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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中国陷入空前的灾难，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宣告了古代中国的完结和近代中国的开端。
在文化上，西方文化也伴随着血与火的方式进入中国，并且显示出绝对的优越性，使中国人不得不转变“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的含义以及事实），转而学习、吸取西方文化，从而使中国古代哲学开始向近代哲学的转变。
所谓“近代中国哲学”就正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代中国时期的哲学发展。
这里的近代哲学并不意味着就是近代形态的哲学，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近代哲学强调社会政治变动对哲学的影响，但哲学的发展还有自己的独立性。
所以这里的近代形态、现代形态，不是指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为起点和重点的政治社会历史时期中的哲学发展，而是指哲学自身的形态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
所以，中国近代哲学并不意味着就是近代形态的哲学，而是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
回忆一下，具体就是……（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持续的时间特别漫长，思想的发育十分充分。
但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从发生到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只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不像西方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
具体地说，从19世纪中期的龚自珍、魏源直至19世纪末的康有为、谭嗣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近代形态的发生与发展时期，是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开始面向西方，主张向西方学习，如龚自珍主张“器变”，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
”冯桂芬，郑观应提出中体西用，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转向，即要引向以西方文化为标本的现代化之路。
特别是康有为、谭嗣同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容纳到传统哲学的框架中（一、以太建构近代科学宇宙论，二、对“仁”的改造。
）。
但将西方科学知识与哲学杂糅在一起，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与科学、宇宙论与本体论相结合的现象推向了极端，建构起“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哲学体系。
中国哲学思想一．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哲学，西方文化的中心是宗教。
哲学是人类思想的总结，是对人类自身和大自然关系的思考。
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1. 天人合一：讲人与自然的关系（1）天和人的关系是相通而统一的。
〈西周〉“天命论”〈春秋〉子产“天人相通”〈战国〉孟子“天人同流”〈汉〉董仲舒“天人感应”〈北宋〉张载“天人合一”（2）人道与天道即人世的道德原则和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
（3）人们行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必须注意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必须在道德上对得起客观世界。
2 内圣外王：讲人与社会的关系（1）概念“内圣”指人的修养成就，“外王”指在社会上的功用。
“内圣外王”指在精神修炼，道德修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人最有资格为王。
（2）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3）中国历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想人物几乎都按这种格式加以塑造。
二．诸子百家1.概念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
诸子指前秦至汉初，建立独立思想，树立专门学说的代表人物，百家指各个学派，古代常混杂统称。
据司马迁的解释，诸子百家的出现，表明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在思考社会，自然界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现象，都在找寻天下太平、人类生存的最好方式，立身之责，强国之策。
据《汉书·艺文志》载，号称“诸子百家”，实际上有代表性的是十家：儒—道—墨—法—阴阳—农—名—兵—纵横—杂家。
2.儒家思想1）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2）儒家的主张：治国以礼：礼乐治国，以求国家大同小康天下归仁：以仁义教导民众，以仁爱思想统治国家。
述圣传文：继承发扬传统。
3）孔子的思想（1）仁爱（核心，《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
仁为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首，仁的主要意思是“爱”（仁者，人也），《论语》中提出“道德上的君子和地位上的君子。
”（2）正名具体的事物要符合为其限定的含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孔子认为，正名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功用，他在解释什么是为政之道时说，“政”来资“正”字，政就是要人们走正路。
中国哲学史的开端（第八讲—《易经》与阴阳思想）本文为大家谈《易经》与阴阳思想。
原始的阴阳思想大约也发端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夕。
中华民族很早的就开始了自己的农业生产活动，从而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注意观察太阳光的向背，这就是“阴”与“阳”概念的来源，同时“阴阳”也作为整体出现。
《诗》中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
”说明“阴阳”概念来源于阳光的观测。
但要注意的是这里仅仅说的是“阴阳”的概念，只有在商周之际所著的《周易》中，“阴阳”也开始有了哲学的观念，形成了原始的阴阳思想。
下面为大家分俩个方面来谈一下，一、《易经》的简介《易经》是一本占筮之书。
对它的成书时间以及作者来言，今天仍然没有确切的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成书时间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且绝不仅仅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成书。
应该商周之际的占卜世家传承，整理，集合各种资料逐渐加工而成。
同时，在后人也在历史中进一步的补充。
关于《易经》产生的时代背景，战国后期的《易经·系辞下》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等等，这些都表明，《易经》成书于商周之际，从思想上反映了”小邦周“取代”大国纣“的社会变革。
所以《易经》也被称之为《周易》。
战国后，出现了解释《易经》的《易传》，人们就把《易经》，《易传》合称为《周易》，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在后一层意义上来使用《周易》一名。
在《易经》中，并没有直接出现“阴”和“阳”这一对范畴，代之而言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的俩个符号“- -”和“——”，这俩个符号称为“爻（yao）”。
今天考古学证明，这俩个符号是由数字“︿（六）”和“一”演变而来，这反映了我们远古先祖对数的迷信和崇拜。
这俩个数字符号意味着相反相成的关系（一为偶数，一为奇数）。
在此基础上，《易经》建立了一套图像符号系统（六十四卦）和语言文字解释系统（标题，卦辞，爻辞）。
《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六爻所组成，六十四卦也就是图像符号系统；文字解释系统各位读者有兴趣的话可由《乾》了解，由下到上，《易经》用了标题，卦辞，爻辞来说明。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易经、道德经、南华经、管子、说难、孤愤、春秋繁露、四书集注、正蒙儒家的先秦哲学以伦理学为重，纯哲学还是宋明理学比较多，而且我们对理学的误解也太深了，应该好好读读佛典也很值得一读，心经、四十二章经、华严经、六祖坛经杂书：菜根谭、白虎通道家的书就是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真经）了，其它的道教书混杂太多，而且很多方术、练功的东西，比起儒家、佛教实在是价值太低了，如果不研究道教看着实在没什么意义，非要看推荐《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算是比较经典的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现代学者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学术建树，对于人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钱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国家不幸哲人幸”，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会更加突出。
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大抵如此。
钱穆先生作如是评，是说得通的。
说到“中国哲学”，这个词总是使人疑惑，中国真的有所谓“爱智之学”吗？换言之，中国古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人们，他们难道属于那种以闲暇为前提，爱好自然奥秘,追求知识，以知识本身为惟一目的的“哲学家”吗？“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现代学者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学术建树，对于我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新的问题：以“哲学”的眼光，是读懂、理解以及欣赏中国哲人创作的最恰当方式吗？当我们说“中国有哲学”时，哲学在此究竟何指呢？也许，我们尚可把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后果的“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从宗教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
我们在泛指以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后果的意义上，把“哲学”当做一个共名来使用。
然而当我们按照一些西方哲学史家所强调的，把“哲学”当做古希腊独特的突破成果时，把中国思想称为“哲学”很可能并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突破成果，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特质的恰当方式。
黄帝统治时代，民神杂糅，神可以自由的上天下地，而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即昆仑山，黄帝所造】往来于天地之间。
而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对】之乱后，又殃及地上生民，使得人间强者凌弱，众者暴寡，酷刑泛滥，杀戮不止。
后来，黄帝的继承者“颛顼”【zhuān xū】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一次大整顿！他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
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
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
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孔传：“重即羲，黎即和。
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意谓使天地各得其所，人于其间建立固定的纲纪秩序。
在中国上古的黄帝时期，有过一次"绝地天通"运动。
什么叫"绝地天通"？什么叫"地天通"？"地天通"是说人可以、能够与天地相沟通。
传说在黄帝之前，这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
黄帝之前是什么时候？是伏羲、神农时候。
若按照易经的理论，神农时期即《连山》时期。
《连山》、《归藏》、《周易》被称作三坟。
其中的《连山》，就应该指的是神农对《易》的运用。
我们所称的中华民族始祖中的三皇，伏羲、炎帝、黄帝，其中的炎帝即指神农。
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医药之祖。
相传神农采药，踏遍千山。
研究易经的人就应该从易经的角度想到，神农是把《易》运用到了对山的认知上，对山石与山上所出产植物的认知上了。
即对易经8个主卦中重艮卦的应运。
即对《先天64卦方圆图中方图上重艮卦横排8卦与竖排8卦共15卦的发挥与应用。
并且所排"神农64卦方圆图""应该" 是以重艮卦为首卦。
第一讲第二节中国哲学的特点一、立足现实的态度二、非实体性的思维三、内圣外王的追求四、不拘一格的表达一、立足现实的态度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自己哲学史的开端,也曾出现过天命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状况。
但与其他民族不同之点,就在于早在殷周之际,天命神权思想即开始动摇,发生了“天的人文化”过程;而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中国人文精神(包括儒家的入世的人文精神和道家的超越的人文精神),自身又具有消解宗教因素的作用,这就使得春秋末期以来的中国哲学家发展,都立足于现实世界,很少有彼岸世界的成份。
即使在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中,最终所追求的也往往不是彼岸世界。
土生土长的道教讲长生久视,希望人们永远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中国化的禅宗讲顿悟成佛,反对追求辽远的天国。
道教讲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禅宗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反映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
正是这样,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普遍存在着把本体界与现象界割裂开来、对置起来的情况。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重视“百姓日用”,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认为理想的追求、精神的超越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和内在的超越。
即便是主张超越的人文精神的道家,也是如此。
如庄子认为,人的精神上的自由追求,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
而在西方哲学中，自巴门尼德以来就明确地将世界二分，认为只有本体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现象界则不是真实的存在；至于“上帝”的概念，更是在从中世纪至近代的西方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直到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才真正使西方哲学出现大转向。
二、非实体性的思维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不是从分析对象世界入手,而是从考察对象世界的联系入手;不是追求决定这种关系的最终实体,而是探讨这种关系的各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
这一特点,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联系的。
中国古代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悠久而不衰的农业文明。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影响。
“文化”的含义比较宽泛。
文化是有思想的人创造的。
有系统的思想理论被称作为观念文化，这是各种文化形态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观念文化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
除观念文化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历史文物。
文物含器物，如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铜镜、古钱；含艺术品，如书法、绘画；还含有古建筑、陵墓、古代服饰等。
除文物外，传统文化中还含有社会制度，即所谓制度文化，以及关于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科技等古代书籍。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四个方面：一、“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有这样的特征：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
因而古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礼仪形式，提倡德治，力求使社会各个等级和睦相处。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古代“人文”精神特别重视社会的细胞——家庭。
古代“人文”精神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企求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
二、“自然”精神。
道家经典《道德经》将“无名”作为天地的原始，将“有名”作为万物的本根。
《道德经》一书还提出要如实的去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人的主观想象，因为天、地、宇宙来源于“道”，而“道”是自然的。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
道家的《庄子》则强调人们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能破坏自然。
《庄子》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而是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需要的生活资料。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从自然界汲取美感，进行艺术创作。
三、“奇偶”精神。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最常见的范畴，当人们用阴与阳来解释自然和人事变化的时候，又在数字的计算方面归纳出“奇”与“偶”的概念。
略论中国哲学的开端(一)内容提要]本文先是提炼了西方哲学史家关于西方哲学开端的观点，形成一个有关哲学开端的假说，然后以此假说在比较哲学意义上来探讨中国哲学开端。
通过分析“绝地天通”、“武王克商”、“怨天忧人”三个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国哲学产生的影响和考察伯阳父论地震、叔兴论吉凶等数个中国哲学开端标志性事件，认为在中国哲学开端问题上的“突破说”和“巫史说”两种代表性说法并不矛盾，前者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哲学如何开端，后者可以有效地说明中国哲学开端相较于西方哲学之特色。
虽然人类思想都经历了“轴心期”的文化突破，但中国和古希腊的思想实现突破的具体机缘、表现形式和实际结果各不相同，西方哲学采取了哲学这种方式，而中国人的思想则采取了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方式。
中国哲学的开端，在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
人们或从中国先民思维由低至高之发展而引出中国哲学，或从宗教天命观念之衰落而讲哲学之产生。
有学者，分别借“巫史说”i]（或称萨满说Shamanism）和“突破说”ii]（breakthrough），申论中国哲学之开端，别开生面。
深受启发之余，尚不免有惑：此两种说法如何折衷？何者更能圆融地解释问题？由于从事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和参加编撰相关教材缘故，不免就此问题反复思之，今结合学界一些已有成果，更引申之，冀求一解自安。
一、西方哲学的开端《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将前一“指”称为“物指”，亦可反向言之，“指”非“物指”。
后现代哲学舶入中国，中国哲学史学界所著意者，有其对于颠覆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iii]的资源性价值。
重新审视所谓“哲学”，忽然省悟“指”非“物指”，“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回事儿。
换言之，只有在“离坚白”之“离”的方法论下，才能从实存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哲学──这些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语言家族”说来把握，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成员中──“离”出一个作为“共名”的所谓“哲学”来。
相应地，所谓“哲学”的开端，只能是就西方哲学之开端、印度哲学之开端、中国哲学之开端等具体而言。
在此并非自明性地存在一个所谓“哲学”的开端──在以往，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树立的“典范”iv]，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哲学之外v]，从而所谓“哲学”的开端直接就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而是需要在探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诸种实存哲学之开端后，来归纳“哲学”的开端，由“物指”而达于“指”。
另一方面，探求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论者有无自觉，在当前的知识背景下，它都无可避免地属于比较哲学研究，即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提出中国哲学开端之假说，并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去验证假说。
希腊哲学是如何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惊异”vi]－－“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vii]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
”viii]由于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探索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由于哲学产生于闲暇，人们探索哲学除了求知外，没有任何其他外在的目的，因而哲学“是惟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
”ix]学者们还会引证西文中“school”一词导源于古希腊语的“闲暇”（skhole），来支持亚氏的说法。
x]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xi]这就如同美国记者和作家房龙在那幅名为《希腊社会》的漫画里所画的，古希腊“自由人”的宗教、法律、科学、艺术、戏剧等杰出成就，是在由底层的奴隶辛勤劳作所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的。
xii]看来，哲学是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后“精神空虚”的产物，人们精神“空虚”了，才会去思考哪些脱离开生活日用的玄远的事物，例如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们完全满意。
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那么在哲学起源之前，前哲学时期的人们，难道就从来就没有惊异吗？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惊异吗？有人说在宗教里，惊异产生的是“敬畏”，对令人惊异的神奇事物的敬畏。
那么，我们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此前人们产生的是敬畏，而在此时产生的却是哲学？对于哲学起源的另一个条件──闲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如果闲暇产生了哲学，那么古代宗教生活中的祭司们，难道就从未有过一些闲暇，使他们思考一点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在闲暇时思考出来的却不是哲学，而是神启？由此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惊异与闲暇是哲学产生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它们还不能够圆满地说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产生。
据此，我们不免会推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哲学不得不产生，使得具有闲暇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好奇”或“惊异”的时候，不得不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一些问题。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哲学史家们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人类理智得到足够的发展，发展到足够使人们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对宗教的依赖，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第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摆脱对宗教的依赖，独立地进行思考。
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前者，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后者，但从逻辑上说，似乎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解释哲学是如何在希腊文化中开端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是从古希腊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神话等文化样式和文化生活内容中，去找寻哲学的胚胎和种子，试图把它们作为孕育着哲学的土壤xiii]。
哲学就是在其中被培植起来的，一旦哲学成为一种需要时，便水到渠成般从中破土而出。
黑格尔在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惊异”和“闲暇”后，就补充了理智的增长这个必要条件。
他说：“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浑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自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
”xiv]哲学史家们对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创始人的泰勒斯之前的哲学先驱们的研究，表明了希腊神话对希腊哲学的培育是多么的重要，用他们的话说，泰勒斯不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xv]。
哲学史家们重视神谱的作用，认为“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
”理由是“在神话的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胎。
”xvi]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xvii]。
在第一个方面，哲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的看法有些不同。
有的哲学史家意识到促进从宗教到哲学转变的那些要素。
例如德国的E·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分析了宗教中群众性的祭祀到作为个人的祭司和预言家的出现、来自于小亚细亚甚至来自于印度的异质宗教思想对希腊人原有宗教的冲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及希腊城邦的出现等因素，对哲学产生的意义。
xviii]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母体，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但哲学又是对于宗教的突破，是对宗教的反叛，哲学与宗教有着鲜明的区别。
梯利明确地把哲学与此前的神话和神谱学加以区分，认为神谱学和创世说比神话前进了一步，试图用理论来说明神秘的世界，解释被设想为掌管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事件的主宰者的起源。
但是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想象，仍然求助于超自然的原因，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
“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
”xix]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旧有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
”xx]近代以后的西方，科学异军突起，成为宗教、哲学之外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原有的宗教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之外，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了思考的一个重心。
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确立在意识形态中一超独霸地位，哲学与科学的反宗教联盟开始出现裂缝，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则成为思考重心。
罗素就曾用三者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哲学──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而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
诉诸理性，而非诉诸神启，抑或诉诸实证，是哲学相对于宗教与科学的本质特征。
哲学在宗教中慢慢成长，并获得最终从宗教中突破所需要的必要能力，从神话、宗教文化中突破出来的哲学，仍不免带有宗教文化的某些色彩，但它在总体上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
马克思在论说哲学与产生了它的宗教之间亦此亦彼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消灭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只是，这种否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何在，所看到的一些哲学史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明仍然不够充分。
如果把哲学从宗教分离的过程，比作一个成长中的幼儿开始断奶的过程，那么哲学史家们似乎更强调成长的一面，而对“断奶”则关注的不够。
一些哲学史家们更愿意强调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在从宗教到哲学转变中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首先来源于希腊中的探索精神。
这种探索精神，或采取一种文化追因的叙述策略，从古希腊的早期文化中去寻找母体，或从由地理环境影响的社会生活着眼，强调古希腊人面对海洋的冒险和求知精神。
这种主动性还来源于古代希腊民族的理性精神，它同样可以从更早的文化中去寻找源头，或者干脆被认定为希腊民族的特有天赋，像E·策勒尔所认同的那样xxi]。
的确，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思想展现的方式，惟独希腊人的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希腊民族特性的表现，也确实可以理解为希腊民族的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