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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姓名：陈冰学号：J201002055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口述史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口述史学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的史学家和学者对于口述史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式进行了讨论。
下面对此进行一一介绍。
一、学术界关于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主要观点。
(一)、学术界关于口述史的理论的讨论。
关于口述史的概念，不同的学者给予了相关的概念，虽然各有差异，但大同小异，对于口述史较为常见的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特定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然后经过筛选、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
”①关于口述史的理论及其在研究中的应用与否，学术界主要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
1、对于口述史应用于研究中持肯定的态度。
对于口述史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于现在的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及文化史等领域中，有部分的学者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口述的方法可以作为传统方法的一种补充，是必不可少的，在一定程度上比原始的文献资料更具备重要的价值，应该对其加以重视。
主要观点：“口述史学的优点是：生动性，因为其史料来源于普通民众，展现的是凡人凡事，运用的是大众语言；广泛性，在它那里，档案文献不再是唯一的史料；民主性，在它那里，历史的编纂者与历史的创造者是直接接触的，使历史研究变得更具民主色彩。
”②“在民间往往具有相当的生存空间。
而口述表达的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的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时空,使它容易超越性别、主权、年龄等的分类控制。
”③“口述史揭开了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隐史。
口述史为我们认识往事提供新的线索，从而有可能揭示未来的一些问题。
口述史能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能使我们根据那些身历其境者的语言来重新撰写历史，它将活力和创造力注人历史著作—记录、撰写和阅读。
”“更重要的是，口述史能使史学家同各界人士保持联系，它还能使历史学更符合民主和更引人注目。
《记忆的社会性结构》这篇文章作为社会记忆结构的关系型记忆与义务型记忆——知青集体记忆的文化维度摘要：本文通过对知青群体回忆内容的梳理,归纳出知青集体记忆中的一些结构性特征,进而提出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的概念。
具体而言,关系型记忆是指知青的回忆内容多受到“关系”的规制;“关系”往往是触发其历史回忆的关键节点,促成了知青回忆的主流特征。
义务型记忆是通过特定类型知青的“忏悔”记忆归纳出来的;一些知青对过失的讲述并不是出于某种兴致,而是来自文化的压力,即来自社会中善必然受到鼓励、恶必然受到惩罚的观念。
而关系和义务这两种记忆的结构性特征也是依赖于特定文化结构的,例如关系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包含着“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思想,义务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在本文中则主要指向“报”的思想。
关键词：社会记忆; 关系型记忆; 义务型记忆; 记忆结构; 知青;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往往是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记忆特征,如方慧容(2001)的“无事件境”研究、郭于华(2003)对骥村女性记忆特征的描述、王汉生等(2006)对知青集体记忆特点的归纳,等等。
但较少有研究能进一步追问记忆结构问题。
所谓记忆结构,也可称之为记忆的社会结构。
这一概念意味着,人们的回忆过程并不完全随个人所愿,在特定社会中,总会有一股力无形中引导着人们朝向特定的方向去回忆,这类社会力导致人们的回忆带有某种结构性特征。
尽管与客观的社会结构有所差别,但它对现实的限制或促发之力并不逊色。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体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暗示了记忆的结构性特征,即记忆的再现更多受制于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个体记忆受制于特定群体结构(哈布瓦赫,2002)。
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任何社会特定的文化特征都对该社会具有不同的“历史发生器”有决定作用(阿斯曼,2007,2015)。
所谓历史发生器,指人们在表达过去时的主要特征,而表达本身就意味着在没有形式和结构的东西中植入一种形式和结构。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口述史是一门新兴的历史研究方法，它通过对个体经验和记忆的采集和呈现，为历史学研究及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更是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理论基础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此时期，由于口述资料逐渐流失，学者们开始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保存。
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口述历史记录中，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
《中国历史口述资料史料选编》等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此外，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也受到西方口述历史学的影响。
西方口述历史学先驱罗森塔尔等人认为，口述历史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材料，并倡导进行口述史学研究。
而中国学者则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口述史研究。
二、实践案例中国口述史学的实践，囊括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
例如，“文革”历史口述史研究的开展，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这个研究中，许多普通百姓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惨痛经历和亲身感受，为我们重新解读“文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另外，中国口述史学还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
例如，青海藏区口述史研究，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藏文口述材料的汇编整理，为研究中国西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族群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此外，中国口述史学还在聚焦现代中国历史及社会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对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进行口述调查，进一步了解了当年在农村地区的生活和生产。
三、学术价值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提供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新的视角，更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首先，中国口述史学突破了文献史学和传统历史学的局限，让历史更加真实。
口述资料中充满了个体生命和经验，往往可以绕开正史和传统文献中略过的细节，一些看似微小的个人经历和故事也可以展示出历史的巨大规模。
口述史的主体性与客观性
钱茂伟
【期刊名称】《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2024(44)3
【摘要】口述史的主体性即前人习称的主观性,是一个外行最容易关注的话题,总体上属隔岸观花,文献本位观影响了对口述史的理解。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历史知识来源于人类的大脑记忆,口述与笔书均是大脑记忆的不同表达形态。
个人记忆既是人观,又是一观,这种微观认知是建立一切更大单位历史的前提。
客观是“众观”基础上的专业“一观”。
有了不同的人观,才有不同类型的群体史、集体史客观建构。
【总页数】5页(P34-38)
【作者】钱茂伟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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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构建与历史书写研究的早期实践路径--以顾颉刚的史料研
究为例
胡晓华
【期刊名称】《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23)5
【摘要】“记忆”概念介入历史书写研究后，仪式、图像、语言、文字、声音等记忆文本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史料研究的重心从传统的文献研究转向文本分析。
但这一问题意识在“古史辨”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史料研究中早有体现。
特别是顾颉刚的读书笔记包含了大量对史料的搜集及分析，可看出其研究视角转换的早期路径。
顾颉刚的史料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书写本质追问的史学研究实践，他对史料类型的认识、对历史书写“层累造成”说的论述、对重构“活的历史”的实践，都能够与当下构建记忆文本，理解历史书写“真实性”及历史重构的观念等理论问题形成纵向的呼应，从而验证历史书写的实践与分析的本质问题。
【总页数】7页(P58-63,71)
【作者】胡晓华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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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口述史的时空、记忆与文本研究共3篇传承人口述史的时空、记忆与文本研究1传承人口述史的时空、记忆与文本研究口述历史是指通过拜访、采访、录音等方式，将老一辈的个体经验、故事和历史事件等，用语言记载下来的历史形态。
它记录的是大众历史中的个体经历、情感体验和生存状态，被认为是个人记忆和正式历史交织的重要源泉。
在已经消逝或正在逝去的个人和群体中，采集口述的历史，是揭示和理解当代社会文化、政治和人文环境的重要手段。
本文将重点关注口述历史中的时空、记忆和文本的研究。
口述历史的时空关系着重在于反映时间和空间的交集。
从时间上看，许多口述者的生命经历跨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历了历史的变迁，见证了各种生活方式的演变。
从空间上看，口述历史的载体主要是某一地方的个体经历。
比如说，当地的一段历史事件，如反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是该地某群体的集体经历。
因此，口述历史可以用来探究某一地区、社团、社会阶层和族群的历史和发展脉络。
传承时空的口述历史，往往能够展示出那些被忽略的底层经验，这对于今天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学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也有不少口述者讲述的历史是个人的故事、个体记忆，这种体验相对于历史趋势，而言更具有局限性，同时也更加难以考证。
除了时空之外，口述历史也重视记忆文本的建构，口述历史的记忆率先进行了篇章化的处理，从而变成了一种文本的传承方式。
记忆是这种文本化的最重要的资源，因为这里面载着大量的、丰富的、独特的信息。
然而，口述历史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和情感化的记忆过程，往往破碎和错漏的都存在。
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虽然面对口述历史这种文本化的记忆，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受到批评，但它也促使了开展口述历史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分析和比较口述历史的文本，重新理解历史的陈述。
因而，发掘口述历史的内在逻辑架构，从中思考口述历史的运作方式和文本特征，是重要的再审视方向。
保罗·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探析作者：景磊白雪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摘要：社会记忆理论，已然成为一个跨学科、多向度的概念，当下在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应用并发展。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和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作为研究社会记忆理论的两位著名学者，分别在“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二者将“记忆”的呈现均看作社会的建构，而这样的建构由当前的关注所形塑。
保罗·康纳顿用社会记忆理论代替集体记忆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理解与阐释，社会记忆理论成为继集体记忆理论之后又一具有深刻学术影响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社会记忆;权力关系;社会忘却;纪念仪式;身体实践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1-0064-05社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可以反映出社会的内在结构，体现出社会的功能。
社会记忆是人类认知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粘连着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也是文明传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内驱因素。
保罗·康纳顿指出：“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
”[1]社会承载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形态，使得我们不断地回忆着社会的文化传统。
“只要个体从属于社会，他的思考和行动也就超越了自身。
”[2]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记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作为存在于社会中每个独立的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记忆，拥有了社会记忆也就找到了个人存在的社会的、文化的档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理论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在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理论、民俗学理论研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提及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必然离不开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二者具有明显接续和发展关系。
回顾国内外口述史学研究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20 世纪40 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 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
时光铭刻于1948 年，这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
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
早在1938 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 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 世纪60 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发布。
到20 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
21 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
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
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
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简•奥斯曼2011-12-20 11:27:41 来源：《文化研究》(京)2011年第11辑 问题和计划 20世纪的第三个10年，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 Halbwachs)和艺术史家阿比•瓦博格(Aby Warburg)独立地发展出了两个理论，即“集体”记忆理论和“社会”记忆理论，他们拒绝从生物学角度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
①这类生物学的尝试在世纪交替时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一个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依然存在的倾向，②正是这个关键性的拒绝，使得这两种理论相遇了，否则，它们就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研究路径。
瓦博格和哈布瓦赫都使关于集体记忆的话语从生物学的框架转向文化的框架。
一个人得自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那些特点，与其说是作为系统进化的结果而代代延续自身，不如说是社会化和习俗的结果，文化的准种类(cultural pseudo-species)意义上的“类型留存物”(the survival of the type)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功能。
③在尼采看来，虽然在动物世界，遗传程序保证着种类的生存，但是人类却必须发现用以维持其本质始终如一地代代相传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由文化记忆提供的。
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
我们通过双重界定来使文化记忆区别于以下两点。
④ 1.我们所说的“交往的”或“日常的记忆”(“communicative”or “everyday” memory)，后者在其狭义的用途中缺乏“文化的”特征。
2.科学。
科学并不拥有记忆的特点，因为记忆联系于一个集体的自我形象。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把第二个定义——哈布瓦赫把它作为记忆和历史的区别而发展出来——放在一边，只限于第一个定义，即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
交往记忆 对我们而言，“交往记忆”这个概念包括那些只是以日常交往为基础的集体记忆的种类。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 221第13卷第05期 Vol.13 No.052022年3月 March 202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而出版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职责与使命。
经过五年筹备，由笔者策划、撰写的《中国音乐记忆》于2020年顺利出版（见下图）。
《中国音乐记忆》结合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学习西方音乐的音乐家进行了深度访谈与研究，以他们的经历勾勒出中国音乐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通过聆听老一辈音乐家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回顾20世纪中国音乐家的奋斗历程。
本文将分享笔者策划与撰写《中国音乐记忆》的方法和经验，探讨其研究价值和意义，为行业提供参考。
一、口述史的学术价值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世界首个现代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现代口述历史学的诞生。
随后，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口述史研究也得到发展［2］，有关口述史的专著也不断涌现。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被称为“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第一人”，其口述历史的第一个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并出版了关于胡适的口述史著作《胡适口述自传》。
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
口述史的定义是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诸多研究口述史的专家学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内文斯认为，“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3］。
《大家来做口述史》《牛津口述史手册》的作者、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4］。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第二任主任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5］。
20205News 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口述历史以历史亲历或目击人物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生平经历为选题的依据，真实而全面地记录和讲述历史事件或在该时代下的所见、所闻、所思。
口述历史以讲述者为主体，再以讲述者的视角对史实进行描述和复盘。
在讲述中，通常围绕着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者划时代意义的节点。
本文将以《世纪行过——张学良》这一视听新闻作品为例，分析社会记忆与口述历史的关系。
一、时代烙印——社会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人站在时间的某个节点上眺望，向前或者向后都是眺望，而时代的亲历者，社会的推动、守望者都会虔诚地眺望这段影响其一生甚至影响整个时代的历史。
所谓社会记忆，从历史活动的主体而言，属于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运动，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进行确证、保存和延续的内在机制，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创造性和依赖性、历史阶段性和活动连续性的统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的进步源于亿万人民的劳动，在亿万人民中，总有一些人和群体会成为社会发展、民族进步或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引擎。
这些引擎具有着巨大纪念意义和记录价值。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人，在每一个时代的每一种社会背景下，都会催生一个又一个影响社会走向、民族发展、时代沿革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在日后被记录，被传承。
这些人身上所承载的记忆，便是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便是人的记忆，具有很强的共性，而每个社会形态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渐渐的会成为整个时代的烙印。
马克思曾说：“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口述历史是除文字外，记录和讲述历史最具鲜明特点的方式。
生动而形象地描述社会背景，讲述社会故事。
记忆在属于它的人身上总会有不一样的光芒，讲述社会记忆，是对社会行过最好的见证。
在《世纪行过——张学良》一片中，对社会背景的描述都交由主人公张学良来进行讲述，历史的亲历者在讲述历史时，总能说出很多细节，文字描述通常是宏观且书面的，而口述则更能有代入感。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口述史学是一门独特的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采访和记录个人口述，以及其他非书面资料，来还原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
它与传统的书面史料研究方法相比，更加注重个体经验和非正式历史记忆的重要性。
中国口述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其独特之处，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基础1.1口述与书面记载的关系在传统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主要依赖书面记载来还原过去，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书面资料往往只能反映少数特定人群或阶层的观点和经验，这使得历史视角过于单一，缺乏全面性。
其次，在政治、社会或文化上被边缘化或被忽视的群体很少有机会留下自己的记录，这导致历史叙述中存在大量的空白和偏见。
因此，通过采访和记录个人口述，我们可以弥补这些缺失，使历史更加全面和立体。
1.2口述历史与正式历史之间的关系传统上，“正式”或“官方”历史被视为权威版本，通常由统治者或精英阶层书写。
这种历史叙述往往带有浓厚的权力色彩，很难全面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声音。
与之相对应的是，口述历史强调被边缘化的个人或群体的经验和记忆，使得历史视角更加多元化。
通过口述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在正式历史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人们的生活和经历，从而弥补官方历史的不足。
1.3口述史学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指一个社会对过去事件和经验的集体记忆。
口述史学通过个人口述来还原社会记忆，弥补了正式历史中遗漏或被篡改的部分。
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事件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为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此外，口述史学还可以强化民族认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中国口述史学的实践2.1口述采访与记录在中国口述史学实践中，采访和记录个人口述是最重要的环节。
采访者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和敏感度，以便引导被采访者回忆过去，并记录下他们真实而独特的经验。
这需要采访者具备耐心、细致和尊重的态度，以确保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2口述材料整理与分析完成采访后，研究者需要对所获得的口述材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
社会记忆理论综述摘要：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在当代已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与其他经典社会学理论研究相比，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目前在国内仍不成熟，但这种日趋发展的研究趋势的出现就已异常珍贵。
不同学者在使用社会记忆概念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记忆现象赋予了其不尽相同的内涵。
因此，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对社会记忆现象进行综合把握。
本文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对社会记忆理论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做出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社会记忆理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02一、社会记忆理论概述社会记忆理论，是研究社会记忆的存在对个体记忆的影响。
哈布瓦赫认为是没有脱离集体框架的个体记忆。
康纳顿解释：感知一个事物或者对它有所为，就是把它放到预期体系中。
感知者的世界以历时经验来规定，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
[1]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后，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取向主要集中的三个方面是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基本问题，即：记忆事件本身的特点问题；社会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动力学问题；社会记忆的机制问题。
二、国内外关于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一）国外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社会记忆理论首先在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学者的视野内得到确认。
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
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
康纳顿强调的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指行动者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
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康纳顿则说，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
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
口述史料与其他历史文献不一样的是，前期准备工作较长，一是划定历史时期，二是确定课题。
选择口述人很讲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就某一阶段、某一课题寻找亲历者，对能找到的、有表达愿望的，进行口述调查记录。
其中对距现实远一些的时期，由于相关人群已不多，那么不管是重要不重要的任务，旁观者还是亲历者，通通都要做口述记录。
而对于距离现实比较近、相关人较多的情况，就要对人群进行筛选，选择有代表性的进行口述记录。
另一种方法是，历史事件发生在某一地区，见证人也集中在该地区，可以通过当地媒体或发布广告来征集口述人。
在口述采访中往往会不断发现新的人选确定为口述对象，这种人选的记忆往往更中性，其价值更大。
一、我国口述史研究中目前获得的主要成果有：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
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
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
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书。
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
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3期㊃理论与方法㊃“口述史”与“口述记忆”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取向金㊀大㊀陆㊀ 摘要 新中国史口述研究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岁相关,其所面对的史实㊁人物和事理均处于 宜采集 和 需抢救 状态,并具有鲜明的 共同经历型 特征㊂其中,社会学注重探求口述与 集体记忆 社会认同 的关联,强调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并通过 社会建构 的话语分析诠释历史㊂这一取向不应称为 口述史 研究,而应称为 口述记忆 研究㊂历史学则将口述定位为 史料 ,强调与以档案为主干的 合围型 史料群进行比对考订㊂二者在旨趣㊁要诀㊁范式㊁目标上是不同的,应在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轨道上前行㊂关键词 口述史研究;口述记忆研究; 共同经历型 口述史;新中国史;社会学;历史学中图分类号 K27;C91㊀ 文献标志码 A㊀ 文章编号 1003-3815(2023)-03-0105-12Oral History and Oral Memory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Or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Jin DaluAbstract:Or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nerational ages of the population. The historical facts,characters,and events it faces are in a state of suitable for collection and in need of res-cue, exhibit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experiences. In this context,sociolog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ral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social identity, emphasizing emotional tendencies and value judgments.It interprets history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narratives.This approach should not be called oral history research but rather oral memory research.Historiography,on the other hand,positions oral account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emphasizing their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 with the archival records.The two have different purposes,methodologies,paradigms,and goals,but they should pro-ceed in parallel,mutually illuminating each other.一㊁引言: 宜采集 和 需抢救近年来,新中国史口述研究沛然而兴㊂原因之一是作为方法的 口述采访 适应并扩展了新中国史研究的需要㊂这不仅可以为某一研究课题增添资料,更可以通过接触亲历者㊁当事人,使研究者在 现场 田野 的氛围中,领悟到课题的背景㊁要旨,以及事态演变与人物的关联㊂原因之二则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岁相关㊂新中国的同辈人时下已年过花甲或古稀,他们仍健在的父母已至耄耋之年,他们的子女则多在不惑上下㊂故涉及新中国史的项目,凡通过口述来增补㊁汇集史料的,正处于 宜采集 和 需抢救 的时期中㊂尤其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界,研究改革开放史课题时,各层级㊁各行业的经历者㊁当事人多健在,手中有资料㊁脑中有思路,能分析㊁善表达,自然处于 宜采集 的状态中㊂例如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㊁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编‘见 证 :股市早年岁月亲历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就有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㊁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陈伟恕㊁国内首家以证券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吕红㊃501㊃2023年第3期兵等关键人物的口述㊂类似成果还有‘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㊁‘口述历史:中国旅游业40年“(旅游教育出版社,2019年)等㊂与此同时,面对新中国前30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经历者㊁当事人均年迈体弱,过世者亦渐多,此时段的研究课题已经进入刻不容缓的 需抢救 状态㊂例如笔者主编㊁2016年出版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因距离灾患发生已近40年,能够接受访谈的多为当年的 小医生 小技工 (现在有可能已经是教授㊁主任㊁经理㊁工程师等), 组织者 领队人 多离世或失忆,以至许多决策和指挥的记忆永远丢失了,还有人因此事年深月久未被提及,而质疑采访是否为骗局①㊂再如60多年前的大庆石油会战,仅对 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进行梳理和考证 ,编辑了 局限于某些会战的标杆性人物㊁标杆队伍 的文本,如‘大庆石油会战史“‘大庆油田发展简史“等㊂2013年起,大庆师范学院开始进行口述访谈,发现仍然健在的 老会战 仅有不到2万人,且大多已是古稀之年,病魔缠身㊂据油田公司老干部处介绍, 每年大约有600 700名老会战离世 ㊂②唐山大地震㊁大庆石油会战等项目尚且比较醒目,一些 独家 小众 但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若不及时抢救,将会留下莫大的历史文化遗憾㊂据了解,上海有关方面已对老一辈译制片厂演员进行口述采访,成功留存了宝贵史料㊂口述史 宜采集 与 需抢救 之间的最佳时段在哪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的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60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茶话会上指出, 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 ,你们可以带徒弟, 写军事史㊁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或其中一个行业的情况㊁政治史㊁经济史,等等 ㊂7月20日,根据他 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 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㊂③再据口述史专家定宜庄的经验,因为口述依靠的是个人记忆力,还有表达㊁思维能力,所以 最好的对象是70岁上下 , 再大有的人到80多岁还行 , 90岁以上的人绝大部分做不了口述 ④㊂可见60岁至80岁的20年间是接受口述采访的黄金期㊂这关系到如何选择口述史项目,应在课题作业前就有所考量和筹措㊂在近年来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行动轨迹中,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㊁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发起成立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表明口述史学在中国有了统一的学术组织机构,这是一门新兴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⑤㊂该研究会在首届学科建设会议上表示,要追求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特色,努力具备与国际口述历史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实力㊂随后,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连续举办 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 多元化与规范化: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之路 等研讨会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南京大学周晓虹主持的 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 研究计划设立了 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 与 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 两大项目㊂其立意是遵循孙立平㊁郭于华等 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 的思路,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主题从 革命 推进到 建设 ㊂有学者引证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的论断: 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 人 群体 社会 文化 历史 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㊂ 因此, 社会学的历史转向 或者说在社会学研究中 纳入历史维度 , 不仅是费先生当年对学科发展的期待,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㊂⑥㊃601㊃中共党史研究①②③④⑤⑥参见金大陆:‘关于口述与档案互补互证的若干问题 兼谈 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研究 的史料汇编和建设“,‘史林“2022年第6期㊂张文彬㊁刘晓华:‘口述史方法与大庆石油会战史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7年第23期㊂‘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21㊁222页㊂定宜庄:‘用口述史记录1949年以后的北京“,‘新京报“2015年5月23日㊂颜井平:‘1949年以来我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1期㊂孟庆延:‘口述史的社会学中国谱系:理论传统与本土经验“,‘求索“2022年第1期㊂周晓虹团队引入 口述史 来面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人物群像,不仅是借助一种方法来回答 现代中国社会究竟何以可能 的问题构架,更是试图借助这一问题构架来探讨口述史与集体记忆相关联的社会学口述(史)运作模式㊂正如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演讲中所说: 文献和档案对理解50年代的变化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口述史的搜集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国家运动方针在地方的具体意义,以及家庭关系㊁正在消失的年代(被遗忘的事情)甚至一些鬼怪故事㊂ ①立足在这个支撑点上,期待周晓虹团队在社会学口述(史)的实践和理论上取得成功㊂二㊁社会学口述(史)研究的主旨和路径周晓虹社会学口述(史)团队在搜求新中国工业建设历史轨迹的同时,十分重视从理论上探求口述史与 集体记忆 社会认同 的关联,已连续在‘学术月刊“等期刊上发表十多篇专论,不仅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而且 助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 ②㊂恰如周晓虹所说,社会学口述(史)何以可能, 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 ㊂至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对有关历史的口头叙事展开研究, 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 ㊂③这段提纲挈领的论说指认作为方法的口头叙事建构了解说历史的 社会事实 (亦可称为 即时存在的现实维度 )㊂这里的 社会事实 指口述中呈现的 人们对某一特定事件㊁某一历史时期的认知㊁情感和付诸行动背后的判断与抉择 ,它可以帮助研究者 理解人们的主体性是如何在社会中㊁在其经历的变化和遭遇中形成与改变 ④㊂其中既有历史的图景㊁因果的关系,又有情感的特征㊂所以,社会学将口述(史)作为观察社会的方法,对于所采集的内容 无论是否符合史学上的 真假 标准,都可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 社会事实 ⑤㊂事实上,这就是依凭现场采集 怎么说的 (氛围和情绪)㊁ 说了什么 (内容)㊁ 为什么这么说 (解读)㊁ 所说的指向是什么 (情感㊁倾向和价值判断等)的访谈,建构起一个分析系统,来回答 历史中的记忆 和 记忆中的历史 所提出的问题㊂对历史学求索 历史事实 (或可称为 历时存在的历史维度 )的定位来说,这个进路和方向或许是一种参照㊁一种挹注,甚或是一种挑战㊂西方史学界曾质疑 依托于记忆与回忆的口述历史 的 主观性与不可靠性 ,并准确地指出,口述历史不可避免地受到健康原因㊁感情因素㊁价值立场等多方面影响, 导致受访者在口述时出现遗忘㊁错记㊁说谎乃至虚构等诸多情况 ㊂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杨祥银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口述史学界开始出现 记忆转向 , 认为记忆的主观性不仅能够了解历史经历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理解过去与现在㊁记忆与个人认同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提供线索和启示 ㊂因为其中包含着 文化的表达与再现 和 意识形态与潜意识欲望等维度 ,所以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 不可靠的记忆 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 ㊂⑥周晓虹团队顺应㊁借鉴这一学理上的转向,并与国际学术界同频共振㊂该团队成员㊁南京大学周海燕设问:如果口述记忆本身就不可靠,那么, 通过口述记忆来打捞沉默的历史,是否可能?㊃701㊃2023年第3期①②③④⑤⑥‘贺萧:谈 为什么不能依赖口述史 以及 为什么不能没有口述史 “,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8页㊂刘亚秋:‘口述史作为社区研究的方法“,‘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㊂周晓虹:‘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㊂周海燕:‘个体经验如何进入 大写的历史 :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㊂按: 社会事实 的概念引证自埃米尔㊃涂尔干㊁莫里斯㊃哈布瓦赫的研究㊂刘亚秋:‘口述史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7期㊂杨祥银:‘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六大理论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㊂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亚秋也设问:若口述意味着不确定性, 那么口述史的价值又何在呢? 两位学者在承认历史学者的批评有其正当性的前提下断言,在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下, 口述的 忠实度 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 如果能够充分理解口述文本中 事实 与 叙事 之间的冲突,那么,事实层面的 对/错 真/假 展现出的矛盾就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和分析的宝贵空间 ㊂所以,值得追问的是:口述采访中的 客观性是否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标准? 当以口述者的 生命特征 为核心展开讨论时,其主观性恰恰提供了极其独特和珍贵的资料㊂①其实在具体路径上,社会学口述(史)强调 结构 表征 而非 过程 事件 的分析策略,也就是 通过对社会表征的识别与分析 , 揭示表征背后的结构以及当结构作用于历史个体的时候所产生的作用机制及其效果 ㊂例如,周晓虹团队的工作 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宏观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经由 单位 所组成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 ,并在 揭示某种集体心态究竟何以形成 的同时提示我们,相关社会表征 不断形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㊂②由此可见,社会学口述(史)之特征和优长是:作为 内容 的口述以 即时 为真,关注即时的话语㊁情感㊁心态及价值判断,且以 群体型 倾向为定准来回返历史㊂而历史学口述史作为 史料 的口述追求的是 历时 之真,且需要验证㊂至于在社会学口述(史)中 真 之据,则在于 即时 的涌现和实在 不必回溯过往,不必辩证真假, 即时 即 存在 , 即时 即 真实 ,进而通过 社会建构 的话语分析,对历史作出诠释㊂近年来周晓虹团队倡导㊁践行这一理念的努力和成功,可为新中国史研究开辟出一条以 集体记忆 社会认同 为旨归的新通道㊂所以,一是为了区别于历史学的口述规范和定位,二是为了凸显社会学的口述特色和功能,社会学口述研究不应称为 口述史 研究,而应称为 口述记忆 研究或 口述记忆史 研究㊂三、口述与记忆口述是由记忆构成的,口述者为什么记住了这些㊁遗忘了那些,选择了这些㊁丢失了那些,显扬了这些㊁遮掩了那些,是口述史必须面对的问题㊂社会学关注口述与记忆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的动态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方向㊂周晓虹在讨论记忆的建构机理时,指出了 个体在遭遇不同社会事件时的生命节点(life point)的影响 ③㊂周海燕则引用实验心理学中得到广泛证明的 闪光灯记忆 ,来说明 那一刻的现场情景对经历者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④ 原来人生的记忆链是由一个个心灵 刻印点 连缀的,这些 刻印点 或许是一个场景㊁一段画面㊁一串印象,甚或只是一个片段㊂因为都是人生遭际轨迹中某一个或重要或微妙或艰危或鲜明的时刻,所以一旦铸成 刻印点 ,就永生性地留存在 记忆链 中不会消遁(平常的过往则如烟云般遗忘了),且蕴含着人生的价值㊁伦理和审美的判断密码㊂在口述采访中,采访人和口述人是在共同激发㊁唤醒这些记忆中的 刻印点 ㊂然而,在现实的采访中,研究者可能会发现,这些在人生大关节目处留痕的 刻印点 并不总能被顺畅地倾吐㊂比如面对官方背景㊁学术背景的访谈者,面对公共平台的摄影机时,周海燕引用欧文㊃戈夫曼(Erving Goffman) 为展演定调 的论说指出,口述人会 根据彼此关系的变化 , 比日常交谈更为谨慎地考虑自己的措辞 ,当个体意识到突破话语禁忌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时, 其回忆的叙事时间线往往突然发生断裂 ⑤㊂更有甚者,因为 社会现实利害因素的制约 ,会在㊃801㊃中共党史研究①②③④⑤周海燕:‘见证历史,也建构历史: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刘亚秋:‘口述记忆的主体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㊂孟庆延:‘口述史的社会学中国谱系:理论传统与本土经验“,‘求索“2022年第1期㊂周晓虹:‘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㊂周海燕:‘见证历史,也建构历史: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㊂周海燕:‘见证历史,也建构历史: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㊂叙述中生成 虚假的遗忘 和 虚假的夸饰 ①㊂难道只是现场的环境和氛围触发了口述者的心态变化吗?口述记忆研究认为, 个体的生命史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 ②,故个体记忆的表达很大程度受制于 社会主导 和 权力关系 ,以至影响人们对过往事实的选择和组织㊂刘亚秋指出, 那些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都会问道: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去记忆?记忆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提问都涉及或者隐含着进一步的问题,即社会记忆成了政治权力的一个呈现 ③㊂那么,这种呈现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呢?一般来说,在宏观的 社会主导 下,大众层面多呈现集体无意识状态,会很自然地向社会主导的话语体系靠拢;在具体㊁现实的境况下,权力的制约和引导往往促使口述者有意识地判断和忖度,进而坐不垂堂㊁谨言慎行㊂通俗地说,就是有的能讲,有的不能讲;有的以后能讲,现在不能讲;有的私下能讲,公开不能讲㊂周晓虹团队在贵州三线企业的访谈中发现,尽管当地的三线建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下马,老人少则10年,多则20年甚至30年前就已退休,但 可能涉及早已过时的 秘密 时讳莫如深㊁守口如瓶 ㊂与至今仍承担着国家项目的鞍山钢铁公司㊁大庆油田不同,团队采访时既不必征得单位同意,更不会由组织部门提前动员并划出叙事的 红线 ,可是这些退休老人们 还是清晰地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 :一方面, 肯定的是数百万人义无反顾奔赴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无私奉献的 三线 精神 ;另一方面, 克制叙事的是一场场政治运动对国家和个人的伤害 ㊂即使与亲历者两人对谈,也能够发现 国家在场㊁单位在场㊁他人在场 ㊂④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或是 大局意识 或是 小心戒忌 ,时时牵拉着口述记忆的建构意向㊂与此同时,刘亚秋在口述记忆研究中,首创性地提出了 记忆微光 概念, 对权力范式提出了挑战,也就是那些不依存于权力而展现的姿态 ㊂因为已经完成的记忆研究多牵涉家庭㊁社团㊁政治组织㊁国家制度等大的社会背景,而面对多面㊁复杂㊁隐秘等纠缠着的历史时,参与其中㊁经历其间㊁遭遇其际的个体往往有 个人固守的 难以诉说的 过多歧义㊁充满了太多暧昧和晦涩的包孕性时刻 ㊂这些可能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内容,恰恰 可能是最接近常人意识深处的一种记忆 , 可以成为探寻社会记忆另一种状态的线索 ㊂⑤对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来说, 记忆微光 的学术定位是准确的,它不仅透析了作为 内容 的口述的表层化倾向,更开辟了一条探寻和追问的思路,甚至认为这是连接 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㊁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断裂 的通道㊂ 记忆微光 在口述采访中的执行,需要真诚㊁耐心和努力的心态,需要擅于挖掘的心力㊂社会记忆的机制 揭示现在的情势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感知 , 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⑥㊂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把握住了这个枢机,历史学口述史研究何尝不是这么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讨论了当事人回忆相同事件时出现 差异性叙述 的缘由,指出:一是当事人 当时 的身份㊁地位和经历不同,故人生的角色㊁认知㊁作用不同;二是当事人 当下 的身份㊁地位及环境差异,必然导致对 过去 记忆和叙述的差异㊂如果说第一点尚可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那么第二点则关涉记忆的建构理论㊂ 个体记忆所唤起的 过去 记忆,并非原本的 过去 ,而是 当下 意义的 过去 ,是 当下 环境过滤后有所选择的 过去 ㊂ 所以,㊃901㊃2023年第3期①②③④⑤⑥左玉河:‘固化㊁中介与建构:口述历史视域中的记忆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㊂按: 虚假的夸饰 是在左玉河 虚假的遗忘 基础上形成的提法㊂周晓虹:‘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㊂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㊂周晓虹:‘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㊂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㊂王汉生㊁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㊂记忆的错觉㊁变形㊁扭曲及叙述的重复㊁掩饰和歪曲,是口述访谈中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 ㊂①显然,历史学家在此看到了口述记忆中出现的差失,处理的策略是对口述文本进行考订和验证;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当事人的记忆本身就构成了研究对象, 当下 的记忆就是 当下 建构的真实,其间包含着许多复杂㊁微妙和值得探究的信息,可以分析㊁回答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真的与假的,对的与错的,记忆的与遗忘的,情绪的与情感的,个体的与集体的,个性的与品质的,社会的与心理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政治的与经济的,等等㊂这再次印证了上一节的结论:社会学以口述与社会记忆的内在关系为定准,以 当事人在特定社会框架中看到㊁认知㊁感受㊁体验到的经验事实 主导对过往的叙述②,并通过面对研究项目的历史背景来把捉记忆㊁辨析记忆㊁建构记忆,继而对课题作出历史社会学的解说㊂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社会学的学术要旨与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在同一个对象 口述 面前分野了㊂所以,社会学口述研究不应称为 口述史 研究,而应称为 口述记忆 研究或 口述记忆史 研究㊂四、口述与情感根据杨祥银对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界理论动态的追踪,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 情感转向 ,是采访中的一个工作要点,也就是要关注现场出现的情绪状态和情感表达,亦称 发生在受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 ,例如叙述中出现的 快乐㊁悲伤㊁高兴㊁生气㊁镇定㊁恐惧㊁友好㊁仇恨㊁痛苦㊁激奋与失望等兼具生理与心理反应 ㊂这可以构成含意丰富而复杂的信息源,从一个崭新角度呈现口述史的重要特征㊂③确实,在对话体的叙事中,现场氛围是由社会性的情绪结构决定的,包括诉说人的语态(声调㊁节奏)㊁形态(肢体动作)㊁神态(眼神㊁表情)和心态(性格㊁素养), 还包括对谈中间的停顿㊁插话,访谈对象的短暂沉默,以及看起来无意义的音符㊁符号等 ④㊂刘亚秋指出: 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通过口述记忆研究个人在大叙事中的生命沉浮,更在于它提供了深挖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的方法㊂ ⑤简言之, 社会记忆研究,处理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 ⑥㊂正是在这个基点上, 口述史的研究重点不仅是人们说了什么,更需要关注人们是如何说的 ⑦㊂所以,时下的口述记忆研究强调录音㊁录像,并要求保存于专业机构,如国家图书馆 中国记忆 项目就通过采集口述史料㊁影像史料等新类型文献,形成了多载体㊁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⑧㊂这种模式使得有声的诉说叠加了无声的生命㊁情感表露,可供研究者进行深入阅读和鉴识㊂与此同时,社会学关于 即时 之 真 的讨论坦言: 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㊁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㊁不确定性和变动性㊂ ⑨受访者的记忆表述既是主观选择的 过去 ,又带有 人的情感温度 ,所以社会学的口述记忆 可能在历史事实层面是错误的,但它在情感上是真实的 ㊂对 情感真实 的追求实际上是从社会心态的角度确认了口述记忆的建构功能㊂刘亚秋两度在论述中举例奥斯维辛集中营起义事件幸存者的口述,这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说: 我们看见四个烟囱着了火,爆炸了㊂火焰冲上天,人们四散奔逃㊂真是不可思议㊂ 这㊃011㊃中共党史研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左玉河:‘固化㊁中介与建构:口述历史视域中的记忆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㊂周海燕:‘个体经验如何进入 大写的历史 :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㊂杨祥银:‘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六大理论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㊂刘亚秋:‘口述史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7期㊂刘亚秋:‘口述史作为社区研究的方法“,‘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㊂刘亚秋:‘口述史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7期㊂周海燕:‘见证历史,也建构历史: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㊂‘重视口述史学文本蕴含的精神气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22日㊂周晓虹:‘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㊂刘亚秋:‘口述史作为社区研究的方法“,‘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㊂。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与研究述要李宝梁【期刊名称】《社科纵横》【年(卷),期】2007(022)007【摘要】现代口述史的兴起得益于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现代人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口述史远超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不仅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更可贵的是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从中分析提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提供丰富翔实和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开展口述史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口述史的真实性;要面向民众,多视角地反映各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和规律;尽快建立起口述史工作规范;善于总结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为更好的开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服务.u0000断发展,以及现代人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口述史远超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不仅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更可贵的是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从中分析提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提供丰富翔实和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开展口述史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口述史的真实性;要面向民众,多视角地反映各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和规律;尽快建立起口述史工作规范;善于总结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为更u0000的开展当代中国杜会变迁与发展研究服务.u0000断发展【总页数】3页(P113-114,121)【作者】李宝梁【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天津,30019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5【相关文献】1.现代口述史从何谈起?——基于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的考察 [J], 周俊超2.口述史:孙庄武术的兴起与衰落 [J], 魏烨3.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口述史的时代价值与实施路径\r——基于对北京农村口述史的实证研究 [J], 周敏4.建构传承人口述史的理论模型——评冯骥才主编《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J], 毛晓帅5.基于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口述史开发与应用研究——以苏北人民医院口述史征集项目为例 [J], 邵亚伟;刘鑫;牟胜男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㊀㊀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高㊀兴(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ꎬ盐城２２４００２)[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２[作者简介]高兴(１９７８－)ꎬ男ꎬ安徽枞阳人ꎬ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左联 社团记忆研究 (１７ＢＺＷ１５４)[摘㊀要]㊀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已被应用于诸多学科ꎬ但在文学研究领域ꎬ作家口述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和主要功能尚缺乏明晰的阐述ꎮ借鉴学术界影响甚大的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ꎬ透视１９６０年前后的中国作家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发现:运用集体记忆理论有益于探究社会框架对作家记忆效果和口述方式的规约作用ꎬ参考文化记忆理论有助于理解作家口述效应与身份认同机制的深层关系ꎮ[关键词]㊀口述史㊀作家㊀记忆理论㊀邵洵美㊀狱中嘱托[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６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３－０８[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６２/ｊ ｂｊｓｓｈｋｘｙ ｂｊｓｈｋｘ １８０３１０㊀㊀口述史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又名 口碑史 ꎬ是 亲历者叙述的历史 ꎮ[１](Ｐ８６)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由美国历史学家艾伦 芮文斯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ꎬ中国 真正的口述史学 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ꎮ[２](Ｐ６０)目前ꎬ 口述 研究广泛应用于历史学㊁人类学㊁社会学㊁民俗学㊁文学等诸多学科ꎮ在中国ꎬ越来越多的作家留下了口述档案ꎬ胡适㊁舒芜㊁黄药眠㊁萧乾㊁浩然等人的口述自传已正式出版ꎮ然而ꎬ不少研究者对于作家口述史价值的理解不够透彻ꎬ甚至误解了作家口述史的内涵及功能ꎮ众所周知ꎬ 口述 离不开 记忆 ꎬ但现有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作家记忆现象的表层描述ꎬ而普遍忽视了记忆 理论 的运用ꎬ以及作家记忆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构型ꎮ中国现代作家邵洵美在１９６１年前后的狱中嘱托 事件ꎬ可以作为典型案例ꎬ分析作家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和学术价值ꎬ阐述学术界反响强烈的两种记忆理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对于作家口述史研究的借鉴意义ꎮ３９一㊁扑朔迷离的文坛公案邵洵美 狱中嘱托㊀㊀在对作家口述史进行理论分析之前ꎬ先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众说纷纭的公案ꎬ即作家邵洵美在监狱中嘱托贾植芳先生为其还原历史面目的事件ꎮ１９８９年ꎬ贾植芳在«上海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难友邵洵美»的文章ꎬ该文后来被收进«历史背影»一书ꎬ又以«狱友邵洵美»之名编入«狱里狱外»和«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ꎬ文中复述同一件往事:１９６０年冬至１９６１年春ꎬ因卷入胡风一案而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贾植芳ꎬ与邵洵美等一群 老犯人 同监ꎬ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知识分子常在一起 低声交谈 ꎬ或使用多 语种 相互 窃窃私语 ꎮ由于邵洵美和贾植芳 有两面之谊ꎬ又都属于同一行业 文化界 ꎬ两人 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ꎻ邵洵美对贾植芳提起自己早年的 奢华生活 ꎬ譬如他每次过生日都要在上海 一品香 西菜馆 定做一只像真老虎那样大 的奶油蛋糕ꎮ[３](Ｐ１８１－１８４)文章还提到ꎬ邵洵美委托贾植芳出狱后替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１９３３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抵沪访问ꎬ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 功德林 摆了一桌素菜招待不吃荤的萧伯纳ꎬ蔡元培㊁宋庆龄㊁鲁迅㊁林语堂㊁杨杏佛㊁邵洵美参加了宴会ꎮ邵洵美作为笔会成员负责此次接待工作ꎬ最后由他个人支付 四十六块银元 的餐费ꎬ可是 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 没有邵洵美的名字ꎬ他 一直耿耿于怀 ꎬ希望贾植芳出狱后撰文澄清此事ꎻ另一件事是邵洵美认为鲁迅批评他为 捐班 ꎬ讽刺他 花钱雇人代写 系 轻信流言 ꎬ他辩称文章 实实在在 是 自己写的 ꎬ对鲁迅 误会 自己 感到遗憾 ꎬ 拜托 贾植芳代为 说明 ꎮ[３](Ｐ１８４－１８５)近３０年之后ꎬ贾植芳将邵洵美的嘱托转化为文字ꎬ没想到他的一篇回忆性散文竟然造成一石激起千层浪 的效应ꎬ在学界引发热议ꎮ人们争议的焦点是邵洵美叙说的第一件事ꎬ即邵洵美支付萧伯纳等人餐费之举ꎬ信其 有 者纷纷呼应此文ꎬ对邵洵美被 遮蔽 的历史形象和被 低估 的文化地位大鸣不平ꎻ斥其 无 者质询邵洵美的回忆效果和嘱托动机ꎬ乃至怀疑贾植芳记忆的准确性ꎮ论争的双方除了邵洵美的亲属㊁朋友之外ꎬ还包括从事历史㊁文学㊁艺术㊁出版等专业的社会各界人士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ꎬ对邵洵美嘱托之事作出判断的论者有:朱正㊁倪墨炎㊁韩石山㊁邵燕祥㊁李辉㊁倪平㊁林淇㊁林达祖㊁季小波㊁毕克官㊁张芙鸣㊁张昌华㊁胡学常㊁王京芳㊁邵文菁㊁张建安㊁李毅民㊁陶方宣㊁李伶伶㊁艾以㊁赵柏田㊁王晖㊁施立松 这个名单还会继续生成下去ꎮ确信邵洵美宴请萧伯纳的人士当中ꎬ邵洵美之女邵绡红对此事的还原和论证最为细致和周全ꎮ据她在专著«我的爸爸邵洵美»中所述ꎬ萧伯纳于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７日到达上海ꎬ招待萧伯纳的 东道主 是上海笔会ꎻ那天中午ꎬ萧伯纳 应宋庆龄之邀 ꎬ在宋宅举行素宴ꎬ陪同者有宋庆龄㊁蔡元培㊁鲁迅㊁杨杏佛㊁林语堂和邵洵美ꎻ笔会 没有什么经费 ꎬ 花销常常由当时任秘书的洵美个人掏腰包 ꎬ这次午餐依然由邵洵美付费ꎻ邵洵美傍晚回家ꎬ告诉妻子盛佩玉:他不仅招待了萧伯纳 尝尝功德林的味道 ꎬ还邀请在屋檐下避雨的鲁迅 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 ꎮ[４](Ｐ９７)值得注意的是ꎬ邵绡红列举了几位颇有分量的 证人 ꎬ首先是邵洵美的家人: 至于招待大文豪萧伯纳的事ꎬ爸爸当天归来就向妈妈谈起席上细节ꎬ哥哥也在场听到ꎬ这是当时友人共知的ꎬ可惜作陪的几位都已作古ꎮ 邵绡红还从漫画家季小波的文章中找到邵洵美与宋庆龄４９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３期一同招待萧伯纳 的描述ꎬ并且援引 九十高龄的老作家施蛰存 的原话为证: 当然是洵美请的! [４](Ｐ３１９)根据邵绡红的记述ꎬ邵洵美的家庭成员和季小波㊁施蛰存均能认定邵洵美参与接待萧伯纳并且支付了午宴菜金ꎮ邵绡红的举证具体㊁明确ꎬ是对贾植芳回忆邵洵美嘱托内容最有力的佐证与诠释ꎮ此后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和沿用邵洵美请客之说ꎬ这与邵绡红对历史当事人 认证 材料的发掘与阐扬有很大关系ꎮ也有学者对贾植芳回忆内容的个别细节有所怀疑ꎬ但是对邵洵美付费一说予以采信ꎬ譬如研究鲁迅的专家朱正ꎬ他对照了鲁迅日记的内容ꎬ认为贾植芳所说的用餐地点虽属 误记 ꎬ而邵洵美拿出接待费用则 是可信的 ꎮ[５]对邵洵美请客之说的 反驳 最为严谨者ꎬ是倪墨炎和倪平ꎮ倪墨炎以鲁迅等人的日记㊁文章㊁照片和当时的报刊内容作为甄别凭据ꎬ阐明接待萧伯纳 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重要活动 而不是以笔会为东道主ꎻ他推测邵洵美提到的 四十六块银元 并非午餐费ꎬ而是赠送萧伯纳戏剧脸谱和戏装所付的钱ꎬ时间相隔久远ꎬ邵洵美 把向萧伯纳送礼和功德林吃饭ꎬ像电影中的叠影那样叠在一起了 ꎻ倪墨炎还指出该事件被歪曲的主观根源在于 回忆之回忆 的 差错 ꎬ因为 邵洵美在五十年代的牢里回忆三十年代的事ꎬ中间隔了二十多年ꎻ贾植芳在八十年代凭回忆写了邵洵美的谈话ꎬ中间又隔了三十多年 ꎬ这必然会 出点差错 ꎮ[６](Ｐ１－１１)倪平查阅了鲁迅㊁林语堂㊁宋庆龄和邵洵美本人的文章内容ꎬ参照鲁迅日记和民国报刊记录ꎬ核查了萧伯纳抵沪当天的日程㊁天气及接待情况ꎬ对 功德林 共餐㊁邵洵美掏腰包㊁邵洵美驾车送鲁迅㊁邵洵美遭新闻界歧视㊁邵洵美定做 老虎 蛋糕等说法逐一反驳ꎬ将问题的症结归因于当事人记忆的重组:邵洵美与贾植芳在牢狱环境中的谈话不 系统 ꎬ贾植芳３０余年后回顾旧事ꎬ 当年零零碎碎的谈话ꎬ就成了记忆的碎片 ꎬ只能将 想像 当作 黏合剂 对记忆的 碎片 加以 串联 ꎬ而 想像 不仅受 政治气候 的冲击ꎬ也 受到生理现象 记忆力强弱的限制 ꎮ[７]倪墨炎和倪平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邵洵美请客的故事进行 证伪 ꎬ其考证和雄辩颇具说服力ꎮ一方面是邵洵美亲属好友和历史见证人的充分肯定ꎬ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基于史料考释的断然否决ꎬ邵洵美究竟有没有出资宴请萧伯纳?口述史研究能解答这个问题吗?二㊁历史话语可信度探测对各类证据的辨析㊀㊀唐纳德 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界定的 口述历史 ꎬ是指 以录音访谈(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 ꎬ访谈者要向受访者 提出问题 ꎬ还要以 录音或录影 的方式记录ꎬ再制作成 抄本 摘要 图片 纪录片 等信息资料ꎮ[８](Ｐ２)单从技术层面来看ꎬ贾植芳对邵洵美狱中嘱托的追忆和记录ꎬ不太符合口述史操作规程ꎬ他在监狱中不可能获得完备的记录条件ꎮ然而ꎬ笔者认为谈话能否被称之为 口述史 ꎬ关键是看交谈者是否具备 口述史 意识ꎬ贾植芳对于邵洵美嘱托的 滞后性 记录仍属口述史性质ꎬ我们不能陷入 技术决定论 的怪圈(当然ꎬ这并非意味着笔录㊁录音或录影设备没有价值)ꎮ贾植芳对 口述历史的核心 亦即 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 [８](Ｐ２)非常敏感ꎬ回忆录«狱里狱外»便是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经口授录音整理 而成ꎮ陈思和感叹: 这部回忆录只出版了上卷ꎬ下卷因为涉及先生在 文革 中的悲惨遭遇ꎬ大量口述资料还都封尘在录音带上ꎬ不知道将来有否机会再见天日ꎮ [９](Ｐ２７０－２７１)贾植芳在该著的 序 中写道: 我在这个世５９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界里的追求㊁爱憎㊁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ꎬ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ꎬ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㊁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ꎮ [３](Ｐ２)贾植芳的口述观念不可能在晚年凭空突现ꎬ他应当早就有了口述史的意识萌芽ꎮ邵洵美的历史意识远超常人ꎮ抗战结束不久ꎬ邵洵美立即发表时评«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ꎬ他批评传统史学观念之僵化ꎬ倡导国人撰写 新的㊁活的历史ꎬ为现代人所懂得㊁适合于现代人意识形态的历史 ꎬ[１０](Ｐ２８３)标举突破现实表象㊁展示现代人文精神㊁可被人类意识调控的历史ꎮ记忆的价值在邵洵美著作中备受推崇ꎬ邵洵美提出: 回忆是使历史真确不可少的因素ꎬ也是推论和判断前不可少的程序ꎮ [１１](Ｐ１２０)记忆力量发挥的历史塑造作用令邵洵美感触万端ꎮ由«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得知ꎬ贾植芳与邵洵美在狱中交谈甚多ꎬ既然 口述历史访谈是与人对话ꎬ是采集或挖掘人的生平记忆 ꎬ[１２](Ｐ５)那么这两位历史感知敏锐㊁记忆意识强烈的文人一旦发生对话ꎬ就会形成一种未配置物质设备的 口述史 实践ꎮ在此过程中ꎬ贾植芳以脑为笔ꎬ以心为纸ꎬ从历史深处重新召回邵洵美的话语ꎬ又将其嵌入自己 口授录音整理 的回忆录ꎬ不经意之间为后人演示了一次 概念版 的口述史前例ꎮ那些以回忆的不可靠性来否定 狱中嘱托 口述性质的教条主义者ꎬ将在下文的阐述中遭到反诘:连报刊㊁日记㊁照片等载体也无法确保信息的真实性ꎬ贾植芳是否当场记录邵洵美原话ꎬ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确认贾植芳以特殊方式( 回溯式 复述)完成了邵洵美口述记录ꎬ再来检视邵洵美的嘱托内容ꎬ会发现:倘若以真实性和可靠性作为评价邵洵美口述的最终目标ꎬ我们肯定会失望ꎬ因为口述内容不是理想化的史学分析材料ꎬ其中包含着很多不确定因素ꎬ作家口述更是如此ꎮ邵绡红㊁倪墨炎㊁倪平等人关于邵洵美口述内容的正反论断ꎬ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ꎬ双方的论证均不完满ꎮ邵绡红申述:邵洵美接待萧伯纳的当日便将详情告诉妻子盛佩玉ꎬ其子邵潮(后来改名邵祖丞)是旁听者ꎬ盛佩玉本人在«盛氏家族 邵洵美与我»等回忆性文字中为何没有提及此事?她反而公开谈到邵洵美 丢失帽子㊁手套㊁围巾㊁钢笔之类的东西 是 经常的事 ꎮ[１３]１９３３年的邵祖丞年仅６岁ꎬ邵洵美偶然发出的 萧伯纳 功德林 等语音是否激起他识记的兴趣?季小波 介绍 关于 邵洵美亲口说过自己接待萧翁的事 ꎬ[１４](Ｐ６４)意味着他转述了邵洵美的自述内容ꎬ二次传播的话语是否可靠?用邵洵美的个人自白去证明他的私人经历ꎬ岂不是犯了 循环论证 的逻辑失误?邵绡红向９０多岁的施蛰存了解６０余年前的事件ꎬ预先给施蛰存浏览她 带去的剪报 ꎬ[４](Ｐ３１９)这已降低了当事人判断的可信度ꎬ因为她出示的 剪报 对施蛰存的回忆构成一种 先见 之干涉ꎮ接受邵绡红访谈的近２０年前ꎬ也就是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１年ꎬ施蛰存对萧伯纳来沪事件已有一番回忆:他坦承自己 没有参加 欢迎萧伯纳的活动ꎬ而是从林语堂那里获悉 用笔会名义招待萧伯纳ꎬ只是在世界社的一小事ꎬ真正的主人却是宋庆龄和蔡元培 ꎮ[１５]施蛰存先前的回忆大大削弱了邵洵美作为东道主招待萧伯纳的合理性ꎮ倪墨炎㊁倪平等学者批驳邵洵美午宴 付账 之说ꎬ主要依据是鲁迅㊁林语堂㊁宋庆龄等人的日记㊁书信㊁散文以及«申报»«晨报»«论语»«中央日报»等民国报刊ꎬ这些史料的可信度真的优于当事人的口述吗?«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的作者保尔 汤普逊指出:报纸供稿者常常怀有 偏见 ꎬ再经过 选择㊁定型和过滤 ꎬ易导致 来源的可能不准确 ꎻ书信 很少写给一位试图像访谈者一样中立的收信人 ꎬ往往呈现为 一种夸张的形式 ꎻ照片和影片也可能 被相当小心地构成 ꎮ[１６](Ｐ１２７－１３２)以萧伯纳１９３３６９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年访沪为例观之ꎬ保尔 汤普逊的部分观点已被证实:萧伯纳与鲁迅等人在宴后合影的照片曾遭修改ꎬ林语堂和伊罗生被删ꎮ[１７](Ｐ８１)鲁迅关于萧伯纳在沪活动的日记㊁书信和文章也有不确切的地方:鲁迅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７日的日记与散文«看萧和 看萧的人们 记»所记载的笔会活动时间约有 二十分钟以上ꎬ一小时以内 的差距ꎻ[５]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件中声称自己和萧伯纳 讲了一句话 ꎬ而日记与文章对此均未说明ꎻ鲁迅在信件㊁日记和文章中分别交代当时拍摄了一张㊁二张㊁三张照片ꎬ３次提供的照片数量竟然不一致ꎻ[１８](Ｐ１７０－１７１)鲁迅日记对于赴宴者人数以及同席者伊罗生名字的描述不够精确ꎮ[１７](Ｐ８１)宋庆龄的文章只说当天午餐时 同盟的几位会员都在座 ꎬ[１９](Ｐ５３７)并不意味着他们饭后 付款 ꎻ宋庆龄的信函透露那次宴会是 在我寓所设的午餐会 ꎬ[２０](Ｐ１２２)不足以排除邵洵美馈赠菜肴的可能性ꎮ可见ꎬ日记㊁书信甚至照片亦非绝对可靠ꎬ若将其作为否定邵洵美支付午餐费的凭证ꎬ同样存在可议之处ꎮ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表明: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内容不宜作为具体事实来认定ꎬ各类文献史料的可信度也不一定强于当事人口述的可信度ꎮ笔者在此申明:本文写作目的不在于查实邵洵美嘱托内容的真假ꎮ三㊁作家的回忆与口述史记忆理论的适用性㊀㊀既然当事人的口述内容不能被视为客观事实ꎬ也很难用其他史料为据来辨识其真伪ꎬ那么ꎬ口述史的价值何在?保尔 汤普逊提出: 历史学不仅是有关事件ꎬ或者结构ꎬ或者行为模式的ꎬ而是有关这些东西如何被经历和在想象中如何被记住的ꎮ [１６](Ｐ１７１)充盈着 想象 和 记忆 因素的 历史 与善于形象思维和艺术再现的文学拉近了距离ꎮ陈墨宣布 口述历史工作属于 人学 研究领域 ꎬ 口述历史是人学工程 ꎬ[１２](Ｐ９)文学是典型的 人学 ꎬ在口述史研究的主体对象方面ꎬ作家可能比其他社会成员拥有更多优势ꎮ有学者呼吁: 我们不只是把口述内容当作历史来理解ꎬ而是要从这些材料中揭示出更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ꎬ以及结构和象征的意义ꎮ [２１](Ｐ１９５)作家本来就擅长社会体验㊁文化书写和象征表达ꎬ作家口述史材料更适合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多维解读ꎮ正因如此ꎬ笔者建议借鉴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来推进作家口述史研究ꎮ国内外的口述史研究者均承认口述与记忆的关联ꎮ约翰 托什断定 口述史是社会记忆的原材料 ꎻ[２２](Ｐ１６)王明珂将口述历史资料看成一种 社会记忆 ꎻ[２２](Ｐ６６)陈墨倡导依托口述史来建设 人类个体记忆库 ꎬ[１２](Ｐ１９)宣明 追究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及其真实信息固然重要ꎬ而通过口述历史ꎬ了解个人对社会事实的记忆建构ꎬ同样重要 ꎮ[１２](Ｐ１５５)中外学者对记忆因素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观点ꎬ令人遗憾的是ꎬ他们大多立足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视阈ꎬ指出 个体记忆 或社会记忆 之于口述史研究的重大意义ꎬ却未能将当代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引入口述史领域ꎬ致使记忆维度的口述史研究缺乏学术深度ꎮ有鉴于此ꎬ本文从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双重理论视角ꎬ解析邵洵美 狱中嘱托 的微言大义ꎮ集体记忆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㊁涂尔干学派传人莫里斯 哈布瓦赫创立ꎮ该理论主张:记忆并非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ꎬ只有在 社会 中才能 进行回忆㊁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ꎬ 过去 不能原封不动地被保留ꎬ每个人只有将记忆纳入到 社会框架 之内ꎬ 过去 才能在 现在的基础 上 被重新建构 ꎻ[２３](Ｐ６９－７１)个体记忆一旦与集体记忆失去联系ꎬ便沦为 失语症患者 ꎬ因而 不再能获得社会表述的形式 ꎬ而 这种社会表述的形７９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式是通过某种观念㊁某个图示ꎬ或某种姿势㊁某个事物的符号反映出来的 ꎮ[２３](Ｐ７７)莫里斯 哈布瓦赫关于记忆现象的理解对于作家口述史的研究很有启示意义ꎬ借用集体记忆理论来推断:口述者的记忆受社会框架的规约ꎬ却能利用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实现对 过去 的重构ꎻ口述者如果脱离了社会ꎬ就不能与他人共享记忆ꎬ也不能使用社会公认的方式或符号正常地表达ꎬ逐渐变成一个边缘化的 失语 者ꎮ处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的政治语境中ꎬ昔日的文坛 孟尝君 邵洵美在监狱里被切断了社会联系ꎬ他很可能陷入了 失语症 的精神危机ꎬ急切地寻找一种契合当时社会框架的文化符号和表述方式ꎮ在那个反常的年代ꎬ鲁迅 之名成为政治神话的象征符号ꎬ为了融入既定的社会框架而避免被抛入幽暗的历史深渊ꎬ与鲁迅曾经有过论争的邵洵美必须重建世人对他的形象记忆ꎬ他嘱托贾植芳的两件事其实都与鲁迅有关ꎬ与萧伯纳无涉ꎮ换言之ꎬ邵洵美之所以强调自己支付了午餐费ꎬ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注解他曾与鲁迅 共事 的罕见标志ꎮ我们与其穷究邵洵美记忆与口述的准确性ꎬ毋宁体察那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沉浮中的人生苦难和心理悲剧ꎮ德国学者扬 阿斯曼和阿莱达 阿斯曼奠立的文化记忆理论在当代学界广受赞誉ꎮ由文化记忆理论得知:人类的记忆包括 交往记忆 和 文化记忆 ꎬ交往记忆 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 ꎬ是 口述历史 的研究对象之一ꎻ文化记忆则是 被创建 出来的 高度成型 的记忆ꎬ它促使社会群体维系 身份认同 ꎻ回忆模式包括 巩固根基式回忆 和 生平式回忆 ꎬ前者借助 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 即 符号系统 发挥作用ꎬ后者是在 社会互动 中实现功能ꎻ[２４](Ｐ４４－４７)创作者能否 被纳入经典化的文化文本的长期记忆 ꎬ最终 取决于社会机构的奉承和亵渎㊁尊重和鄙弃 ꎬ如果文化记忆的主体遭受不公正对待ꎬ便可能患有 结构性失忆症 ꎮ[２５](Ｐ６０)邵洵美对贾植芳口述的两件事都属于 交往记忆 ꎬ他委托别人代为公开 交往记忆 ꎬ意在将 生平式回忆 转化为 巩固根基式回忆 ꎬ需要强化 鲁迅 四十六块银元 捐班 的符号效用ꎮ贾植芳感慨: 因为多年来ꎬ在左 的文艺思潮和路线的统治下ꎬ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ꎬ被遗忘了ꎮ [２６](Ｐ４０)在文化记忆的理论视阈中ꎬ贾植芳写这篇文章不仅履行了人际交往的诚信原则和道德责任ꎬ也是为了矫正极 左 思潮给社会酿成的 结构性失忆症 ꎮ其后ꎬ 狱中嘱托 事件在邵绡红的«我的爸爸邵洵美»㊁林淇的«海上才子:邵洵美传»㊁王京芳的«邵洵美年表»等大量著述中广为流播ꎮ传记㊁年谱㊁年表等规范性和定型性文本都是文化记忆的载体ꎬ 狱中嘱托 信息在这些文本中的增减和衍变将重塑人们对邵洵美的记忆与认同ꎬ从而超出贾植芳 纠左 的初始意阈ꎮ 文化记忆不可能与历史现实完全吻合 ꎬ[２４](Ｐ３７１)倪墨炎㊁倪平等学者对 狱中嘱托 事件的 证伪 无论产生何等学术影响ꎬ都不会改变大众对邵洵美 选择性 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ꎬ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理问题ꎮ人们对邵洵美文学成就和文化史地位(例如他对中国出版业所做的巨大贡献)的记忆ꎬ与 狱中嘱托 事件之真假无关ꎮ可是也要看到ꎬ某些论者将该事件作为丑化和声讨历史人物(尤其是与邵洵美有矛盾的人物)的 武器 ꎬ这显然有些偏颇ꎮ以上关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个案分析ꎬ显示了记忆 理论 对于作家口述史研究的适用性和特有价值:集体记忆理论表明作家所处的社会框架制约其记忆效果和口述方式ꎬ文化记忆理论有助于解读作家口述效应与身份认同机制的深层关系ꎮ８９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四㊁结语:作家口述史的学术价值及其实现路径㊀㊀对口述材料的分析 不能希冀从中获取完整的或完全真实的事实证据 ꎬ其侧重点应当 置于时间性㊁主体性㊁建构性以及象征与解释性之上 ꎬ需要 剖析口述者那样讲述历史的深层原因 ꎮ[２１](Ｐ１９６)作家口述史研究更应如此ꎮ在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中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ꎬ从当事人的彼此交谈到文字记录的中间环节ꎬ植入了贾植芳２０多年的记忆ꎬ考虑到贾㊁邵二人均有强烈的口述历史意识ꎬ该事件仍可视为作家口述史案例ꎬ邵洵美的记忆和被记忆仍具有口述史意义ꎮ与贾植芳 记忆 有关的另一件公案ꎬ有助于我们加深对 被回忆的历史事实 的理解ꎬ那便是 贾拒认舒 (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ꎮ据李辉回忆ꎬ此事发生于１９８４年ꎮ[２７](Ｐ４０２)贾植芳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事 一字未提 ꎬ[９](Ｐ２６１－２６２)２０年以后ꎬ他又在日记中补叙了当日情景ꎮ[２８](Ｐ１０５－１０６)另一位当事人舒芜予以否认ꎬ并以 版本考 方式得出结论: 他记忆之有ꎬ不足以否定我记忆之无ꎮ [２９](Ｐ１６７) 记忆 能否还原事实㊁揭示真相?余斌断言: 事实 不等于 真相 ꎬ 事实只须考证ꎬ 真相 则离不开阐释ꎬ何况考证之中也还隐含着阐释 ꎮ[３０]笔者以为: 真相 与考证无关ꎬ 真相 就在人们的心中ꎻ倾听当事人诉说往昔ꎬ领略当事人重温的旧梦ꎬ直面作家摆脱了文字规训之后表露的自我本真ꎬ体悟无数话语碎片按照各种意图拼合的人性 真相 ꎬ或许这便是作家口述史的主要价值之所在ꎮ本文探讨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记忆理论对于作家口述史研究的借鉴意义ꎮ运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ꎬ将作家口述的个体行为纳入社会框架之内进行系统分析ꎬ能够深化对作家记忆重构㊁意向表述和话语选择的认识ꎮ扬 阿斯曼和阿莱达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提醒我们区分作家个人的 交往记忆 与社会大众的 文化记忆 ꎬ从而深刻地理解作家的身份认同意识以及社会群体对该作家的选择性记忆现象ꎮ注释:[１]程中原.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２]钱茂伟.史学通论[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３]贾植芳.狱里狱外[Ｍ].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ꎬ１９９５.[４]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０５.[５]朱正.鲁迅与邵洵美[Ｊ].新文学史料ꎬ２００６(１). [６]倪墨炎.文人文事辨[Ｍ].武汉: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００.[７]倪平.所谓 邵洵美狱中重托 是虚构的故事[Ｊ].新文学史料ꎬ２０１０(１).[８][美]唐纳德 里奇(ＤｏｎａｌｄＡ.Ｒｉｔｃｈｉｅ)著ꎬ王芝芝㊁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Ｍ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ꎬ２００６.[９]陈思和.思和文存(第一卷):传统与当代立场[Ｍ].合肥:黄山书社ꎬ２０１３.[１０]邵洵美.时代讲话[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１１]邵洵美.儒林新史:回忆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１２]陈墨.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１３]盛佩玉.我和邵洵美[Ｊ].湖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１９８５(２).[１４]毕克官.写画六十年[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９９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