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装┊┊┊┊┊订┊┊┊┊┊线┊┊┊┊┊┊┊┊┊┊┊┊┊前言：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而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典文学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的出现在我国的戏曲小说中。

对于戏曲小说中的“大团圆”现象，其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原因。

上至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思想中尚圆思想的体现，中国“和”文化的影响等都对此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关汉卿的大团圆戏剧分析关汉卿这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长期处于社会黑暗带来的压抑之中，他不仅愤世嫉俗，更充满了战斗精神。

如人所说，他往往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压迫、受污辱的女性身上。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的《元剧之文章》中评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而论及其作品，《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都是其著名的作品，其塑造的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王瑞兰、谭记儿、燕燕等大批性格鲜明的微贱女流，虽命运悲凉，却正直、善良、聪慧，颇具反抗精神，让人怜惜不已又难以忘怀。

无沦主人公遭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挫折，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一：借助明君、清官、伸冤昭雪，如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第二是借助鬼魂、转化为异类、梦境，以补现实之缺憾，如《窦娥冤》；第三是男主人公科举及第、奉旨完婚，例如《拜月亭》。

这些戏剧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之前怎样的困难与挫折，最后总是给人希望与憧憬。

所渭“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因者终于亨”[1]，便是这种情节构建模式的精辟概括“大团圆”戏剧的结局模式。

是一个民族深层的结构话语，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是所有华夏民族社会心理的共同体现。

他的许多悲剧都酣畅淋漓地揭示了元代社会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

在关汉卿的悲剧创作中，总是这样的形式：情绪从悲愤走向悲壮，剧情也是恶势力先占据上风，而后以团圆局面收场。

而他的《窦娥冤》则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

专题1文艺学一、名词解释1．审美经验答：审美经验是人们欣赏美的自然物、艺术品和其他人类产品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愉快的心理体验。

这种心理体验不同于一般生理快感，它是人的内在心理生活与审美对象（其表面形态与深刻含义）之间交流或相互作用的反映。

在审美活动中，伴随着审美对象与主体同时生成，主体在全身心的投入中对审美对象的反应、感受或体验。

它是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活生生的动态体系，而不是主体的意识或精神。

审美经验所具有的人生实践性是其根本性质之一。

审美经验的基本特征是感性直观性、超个体眼前的功利性、感知与情感交相伴随、自由无限性、非理性的显性表征。

2．意境答：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中独创的一个美学术语。

它是指文艺作品在艺术美的创造上所达到的境界和审美效果，是华夏抒情文学与抒情理论高度发达的产物。

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后历经刘勰、王昌龄、王国维等文人学者的补充、发挥，意境的概念也就逐渐地丰富起来。

现在讲的意境是就其最初创立时的基本意义为准的：意境是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

它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

同样，它也是我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它体现了艺术美。

在艺术创造、欣赏和批评中常常把意境作为衡量艺术美的一个标准。

3．审美移情答：审美移情是西方现代美学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也是心理学美学流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

“移情”，就是把人的感觉、情感、意志等移置到外在于人的事物里去，使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仿佛有了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

“移情说”认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人才会感到这种事物是美的。

代表人物立普斯的“移情说”侧重于对主体心理功能的体验，把主体的感觉、情感等提到了审美对象的地位，揭示了美感中包含了审美主体的心理错觉等美感心理规律。

但是立普斯的“移情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

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否定了审美对象的客观性；在强调主体因素的能动作用时，忽视了对客体这一外部因素的分析。

浅谈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07级汉语言文学2班魏婧睿0727010212“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的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似，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这种模式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首先，“大团圆”结局是儒家“中和之美”的体现，“中”就是正，就是合适、合宜“和”就是和谐，强调符合“无过无不及”的适中原则的和谐。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不论自己人生多么坎坷，也不论穷与达，总是怨而不怒地对待社会与人生，故而他们的戏剧作品也就缺少西方戏剧那种振撼人心的悲剧意蕴，常常是才子佳人终团圆，恶势力最终被铲除，再一次回到封建正统模式上来，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

就观众而言，作品结尾的大团圆有补偿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缺陷的功能。

观众可以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在分享剧中人物幸福与快乐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短暂愉悦，从而冲淡内心的痛苦，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种种不公与不快，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安宁与慰藉。

其次，“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科举入仕”制度的派生物，古人常说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可见“科举入仕”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它给中国广大贫寒士子提供了脱离贫困生活与摆脱低贱身份的机会，就像那一道“龙门”。

所以在古典才子佳人爱情婚姻戏中，尽管才子佳人密约偷情、海誓山盟、爱情真炽热烈，但并不能使他们的婚姻美满且合法。

1913年4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开始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

《宋元戏曲史》是近代我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从事戏曲研究必须诵读的经典。

王国维给予我国戏曲极高的地位，一改以往文人士大夫所不为的“小道”“末技”观念。

在《宋元戏曲史》中，王氏不仅肯定了戏曲这一门独立艺术，而且尤为其推崇元杂剧，认为元曲即元杂剧是“活文学”，而明清传奇则是“死文学”。

王氏对于元杂剧的赞赏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肯定元杂剧的语言是“自然”，指出元曲的“意境”是其所独具，即直率俚俗而不趋于华丽；二是从“悲剧”的角度来肯定元曲的艺术特色，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1]。

在此后的研究中，王国维有关元杂剧的第二个论断被认为是受到西方美学观念的影响而提出的观点，这一点在学界已无太大争议；同时，由于王国维的个人经历加之时代背景，他极为推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因而将悲剧美学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人生观也深受悲剧渗透：“人生之命运，固无以异于悲剧。

”[2]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悲剧理念是其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本文从《宋元戏曲史》的悲剧观念出发，来分析王国维所持的悲剧思想。

一、王国维的悲剧思想中国的“大团圆”结局历来都遭到不少文人的诟病，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悲伤过”。

纵观中国文学史，彻底的“悲剧”似乎确实凤毛麟角。

这一观点是其将“结局”作为考察作品悲喜的唯一条件，如果善恶有报，那就是喜剧；如果好人死无复生、坏人不遭惩罚则是悲剧。

在近代研究中，王国维率先将悲剧思维引入元杂剧的品评中，却并非是由结局来作为论断，而是提高到形而上的角度，即延伸至有关悲剧精神的讨论中。

明以后传奇，无非传奇，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

就其存着而言，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

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王国维悲剧观念的戏剧阐释——《宋元戏曲史》中的悲剧思想■　张慧怡摘　要：国学大师王国维于1913年开始连载并于1915年成书的《宋元戏曲史》，奠定了我国近代戏曲学研究的基石。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论文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普遍形态，“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

本文试从民族精神、儒释道传统文化、封建制度、文学功能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原因【Abstract】Happy ending is the common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i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 Chinese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reas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eatre form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appy en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nation.【Keywords】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reasons目录引言 (1)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1（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1)（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2)（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2)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3（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3)（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4)（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4)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国家开放大学一网一平台电大《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形考任务3网考题库及答案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明清传奇的经典之作，请认真研读《牡丹亭》原著、教材中有关《牡丹亭》的论述，并参考相关研究资料，以小组或班级为单位在论坛进行网上讨论。

讨论中学生需完成以下任务：一、发布主题帖：选取下列讨论题目中自己感兴趣的任一题目，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800字左右的文稿在论坛发布。

（60分）讨论题目：1.如何理解杜丽娘的因梦而死？答：《牡丹亭》是一部爱情剧。

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中，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但仍免不了思春之情，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后因情而死，死后与柳梦梅结婚，并最终还魂复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

剧本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歌颂了男女青年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粉碎宋明理学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朦胧愿望。

从内容来说，《牡丹亭》表现的还是古老的“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这一主题，不过，在《牡丹亭》里，“文明”具有特殊的内涵，那就是明代官方所极力宣扬的理学、礼教。

杜丽娘对爱情的向往是天生的，尽管她被长期看管，但仍然免不了强烈的思春之情，并最终获得了爱情。

《牡丹亭》的意义在于用形象化的手法肯定了爱欲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并对不合理的“文明”提出了强烈批判《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

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

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

戏剧的崭新思想是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牡丹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无疑是塑造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形象。

杜丽娘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执着。

她为情而死，为情而生。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简介：高敏（1988.6-），男，籍贯：内蒙古赤峰市，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摘要：在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团圆结局”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团圆结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喜剧的“败笔”，认为它削弱了悲剧的氛围，故有的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有悲剧作品的。

因此，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悲剧冲突、悲剧人物以及悲剧氛围这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具体阐释，以求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

关键词：古典悲剧；团圆结局；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氛围中图分类号：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引言“悲剧”一词本源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他在《诗学》一书中将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能够“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以陶冶”[1]。

他认为悲剧应该是“一悲到底”的，悲剧的结局也应是悲惨的，从而能使作品表现出一种“严肃的主题”。

因而，他反对在悲剧中表现出那种善恶有报的情节。

如果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审视中国的古典戏剧，那么符合悲剧标准的作品则寥寥无几。

尤其是中国的戏剧在受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影响下，往往喜欢在喜剧的结尾处以“团圆”结局，以取得一种“果报”的效果。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悲剧理论相悖的。

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

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书中认为“团圆”结局的出现，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思想上的薄弱”。

鲁迅则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2]，认为，现实中的不团圆、没有报应的情形，而悲剧作品中往往给他团圆，给他报应，这正是“国民性”在作怪。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也论述了戏剧中的“团圆效果”。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摘要中国戏曲艺术在结局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文化意蕴引言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其产生渊源而言，它和中华文化尚圆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戏剧伴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发展，宋元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

当然，中国疆域广大，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再加上不时的政治分裂，也就导致了戏剧形制的差异，譬如南戏于杂剧。

不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文论观戏曲离不开剧本，剧本的创作离不开文学。

所以“大团圆”式结局与中国文学自身追求“中和”之美的美学风范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态度有关。

（一）中国文学强调和谐、平衡、统一的美，即“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文化大力推崇的美学规范，是指符合适中原则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二者在意义之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

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方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上的融洽和谐。

中国文学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特点“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者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大团圆”结局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结局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本文从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及尚圆传统的心理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叙述模式，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丰富而传统的文化心理蕴涵。

一、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对文化的控制自始自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闭塞文人之口，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对不允许有动摇统治阶级的文化出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文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来保全自己。

文学作品也同样，即便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是悲剧，也多是托古喻今，借古人古事讽今之不平。

比如，关汉卿写《窦娥冤》正是因为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有感于这样的黑暗现实才写出了《窦娥冤》这样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但鉴于现实统治者政治心理，不得不让窦娥有一个平反昭雪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是文以载道。

而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挺长封建教化。

明代戏剧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文艺教化观在宋明之后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