法，一些州的检察官代表明确指出，合理怀疑的定义标准并不要求完美。

“合理怀疑”不是如此司空见惯，尽管一般法官都受过正规的法律培训，他们也往往会错误地描述“合理怀疑标准”。

在20世纪一个真实的案件中，辩护人goddard［2］理怀疑的公式”的控诉理由，似乎已经偶然制造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影响：向陪审团解释这句话的含义蒙混过关。

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起源、发展于英、美，且为其他国家和国际公约所吸收和确认．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在西方国家存在争议，是否适用于死刑案件更面临质疑与挑战．排除合理怀疑为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所规定，具有突破性意义，但这只是对原有证明标准的补充完善；其统一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我国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主流解释，而应努力实现认定案件事实符合客观真相的要求，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性的程度．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还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一、我国“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对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而言，“排除合理怀疑”并非陌生事物，但对其在立法中的出现，却有着不同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立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也有观点认为“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之间存在一定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排除了合理怀疑也不必然代表证明的确实、充分，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可能低于证据确实、充分。

有鉴于此，立法部门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说明：“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相统一。

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这里适用的“排除合理怀疑”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便于律师实务中把握。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立法机关指出，“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一般从逻辑学的角度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唯一性＂“排他性＂，而“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质也是要求事实裁判者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存在且为被告人所实施；对案件事实的存在达到了没有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表明依据案件证据材料得不出其他结论，因此可以形成确信。

2019年09月（下）法制博览法制园地论排除合理怀疑邓乃浩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摘要：证明标准在诉讼法和证据法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同时也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诉讼程序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刑诉法的修改，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我国证明标准中来，体现出立法者借鉴英美法系先进制度的开放心态。

但“排除合理怀疑”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术语，更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其引入必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何理解及运用“排除合理怀疑”，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27－0204－02作者简介：邓乃浩，河南许昌人，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在读。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首先从字面上来看，合理怀疑对于某一事物或事件不是完全的确信，存在一定的质疑、假设。

并且这样的怀疑又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种合理的质疑。

合理在普通文义上来说是以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正常思维方式为标准的存在。

从法律上来说，排除合理怀疑是西方国家对案件证明标准的一种表述，但是这种证明标准自产生后就一直存在争议，没有一个固定的解释。

较早运用这一术语的国家一般都不对其含义进行具体的规定，而直接去从字面理解，认为其本身既是一个术语，同时也是对其本身最好的一个解释。

有学者认为只要辩方破除了控方的证据链，那么辩方提出的怀疑就是合理的。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进步性（一）首先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在我国传统的职权主义影响下，国家机关调查案件，抓捕犯罪分子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分子。

司法机关往往是代表国家、代表正义，而犯罪实施者往往代表罪恶，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即使我国有人权保护，犯罪实施者人权保护的对象之外。

2021年5月ay 2021《齐齐哈#$学学&》('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 Soc Sci )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确立及实践王金良（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青岛266237 ）摘要：“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伴随着陪审团制度的发展而逐步确立，同时受到宗教道德神学、近代哲学认识论以及庭审模式变革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尽管该证明标准在普通法系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对其 是否应进行解释以及如何解释一直存有争论。

我国于2012年将该标准写入刑事诉讼法，为了保证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正确适用，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应采取提供指导案例、提升法官职业素质、 提高证人的出庭率等措施，以保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我国行稳致远。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确立；适用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 2021 ）05-0098-04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Standard 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WANG Jin-liang(School of Law , Shandong University , Qingdao Shandong 266237, China )Abstract : The standard of proof "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ury sys-te ， hich as influenced by any factors such as religious oral theology odern philosophical episte ology ， and the refor of trialode. 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has a long history in co on la countries ， there are al ays debates on hether and ho to inter ­pret it. In 2012， this standard as ritten into the ri inal Procedure La in hina. In order to ensure its correct application in hina 鸳s crmiinal judicial practice ,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 and miprove the judicial credibility ，藻 should publishguiding cases ,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judges , improve the attendance rate of witnesses and other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standard of proof "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ill b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n our country.Key words :exclude reasonable doubt;establishment of the standard ;applicable随着我国严格司法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排除合理怀 疑”这一证明标准伴随着陪审团制度的发展而逐步确立，于 2012年增添进刑事诉讼法”回溯之确立的历史，尤其是其产生的依据和背景十分必要，法律移植尤其如此”如果不了 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背景，置制度设计之初的目的不顾,仅吸收表面之光鲜,效果往往不尽人意” 11以保证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正确适用，真正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 明标准落到实处”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确立有学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说法起源于1700年，而且 一开始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的死刑案件121;也有学者称早在 1770年“波士顿大屠杀”的审判中就使用了“排除合理怀疑” 一词”31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在受到了不同时期思想和制度影响后，并经过漫长的司法过程逐渐演变而成”（一）宗教道德神学的影响在陪审制确立之前,对于没有人愿意承担宣誓后的裁判 责任,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控,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作证,也没有人愿意作出供述的案件，即采用“神判法””神明裁判中 最为重要的是,它能让人类免于承担审判的道德责任”神明 裁判试探上帝迈出了判决被告有罪这一令人惊颤的步伐，从而使得人类幸免战战兢兢裁判同类的义务J 41这种裁判模式 的出现避免了人类审判同类现象的出现。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摘要：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但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应否对其定义，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争论非常激烈。

对其涵义的界定主要有七种方式。

当前，排除合理怀疑在西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试论之。

关键词：合理怀疑；挑战；确信其罪虽然排除合理怀疑自产生之日起即迅速传遍整个英美法系，成为英美法系几乎所有国家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并被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认定为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正当程序的一项内在要求，但是其所存在的问题也一直困饶着英美法系的司法实务部门。

其正面临着两大挑战：［1］（一）涵义过于抽象和模糊作为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是用来判定被告人有罪与无罪的分界线，因而其涵义应当明确具体。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

反之，如果作为衡量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证明标准本身含混不清，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导致有罪和无罪界限的混淆。

在英美法系国家，许多案件由作为法律外行的陪审团审理，在美国，许多州还禁止法官就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向陪审团进行解释和说明。

另外，尽管排除合理怀疑是由一些公众广为使用的词语组成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员的法律素质远没有专家、学者们想象的那样高，许多陪审员都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知之甚少。

1990年，密执安州在一个名为“陪审员的理解能力”的研究项目中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主持人挑选了600名现任的或潜在的陪审员，然后要求他们说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结果发现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排除合理怀疑并不要求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无论它多么微小”，只有不到31%的人知道排除合理怀疑并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有罪的程度。

［2］（二）司法实践中对其涵义的界定相互矛盾和冲突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界定都有很大差异。

如果说排除合理怀疑在语义上的抽象和模糊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有被误用的可能，而不同国家、不同法院和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涵义界定的差异则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

从理想到现实 对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认识董 薇 四川大学法学院摘 要 刑事证明标准问题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问题,它是连接刑事法律规定与具体的犯罪事实的桥梁。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在刑事证明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了解此制度,并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对充实和丰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 借鉴 优势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西方的出现和确立当证明活动的结果状态达致证明标准的要求时,在法律上即视该事实为真实 。

对于证明标准两大法系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英美法系表述为 排除合法怀疑 ,大陆法系一般表述为 高度盖然性 。

而我国则采用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来表述。

各个国家对证明标准的不同规定,反映了其对犯罪的认识方式和证明手段的不同。

在 排除合理怀疑 出现之前,基于无罪推定的理论,合法的有罪判决必须是法官确定刑事被告人是有罪的。

这个绝对的标准随着人们对人的认知能力与事物本身之间的距离的认识的深化,而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随即就出现了 道德上的确定性 一词,这个词的出现倒不是因为证明标准与道德或伦理有什么关系,但这个概念的提出使裁判者们意识到,判决有罪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确定被告人所犯的罪行,进而导致 排除合理怀疑 一词的出现。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全面性肯定,直到1970年W i n s h i p案才得到确立。

在此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 超越合理怀疑 原则对于适用刑法时,能够获得社会的尊敬与信赖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证明门槛可以让民众相信:除非法院有极强的自信,否则政府不会判决任何人有罪。

从此确立了 排除合理怀疑 在美国法上的宪法地位。

二、排除合理怀疑与其他证明标准的区别因为在美国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因此美国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对陪审团的说服责任。

美国法将这种说服责任分为三大门槛,即排除合理怀疑,简明证明和优势证据。

优势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其意为只要待证事项为真的可能性高于待证事实不成立的可能性,即为满足优势证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