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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姓名：陈冰学号：J201002055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口述史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口述史学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的史学家和学者对于口述史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式进行了讨论。
下面对此进行一一介绍。
一、学术界关于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主要观点。
(一)、学术界关于口述史的理论的讨论。
关于口述史的概念，不同的学者给予了相关的概念，虽然各有差异，但大同小异，对于口述史较为常见的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特定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然后经过筛选、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
”①关于口述史的理论及其在研究中的应用与否，学术界主要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
1、对于口述史应用于研究中持肯定的态度。
对于口述史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于现在的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及文化史等领域中，有部分的学者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口述的方法可以作为传统方法的一种补充，是必不可少的，在一定程度上比原始的文献资料更具备重要的价值，应该对其加以重视。
主要观点：“口述史学的优点是：生动性，因为其史料来源于普通民众，展现的是凡人凡事，运用的是大众语言；广泛性，在它那里，档案文献不再是唯一的史料；民主性，在它那里，历史的编纂者与历史的创造者是直接接触的，使历史研究变得更具民主色彩。
”②“在民间往往具有相当的生存空间。
而口述表达的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的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时空,使它容易超越性别、主权、年龄等的分类控制。
”③“口述史揭开了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隐史。
口述史为我们认识往事提供新的线索，从而有可能揭示未来的一些问题。
口述史能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能使我们根据那些身历其境者的语言来重新撰写历史，它将活力和创造力注人历史著作—记录、撰写和阅读。
”“更重要的是，口述史能使史学家同各界人士保持联系，它还能使历史学更符合民主和更引人注目。
《记忆的社会性结构》这篇文章作为社会记忆结构的关系型记忆与义务型记忆——知青集体记忆的文化维度摘要：本文通过对知青群体回忆内容的梳理,归纳出知青集体记忆中的一些结构性特征,进而提出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的概念。
具体而言,关系型记忆是指知青的回忆内容多受到“关系”的规制;“关系”往往是触发其历史回忆的关键节点,促成了知青回忆的主流特征。
义务型记忆是通过特定类型知青的“忏悔”记忆归纳出来的;一些知青对过失的讲述并不是出于某种兴致,而是来自文化的压力,即来自社会中善必然受到鼓励、恶必然受到惩罚的观念。
而关系和义务这两种记忆的结构性特征也是依赖于特定文化结构的,例如关系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包含着“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思想,义务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在本文中则主要指向“报”的思想。
关键词：社会记忆; 关系型记忆; 义务型记忆; 记忆结构; 知青;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往往是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记忆特征,如方慧容(2001)的“无事件境”研究、郭于华(2003)对骥村女性记忆特征的描述、王汉生等(2006)对知青集体记忆特点的归纳,等等。
但较少有研究能进一步追问记忆结构问题。
所谓记忆结构,也可称之为记忆的社会结构。
这一概念意味着,人们的回忆过程并不完全随个人所愿,在特定社会中,总会有一股力无形中引导着人们朝向特定的方向去回忆,这类社会力导致人们的回忆带有某种结构性特征。
尽管与客观的社会结构有所差别,但它对现实的限制或促发之力并不逊色。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体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暗示了记忆的结构性特征,即记忆的再现更多受制于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个体记忆受制于特定群体结构(哈布瓦赫,2002)。
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任何社会特定的文化特征都对该社会具有不同的“历史发生器”有决定作用(阿斯曼,2007,2015)。
所谓历史发生器,指人们在表达过去时的主要特征,而表达本身就意味着在没有形式和结构的东西中植入一种形式和结构。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口述史是一门新兴的历史研究方法，它通过对个体经验和记忆的采集和呈现，为历史学研究及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更是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理论基础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此时期，由于口述资料逐渐流失，学者们开始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保存。
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口述历史记录中，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
《中国历史口述资料史料选编》等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此外，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也受到西方口述历史学的影响。
西方口述历史学先驱罗森塔尔等人认为，口述历史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材料，并倡导进行口述史学研究。
而中国学者则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口述史研究。
二、实践案例中国口述史学的实践，囊括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
例如，“文革”历史口述史研究的开展，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这个研究中，许多普通百姓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惨痛经历和亲身感受，为我们重新解读“文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另外，中国口述史学还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
例如，青海藏区口述史研究，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藏文口述材料的汇编整理，为研究中国西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族群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此外，中国口述史学还在聚焦现代中国历史及社会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对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进行口述调查，进一步了解了当年在农村地区的生活和生产。
三、学术价值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提供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新的视角，更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首先，中国口述史学突破了文献史学和传统历史学的局限，让历史更加真实。
口述资料中充满了个体生命和经验，往往可以绕开正史和传统文献中略过的细节，一些看似微小的个人经历和故事也可以展示出历史的巨大规模。
口述史的主体性与客观性
钱茂伟
【期刊名称】《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2024(44)3
【摘要】口述史的主体性即前人习称的主观性,是一个外行最容易关注的话题,总体上属隔岸观花,文献本位观影响了对口述史的理解。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历史知识来源于人类的大脑记忆,口述与笔书均是大脑记忆的不同表达形态。
个人记忆既是人观,又是一观,这种微观认知是建立一切更大单位历史的前提。
客观是“众观”基础上的专业“一观”。
有了不同的人观,才有不同类型的群体史、集体史客观建构。
【总页数】5页(P34-38)
【作者】钱茂伟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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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遗口述史与艺术设计史比较探究——以贵州苗绣非遗传承人口述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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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构建与历史书写研究的早期实践路径--以顾颉刚的史料研
究为例
胡晓华
【期刊名称】《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23)5
【摘要】“记忆”概念介入历史书写研究后，仪式、图像、语言、文字、声音等记忆文本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史料研究的重心从传统的文献研究转向文本分析。
但这一问题意识在“古史辨”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史料研究中早有体现。
特别是顾颉刚的读书笔记包含了大量对史料的搜集及分析，可看出其研究视角转换的早期路径。
顾颉刚的史料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书写本质追问的史学研究实践，他对史料类型的认识、对历史书写“层累造成”说的论述、对重构“活的历史”的实践，都能够与当下构建记忆文本，理解历史书写“真实性”及历史重构的观念等理论问题形成纵向的呼应，从而验证历史书写的实践与分析的本质问题。
【总页数】7页(P58-63,71)
【作者】胡晓华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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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口述史的时空、记忆与文本研究共3篇传承人口述史的时空、记忆与文本研究1传承人口述史的时空、记忆与文本研究口述历史是指通过拜访、采访、录音等方式，将老一辈的个体经验、故事和历史事件等，用语言记载下来的历史形态。
它记录的是大众历史中的个体经历、情感体验和生存状态，被认为是个人记忆和正式历史交织的重要源泉。
在已经消逝或正在逝去的个人和群体中，采集口述的历史，是揭示和理解当代社会文化、政治和人文环境的重要手段。
本文将重点关注口述历史中的时空、记忆和文本的研究。
口述历史的时空关系着重在于反映时间和空间的交集。
从时间上看，许多口述者的生命经历跨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历了历史的变迁，见证了各种生活方式的演变。
从空间上看，口述历史的载体主要是某一地方的个体经历。
比如说，当地的一段历史事件，如反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是该地某群体的集体经历。
因此，口述历史可以用来探究某一地区、社团、社会阶层和族群的历史和发展脉络。
传承时空的口述历史，往往能够展示出那些被忽略的底层经验，这对于今天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学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也有不少口述者讲述的历史是个人的故事、个体记忆，这种体验相对于历史趋势，而言更具有局限性，同时也更加难以考证。
除了时空之外，口述历史也重视记忆文本的建构，口述历史的记忆率先进行了篇章化的处理，从而变成了一种文本的传承方式。
记忆是这种文本化的最重要的资源，因为这里面载着大量的、丰富的、独特的信息。
然而，口述历史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和情感化的记忆过程，往往破碎和错漏的都存在。
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虽然面对口述历史这种文本化的记忆，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受到批评，但它也促使了开展口述历史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分析和比较口述历史的文本，重新理解历史的陈述。
因而，发掘口述历史的内在逻辑架构，从中思考口述历史的运作方式和文本特征，是重要的再审视方向。
保罗·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探析作者：景磊白雪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摘要：社会记忆理论，已然成为一个跨学科、多向度的概念，当下在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应用并发展。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和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作为研究社会记忆理论的两位著名学者，分别在“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二者将“记忆”的呈现均看作社会的建构，而这样的建构由当前的关注所形塑。
保罗·康纳顿用社会记忆理论代替集体记忆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理解与阐释，社会记忆理论成为继集体记忆理论之后又一具有深刻学术影响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社会记忆;权力关系;社会忘却;纪念仪式;身体实践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1-0064-05社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可以反映出社会的内在结构，体现出社会的功能。
社会记忆是人类认知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粘连着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也是文明传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内驱因素。
保罗·康纳顿指出：“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
”[1]社会承载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形态，使得我们不断地回忆着社会的文化传统。
“只要个体从属于社会，他的思考和行动也就超越了自身。
”[2]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记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作为存在于社会中每个独立的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记忆，拥有了社会记忆也就找到了个人存在的社会的、文化的档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理论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在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理论、民俗学理论研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提及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必然离不开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二者具有明显接续和发展关系。
回顾国内外口述史学研究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20 世纪40 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 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
时光铭刻于1948 年，这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
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
早在1938 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 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 世纪60 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发布。
到20 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
21 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
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
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
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简•奥斯曼2011-12-20 11:27:41 来源：《文化研究》(京)2011年第11辑 问题和计划 20世纪的第三个10年，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 Halbwachs)和艺术史家阿比•瓦博格(Aby Warburg)独立地发展出了两个理论，即“集体”记忆理论和“社会”记忆理论，他们拒绝从生物学角度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
①这类生物学的尝试在世纪交替时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一个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依然存在的倾向，②正是这个关键性的拒绝，使得这两种理论相遇了，否则，它们就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研究路径。
瓦博格和哈布瓦赫都使关于集体记忆的话语从生物学的框架转向文化的框架。
一个人得自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那些特点，与其说是作为系统进化的结果而代代延续自身，不如说是社会化和习俗的结果，文化的准种类(cultural pseudo-species)意义上的“类型留存物”(the survival of the type)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功能。
③在尼采看来，虽然在动物世界，遗传程序保证着种类的生存，但是人类却必须发现用以维持其本质始终如一地代代相传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由文化记忆提供的。
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
我们通过双重界定来使文化记忆区别于以下两点。
④ 1.我们所说的“交往的”或“日常的记忆”(“communicative”or “everyday” memory)，后者在其狭义的用途中缺乏“文化的”特征。
2.科学。
科学并不拥有记忆的特点，因为记忆联系于一个集体的自我形象。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把第二个定义——哈布瓦赫把它作为记忆和历史的区别而发展出来——放在一边，只限于第一个定义，即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
交往记忆 对我们而言，“交往记忆”这个概念包括那些只是以日常交往为基础的集体记忆的种类。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 221第13卷第05期 Vol.13 No.052022年3月 March 202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而出版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职责与使命。
经过五年筹备，由笔者策划、撰写的《中国音乐记忆》于2020年顺利出版（见下图）。
《中国音乐记忆》结合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学习西方音乐的音乐家进行了深度访谈与研究，以他们的经历勾勒出中国音乐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通过聆听老一辈音乐家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回顾20世纪中国音乐家的奋斗历程。
本文将分享笔者策划与撰写《中国音乐记忆》的方法和经验，探讨其研究价值和意义，为行业提供参考。
一、口述史的学术价值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世界首个现代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现代口述历史学的诞生。
随后，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口述史研究也得到发展［2］，有关口述史的专著也不断涌现。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被称为“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第一人”，其口述历史的第一个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并出版了关于胡适的口述史著作《胡适口述自传》。
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
口述史的定义是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诸多研究口述史的专家学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内文斯认为，“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3］。
《大家来做口述史》《牛津口述史手册》的作者、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4］。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第二任主任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5］。
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㊀㊀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高㊀兴(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ꎬ盐城２２４００２)[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２[作者简介]高兴(１９７８－)ꎬ男ꎬ安徽枞阳人ꎬ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左联 社团记忆研究 (１７ＢＺＷ１５４)[摘㊀要]㊀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已被应用于诸多学科ꎬ但在文学研究领域ꎬ作家口述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和主要功能尚缺乏明晰的阐述ꎮ借鉴学术界影响甚大的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ꎬ透视１９６０年前后的中国作家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发现:运用集体记忆理论有益于探究社会框架对作家记忆效果和口述方式的规约作用ꎬ参考文化记忆理论有助于理解作家口述效应与身份认同机制的深层关系ꎮ[关键词]㊀口述史㊀作家㊀记忆理论㊀邵洵美㊀狱中嘱托[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６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９３－０８[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６２/ｊ ｂｊｓｓｈｋｘｙ ｂｊｓｈｋｘ １８０３１０㊀㊀口述史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又名 口碑史 ꎬ是 亲历者叙述的历史 ꎮ[１](Ｐ８６)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由美国历史学家艾伦 芮文斯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ꎬ中国 真正的口述史学 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ꎮ[２](Ｐ６０)目前ꎬ 口述 研究广泛应用于历史学㊁人类学㊁社会学㊁民俗学㊁文学等诸多学科ꎮ在中国ꎬ越来越多的作家留下了口述档案ꎬ胡适㊁舒芜㊁黄药眠㊁萧乾㊁浩然等人的口述自传已正式出版ꎮ然而ꎬ不少研究者对于作家口述史价值的理解不够透彻ꎬ甚至误解了作家口述史的内涵及功能ꎮ众所周知ꎬ 口述 离不开 记忆 ꎬ但现有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作家记忆现象的表层描述ꎬ而普遍忽视了记忆 理论 的运用ꎬ以及作家记忆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构型ꎮ中国现代作家邵洵美在１９６１年前后的狱中嘱托 事件ꎬ可以作为典型案例ꎬ分析作家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和学术价值ꎬ阐述学术界反响强烈的两种记忆理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对于作家口述史研究的借鉴意义ꎮ３９一㊁扑朔迷离的文坛公案邵洵美 狱中嘱托㊀㊀在对作家口述史进行理论分析之前ꎬ先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众说纷纭的公案ꎬ即作家邵洵美在监狱中嘱托贾植芳先生为其还原历史面目的事件ꎮ１９８９年ꎬ贾植芳在«上海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难友邵洵美»的文章ꎬ该文后来被收进«历史背影»一书ꎬ又以«狱友邵洵美»之名编入«狱里狱外»和«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ꎬ文中复述同一件往事:１９６０年冬至１９６１年春ꎬ因卷入胡风一案而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贾植芳ꎬ与邵洵美等一群 老犯人 同监ꎬ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知识分子常在一起 低声交谈 ꎬ或使用多 语种 相互 窃窃私语 ꎮ由于邵洵美和贾植芳 有两面之谊ꎬ又都属于同一行业 文化界 ꎬ两人 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ꎻ邵洵美对贾植芳提起自己早年的 奢华生活 ꎬ譬如他每次过生日都要在上海 一品香 西菜馆 定做一只像真老虎那样大 的奶油蛋糕ꎮ[３](Ｐ１８１－１８４)文章还提到ꎬ邵洵美委托贾植芳出狱后替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１９３３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抵沪访问ꎬ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 功德林 摆了一桌素菜招待不吃荤的萧伯纳ꎬ蔡元培㊁宋庆龄㊁鲁迅㊁林语堂㊁杨杏佛㊁邵洵美参加了宴会ꎮ邵洵美作为笔会成员负责此次接待工作ꎬ最后由他个人支付 四十六块银元 的餐费ꎬ可是 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 没有邵洵美的名字ꎬ他 一直耿耿于怀 ꎬ希望贾植芳出狱后撰文澄清此事ꎻ另一件事是邵洵美认为鲁迅批评他为 捐班 ꎬ讽刺他 花钱雇人代写 系 轻信流言 ꎬ他辩称文章 实实在在 是 自己写的 ꎬ对鲁迅 误会 自己 感到遗憾 ꎬ 拜托 贾植芳代为 说明 ꎮ[３](Ｐ１８４－１８５)近３０年之后ꎬ贾植芳将邵洵美的嘱托转化为文字ꎬ没想到他的一篇回忆性散文竟然造成一石激起千层浪 的效应ꎬ在学界引发热议ꎮ人们争议的焦点是邵洵美叙说的第一件事ꎬ即邵洵美支付萧伯纳等人餐费之举ꎬ信其 有 者纷纷呼应此文ꎬ对邵洵美被 遮蔽 的历史形象和被 低估 的文化地位大鸣不平ꎻ斥其 无 者质询邵洵美的回忆效果和嘱托动机ꎬ乃至怀疑贾植芳记忆的准确性ꎮ论争的双方除了邵洵美的亲属㊁朋友之外ꎬ还包括从事历史㊁文学㊁艺术㊁出版等专业的社会各界人士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ꎬ对邵洵美嘱托之事作出判断的论者有:朱正㊁倪墨炎㊁韩石山㊁邵燕祥㊁李辉㊁倪平㊁林淇㊁林达祖㊁季小波㊁毕克官㊁张芙鸣㊁张昌华㊁胡学常㊁王京芳㊁邵文菁㊁张建安㊁李毅民㊁陶方宣㊁李伶伶㊁艾以㊁赵柏田㊁王晖㊁施立松 这个名单还会继续生成下去ꎮ确信邵洵美宴请萧伯纳的人士当中ꎬ邵洵美之女邵绡红对此事的还原和论证最为细致和周全ꎮ据她在专著«我的爸爸邵洵美»中所述ꎬ萧伯纳于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７日到达上海ꎬ招待萧伯纳的 东道主 是上海笔会ꎻ那天中午ꎬ萧伯纳 应宋庆龄之邀 ꎬ在宋宅举行素宴ꎬ陪同者有宋庆龄㊁蔡元培㊁鲁迅㊁杨杏佛㊁林语堂和邵洵美ꎻ笔会 没有什么经费 ꎬ 花销常常由当时任秘书的洵美个人掏腰包 ꎬ这次午餐依然由邵洵美付费ꎻ邵洵美傍晚回家ꎬ告诉妻子盛佩玉:他不仅招待了萧伯纳 尝尝功德林的味道 ꎬ还邀请在屋檐下避雨的鲁迅 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 ꎮ[４](Ｐ９７)值得注意的是ꎬ邵绡红列举了几位颇有分量的 证人 ꎬ首先是邵洵美的家人: 至于招待大文豪萧伯纳的事ꎬ爸爸当天归来就向妈妈谈起席上细节ꎬ哥哥也在场听到ꎬ这是当时友人共知的ꎬ可惜作陪的几位都已作古ꎮ 邵绡红还从漫画家季小波的文章中找到邵洵美与宋庆龄４９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３期一同招待萧伯纳 的描述ꎬ并且援引 九十高龄的老作家施蛰存 的原话为证: 当然是洵美请的! [４](Ｐ３１９)根据邵绡红的记述ꎬ邵洵美的家庭成员和季小波㊁施蛰存均能认定邵洵美参与接待萧伯纳并且支付了午宴菜金ꎮ邵绡红的举证具体㊁明确ꎬ是对贾植芳回忆邵洵美嘱托内容最有力的佐证与诠释ꎮ此后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和沿用邵洵美请客之说ꎬ这与邵绡红对历史当事人 认证 材料的发掘与阐扬有很大关系ꎮ也有学者对贾植芳回忆内容的个别细节有所怀疑ꎬ但是对邵洵美付费一说予以采信ꎬ譬如研究鲁迅的专家朱正ꎬ他对照了鲁迅日记的内容ꎬ认为贾植芳所说的用餐地点虽属 误记 ꎬ而邵洵美拿出接待费用则 是可信的 ꎮ[５]对邵洵美请客之说的 反驳 最为严谨者ꎬ是倪墨炎和倪平ꎮ倪墨炎以鲁迅等人的日记㊁文章㊁照片和当时的报刊内容作为甄别凭据ꎬ阐明接待萧伯纳 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重要活动 而不是以笔会为东道主ꎻ他推测邵洵美提到的 四十六块银元 并非午餐费ꎬ而是赠送萧伯纳戏剧脸谱和戏装所付的钱ꎬ时间相隔久远ꎬ邵洵美 把向萧伯纳送礼和功德林吃饭ꎬ像电影中的叠影那样叠在一起了 ꎻ倪墨炎还指出该事件被歪曲的主观根源在于 回忆之回忆 的 差错 ꎬ因为 邵洵美在五十年代的牢里回忆三十年代的事ꎬ中间隔了二十多年ꎻ贾植芳在八十年代凭回忆写了邵洵美的谈话ꎬ中间又隔了三十多年 ꎬ这必然会 出点差错 ꎮ[６](Ｐ１－１１)倪平查阅了鲁迅㊁林语堂㊁宋庆龄和邵洵美本人的文章内容ꎬ参照鲁迅日记和民国报刊记录ꎬ核查了萧伯纳抵沪当天的日程㊁天气及接待情况ꎬ对 功德林 共餐㊁邵洵美掏腰包㊁邵洵美驾车送鲁迅㊁邵洵美遭新闻界歧视㊁邵洵美定做 老虎 蛋糕等说法逐一反驳ꎬ将问题的症结归因于当事人记忆的重组:邵洵美与贾植芳在牢狱环境中的谈话不 系统 ꎬ贾植芳３０余年后回顾旧事ꎬ 当年零零碎碎的谈话ꎬ就成了记忆的碎片 ꎬ只能将 想像 当作 黏合剂 对记忆的 碎片 加以 串联 ꎬ而 想像 不仅受 政治气候 的冲击ꎬ也 受到生理现象 记忆力强弱的限制 ꎮ[７]倪墨炎和倪平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邵洵美请客的故事进行 证伪 ꎬ其考证和雄辩颇具说服力ꎮ一方面是邵洵美亲属好友和历史见证人的充分肯定ꎬ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基于史料考释的断然否决ꎬ邵洵美究竟有没有出资宴请萧伯纳?口述史研究能解答这个问题吗?二㊁历史话语可信度探测对各类证据的辨析㊀㊀唐纳德 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界定的 口述历史 ꎬ是指 以录音访谈(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 ꎬ访谈者要向受访者 提出问题 ꎬ还要以 录音或录影 的方式记录ꎬ再制作成 抄本 摘要 图片 纪录片 等信息资料ꎮ[８](Ｐ２)单从技术层面来看ꎬ贾植芳对邵洵美狱中嘱托的追忆和记录ꎬ不太符合口述史操作规程ꎬ他在监狱中不可能获得完备的记录条件ꎮ然而ꎬ笔者认为谈话能否被称之为 口述史 ꎬ关键是看交谈者是否具备 口述史 意识ꎬ贾植芳对于邵洵美嘱托的 滞后性 记录仍属口述史性质ꎬ我们不能陷入 技术决定论 的怪圈(当然ꎬ这并非意味着笔录㊁录音或录影设备没有价值)ꎮ贾植芳对 口述历史的核心 亦即 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 [８](Ｐ２)非常敏感ꎬ回忆录«狱里狱外»便是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经口授录音整理 而成ꎮ陈思和感叹: 这部回忆录只出版了上卷ꎬ下卷因为涉及先生在 文革 中的悲惨遭遇ꎬ大量口述资料还都封尘在录音带上ꎬ不知道将来有否机会再见天日ꎮ [９](Ｐ２７０－２７１)贾植芳在该著的 序 中写道: 我在这个世５９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界里的追求㊁爱憎㊁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ꎬ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ꎬ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㊁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ꎮ [３](Ｐ２)贾植芳的口述观念不可能在晚年凭空突现ꎬ他应当早就有了口述史的意识萌芽ꎮ邵洵美的历史意识远超常人ꎮ抗战结束不久ꎬ邵洵美立即发表时评«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ꎬ他批评传统史学观念之僵化ꎬ倡导国人撰写 新的㊁活的历史ꎬ为现代人所懂得㊁适合于现代人意识形态的历史 ꎬ[１０](Ｐ２８３)标举突破现实表象㊁展示现代人文精神㊁可被人类意识调控的历史ꎮ记忆的价值在邵洵美著作中备受推崇ꎬ邵洵美提出: 回忆是使历史真确不可少的因素ꎬ也是推论和判断前不可少的程序ꎮ [１１](Ｐ１２０)记忆力量发挥的历史塑造作用令邵洵美感触万端ꎮ由«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得知ꎬ贾植芳与邵洵美在狱中交谈甚多ꎬ既然 口述历史访谈是与人对话ꎬ是采集或挖掘人的生平记忆 ꎬ[１２](Ｐ５)那么这两位历史感知敏锐㊁记忆意识强烈的文人一旦发生对话ꎬ就会形成一种未配置物质设备的 口述史 实践ꎮ在此过程中ꎬ贾植芳以脑为笔ꎬ以心为纸ꎬ从历史深处重新召回邵洵美的话语ꎬ又将其嵌入自己 口授录音整理 的回忆录ꎬ不经意之间为后人演示了一次 概念版 的口述史前例ꎮ那些以回忆的不可靠性来否定 狱中嘱托 口述性质的教条主义者ꎬ将在下文的阐述中遭到反诘:连报刊㊁日记㊁照片等载体也无法确保信息的真实性ꎬ贾植芳是否当场记录邵洵美原话ꎬ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确认贾植芳以特殊方式( 回溯式 复述)完成了邵洵美口述记录ꎬ再来检视邵洵美的嘱托内容ꎬ会发现:倘若以真实性和可靠性作为评价邵洵美口述的最终目标ꎬ我们肯定会失望ꎬ因为口述内容不是理想化的史学分析材料ꎬ其中包含着很多不确定因素ꎬ作家口述更是如此ꎮ邵绡红㊁倪墨炎㊁倪平等人关于邵洵美口述内容的正反论断ꎬ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ꎬ双方的论证均不完满ꎮ邵绡红申述:邵洵美接待萧伯纳的当日便将详情告诉妻子盛佩玉ꎬ其子邵潮(后来改名邵祖丞)是旁听者ꎬ盛佩玉本人在«盛氏家族 邵洵美与我»等回忆性文字中为何没有提及此事?她反而公开谈到邵洵美 丢失帽子㊁手套㊁围巾㊁钢笔之类的东西 是 经常的事 ꎮ[１３]１９３３年的邵祖丞年仅６岁ꎬ邵洵美偶然发出的 萧伯纳 功德林 等语音是否激起他识记的兴趣?季小波 介绍 关于 邵洵美亲口说过自己接待萧翁的事 ꎬ[１４](Ｐ６４)意味着他转述了邵洵美的自述内容ꎬ二次传播的话语是否可靠?用邵洵美的个人自白去证明他的私人经历ꎬ岂不是犯了 循环论证 的逻辑失误?邵绡红向９０多岁的施蛰存了解６０余年前的事件ꎬ预先给施蛰存浏览她 带去的剪报 ꎬ[４](Ｐ３１９)这已降低了当事人判断的可信度ꎬ因为她出示的 剪报 对施蛰存的回忆构成一种 先见 之干涉ꎮ接受邵绡红访谈的近２０年前ꎬ也就是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１年ꎬ施蛰存对萧伯纳来沪事件已有一番回忆:他坦承自己 没有参加 欢迎萧伯纳的活动ꎬ而是从林语堂那里获悉 用笔会名义招待萧伯纳ꎬ只是在世界社的一小事ꎬ真正的主人却是宋庆龄和蔡元培 ꎮ[１５]施蛰存先前的回忆大大削弱了邵洵美作为东道主招待萧伯纳的合理性ꎮ倪墨炎㊁倪平等学者批驳邵洵美午宴 付账 之说ꎬ主要依据是鲁迅㊁林语堂㊁宋庆龄等人的日记㊁书信㊁散文以及«申报»«晨报»«论语»«中央日报»等民国报刊ꎬ这些史料的可信度真的优于当事人的口述吗?«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的作者保尔 汤普逊指出:报纸供稿者常常怀有 偏见 ꎬ再经过 选择㊁定型和过滤 ꎬ易导致 来源的可能不准确 ꎻ书信 很少写给一位试图像访谈者一样中立的收信人 ꎬ往往呈现为 一种夸张的形式 ꎻ照片和影片也可能 被相当小心地构成 ꎮ[１６](Ｐ１２７－１３２)以萧伯纳１９３３６９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年访沪为例观之ꎬ保尔 汤普逊的部分观点已被证实:萧伯纳与鲁迅等人在宴后合影的照片曾遭修改ꎬ林语堂和伊罗生被删ꎮ[１７](Ｐ８１)鲁迅关于萧伯纳在沪活动的日记㊁书信和文章也有不确切的地方:鲁迅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７日的日记与散文«看萧和 看萧的人们 记»所记载的笔会活动时间约有 二十分钟以上ꎬ一小时以内 的差距ꎻ[５]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件中声称自己和萧伯纳 讲了一句话 ꎬ而日记与文章对此均未说明ꎻ鲁迅在信件㊁日记和文章中分别交代当时拍摄了一张㊁二张㊁三张照片ꎬ３次提供的照片数量竟然不一致ꎻ[１８](Ｐ１７０－１７１)鲁迅日记对于赴宴者人数以及同席者伊罗生名字的描述不够精确ꎮ[１７](Ｐ８１)宋庆龄的文章只说当天午餐时 同盟的几位会员都在座 ꎬ[１９](Ｐ５３７)并不意味着他们饭后 付款 ꎻ宋庆龄的信函透露那次宴会是 在我寓所设的午餐会 ꎬ[２０](Ｐ１２２)不足以排除邵洵美馈赠菜肴的可能性ꎮ可见ꎬ日记㊁书信甚至照片亦非绝对可靠ꎬ若将其作为否定邵洵美支付午餐费的凭证ꎬ同样存在可议之处ꎮ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表明: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内容不宜作为具体事实来认定ꎬ各类文献史料的可信度也不一定强于当事人口述的可信度ꎮ笔者在此申明:本文写作目的不在于查实邵洵美嘱托内容的真假ꎮ三㊁作家的回忆与口述史记忆理论的适用性㊀㊀既然当事人的口述内容不能被视为客观事实ꎬ也很难用其他史料为据来辨识其真伪ꎬ那么ꎬ口述史的价值何在?保尔 汤普逊提出: 历史学不仅是有关事件ꎬ或者结构ꎬ或者行为模式的ꎬ而是有关这些东西如何被经历和在想象中如何被记住的ꎮ [１６](Ｐ１７１)充盈着 想象 和 记忆 因素的 历史 与善于形象思维和艺术再现的文学拉近了距离ꎮ陈墨宣布 口述历史工作属于 人学 研究领域 ꎬ 口述历史是人学工程 ꎬ[１２](Ｐ９)文学是典型的 人学 ꎬ在口述史研究的主体对象方面ꎬ作家可能比其他社会成员拥有更多优势ꎮ有学者呼吁: 我们不只是把口述内容当作历史来理解ꎬ而是要从这些材料中揭示出更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ꎬ以及结构和象征的意义ꎮ [２１](Ｐ１９５)作家本来就擅长社会体验㊁文化书写和象征表达ꎬ作家口述史材料更适合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多维解读ꎮ正因如此ꎬ笔者建议借鉴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来推进作家口述史研究ꎮ国内外的口述史研究者均承认口述与记忆的关联ꎮ约翰 托什断定 口述史是社会记忆的原材料 ꎻ[２２](Ｐ１６)王明珂将口述历史资料看成一种 社会记忆 ꎻ[２２](Ｐ６６)陈墨倡导依托口述史来建设 人类个体记忆库 ꎬ[１２](Ｐ１９)宣明 追究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及其真实信息固然重要ꎬ而通过口述历史ꎬ了解个人对社会事实的记忆建构ꎬ同样重要 ꎮ[１２](Ｐ１５５)中外学者对记忆因素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观点ꎬ令人遗憾的是ꎬ他们大多立足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视阈ꎬ指出 个体记忆 或社会记忆 之于口述史研究的重大意义ꎬ却未能将当代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引入口述史领域ꎬ致使记忆维度的口述史研究缺乏学术深度ꎮ有鉴于此ꎬ本文从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双重理论视角ꎬ解析邵洵美 狱中嘱托 的微言大义ꎮ集体记忆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㊁涂尔干学派传人莫里斯 哈布瓦赫创立ꎮ该理论主张:记忆并非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ꎬ只有在 社会 中才能 进行回忆㊁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ꎬ 过去 不能原封不动地被保留ꎬ每个人只有将记忆纳入到 社会框架 之内ꎬ 过去 才能在 现在的基础 上 被重新建构 ꎻ[２３](Ｐ６９－７１)个体记忆一旦与集体记忆失去联系ꎬ便沦为 失语症患者 ꎬ因而 不再能获得社会表述的形式 ꎬ而 这种社会表述的形７９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式是通过某种观念㊁某个图示ꎬ或某种姿势㊁某个事物的符号反映出来的 ꎮ[２３](Ｐ７７)莫里斯 哈布瓦赫关于记忆现象的理解对于作家口述史的研究很有启示意义ꎬ借用集体记忆理论来推断:口述者的记忆受社会框架的规约ꎬ却能利用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实现对 过去 的重构ꎻ口述者如果脱离了社会ꎬ就不能与他人共享记忆ꎬ也不能使用社会公认的方式或符号正常地表达ꎬ逐渐变成一个边缘化的 失语 者ꎮ处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的政治语境中ꎬ昔日的文坛 孟尝君 邵洵美在监狱里被切断了社会联系ꎬ他很可能陷入了 失语症 的精神危机ꎬ急切地寻找一种契合当时社会框架的文化符号和表述方式ꎮ在那个反常的年代ꎬ鲁迅 之名成为政治神话的象征符号ꎬ为了融入既定的社会框架而避免被抛入幽暗的历史深渊ꎬ与鲁迅曾经有过论争的邵洵美必须重建世人对他的形象记忆ꎬ他嘱托贾植芳的两件事其实都与鲁迅有关ꎬ与萧伯纳无涉ꎮ换言之ꎬ邵洵美之所以强调自己支付了午餐费ꎬ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注解他曾与鲁迅 共事 的罕见标志ꎮ我们与其穷究邵洵美记忆与口述的准确性ꎬ毋宁体察那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沉浮中的人生苦难和心理悲剧ꎮ德国学者扬 阿斯曼和阿莱达 阿斯曼奠立的文化记忆理论在当代学界广受赞誉ꎮ由文化记忆理论得知:人类的记忆包括 交往记忆 和 文化记忆 ꎬ交往记忆 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 ꎬ是 口述历史 的研究对象之一ꎻ文化记忆则是 被创建 出来的 高度成型 的记忆ꎬ它促使社会群体维系 身份认同 ꎻ回忆模式包括 巩固根基式回忆 和 生平式回忆 ꎬ前者借助 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 即 符号系统 发挥作用ꎬ后者是在 社会互动 中实现功能ꎻ[２４](Ｐ４４－４７)创作者能否 被纳入经典化的文化文本的长期记忆 ꎬ最终 取决于社会机构的奉承和亵渎㊁尊重和鄙弃 ꎬ如果文化记忆的主体遭受不公正对待ꎬ便可能患有 结构性失忆症 ꎮ[２５](Ｐ６０)邵洵美对贾植芳口述的两件事都属于 交往记忆 ꎬ他委托别人代为公开 交往记忆 ꎬ意在将 生平式回忆 转化为 巩固根基式回忆 ꎬ需要强化 鲁迅 四十六块银元 捐班 的符号效用ꎮ贾植芳感慨: 因为多年来ꎬ在左 的文艺思潮和路线的统治下ꎬ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ꎬ被遗忘了ꎮ [２６](Ｐ４０)在文化记忆的理论视阈中ꎬ贾植芳写这篇文章不仅履行了人际交往的诚信原则和道德责任ꎬ也是为了矫正极 左 思潮给社会酿成的 结构性失忆症 ꎮ其后ꎬ 狱中嘱托 事件在邵绡红的«我的爸爸邵洵美»㊁林淇的«海上才子:邵洵美传»㊁王京芳的«邵洵美年表»等大量著述中广为流播ꎮ传记㊁年谱㊁年表等规范性和定型性文本都是文化记忆的载体ꎬ 狱中嘱托 信息在这些文本中的增减和衍变将重塑人们对邵洵美的记忆与认同ꎬ从而超出贾植芳 纠左 的初始意阈ꎮ 文化记忆不可能与历史现实完全吻合 ꎬ[２４](Ｐ３７１)倪墨炎㊁倪平等学者对 狱中嘱托 事件的 证伪 无论产生何等学术影响ꎬ都不会改变大众对邵洵美 选择性 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ꎬ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理问题ꎮ人们对邵洵美文学成就和文化史地位(例如他对中国出版业所做的巨大贡献)的记忆ꎬ与 狱中嘱托 事件之真假无关ꎮ可是也要看到ꎬ某些论者将该事件作为丑化和声讨历史人物(尤其是与邵洵美有矛盾的人物)的 武器 ꎬ这显然有些偏颇ꎮ以上关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个案分析ꎬ显示了记忆 理论 对于作家口述史研究的适用性和特有价值:集体记忆理论表明作家所处的社会框架制约其记忆效果和口述方式ꎬ文化记忆理论有助于解读作家口述效应与身份认同机制的深层关系ꎮ８９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四㊁结语:作家口述史的学术价值及其实现路径㊀㊀对口述材料的分析 不能希冀从中获取完整的或完全真实的事实证据 ꎬ其侧重点应当 置于时间性㊁主体性㊁建构性以及象征与解释性之上 ꎬ需要 剖析口述者那样讲述历史的深层原因 ꎮ[２１](Ｐ１９６)作家口述史研究更应如此ꎮ在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中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ꎬ从当事人的彼此交谈到文字记录的中间环节ꎬ植入了贾植芳２０多年的记忆ꎬ考虑到贾㊁邵二人均有强烈的口述历史意识ꎬ该事件仍可视为作家口述史案例ꎬ邵洵美的记忆和被记忆仍具有口述史意义ꎮ与贾植芳 记忆 有关的另一件公案ꎬ有助于我们加深对 被回忆的历史事实 的理解ꎬ那便是 贾拒认舒 (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ꎮ据李辉回忆ꎬ此事发生于１９８４年ꎮ[２７](Ｐ４０２)贾植芳在当时的日记中对此事 一字未提 ꎬ[９](Ｐ２６１－２６２)２０年以后ꎬ他又在日记中补叙了当日情景ꎮ[２８](Ｐ１０５－１０６)另一位当事人舒芜予以否认ꎬ并以 版本考 方式得出结论: 他记忆之有ꎬ不足以否定我记忆之无ꎮ [２９](Ｐ１６７) 记忆 能否还原事实㊁揭示真相?余斌断言: 事实 不等于 真相 ꎬ 事实只须考证ꎬ 真相 则离不开阐释ꎬ何况考证之中也还隐含着阐释 ꎮ[３０]笔者以为: 真相 与考证无关ꎬ 真相 就在人们的心中ꎻ倾听当事人诉说往昔ꎬ领略当事人重温的旧梦ꎬ直面作家摆脱了文字规训之后表露的自我本真ꎬ体悟无数话语碎片按照各种意图拼合的人性 真相 ꎬ或许这便是作家口述史的主要价值之所在ꎮ本文探讨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记忆理论对于作家口述史研究的借鉴意义ꎮ运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ꎬ将作家口述的个体行为纳入社会框架之内进行系统分析ꎬ能够深化对作家记忆重构㊁意向表述和话语选择的认识ꎮ扬 阿斯曼和阿莱达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提醒我们区分作家个人的 交往记忆 与社会大众的 文化记忆 ꎬ从而深刻地理解作家的身份认同意识以及社会群体对该作家的选择性记忆现象ꎮ注释:[１]程中原.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２]钱茂伟.史学通论[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３]贾植芳.狱里狱外[Ｍ].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ꎬ１９９５.[４]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０５.[５]朱正.鲁迅与邵洵美[Ｊ].新文学史料ꎬ２００６(１). [６]倪墨炎.文人文事辨[Ｍ].武汉:武汉出版社ꎬ２０００.[７]倪平.所谓 邵洵美狱中重托 是虚构的故事[Ｊ].新文学史料ꎬ２０１０(１).[８][美]唐纳德 里奇(ＤｏｎａｌｄＡ.Ｒｉｔｃｈｉｅ)著ꎬ王芝芝㊁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Ｍ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ꎬ２００６.[９]陈思和.思和文存(第一卷):传统与当代立场[Ｍ].合肥:黄山书社ꎬ２０１３.[１０]邵洵美.时代讲话[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１１]邵洵美.儒林新史:回忆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ꎬ２０１２.[１２]陈墨.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Ｍ].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１３]盛佩玉.我和邵洵美[Ｊ].湖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１９８５(２).[１４]毕克官.写画六十年[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９９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 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 事件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