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宪章与马宪比较

您的位置：首页＞城建理论＞城市的发展与演变人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理性化——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的规划理念比较及其启示在现代城市规划史上，先后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1933年)和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

然而，事隔多年，规划界对这两个宪章似乎并未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时至今日，两个宪章尤其是马丘比丘宪章的城市规划理念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试就两个宪章的规划理念作一比较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概括地说，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的规划理念分别表现为人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理性化，二者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人本主义源于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它强调人的至上性，认为人是自然界的唯一主体，人可以凭着自己的理性去驾驭自然?征服和改造一切。

雅典宪章把“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作为城市规划的出发点和归宿，表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

它以宪章签署地雅典命名，其实就反映了其弘扬人本主义的用意。

马丘比丘宪章则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性化的修正，表现出理性化人本主义的规划理念。

它首先肯定“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它可以提高改进但不是要放弃它”。

但另一方面，马丘比丘宪章“代表的却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明显发扬了马丘比丘古文化遗址蕴含的尊重自然环境的思想传统。

也就是说，马丘比丘宪章在对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得更加冷静客观，更加理性化。

进一步分析，两个宪章的共同点可以归纳为都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都坚持人是城市的当然主体，满足人的需要是城市规划的宗旨。

例如，二者都刻意突出城市居民住宅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确保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种人本主义理念无疑有其积极意义。

当时，雅典宪章确立起人本主义的规划理念，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巴黎美院式”的形式主义设计思想。

直到今天，摒弃纯粹的形式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仍然得到一致肯定。

如今各国普遍认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贯彻了这一思想。

1994年开罗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曾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宪章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而马丘比丘宪章没有全盘抛弃人本主义规划理念的做法显然也是明智的。

然而，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最具启发意义的不是两者共有的人本主义规划理念，而是马丘比丘宪章对传统人本主义思想所作的理性化修正，这也正是两个宪章规划理念的根本分歧所在。

对此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从中求得启示才是最有价值的。

城市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苦心营建的产物。

城市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为人类活动提供一个新的舞台，其主要功能就在于满足人的需要。

根据31届联合国大会推荐的“巴里洛克模式”，人的基本需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较低层次包括食品、住房、就业、保健、教育和安全等方面；较高层次指文化、艺术、社会参与、才能增长和完满等方面。

概括起来，这两个层次不外乎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大方面。

要满足这两类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的根本分歧，就集中表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

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雅典宪章的基本思想是人与自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类通过征服和改造自然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求。

马丘比丘宪章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认为人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必须尊重自然环境的相对独立性，维护基本的生态平衡。

这与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密切相关。

雅典宪章发表的时代背景是：两次产业革命使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以至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自然环境是可以供人类任意改造和利用的。

人们因之肆意改造自然环境，从自然中无节制地索取，以满足与日俱增的人类需要，狂热追求对自然的全面征服。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加刺激了人们无限制开发自然的欲望。

总之，当时“人类至上”、“人定胜天”等观念盛行、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显然，雅典宪章没有能够超越这一思想观念，它将城市规划的目的定为对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活动的正常运行作出安排，以满足“广大居民在生理上及心理上最基本的需要”。

不难看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雅典宪章过于偏重人的单方面的需要，尽管它朦胧地意识到了城市发展受到地理资源的限制，但流于表面，并未对当时已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更没有预见到这些问题的灾难性后果。

马丘比丘宪章所处的时代背景则明显不同。

二战结束后，各国纷纷致力于重建家园、发展经济。

世界人口和城市增长都大大加快，导致了生态、能源和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

而且，“由于城市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城市衰退已经变得特别严重，住房缺乏，公共服务设施与运输以及生活质量的普遍恶化己成为不可否认的后果”。

对此，马丘比丘宪章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引发出对雅典宪章人本主义规划理念的反思和修正，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客观理性地看待人的需要，强调对自然环境和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只要对马丘比丘宪章稍加疏理，就可以发现，它反复指出：城市化“要求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要在现有资源限制之内”进行城市规划；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环境继续恶化”，“恢复环境固有的完整性”。

所有这些观点都充分说明，马丘比丘宪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其进步性不容置疑。

恩格斯曾理智地告诫全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①。

城市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是理所当然的价值中心。

同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也理所当然处于中心地位。

然而，“不存在抽象的人类中心，而只存在具有平等地位的多级主体的人类中心”②。

换句话说，人类中心地位的取得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在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人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惩罚，人类中心地位将面临危机。

两个宪章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一，直接导致了它们在人的理性力量和技术应用两个问题上的看法不一。

人的理性力量有多大?这一问题具体到城市规划上就转化为：城市规划的预见能力到底有多大?它能否一劳永逸地满足城市发展的所有需要?雅典宪章认为：“城市规划必须预见到城市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同的阶段”。

可见，雅典宪章把城市规划看作是对城市终极状态的设计，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出传统人本主义的片面性。

相比之下，马丘比丘宪章的态度则理性得多。

它认为：“城市规划师与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

它的最后形式是很难事先看到或确定下来的”。

这就是说，马丘比丘宪章把城市发展视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城市规划只是引导这一过程合理有序进行的手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的理性力量总的来说呈现出日趋强化和无限增长的趋势，但是，就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人而言，人的理性力量是有限的，并不能认识和征服一切。

因此，马丘比丘宪章对城市规划预见能力的认识应该说是正确的。

它标志着现代战略规划思想取代了传统的总体规划思想，城市规划实践从理想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

在技术应用问题上，雅典宪章对科学技术盲目乐观和极度迷信。

它认为“我们必须采用一切可以供我们使用的现代技术”。

马丘比丘宪章则强调使用应该用的技术。

它对工业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所警觉，明确指出“技术的扩散与有效应用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之一”，“由于技术发展的冲击，结果是出现了利用人工气候与照明的建筑环境”，这对城市生态环境是一种破坏。

由此，马丘比丘宪章认为不可过份依赖技术，“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技术的应用必须适当。

这显然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

长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推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

然而，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无节制地滥用技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

特别是高度发达的技术抹煞了城市的个性，所有都市都充斥着冰冷、生硬的钢材、玻璃和混凝土的结合体，这种单调的“物化环境”显得毫无生气，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人性不断丧失，人们的文化和审美需求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正如芒福德所说的那样，“满足生活的需求……如今正在技术自身的中心被再次提出③”。

那么在城市规划中究竟该如何应用科学技术呢?马丘比丘宪章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科学技术是满足人类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城市规划中的技术应用必须有利于城市中人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以破坏城市生态系统平衡为代价的技术应用只能是加速城市的灭亡，最终也将是人类的灭亡。

二、关于人与人的关系雅典宪章忽视了人的社会交往、民主参与等高层次需求，其规划观表现为功能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价值取向，而马丘比丘宪章则考虑到了入的全面发展，其规划观体现出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雅典宪章注重个人发展，马丘比丘宪章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这一分歧仍然可以归结为传统人本主义与理性化人本主义的差异。

这一差异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布局问题上。

雅典宪章的主题是“功能城市”，它注重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强调功能分区。

马丘比丘宪章批判了这种“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有机构成”的规划手法，认为它“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丘比丘宪章“深信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强调“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

我们说，马丘比丘宪章对功能分区思想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社会交往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高层次精神需求。

人与人之间的融洽交往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保障。

马丘比丘宪章把这一思想注入其城市规划理念中，充分体现了它对人的需要的把握高于雅典宪章。

而它的多功能综合设计原理也无疑值得肯定。

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彼德·华尔夫在其《城市的未来》一书中所作的评价：“它既能保持城市环境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同时在经济上又富有活力，这样的成套建设……可以为人们创造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多种活动的条件……使人们的活动不受过去那种功能分隔的拘束”。

其次，在城市规划的人员参与问题上，二者也明显不同。

雅典宪章把城市规划看成一门纯粹的技术工作，单纯重视专家的作用。

针对雅典宪章的这一缺陷，马丘比丘宪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民建筑”概念，主张在城市规划和设计的过程中，各方人员应广泛参与。

它认为：“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的互相配合的基础上……鼓励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和施工”。

这种人民广泛参与城市规划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的民主参与要求的尊重和满足，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同时，这一思想也为城市规划活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城市的和谐、健康发展。

第三，马丘比丘宪章倡导，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有一种“宽容和谅解的精神”，“居住区设计应考虑到这一点”。

可以看出，马丘比丘宪章已经警觉到人际关系日趋冷漠的现代“城市病”，而这一点在雅典宪章中是根本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