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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小说悲剧、孤独意识摘要：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孤独意识。
这种孤独表现在人物灵魂的无所依托，他们寻求不到和谐与爱。
张爱玲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
通过对张爱玲作品人物的分析得出，形成她的这种文学个性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童年的独特经历，未曾得到充分的父母的爱，二是特定时期上海的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她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散发出浓厚的悲剧、孤独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悲剧孤独意识张爱玲一、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1.苍凉悲怆的悲剧意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生，始终衬着一种凄怆悲凉底色——尘世的喧嚣烦人生命的琐屑卑微、存在的惨伤沉落、命运的不可理喻，凝聚生成层层叠叠的挫败感、失落感、荒诞感、苍凉感，无所不在地笼罩着她的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人物，这是张爱玲作为一个敏感自省的现代人，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生存寂寞和生存痛苦以及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也是她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
她不动声色地讲述着现代人一个又一个在黑暗中坠落毁灭的凄凉故事，还这个无聊而又无奈的世界以无奈而又无聊的本来面目，渲染着不安与恐惧、凄惶与惨伤的气氛，悲从中来。
其小说由此标示出一种以苍凉悲怆为特征的悲剧美。
2．鲜明的悲剧个体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初次出场的葛薇龙，是一个纯洁浪漫积极向上的女学生。
父母因经济困顿要离港回大陆，她为了完成学业，决定向富有的孀居姑母梁太太请求资助，却不料自投罗网被姑母拉下了水，成为替姑母引钓男性的诱饵，从此开始一步步坠入幻灭和堕落，在现实面前步步退后，最后到彻底死了心。
这其中的每一步退让，都是原来愿望缩小之后的再缩小，但不幸的是，这一再缩小的愿望，却每一次都被证实依然属于过分的奢求。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第一次离婚后也还是有爱情向往的，但面对严峻的家庭经济压力，追求爱情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的奢望，抓住一个男人再次走进婚姻以解决经济问题才是最要紧的，她选中了范柳原开始主动出击。
破灭的闺阁梦——论张爱玲婚恋题材小说的悲剧意识罗翠梅(河北北方学院经管系)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婚姻悲剧意识的产生原因和表现。
为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健全，女性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提供审美和参照作用。
关键词：张爱玲；婚恋小说；悲剧意识一、张爱玲的婚恋观张爱玲是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出现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
她的大部分小说，包括她的全部成功之作，大都以婚恋生活为题材．描绘了新旧杂陈的各式各样的婚姻现象，以及女性在这一现象中处于“亚文化”的从属悲剧地位．较深的洞见了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挣扎及因之产生的痛苦和无奈。
为辛亥革命后到五十年代初乃至数千年盘曲在“父权文化”阴影下的女性唱出了一首绵长、凄迷、苍凉而又婉丽的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以婚恋为题材小说系列为后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健全．女性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提供了审美和参照作用．因而她为女性意识的转型和成熟作了最初的不倦的探索工作。
综观张爱玲的婚恋小说．可以发现她评判各种婚恋现象都是从她关于婚恋问题的基本观点出发的。
这个基本观点就是：爱情生活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有无两性互爱的爱情生活决定着两性生活质量高低和幸福与否。
两性互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
但她所经历的父辈和自己两代人不幸的婚姻及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彻底打破了她追求真爱婚姻的闺阁梦想．这也酿成了她的系列以婚恋为题材小说的悲剧意识．因此她的作品为我们描绘的是因爱情以外多种目的结合造成一个个元爱的婚姻悲剧。
二、张爱玲婚恋题材小说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表现1、旧式婚姻制度造成的婚恋爱悲尉。
在漫长的家长制的古代社会里。
对于爱情的需求被视为有违礼教的非分之想。
完全被排斥在缔结婚姻时考虑的因素之外。
当时子女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
家长考虑的是家庭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不是子女的爱情。
这种家长包办的婚姻制度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权利剥夺殆尽．不知给多少家庭造成了情感的冷漠和痛苦。
34永恒的“苍凉”——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黄丹 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一、由病态的心理引发人性悲剧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最突出的是表现在人性的悲剧上，由人的病态心理引发出各种人性悲剧，在她的笔下，刻画出人心理的虚伪、卑劣、阴暗、扭曲，还经常通过人物的自身遭遇来深刻地表现现实的冷酷与人生的悲剧性。
自私是人类所拥有的本性，它与生命共同存在，也展现人的生命意识。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具有仁义、善良的品质，可是他们的内心都是为达目的而不折手段，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无不自私、孤独，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无不上演着一出出人生的悲剧。
(一)自私、卑劣的心理在人的本性中有善良的一面，同时也有自私、卑劣的另一面。
但张爱玲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则大多是自私、卑劣的。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人公葛薇龙，一开始，她只是一个单纯且积极向上的好学生形象。
因为父母经济困顿要回上海，而她想完成学业，不得不向姑母梁太太寻求资助，梁太太答应帮助她，而实际上却整日应酬，成为替梁太太引钓男性的诱饵，从此开始一步步的走向堕落，最后使薇龙整天忙着为乔琪乔弄钱和为姑母弄人。
在《花凋》里所塑造的郑先生，也是十分的自私，不愿意多花钱为女儿治病，认为根本治不好，还不如去养姨太太，一心只为自己着想，不负责任，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就在家里生孩子。
自私、卑劣的心理在梁太太和郑先生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造成了自己和他人的人生悲剧。
(二)阴暗、扭曲的心理人在不遭受外面世界的影响时其心理是健康、正常的，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阴暗、扭曲主要是家庭方面的原因。
在小说《十八春》中的顾曼璐，她的病态心理在残害自己的亲生妹妹时达到极致，她出去做暗娼是真心想要养活一家人还是以养活家人为借口去满足自己的情欲，享受其中的快乐，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
自己的亲生妹妹是那么的纯洁、美丽，是人们眼中的乖乖女形象，可是顾曼璐却嫉妒妹妹，容不下她的这些美好，要把她拉下悬崖，竟然使用如此卑劣歹毒的手段去使曼帧饱受折磨，失去幸福。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作者：夏雪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9期摘要：作为现代“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用她那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苍凉图卷，其中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细细探讨。
本文立意于张爱玲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蕴，在对作品内容、形式的体现及其个人、社会和文化等根源分析把握的基础上，从悲剧意识的产生的根源、悲剧主人公、悲剧意识的体现三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一、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根源海德格尔认为悲剧意识是人的精神沦落和毁灭，是“世界的黑暗化”“精神的阉割、瓦解、荒废、奴役、误解”是生存虚无之境的精神态度。
外在的虚无映射着内在孤独的灵魂。
张爱玲的孤独是强者的孤独，是“灵魂背对着凡俗的诸种诱惑与上苍，与万物的虔诚交流”。
造成其孤独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个人的不幸遭遇张爱玲出生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封建大家族，从小就见证了旧家族的低沉萎靡和昏暗，父母感情破裂，母亲远走欧洲，留下自己跟颓废的父亲和恶毒的后母浑浑噩噩地度日，爱的缺失和肉体上的折磨使张爱玲的童年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长大后必然要经历的男女爱情也没眷顾到她，令她“低到尘埃里”的胡兰成移情别恋，浇灭了她的一腔热情。
之后，张爱玲在美国遇到了第二任丈夫赖雅，没多久赖雅便卧病在床，张爱玲彻底陷入悲剧的泥淖中。
这位尝试相信爱的女作家在肝肠寸断之后终于变得超脱、达观，用洞名一切的双眼俯视世间的悲欢成败，以其所经历的人生苦涩为底蕴，谱写世人的悲剧传奇。
2.时代的影响战争年代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生命的意义荡然无存，文化价值也遭到泯灭，时代总会过去，但人的生命，传承了千年的文化将永远留在过去，这是人类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深处乱世的张爱玲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她所描绘的战争世界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拍地关上了盖。
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
”这是一种无论怎样挣扎都难以逃脱的悲剧状态，是张爱玲对生存悲剧的深切洞察。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高，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张爱玲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女人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
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苍凉、婉哀、惨伤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爱玲也是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才女，不平凡的没落贵族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她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闹和孤寂。
这就铸成了她悲观的作家气质，使她对人生既抱有热情而荒谬的幻想，但更多的是悲剧意义上的洞察——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感伤与彻悟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基调。
“一树梨花千首诗”。
正如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也许一千个读者便能说出一千个不同的张爱玲来。
近年来，对张爱玲小说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各执其词，但亦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对张爱玲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的认同。
一、生活背景铸成张爱玲小说的悲情基调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
那曾经煊赫、繁华的门庭，留在作者记忆深处的仅是“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阴凉”。
祖父的煊赫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
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
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
这使得张爱玲的童年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地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母亲那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张爱玲的内倾性格；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2008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甘肃省电大武威电大分校赵静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在生命中苦苦挣扎着，但终不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
她对小说故事性的高度重视,摆脱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强加在小说身上的重荷,体现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充分尊重。
本文就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表现的几个着眼点：情爱关系、人性的探索、人生的体验、悲观忧伤的结局，以及悲剧意识根源进行阐述，力指导现实的人少生私寡欲，少谋个人私利，多贡献于社会。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张爱玲(1917---1995)，河北丰润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
其文学成就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由于张爱玲的童年家庭的不幸和她对这个家庭的憎恨又使她的作品的整体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以及清醒的没落感，她笔下的那些女性大多是悲剧性人物。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女人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
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苍凉、婉哀、惨伤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平凡的没落贵族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她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闹和孤寂，铸成了她悲观的作家气质。
使她对人生既抱有热情而荒谬的幻想，但更多的是悲剧意义上的洞察，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基调。
张爱玲独特的美学观彰显其与从不同的悲剧思想意识底蕴，作品中蕴涵的苍凉意味，在人性主题上凸现无遗。
撇开一切浮在表面的东西，可以无可退避地看到赤裸裸的人性的本质——生存，其间人性的其他成分便屡次出演了一幕幕苍凉的人间悲剧，即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作者：冯华玲来源：《读写算·素质教育论坛》2015年第12期摘要张爱玲是一位追求悲剧美的作家，她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其作品不仅展示了人的生存欲望与生存困境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且还揭示了人生悲剧性的根源。
她的悲剧意识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是个人与时代的偶然与必然的结合造成的。
关键词错误虚无感悲剧意识人性欲望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2-0006-02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性的作家。
40年代，她以《流言》《传奇》两部作品横空出世引起强烈的轰动；时隔半个世纪，她的作品又一次引起强烈反响，研究者趋之若鹜，大有形成“张学”之趋势。
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不只因为其作品精巧的结构、华丽的语言带给人以无穷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在这文字掩映之下作家苦心经营的独特的悲剧意识，它成就了张爱玲作品的美。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张爱玲早年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的情感经历，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张爱玲小说作品里的虚无意识，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小说主人公对命运抗争不圆满（不成功）而产生虚空。
《倾城之恋》女主人公白流苏二十岁离了婚，被哥嫂骗光了钱，最后却落个被迫去守寡的下场。
她抱着委屈的心情，去接受罪恶的挑战，以她残剩的青春，去寻觅一些温存，一些新鲜。
于是她找到了柳原，用女人的那点小聪明去掌握这个男人，掌控自己的幸福，希望能够借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柳原是何许人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的幸福。
”他和她要好，并不打算和她结婚。
多亏爆发了战争，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
至此看来，仿佛流苏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读者往下看，“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流苏还是有点怅惆”。
我以为这更体现了流苏心底的莫大悲哀。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生命悲剧意识作者：杨林来源：《现代交际》2014年第04期[摘要]张爱玲以敏锐的感觉、旷世的才情和凌厉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纷繁复杂、光怪陆离而又处处充溢着荒凉之感的世界。
她的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存欲望与生存困境的冲突、人性的自私、虚伪、异化扭曲，情感婚姻的虚伪、无爱，人对命运的无从把握。
[关键词]苍凉生存人性情感命运生命悲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4-0081-01张爱玲是中国上世纪40年代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她以敏锐的感觉和旷世的才情描绘了一个纷繁复杂、光怪陆离而又处处充溢着荒凉之感的世界。
她笔下的悲欢离合，始终笼罩着一成不变的悲凉气氛——尘世的喧嚣烦人、生存的难堪无奈、生命的卑微无助、命运的无从把握、人性的丑恶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孤独感、挫败感、苍凉感、失落感等。
这种悲凉既是她个人对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深刻感悟，又是她对于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
由现代市民混乱无助的精神世界和难堪卑微的生存状态产生的不安与恐惧、凄惶与痛苦、无奈与顺从的气氛，形成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悲剧美。
一、人对生存的无所是从张爱玲小说中无处不充溢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可以说人的生存欲望与生存困境的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
她笔下的小说人物具有旺盛而泼辣的生命力，总想在着平凡而混乱的世界抓住一点什么东西作为生活的依靠。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奋斗挣扎，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索取，然而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他们不但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反而只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一步又一步地退让，最终退无可退仍然难逃失败毁灭的结局。
《十八春》里的顾曼璐曾经也是一个天真无邪、纯洁可爱的姑娘，她也曾追求美丽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但是面对家庭的困顿，作为长女的她为了负担起整个家庭，她对命运做了退让，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做了一个舞女。
她也曾想做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舞女，但是，残酷无奈的现实、鱼龙混杂的环境面前，她又一次地妥协退让，变成一个彻底的欢场女子。
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分析摘要：张爱玲用敏锐的目光、细致的观察洞察了当时的社会虚伪，用犀利的语言深刻的揭露了人性的冷酷，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她深深地感到了对人生掌控的无力感，以及在纷繁交织的世界中人性的彷徨，由此感到了无以名状的失落和悲哀，于是她将这种浓厚而深刻的悲剧意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张爱玲采用了日常叙事的结构和方式，用强烈的悲剧感与震撼力打动着读者。
关键词：张爱玲；悲剧意识；日常叙事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子，她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十里洋场上，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她深深地感到了对人生掌控的无力感，以及在纷繁交织的世界中人性的彷徨，由此感到了无以名状的失落和悲哀，于是她将这种浓厚而深刻的悲剧意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张爱玲舍弃了五四时期以来部分作品歌颂人生、世界、人性以及爱情的主题，摒弃了较为美好的描写手法和健康的叙事结构，采用了日常叙事的结构和方式，用强烈的悲剧感与震撼力打动着读者。
尤其在发表了《倾城之恋》之后，她收敛了批判的锋芒，转而从都市市民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着重寻找衰败的旧式家族和传统文化以及人性冲突挣扎的悲剧内涵和意义。
一、悲剧主题张爱玲在作品中首先肯定了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借助了日常生活的开放性、现实性和繁琐性，从而为平实、简单的日常生活开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空间。
她深入并且体会日常生活，对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给予关注，探索人性的本质，从而形成了两种主题的悲剧形式，即人们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亲情和爱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丢了半条命。
”（《金锁记》）七巧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在传统封建意识的影响和压迫下，逐渐由一个受害者转变成一个害人者。
她在自己对于淡漠人情的恐慌中，不断地以极端的手段保护自己，用黄金的枷锁劈杀了自己，也劈杀了自己的骨肉至亲，她甚至不甘心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享有正常的生活，不断地破坏女儿的幸福，窥探儿子、儿媳妇之间的隐私，最终将他们变成了自己的陪葬。
前言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
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
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
张爱玲的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意识值得我们探究。
一浮世的悲歌（一）、不可逃离的悲剧命运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在她的小说中，人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
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状况出发，从童年、亲情、恋爱、婚姻生活等切身的感受中探索个体的生存状况，她的人生观和生命的悲剧感就渗透在她对个体在荒凉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的描绘。
她以一种逼近本质的直觉，揭示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传达她对一个时代的生存体验：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矛盾，人注定要成为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终究要归于沉寂。
“总之，生命是残酷的”，[1]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堕落和苍凉。
张爱玲认为，人生永远无法完满，只有委屈和难堪的生存，痛苦才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在她看来，人生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由不得自己做主。
“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
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2]这种将人生看作麻烦，麻烦与生命同生同灭的感悟，就是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她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
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
”[3]张爱玲透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其中的悲剧内容。
1.鲜明的悲剧个体张爱玲的创作大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难堪的生存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
[4]张爱玲认为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图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在荒凉的胁迫中表现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困惑，以及对虚妄无妄的生活困境的屈服是人类荒凉的生存景况的呈现。
张爱玲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往往赋予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他们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
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得到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虽然她已经对以后在梁家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但顽强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无形中战胜了她脆薄而孱弱的抵抗力。
逐渐沉迷于靡丽生活的薇龙，爱上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
最后她彻彻底底地被沉沦于奢华的堕落中，丧失了人格和尊严。
葛薇龙的悲剧其实是注定的。
她的姑母阴险、狡诈，给她设下圈套，逼良为娼。
而命运也没有停止对她的捉弄，本想找一个人托付终身，却遇上了乔琪乔这样放浪浮华的花花公子。
葛薇龙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没有超凡脱俗的毅力，有的只是和正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
她不过是按照世俗的要求来行使，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而发生在葛薇龙身上的悲剧，正式人类共同的悲剧。
张爱玲透过葛薇龙的悲剧人生揭示了迷失在欲望中的人们的愚昧、可怜，将一切的命运指向悲剧的收场。
这种强烈的无奈感，无疑使人感到生存的荒凉和恐惧。
又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想以一个30岁女人残存的最后一点资本抓住一桩可靠的婚姻，求得后半生的经济保障。
她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了庸俗，她那西式的外壳包裹着的是充满了典型的封建式的对金钱的依附。
可范柳原要的却是普通的对“花瓶”的欣赏和把玩。
男女主人公就这样在极其反差和矛盾的恋爱观冲突下开始调情。
这一场关于爱情的较量进行得十分“和谐”。
两个人都是那么精刮，那么算计，双方都拿出了百分百的智慧和精力去攻守“爱情之战”，而最后，白流苏在无奈之下，只好委屈做了他的情妇。
本以为他们的关系就止于此，但意外的战争却成全了他们，香港沦陷之后，他们困在一起，最后结成了夫妻。
这场婚姻表面上看起来圆满结局，实际上却不是。
因为它并不是爱情促成的结果，而是无法预料的战争。
可以说，一开始白流苏已经看清了自己被观赏的地位，她并没有痴痴幻想得到一份真爱，而是抱着以爱谋生的态度，第一次婚恋未能给她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的，加深了她生命的漂泊感和失固感。
如此孱弱的生存状态下，她的智慧和老练让她清楚地知道范柳原要的是什么，但还是愿意接受他、靠近他，以致嫁给他。
在白流苏心里弥漫的尽是些欲望，她不奢求他人、也不奢求自己拿出哪怕一点点真心。
她曾经也曾试图挣扎摆脱这命运的束缚，但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个人的努力是可笑甚至可怜的，人不是命运的主宰，而是受制于命运的肆意摆弄。
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一看似圆满的结局，却给人一种苦涩苍凉之感。
还有《半生缘》中的顾曼桢。
曼桢的悲剧在于命运捉弄的无情。
姐姐的怂恿、纵容，母亲的无知、妥协，让曼桢经历了人生的巨大阴霾。
被强暴、被囚禁、被背叛，都是她的亲人给她的。
她恨母亲，恨姐姐，厌恶即将出世的孩子。
然而时间最终磨平了一切，曼桢的仇恨平复了，为了儿子她屈辱的嫁给了强暴她的祝鸿才。
我们在看到曼桢的痛苦的同时也看到了她的蜕变和成长，只是这种成长的结局并非破茧成蝶，恰恰是一步步走向了苍凉，身体与心灵的苍凉。
2. 破碎的婚姻悲剧张爱玲的小说中，婚姻都逃不开不幸的结局。
这跟她自身的婚姻经历和她父母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婚姻本应该是爱情发展的结果，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婚姻却成为无爱的枷锁。
一场以利益关系为目的的婚姻，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不会有好的结局。
《半生缘》中几对婚姻，都是无爱的，曼祯和世钧的爱情是纯粹的，他们从相知相恋，没有利益的计较，也没有物质的牵绊，只是单纯的爱。
但这样美好的爱，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曼祯落入姐姐曼璐设计的圈套。
曼璐让丈夫祝鸿才霸占曼祯，让曼祯为祝鸿才生育孩子，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将丈夫留在自己的身边。
当曼祯受尽凌辱，千方百计地从姐姐姐夫那里逃出，想找到世钧寻求安慰帮助时。
此时，世钧也因为找不到曼祯而绝望，只好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子翠芝结婚。
曼祯和世钧的爱无极而终，而世钧的妻子翠芝爱的却是世钧的朋友叔惠，他们因为家世的鸿沟，思想观念的差距，最终不能再一起。
无论是曼祯，还是翠芝，他们都无法逃离这样的现实。
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没有给予任何一场爱情或婚姻美满的结局，或是恶人的从重破坏，或是观念、现实的阻挠，最终呈现给人们的都只有爱情破裂之后，撕心裂肺的痛楚，把人们对于爱，对于幸福的幻想都击得粉碎，不得不直视悲剧的命运。
再看《留情》中的婚姻，两个有过婚史的男女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算计。
米晶尧娶敦凤，不过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年轻又有姿色的女人，好好享受一番。
而敦凤则是在丈夫死后想找一个终身的依靠。
这场婚姻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爱情上，于是在婚后，敦凤一心指望米晶尧早点死，这样，自己就可以得到一笔遗产，也就有了财产的保证。
而米晶尧或许知道敦凤的想法，但他只是守着这份虚无的幸福，留恋在她美色中。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们无法在婚姻里寻找到幸福，他们碌碌无为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男女之间没有真情可言，“爱情”不过只是供人消遣的游戏。
3.荒凉的悲剧环境夏志清曾指出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
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人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5]这种潜藏着悲哀的苍凉不仅体现在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设置上，同时也体现在小说环境的描写上。
《倾城之恋》中，夜晚清醒的时候，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剩下的断墙残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完了。
”这种一切都完了的无力感，就是生存意志被抽空后的虚无。
张爱玲通过对环境的描写来表现白流苏的绝望。
通过“墙”的“冷而粗糙”和“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鲜明的对比，突出生命的荒凉和虚无之感。
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葛薇龙姑母家的描写，“姑母家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福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的托盘”，“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
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是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
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地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地冰块。
渐渐地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地灯光也消失了”。
这是葛薇龙在真正进入梁宅生活之前，作者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这座宅子做的描写。
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隐含了对人物不幸命运的预示。
雾蒙蒙的房子让一切显出虚幻的不真实，“皇陵”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轻女子的青春为殉葬品的富贵繁华之地。
而一切的繁华不过是过眼云烟，就像是那只“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的托盘”再美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走进历史的坟墓。
《金锁记》中对月亮的多次描写，也让人从中感到一种令人压抑的悲哀。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小说一开场就用一轮三十年前的月亮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伤感、凄清的故事。
用“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描绘月亮，苍凉的底色就这样投影出来。
使读者从心理上感受凄凉的心绪。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预示着人物命运的不幸和变态情欲的可怖，也饱含了作者对人生难得圆满的叹息。
张爱玲用苍凉的语言塑造出苍凉的环境，让人置身于阴森悲怆的氛围里，感受宿命的虚无。
（二）、丑陋的人性张爱玲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孤独的。
正如她在《烬余录》中所写到的：“时代的车轰轰地向前开。
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明灭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向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6]因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有着自私、孤独的灵魂。
而这种自私和孤独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变得扭曲、变态，上演出一部部的人生悲剧。
1.母性的丧失《金锁记》中，张爱玲向人们展示了被金钱扭曲得不人不鬼的变态形象。
文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原是乡下开麻油店的人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想攀高枝，把她嫁到上海富室姜家作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