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悲剧_大团圆_结局的价值

浅谈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07级汉语言文学2班魏婧睿0727010212“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的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似，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这种模式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首先，“大团圆”结局是儒家“中和之美”的体现，“中”就是正，就是合适、合宜“和”就是和谐，强调符合“无过无不及”的适中原则的和谐。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不论自己人生多么坎坷，也不论穷与达，总是怨而不怒地对待社会与人生，故而他们的戏剧作品也就缺少西方戏剧那种振撼人心的悲剧意蕴，常常是才子佳人终团圆，恶势力最终被铲除，再一次回到封建正统模式上来，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

就观众而言，作品结尾的大团圆有补偿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缺陷的功能。

观众可以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在分享剧中人物幸福与快乐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短暂愉悦，从而冲淡内心的痛苦，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种种不公与不快，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安宁与慰藉。

其次，“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科举入仕”制度的派生物，古人常说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可见“科举入仕”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它给中国广大贫寒士子提供了脱离贫困生活与摆脱低贱身份的机会，就像那一道“龙门”。

所以在古典才子佳人爱情婚姻戏中，尽管才子佳人密约偷情、海誓山盟、爱情真炽热烈，但并不能使他们的婚姻美满且合法。

第３６卷 第１２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２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Ｄｅｃ．２０１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李志琴（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３１）摘 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普遍形态，大量产生于元末明初之后，成为一种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叙事方式。

其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是“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分析，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从社会审美心理的层面分析，是接受者与创作者消愁补恨的社会心理的载体。

大团圆结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民族性格及美学观念的审美折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大团圆；中国戏剧；贵和尚中；伦理信念；消愁补恨 分类号：Ｉ２０７．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３９５（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０９－０４大团圆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常见形态。

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重要 所谓大团圆，是指在主人公遭遇悲剧命运，遭受冤 的思想原则，“中和之美 ”是儒家重要的美学范畴。

屈，历经种种磨难之后，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善战 “中庸”、“中和”思想在儒家典籍中更可谓是俯拾皆 胜恶，美战胜丑，在爱情剧中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

《中庸》中就曾提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不仅喜剧是这样，悲剧也是这样，甚至有些悲剧在流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达本也。

和也 传过程中渐渐演变成了喜剧，最典型的有《西厢记》、 者，天下 之 达 道 也。

致 中 和，天 地 位 焉，万 物 育《琵琶记》。

“大团圆的叙事模式，也正是随着《西厢 ［３］（Ｐ２８３）焉。

”显然，儒家不仅把 “中和 ”看作是人的情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大盛于元 感和行为的指导原则，也是天地万物遵循的普遍法 末明初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则，是人和世间万物的最佳存在状态。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论文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普遍形态，“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

本文试从民族精神、儒释道传统文化、封建制度、文学功能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原因【Abstract】Happy ending is the common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i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 Chinese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reas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eatre form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appy en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nation.【Keywords】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reasons目录引言 (1)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1（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1)（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2)（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2)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3（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3)（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4)（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4)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摘要中国戏曲艺术在结局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文化意蕴引言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其产生渊源而言，它和中华文化尚圆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戏剧伴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发展，宋元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

当然，中国疆域广大，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再加上不时的政治分裂，也就导致了戏剧形制的差异，譬如南戏于杂剧。

不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文论观戏曲离不开剧本，剧本的创作离不开文学。

所以“大团圆”式结局与中国文学自身追求“中和”之美的美学风范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态度有关。

（一）中国文学强调和谐、平衡、统一的美，即“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文化大力推崇的美学规范，是指符合适中原则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二者在意义之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

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方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上的融洽和谐。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2019年精选文档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作者介绍]张爱凤，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大众传媒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西方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分成悲剧和喜剧两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而在中国的古典戏曲中，悲剧和喜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种成分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

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日益形成颇为发达的悲剧理论体系，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悲剧”的完整而明确的概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随之反思祖国的传统文化。

在戏剧理论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都违背了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结局“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的论述，相反采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的大团圆结局。

悲剧作为一种极富民族化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不是空白的。

但“中国悲剧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拿欧洲的悲剧理论来衡量。

”“大团圆”的中国式结尾是在民族审美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发育起来的，是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的，是中国古典悲剧民族性的体现。

一、团圆――中国哲学圆形思想的感性显现中国古典戏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包括许多悲剧多以“大团圆”局面作结尾。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概括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结构模式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抨击过古典小说、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

……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浅谈《窦娥冤》中大团圆结局的心理蕴涵摘要：以窦娥冤为例从心理蕴含角度浅谈为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多以大团圆为结局，而悲剧作品往往较少。

关键字：心理蕴涵，大团圆，接受心理，补偿心理，传统思想，窦娥冤“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结局通常都是暗示着一个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其实是有着一种长期贯穿的创作心理蕴涵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种心理观点，即悲剧的观念——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

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一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

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又如岳飞被秦桧害死一件事，乃是千古的大悲剧，后人做《说岳传》偏要说岳雷挂帅打平金兀术，封王团圆!所以就常常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中国无悲剧。

我觉得倒不是中国无悲剧，而是中国作家自古以来所接收到的文化熏陶才造就了这样的在文学创作时候的这种独特的大团圆的心里蕴含。

下面我将从作者和观众的接受心理，补偿心理，以及传统儒家思想的心理影响来分析窦娥冤的团圆式结局。

第一，接受心理：以《窦娥冤》的结构为例，其创作的表现结构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喜结”，其实有人说到了大悲，即窦娥冤六月飞雪为止，窦娥冤的故事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样的高潮完全可以作为结局，因为窦娥已死，其余也无人能为其伸冤，其死便成为社会之悲剧。

然而关汉卿没有这么做，他在第四折中，设置了窦娥以魂洗冤，最终沉冤得雪，赢得满堂喝彩。

因为，只有充满喜庆情调的大团圆结尾才能淡化悲情，才能把作家和观众带入谐适的心理状态，从而满足他们的审美口味。

从作者角度看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作者：周佐霖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15期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最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之一，它没有改变中国古典悲剧的本质属性。

大团圆结尾的形成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从作者角度来看，戏剧家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心理、创作环境等因素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作者角度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最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之一，正因如此，于是产生了中国古代有无悲剧之争，有人认为中国古典悲剧剧情发展均以大团圆告终，给人一个“光明的结尾”，并以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为参照，认为中国缺乏悲剧意识，从而认定中国古典戏剧没有悲剧。

笔者从不反对拿来主义，也承认西方戏剧理论自有其科学性与普遍性，但以西方的戏剧理论为标准来规范中华民族的戏剧创作，这一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创作的悲剧都有其特殊性，用西方的戏剧理论来套中国的戏剧，认为中国古典戏剧没有达到“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1］的效果，就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悲剧创作，这种忽略文学创作民族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1983年5月邵曾祺在《试谈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一文中指出，一部戏曲是否是悲剧，要看整个剧本是否具有悲剧的性质与气氛，而不是决定于它是否有“大团圆”的结尾。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古典悲剧大多均以大团圆作为结尾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近几年人们往往从社会心理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而中国的社会心理是一种乐天精神，王国维先生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剧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3］认为这仅仅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本文尝试从戏剧家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心理、创作环境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作者角度来解读中国古典戏剧频频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原因，并以此求教方家。

浅谈中国古典文学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义作者：陆添红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09期摘要:古典文学的大团圆结局,不再只是单纯的愿望或理想,已经被生活的实际进程所肯定,表现了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的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与审美情趣,同时也迎合了市民的文化需要。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悲剧大团圆结局【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9-0065-2文学大师鲁迅先生曾言简意赅概述: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尼采说过:喜剧就是把个人的局限性,完整展现给人看。

翻开中国民间文学的故事,无论情节如何悲惨曲折,在过程之中怎样的“血淋淋地撕破给人看”,但是在结局中绝大多数仍然以大团圆收局,来遂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望,迎合人民群众崇尚善恶有报的心理欲望。

如流传千古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祝”动人故事,他们死后可以化作双飞蝴蝶;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刘兰芝双双自杀后,“分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树,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也可以说这类神话式的大团圆,都以善意的心理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的强烈美好愿望。

“大团圆”是中国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文艺民族特色的反映,与西方悲剧中一悲到底进行比较,中国的古典悲剧,悲则悲矣,却从不给人以绝望的感觉,往往更讲究一种“团圆之趣”。

无论剧情发展多么曲折,主人公命运几多坎坷,人生遭受了多少巨大的不幸,黑恶丑陋势力非常强大,作品最后仍然是以喜剧方式而告终。

在主人公失败甚至死去之后,作者往往都会给作品安上一条欢乐的尾巴,来弥补人们的精神创痛,这种聊以自慰的团圆结局,已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中国古典悲剧为什么要不约而同地去缀上一条希望和光明的尾巴?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十分值得我们去探讨其社会原因的究竟,去深思其作品局限的本源。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简介：高敏（1988.6-），男，籍贯：内蒙古赤峰市，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摘要：在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团圆结局”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团圆结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喜剧的“败笔”，认为它削弱了悲剧的氛围，故有的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有悲剧作品的。

因此，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悲剧冲突、悲剧人物以及悲剧氛围这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具体阐释，以求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

关键词：古典悲剧；团圆结局；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氛围中图分类号：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引言“悲剧”一词本源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他在《诗学》一书中将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能够“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以陶冶”[1]。

他认为悲剧应该是“一悲到底”的，悲剧的结局也应是悲惨的，从而能使作品表现出一种“严肃的主题”。

因而，他反对在悲剧中表现出那种善恶有报的情节。

如果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审视中国的古典戏剧，那么符合悲剧标准的作品则寥寥无几。

尤其是中国的戏剧在受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影响下，往往喜欢在喜剧的结尾处以“团圆”结局，以取得一种“果报”的效果。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悲剧理论相悖的。

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

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书中认为“团圆”结局的出现，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思想上的薄弱”。

鲁迅则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2]，认为，现实中的不团圆、没有报应的情形，而悲剧作品中往往给他团圆，给他报应，这正是“国民性”在作怪。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也论述了戏剧中的“团圆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１７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２００６．０１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的结尾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以男女主人公的大团圆收场。

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是在中了状元之后，才与崔莺莺“终成眷属”的；又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也是在赶考成功后，才在皇帝的恩准下回乡与杜丽娘完婚的。

据此，曾有人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我国许多古典爱情作品：“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

”这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这类“大团圆”结局一般都是以“夫贵妻荣”这种方式来团圆的。

这种“大团圆”实际是为封建科举制度涂脂抹粉的，它实际成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从而，掩盖了封建礼教扼杀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事实。

这类作品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反封建锋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中国人比较喜欢和谐完美，而不喜欢残缺不全，喜欢调和而不喜欢剧烈的冲突，对这种和谐、宁静、温情而美满的生活，抱有天真而固执的信念。

这与西方作品的悲剧主题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西方美学思想中，悲剧文学一向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西方文论界一直有一种严格的传统，悲剧比喜剧更崇高，更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更具有通过对真善美的摧残使人懂得真善美的价值。

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里的忧郁王子，情感丰沛、思想缜密，然其犹豫不决的性格不仅延误了复仇的时机，并导引出更多的不幸；《奥赛罗》的悲剧源自于人心的猜忌与妒恨，美满姻缘因此破碎；《李尔王》谈的是刚愎固执与亲情的背叛，迟暮老人由此落难旷野，晚景无限凄凉；《麦克白》说的是“欲望”如何蛊惑人心，让人冀望非份的权禄，而终至毁人灭己的悲惨结局。

四段故事，四场悲剧，道尽人性的脆弱与现实的冷酷，给所有读者一个悠悠的思想空间……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　即是说悲剧的魅力在于毁灭美。

悲剧作品在中国的古典文艺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悲剧正是对完美与和谐的破坏。

文学评论·影视文学浅释“大团圆”悲剧结局蕴涵的深层审美属性和悲剧体验价值于洋 山东大学文学院摘 要：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模式历来备受诟病和批判，但少有学者对“团圆”背后深层悲剧审美属性的挖掘和探索，也鲜有对这种模式背后独特的悲剧审美体验的思考。

本文意在对“大团圆”结局的深层内涵进行挖掘，并探究其中“审美两极分化”的原因，倡导破除对其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批判，重新审视“大团圆”悲剧结局的理论价值和文学意义。

关键词：“大团圆”结局；悲剧；深层审美属性作者简介：于洋（1997.12-），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165-01长久以来，中国戏剧中“大团圆”模式的悲剧结局备受学者诟病。

前辈学者对“大团圆”的诠释，也是批判多于褒奖，大都从国民性、封建政治、文化心理等角度批判。

但鲜有对“大团圆”悲剧结局背后深刻内涵和广阔喻意的发掘，以及对其深层次悲剧审美的研究，而这对于中国传统悲剧结局的批评无疑是有失公允的。

“大团圆”其实并非中国悲剧缺少力量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正是中国传统古典悲剧包容一切，成熟多元的表现。

因为它是面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有着顽强的适应能力。

统治者利用他维护自己的统治，平民老百姓身受苦难，“大团圆”给予他们心理的补偿；而高级的悲剧欣赏者，完全能看透“大团圆”实现的人为不可能和其中借助“超自然力量”的惯用套路。

这一点中外悲剧是相通的，古希腊悲剧中惯用的“神旨、神谕”，主人公难逃命运的《俄狄浦斯王》，中国传统悲剧中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等。

这些“因果报应”在现实中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稍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审美批判能力的悲剧欣赏者都会想到这一层，这无疑给“大团圆”增添了一抹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笔者认为这恰是中国古典悲剧真正的“悲剧美”所在。

我国这种特别的悲剧模式，与其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来进行批判，不如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大团圆’背后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大团圆’背后淋漓的鲜血”来理解。

浅析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成因及其价值作者：张敏莉来源：《美与时代·下》2020年第01期摘要：“大团圆结局”具有中国古典悲剧的独特魅力。

所谓“大团圆结局”，是指在悲剧人物经历重大的磨难之后，拥有的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

“大团圆结局”在中国的产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政治因素和传统戏曲的表演体制的影响。

虽然中国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一悲到底模式，但是中国悲剧作为反映社会矛盾、揭示社会黑暗最多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道德和审美的双重价值。

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不仅具有深刻的民族性，而且丰富了世界悲剧的审美类型。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赵氏孤儿近代以来，随着悲剧一词的传入，中國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中国古典戏剧是否有悲剧的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因为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都会有一个“大团圆结局”，这种追求“团圆之趣”的结局削弱了中国古典悲剧的悲剧力量。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历来就有悲剧。

对同一个考察对象——中国古典悲剧的认识，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习惯于以结局定悲剧，简单地认为悲剧就是悲惨的结局，例如主人公的毁灭、理想的破灭等。

而那些经历磨难的主人公如果拥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例如沉冤得雪、大仇得报等就不能算悲剧，从而忽视了“大团圆结局”下中国古典悲剧的意蕴。

一、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现象（一）何谓“大团圆结局”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一书中最早出现了“大团圆结局”的概念。

在《闲情偶寄·科诨第五》中，李渔提出了“团圆之趣”，本意是指戏曲创作要出其不意，不落俗套，追求在山穷水尽之时，剧情突然峰回路转，故事的发展脉络先悲后喜，或者刚开始怀疑最终相信，亦或在皆大欢喜的时刻陷入困境。

但是现在常说的“大团圆结局”是指在悲剧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经历磨难痛苦，但最终由逆境转变为顺境的一种戏曲结构模式。

因为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到底有没有悲剧的讨论。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和价值作者：齐琳正来源：《人间》2016年第23期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传统模式之一，然而，近代以来，多有人因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而提出了“中国无悲剧论”。

本文从这个论点出发，通过对中国古典艺术审美理想的考察以及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指出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必然性和美学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美学意义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39-01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戏剧艺术，然而，近代以来，却不断有人提出“中国无悲剧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团圆式的传统结局。

胡适、鲁迅等人就分别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提出过质疑。

胡适先生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人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

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1]鲁迅先生说：“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2]他将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归纳为“十景病”的表现。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古代真的就没有悲剧吗？“悲剧”一词是西方诗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3]，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那些认为中国缺乏悲剧意识的人大体都是以西方的悲剧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悲剧的，并没有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学演变的实际情况。

《学术界》1999年第三期总第七十六期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叶　虎 一、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创作中一个常见的现象。

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娇红记》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灵,《长生殿》的“蟾宫相见”,《雷峰塔》的雷峰佛圆,《祝英台》的双蝶飞舞,等等。

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学现象,“团圆”结局并非自古便有。

《诗经》中带有叙事性质的诗篇,就丝毫不着“团圆”的痕迹。

此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文学创作,以“团圆”结局的不过是极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而已。

在我国,“团圆”结局的较多出现,至少也是元代以后的事情。

其“成为普遍形态”则是在明朝。

至于理论的研讨,那已是明末清初以后的事情了。

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团圆之趣”,毛声山在《琵琶记评点》中论“团圆成因”等等。

之所以会出现以“团圆”结局的现象,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观念、民族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等紧密相关的。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便是一个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国家。

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性迫使人们必须严格地遵守自然、气候季节的规律进行生产活动,而不能违忤自然,这就使人养成了顺应性、适应性的心理。

因此,人们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就理所当然地追求“天人合一”。

这种“天人合一”的心态向社会其它生活领域浸淫的结果,则必然产生竭力缓解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

它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一元化的有机世界观和企求稳定和谐的实用辩证法。

中国古代先哲也提出了许多成对范畴,看到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面,但他们不是强调双方冲突的尖锐性与必然性,更未认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乃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动力。

他们最乐于申说的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企求维持整个系统的均衡、稳定与和谐。

老子以“守雌”、“贵柔”、“无为”来达此目标。

庄子则以“万物皆一”的齐物相对论取代客观事物的一切差异,从而标举反对任何斗争。

┊┊┊┊┊┊┊┊┊┊┊┊┊装┊┊┊┊┊订┊┊┊┊┊线┊┊┊┊┊┊┊┊┊┊┊┊┊前言：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而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典文学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的出现在我国的戏曲小说中。

对于戏曲小说中的“大团圆”现象，其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原因。

上至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思想中尚圆思想的体现，中国“和”文化的影响等都对此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关汉卿的大团圆戏剧分析关汉卿这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长期处于社会黑暗带来的压抑之中，他不仅愤世嫉俗，更充满了战斗精神。

如人所说，他往往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压迫、受污辱的女性身上。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的《元剧之文章》中评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而论及其作品，《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都是其著名的作品，其塑造的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王瑞兰、谭记儿、燕燕等大批性格鲜明的微贱女流，虽命运悲凉，却正直、善良、聪慧，颇具反抗精神，让人怜惜不已又难以忘怀。

无沦主人公遭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挫折，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一：借助明君、清官、伸冤昭雪，如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第二是借助鬼魂、转化为异类、梦境，以补现实之缺憾，如《窦娥冤》；第三是男主人公科举及第、奉旨完婚，例如《拜月亭》。

这些戏剧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之前怎样的困难与挫折，最后总是给人希望与憧憬。

所渭“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因者终于亨”[1]，便是这种情节构建模式的精辟概括“大团圆”戏剧的结局模式。

是一个民族深层的结构话语，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是所有华夏民族社会心理的共同体现。

他的许多悲剧都酣畅淋漓地揭示了元代社会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

在关汉卿的悲剧创作中，总是这样的形式：情绪从悲愤走向悲壮，剧情也是恶势力先占据上风，而后以团圆局面收场。

而他的《窦娥冤》则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

论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
王俊
【期刊名称】《湖南理工学院学报》
【年(卷),期】1999(000)001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多以大团圆结局.这里确有折衷、媚俗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悲剧的深刻内涵和感人力量.世人对此早有定论.本文着重探讨这种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特别是《窦娥冤》、《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作品中大团圆结局的格调美、情趣美和间情作用.本文无意从整体意义上否定上述大团圆结局的消极影响,只是认为对其利弊得失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因其消极的一面就无视其内涵的美学价值.
【总页数】4页(P33-36)
【作者】王俊
【作者单位】岳阳大学社科文体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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