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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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海外贸易与丝绸之路元代(公元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是中外交流和海外贸易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元代,丝绸之路作为中外贸易的重要通道继续存在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和科技的交流。
元代的海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丝绸之路的格局。
传统上,丝绸之路指的是东西方之间的陆上贸易路线,但元代以后,随着中国对海洋航运技术的掌握,海外贸易的主要通道逐渐转向海路。
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以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为出发点,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阿拉伯和非洲等地。
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非常受欢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远方的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一方面,中国的商品通过海上贸易进入了更广阔的市场,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同时,外国商人也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商品,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科技、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也通过贸易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元代的海外贸易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方面,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商品被大量输出,而大量的贵金属和稀有物品则从外国输入。
这导致了中国的财富流失和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加剧。
另一方面,海上贸易也带来了海盗问题,使得贸易线路不稳定,使得商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元代的海外贸易在推动文明交流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通过贸易将自己的文化和商品输出到世界各地,并吸收外国的文化和技术,促进了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成为了外国人眼中的奢侈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总的来说,元代的海外贸易与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历史。
它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推动了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
元代的海外贸易是中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一次探索,为后来的明代和清代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打下了基础。
它使得中国继续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的角色,也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元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元代(1271-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是继唐代、宋代和金代之后的一个朝代。
元代统一了蒙古、中国和中亚,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自西汉时期开始发展起来。
随着中国朝代的更迭,它也有了许多不同的名字,如大都道、枢纽、畿辅等。
元代时期,丝绸之路经历了一次新的发展,它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而是又涉及到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多个领域。
在元代,以蒙古为中心的大陆贸易逐渐盛行,丝绸之路也因此出现新的变化。
蒙古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对商业做出了积极的推动。
比如,蒙古汗国为了发展商业贸易、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实行了“赤膊文明”政策,让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商人都可以在丝绸之路上畅通无阻地进行贸易。
这样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
在元代的丝绸之路上,商业、文化、技术和科技等都互相交汇,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蒙古地区的草原民族所制造的马具、毛毡等产品也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地区。
大批的入关少数民族也陆续进入中原地区,引进了外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例如木刻印刷技术、胡服和外国饮食等等。
同时,在丝绸之路上还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非官方旅行家和商人。
这些旅行家和商人通过长途跋涉、四处奔波,不仅带来了各种异域商品、文化、艺术和宗教,也创造了许多的历史和传说。
比如,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元代期间,曾长期居住在中国,旅游、商业、外交活动等方方面面交相辉映,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
除了丝绸之路,元代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人们在追求丝绸、茶叶、瓷器等贵重商品的同时,也开始试图挖掘海外市场。
比如,元代中叶时,中国皇家就开始派出海上船队到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等地进行贸易,随着人们认识逐渐增多,海上贸易逐渐趋于繁荣。
在此过程中,一些较为发达的海上贸易城市也开始崛起。
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与意义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不仅统一了中国大陆,还在海洋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与意义深远。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和世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在这个时期,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远销海外,并且引起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兴趣。
与此同时,元朝也从世界各地引进了许多新的产品和技术,丰富了中国的市场。
这种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其次,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海洋意识和航海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朝时期的航海者大胆探索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海域,开拓了新的贸易航线。
这些航海活动促使中国加强海洋勘测、航海技术和船舶设计的研究,提高了中国船舶的航行能力和整体海上实力。
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海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后来的明朝和清朝得到了延续。
此外,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个时期,随着商人、航海者和学者之间的互动增多,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并逐渐融合。
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艺术品通过海上贸易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
同时,外来的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
最后,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通过这条贸易航线,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
这有助于维护和增强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地位,巩固了元朝统治的基础。
同时,这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外交机会和资源,增强了国家的软实力。
综上所述,元朝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意义。
它促进了贸易的繁荣,推动了中国海洋意识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加强了地缘政治的实力。
这段历史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今后中国的海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外贸易在历史长河的漫漫流逝中,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不到一百年,但是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元朝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元朝时期,随着各个文化之间的互动,中国的文化和商品逐渐开始走向国际舞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更是让中国的海外贸易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一、元朝的开放政策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是基于元朝的开放政策。
元朝虽然在其领土建立和维护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才能,但是在对外交往方面却一直非常开放,对于外来文化和技术的收纳有着非常宽阔的胸怀。
在这种背景下,元朝的海外贸易得到了不断的拓展。
元朝有意识地通过文化、技术和商品的交流来开发新市场、寻求更大的商机。
元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创造了一种新的贸易格局,让中国的海外贸易水平日益提高,也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在元代的时期,由于中国的领土疆域较为广阔,海上交通也得到了重视,同时西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促使了元代开始发展之前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开启了中国海外贸易的新时代。
元朝时期,中国的许多富有的港口城市,如广州、厦门和福州等地,都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出发点。
这些出发点分布在南海和东海沿岸地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也给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元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航海进行的。
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发达,造船的质量和数量都很高,海运技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就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同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的出发点与中东、非洲和欧洲的港口城市,如班达亚、巴士拉、阿利坎特、贝尔法斯特等地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
这些港口城市都是世界著名的贸易城市,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而,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多样化做出了贡献。
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之一,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经济交流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贡献。
在元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壮大。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和影响。
一、背景和起因元朝的建立导致中国统一,国家安定,社会秩序得到恢复,这为海上贸易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此外,元朝还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贸易的政策,例如降低税收、开放港口等,这些措施打开了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的贸易通道。
二、海上航线的建立和发展元朝时期,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两条航线,一条是从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等地经过东南亚到达中南半岛和印度,另一条是从中国北方的山东、辽东等地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
这两条航线覆盖了东亚、东南亚甚至远至西亚的广大地区。
三、贸易商品和物流在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是主要的贸易商品。
除此之外,一些奢侈品如玉器、金银首饰等也成为了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商品通过船只和商旅进行物流,不仅满足了当时世界各地的需求,也带动了海上贸易的繁荣。
四、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往来的渠道,也是文化传播的桥梁。
随着中国商品的输出,外国商人、使节和各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家也纷纷来到中国,这促进了中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同时,中国文化也通过这条海上之路传到了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底蕴。
五、对元朝经济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带来了巨额的贸易利润,还促进了元朝经济的快速发展。
贸易活动带动了国内商业、手工业和海运业的繁荣,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进一步推动了元朝的繁荣和富庶。
六、中外关系的重塑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重塑了当时的中外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同时,元朝也借助外商和外交手段,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
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宋代,达到了顶峰,并在元代继续繁荣。
这些时期的海外贸易,不仅仅是商品交流,还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以及其带来的影响。
一、宋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宋代以前,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然而,随着宋朝的建立,政府积极鼓励海外经济贸易,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代的东南沿海成为了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这期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大大增加。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宋代。
宋代的丝绸制造技术大幅提高,丝绸成为了重要的出口商品。
随着丝绸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从东南亚到西亚再到非洲,丝绸成为了贸易的纽带,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紧密相连。
三、海外贸易的商品与航路在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中,丝绸仍然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此外,陶瓷、茶叶、铁器、药材等也成为了中国的重要出口商品。
在航路方面,宋代主要以舟船为主,航行至南洋国家和阿拉伯半岛。
而元代则推动了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国船只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如东非和印度洋。
四、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也带来了文化交流和合作。
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
同时,中国也从其他国家引进了许多外来商品和技术,丰富了本国的文化和科技。
这种文化交流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影响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
海外贸易的繁荣不仅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收入,也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品牌和声誉。
海外贸易还推动了国内工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同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提高。
六、总结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纽带。
元朝的开疆拓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的统治,也为中国的疆域拓展和海上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元朝时期,中国通过多次远征和海上探险,拓展了疆土,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疆土的拓展元朝建立后,即开始了一系列的征伐与边疆开拓,以确保统治的稳定和疆土的安全。
当时的元朝统治者们采取了多种手段,如武力征服、政治疏通和婚姻联姻等,不断扩大其版图。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朝的征服西夏和金朝。
西夏是位于当时中国的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它经过多次与宋朝和辽朝的战争后,一度独立于中国之外。
元朝统治者忽必烈通过军事行动,于1227年灭亡了西夏,将其纳入中国统治之下。
金朝是辽东地区的一个部落政权,曾一度取得南宋的首都临安,威胁到南宋的生存。
元朝在1234年消灭了金朝,统一了中国北方。
此外,元朝还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服,将南方地区的土司与各民族纳入中国统治之下。
元朝的疆土不断扩张,中国版图也随之变大。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元朝通过疆土的拓展与扩张,通过维护边疆的安全,成功地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中国通过海洋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进行贸易往来的航线。
元朝船队在海上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于中国与外界的贸易、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奢侈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送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带来了外国的商品和文化。
元朝时期,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率领船队远航,将中国的疆域扩展到了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
郑和的七次航海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推动了贸易和文化的繁荣。
三、元朝的开疆拓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元朝的开疆拓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与世界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元朝海上丝绸之路1258年,曾为“海上丝绸之路”劲旅的西亚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率领的元朝西征军推翻,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宣告衰败,元朝商船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获得空前机遇,元海外活动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这其中,亦黑迷失、杨廷壁和杨氏家族可为元代远洋航海家的杰出代表。
亦黑迷失四下南海亦黑迷失四下南海据《元史》卷131亦黑迷失传记载,亦黑迷失是元朝杰出的远洋航海家、外交家兼水军将领,除率水师攻打过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以外部分)、不鲁不都、八剌等岛国外,还率官方贸易船队四次奉旨出航南亚。
亦黑迷失精于船艺,1272年,亦黑迷失第一次出使印度马拉巴海岸的八罗勃国前,监吏察看了船队整体情况。
元朝《松乡先生文集》(任士林著)卷四记载元远洋船:“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见鼓番休整,如官府令。
碇必良,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
”监吏检视船底舱桅座的稳固程度,桅杆的材质是否坚实且垂直竖起,桅杆是否支撑得住船帆、横杆和吊杆的重量;监吏查看船上罗盘针的精密度,测试指南车在船只摇摆情况下的指向误差,以换算成精准的航向,元朝的船用指南针盘已刻有精确的航向方位,如元朝《真腊风土记》(周大观著)就记录了:“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航向202.5°)…到占城”,“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航向232.5°),过昆仑洋入港”。
监吏还勘验船舵状况,元朝远洋船舵多在船尾,近海时用正舵,而进入深海后,则“从上插下二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著)),一正舵二副舵同时使用,“随水深浅更易”。
监吏检看锚碇质量,以免“铁质船锚也难以抛抓”(元初《海道经》)的情况出现;监吏还检看锚绳的结实程度,防止水流过急情况下断缆或走锚。
元时远洋锚碇分重量大的石碇与泥沙底质用的木,以便靠重力或抓力抛锚靠岸。
亦黑迷失率船队到达八罗勃国,完成外交使命,并接受和购买了大量异国珍稀财宝,“以珍宝奉表来朝”(《元史》卷131),历时两年于1274年返回中国,得到忽必烈“金虎符”的赏赐。
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史上,元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
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元朝在中国建立,其帝国疆域大规模扩张,与外部世界通商贸易的络绎不绝。
对于国际贸易而言,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时代: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海上贸易路线网,拓宽了中外贸易往来方式的选择。
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史上的珍贵一页。
一、海上丝绸之路在13世纪的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被公元1291年至1295年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传颂。
他的书《马可波罗游记》中详述了海上航行的轨迹,以及贸易物资的种类。
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瓷器、丝绸,及印度的香料,阿拉伯的珠宝等。
而这些货物,是经由一条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经东南亚到达印度的创新贸易路线而诞生的。
与丝绸之路不同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来往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其重心在东南亚地区。
其中海上的交通方式,使用的主要是中国大型帆船“越船”,海上贸易市场则集聚在金瓯、马六甲、香料群岛等地。
这些港口,因交通便利及商品丰富而闻名,商人们在这里进行资源和市场整合,加强商业活动的产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港口区域突出特点。
例如,马六甲因其海峡区位独特,自古以来就是东南亚地区商业中心之一,可进行清真寺文化、中医、书法、绘画、音乐、服饰文化等的传承。
二、海上贸易的盛衰在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与明朝的海外贸易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经受到了南宋的海上贸易私营化的影响,但其贸易市场机制更为独立,海外商人和中华传统经济之间的融会贯通更为广泛、深入。
据资料显示,元代商海前来的、寻觅商机的外方商多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或其他地方,而这个大规模的商海,带来了一些新的必要因素。
最重要的是,它结合了中西传统文化、交通、医疗、技能,用独特的方式和广阔的专业性,打造出了一个世界性的贸易舞台。
同时,在商贸方面,官府也采取了合理的市场调节,规定了商品标准、价格和税收等事项,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贸易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与世界贸易交流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元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
本文将就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贸易展开探讨。
一、海上丝绸之路在元代的兴起与发展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人的统治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格局。
蒙古人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鼓励国际贸易,使得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新的发展。
1. 发展航海技术与造船业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初借助于宋代的水利工程和航海技术基础,后来在元朝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逐渐发展完善。
元代建立了专门的海洋舰队,扩充了航海队伍,改善了船只结构,提升了航海能力。
此外,元代还大力发展造船业,推动了中国船舶工艺的进步。
2. 杭州作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元代时,杭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
杭州作为江南繁荣地区的中心城市,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商业网络,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
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杭州港口,实现了与外部贸易的连接。
二、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贸易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为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文化交流。
1. 丝绸贸易的兴盛中国的丝绸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的独特商品,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丝绸贸易更加繁荣。
中国的丝绸制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世界各地,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丝绸也成为了中国与世界贸易中最重要的交易品之一。
2. 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品贸易的通道,还是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
随着商人和航海家的往来,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外来的文化、技术也随之进入中国,促进了元代的文化繁荣和科技的进步。
3. 带动其他商品的贸易丝绸贸易的兴盛也带动了其他商品的贸易。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加深,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更多的商品交换,例如陶瓷、茶叶、药材等都成为了贸易往来的对象。
元朝海上丝绸之路1258年,曾为“海上丝绸之路”劲旅的西亚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率领的元朝西征军推翻,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宣告衰败,元朝商船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获得空前机遇,元海外活动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这其中,亦黑迷失、杨廷壁和杨氏家族可为元代远洋航海家的杰出代表。
亦黑迷失四下南海亦黑迷失四下南海据《元史》卷131亦黑迷失传记载,亦黑迷失是元朝杰出的远洋航海家、外交家兼水军将领,除率水师攻打过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以外部分)、不鲁不都、八剌等岛国外,还率官方贸易船队四次奉旨出航南亚。
亦黑迷失精于船艺,1272年,亦黑迷失第一次出使印度马拉巴海岸的八罗勃国前,监吏察看了船队整体情况。
元朝《松乡先生文集》(任士林著)卷四记载元远洋船:“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见鼓番休整,如官府令。
碇必良,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
”监吏检视船底舱桅座的稳固程度,桅杆的材质是否坚实且垂直竖起,桅杆是否支撑得住船帆、横杆和吊杆的重量;监吏查看船上罗盘针的精密度,测试指南车在船只摇摆情况下的指向误差,以换算成精准的航向,元朝的船用指南针盘已刻有精确的航向方位,如元朝《真腊风土记》(周大观著)就记录了:“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航向202.5°)…到占城”,“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航向232.5°),过昆仑洋入港”。
监吏还勘验船舵状况,元朝远洋船舵多在船尾,近海时用正舵,而进入深海后,则“从上插下二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著)),一正舵二副舵同时使用,“随水深浅更易”。
监吏检看锚碇质量,以免“铁质船锚也难以抛抓”(元初《海道经》)的情况出现;监吏还检看锚绳的结实程度,防止水流过急情况下断缆或走锚。
元时远洋锚碇分重量大的石碇与泥沙底质用的木,以便靠重力或抓力抛锚靠岸。
亦黑迷失率船队到达八罗勃国,完成外交使命,并接受和购买了大量异国珍稀财宝,“以珍宝奉表来朝”(《元史》卷131),历时两年于1274年返回中国,得到忽必烈“金虎符”的赏赐。
1275年,亦黑迷失属下的监吏再次查勘船队情况后,元船队第二次出使印度八罗勃国,这年,该国国师随亦黑迷失船队回到中国,就政经与宗教问题和元高层展开了交流。
亦黑迷失因精于船务,1277年升迁为兵部侍郎,主抓水军作战。
1284和1287年亦黑迷失又奉旨率船队分别前往斯里兰卡的僧珈剌国和印度的马八儿国,这两次出行前,监吏都察验了远洋船队的船只状况。
当时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风靡南洋与印度洋一带。
监吏主要察视主船桅的安装位置是否准确,若位置出现偏差,遇到暗流,船就会左右不停摇摆;监吏还察视副船桅的安置位置是否固定牢靠,避免船上所有蓬帆张开后桅杆因承重过大而折断或塌斜。
1294年,作为水军统帅之一的亦黑迷失,率船队远征位于苏门答腊东南的爪哇国,忽必烈将船务和船况检勘的一切“海道事付亦黑迷失”,可见亦黑迷失很精通船术业务。
恰逢忽必烈去世,远征水军随即撤军,亦黑迷失回国后家资没收1/3,后来“复还之”。
另两位将军则都被杖打17,家资没收1/3。
亦黑迷失“告老家居”。
去世后,元朝第四任皇帝孛儿只斤“念其屡使绝域”,四次率船队出使南洋,而被“诏封吴国公”(以上见《元史》卷131)。
杨廷壁出使具蓝杨廷壁出使具蓝继亦黑迷失访问印度半岛的八罗孛国、马八儿国和僧珈剌国(今斯里兰卡)后,这几个国家纷纷“奉表称藩”(《元史》卷210),但印度半岛的一个重要国家俱兰国未有回应,这使得忽必烈很不高兴。
于是,1279年底,忽必烈派广东招讨使杨廷壁出使俱兰国。
1280年杨到达俱兰,国王表示来年再遣使通交,杨廷壁带着俱兰国书回元。
1281年1月,杨廷壁与哈撒儿海牙再次奉命乘坐使船从泉州出发,去往俱兰国。
出发前,杨廷壁命船上部领郑震等人检看船只准备情况。
元朝海船不仅大而坚,在船舶上的人员也有严密的组织和分工,每条船上有纲首、直库、杂事、部领、火长、舵工、梢工、碇手、亚班等分工,分掌航海职责。
郑震因精于船艺,负责船体安全与维护的部领工作。
郑震察看船舱上方的舱顶及四周的防水效果,缝隙处要进行捻逢处理,船板间捻逢用的麻绳,按照工序紧密均匀塞入缝隙;察看船体的耐风浪强度,检视船侧和船底的密封情况,船首和船尾的结构等方面出现问题,必须马上返工整改,限期完工。
4月,使船到达僧珈剌国海岸时遇季风转向,“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元史》卷210),改向到马八儿国,然后走陆路进入俱兰国,但因这一地区战火纷纭,几次商议无果,杨廷壁与哈撒儿海牙只好按原路回国。
1281年11月,忽必烈第三次派杨廷壁一人率使团携国书远洋前往俱兰国。
临行前,舟人部领郑震等再次奉杨廷壁之命,查看了船体现况。
郑震主要察看船体水线下部分的船底木梁和木板磨损情况,检视船舵、锚碇、橹、桨等水中附属装置等,水中附属装置与船体连接处之间隙应予密封严实,以免船体渗入海水。
针对船橹浸泡受损情况,郑震对船橹进行了修补。
郑震还察看了船舱内情况,对一些较薄的船壁进行了加厚处理。
经郑震等舟人的检勘与修补后,船体状况良好。
杨廷壁率使团远航俱兰,1282年2月到达俱兰,受到俱兰国王的迎接:“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周边国家也纷纷派宰相等重臣到俱兰国与杨廷壁签订建交国书。
杨廷壁完成外交使命后,率使团返航,途中,郑震发现船况异常,船体有渗漏水现象发生,报知杨廷壁。
船队停泊于尼科巴群岛中的那旺国,杨廷壁和郑震彻查了船壳与船舱情况:木质出现稍许腐蚀情况,需要修补或更换;查勘船板结合点的燕尾榫、直通榫、斜榫、子母榫、半隐蔽榫和隐蔽榫等的接合紧密状况,榫卯孔眼是否有缝隙,是否有不安全的船用设备没有固定好,是否能尽快漏排掉船上的渗漏水等。
船只检勘后,郑震等人在岸边对船体进行了修补。
期间,杨廷壁还率使团参拜了该国国王,并与那旺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愿纳岁币,遣使入觐”。
1283年,杨廷壁率使团顺利回国。
至1286年,在杨廷壁与亦黑迷失的多次远洋出使影响下,南洋与东非的10个国家先后与元朝建立了外交关系(详细名单见《元史》卷210)。
杨氏航海世家元海船多为方尖底型远航贸易方面,浙江澉浦的杨氏家族在元朝赫赫有名。
最初,杨发掌管元朝的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后在家乡修筑船场造大船,并进行航海贸易,成为一代海商巨富。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浙江澉浦港“(离杭)二十五英里…城有极良的港口,有很多很大的船,从印度及别的地方,装载巨量的贵货物来到这港…”,可为证明。
在船场造大船时,杨发考虑到木船远洋航行时受外应力的影响,要求船体有三层外壳,每层45-85毫米,提出了船壳板必须用坚硬的上等木材如杉木、樟木等制作,因为这些木料具备耐碰、防水、防火、防虫和不变形等特点,杨发还要求水密隔舱封闭性能一定要好。
大船造好后,杨发派人进行新船验收,但见这些海船呈V自型,三层船壳板若遭海水腐蚀,还可以修补最外面的一层木板,船体在水中航行稳定性能良好,能支持大面积的风帆,可借风长途航行。
杨发的贸易船队“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积累了巨大家财。
在杨氏家族的影响下,当地小民争相仿效,以海为业,修船造船成风,海运业十分发达。
海外贸易和与航海有关各业的发展,也成就了元初澉浦港的一代繁华。
杨发去世后,其子杨梓继承了父亲的船队,主要从事对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
忽必烈虽然对日本两次用兵,但从没有禁止过与日本的民间贸易。
杨梓有时会登船查勘船只现状,针对船况,提出一些船体和船用装备设计方面的改进和保养内容。
杨梓查勘船况外,还验察船上货物的质量与数量。
当时出口日本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制品,此外还有瓷器、茶叶和工艺品等。
元初远洋船队归属个人,由个人贸易,国家只管收税。
杨梓除有大量私家船只外,还因熟悉海路和东南亚风情,任爪哇宣慰司官,随大臣伊克穆苏负责军事导航,前往招谕,归来后受封为安抚总司。
1311年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杨梓再次升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
杨梓之子杨枢(1283~1331),字伯机。
1301年,他承包了泉州致用院的官本船,出海经商贸易。
泉州致用院是元代中期的沙不丁(元另一著名航海家)主持的“规运”官钱出海贸易的机构。
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的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二三十年,拥有可与澉浦杨氏相比的庞大私家船队。
远航西洋前,杨枢查勘了致用院官本船的船况。
致用院官本船,是由政府承包给个人的贸易商船。
致用院的远洋船买卖利润由国家和个人7:3分成。
致用院是元朝1285年设立的,意欲禁海期间由政府垄断海上贸易(《元史》卷94《食货志三·市舶》)。
杨枢认为致用院的官本船质量比不上他们家族的海船:船外壳和船底都只有两层杉木板,水密隔舱的间数也只有七八间,密封性能也不是十分好,长约二十几米的四桅杆间隔距离偏近。
杨枢自费请船匠对船只进行了密封修补,并将头桅杆位置向船首挪移了十数尺,使主桅杆与邻近桅杆间有足够的扬帆空间。
杨枢率远洋船行至西洋,适遇波斯王派遣使臣那怀数人欲去元国“来贡珍物”(《元史》卷21),遂载那怀等一同来朝。
1303年,杨枢与那怀平安到达中国,那怀等人去京城觐见了天子。
1304年,那怀因为念及杨枢海船之稳定与远洋途中高超的驾驶技术,请求元朝廷还由杨枢率船队护送他们一行回国。
元文宗图帖睦尔早知杨枢精于船事,因此当即同意,并加封杨枢为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
杨枢开始了第二次远洋波斯航行,鉴于致用院的官本船比不上杨氏家族的海船,因此杨枢决定海船和一切旅途费用都由己出,船只、船上装备与后勤保障一切自备,“凡舟楫、粮、器物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黄《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
临行前,杨枢查勘了船况。
杨枢发现一些远洋时容易忽视的问题:如船尾部的舵承座与舵桨装置还需要加固安装,以免遇大浪时舵承座损坏或舵杆磨损折断情况发生;系锚碇的绳索应划上刻度,一旦怀疑驶入浅滩,可以放下锚碇的绳索测量船底下的水深;各舱都应配备锣号、水桶及刀斧等防火防灾器材,以保证紧急情况时船体及船上人员的基本安全。
船况验查好后,杨枢带领自己家族的船匠,对船体及船上装备进行了检修与维护工作。
等到1304年冬,季风转向海流西漂时,杨枢的远洋船顺流启程了。
杨枢以官员身份护送西域使臣那怀一行经历许多艰险,风暴一再阻碍行程,1307年才到达忽鲁模斯港,今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道。
杨枢把那怀顺利送回波斯国,受到波斯国王的隆重礼遇与回谢。
一路上,杨枢还多次与别国进行了海外贸易,为元朝贡献了巨大的税收利益,也为他们杨氏家族敛取了丰厚的财富。
1308年杨枢回国,受到元武宗的召见。
1329年,杨枢率船由海道运漕粮抵直沽(天津)仓,旧病复发,1331年病卒于杭州私廨。
朝廷当时升迁杨枢为海运千户,旨达时,杨枢已卒,葬于泊鲁山(《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