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编影片看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新选

选择与接受_新时期以来电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选择与接受：新时期以来电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与文学紧密相连，电影不仅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文学作品变现力最强的媒介之一。

在新时期以来，电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呈现出独特的选择与接受之道。

选择是电影改编文学作品的第一步。

众多优秀文学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能被选择成为电影改编的对象。

选择基于多种因素，包括作品的内涵、作者的影响力、读者的反响等。

对于电影制片方而言，他们需要权衡作品的市场潜力、故事的观赏性以及自己的创作意图，做出决定。

同时，作品的拍摄条件、改编技术的可行性也是选择的考量因素之一。

选择的主体不仅是单一的个体，也是涉及到广大观众的期待。

观众对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期望多是希望能够在影像中还原书中的精神内涵，保持对原著作品的忠诚度。

在接受的过程中，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不仅限于一字不差的还原，更多的是加入了导演、编剧、演员的创作解读与个人风格。

电影作品赋予了文学作品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通过画面、音乐和声效等多媒体手段，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感染力更加强烈，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和可视化的冲击力。

在文学作品的改编中，不少导演尝试通过表演、镜头、剪辑等技法，来展现作品背后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

即便是改编较为跨界的科幻、奇幻类作品，也常常通过现实与想象的交织、人物与时空的纠葛，表达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引发观众的沉思与共鸣。

电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不仅关注着作品的个体性，更注重作品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许多作品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刻画了鲜活的社会背景，反映了当下社会的发展与变动。

改编的电影通过艺术的手法，进一步凸显了这些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家庭、人性层面上的种种冲突和困境。

电影的改编不仅仅是一种传达和表达，更是一种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的方式。

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和解构，电影向观众传递出对社会问题、人性弱点的关切，引导观众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激发出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与追问。

推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一、现代经典文学作品鲁迅：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野草》；郭沫若：诗集《女神》；茅盾：小说《子夜》；巴金：小说《家》、《寒夜》，散文集《随想录》；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话剧《茶馆》；曹禺：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沈从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钱钟书：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杂文《三八节有感》；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生死场》；张爱玲：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张恨水（通俗文学大师）：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春明外史》；林语堂：小说《京华烟云》，散文集《人生的盛宴》、《孔子的智慧》；孙犁：小说散文集《荷花淀》，小说《铁木前传》；二、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罗广斌、杨益言：小说《红岩》；曲波：小说《林海雪原》；欧阳山：小说《三家巷》；姚雪垠：小说《李自成》（获茅盾文学奖）；梁斌：小说《红旗谱》；杜鹏程：小说《保卫延安》；柳青：小说《创业史》；李准：小说《黄河东流去》（获茅盾文学奖）；傅雷：书信集《傅雷家书》；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琼瑶：小说《一帘幽梦》、《烟雨蒙蒙》、《还珠格格》；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路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张贤亮：小说《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心灵史》，散文《荒芜英雄路》；贾平凹：小说《浮躁》、《废都》、《怀念狼》、《秦腔》（获茅盾文学奖），散文集《月迹》、《商州三录》；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池莉：小说《烦恼人生》、《不谈爱情》、《你是一条河》；方方：小说《风景》、《桃花灿烂》、《祖父在父亲心中》；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获茅盾文学奖）、《无字》（获茅盾文学奖），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铁凝：小说《玫瑰门》、《麦秸垛》、《无雨之城》、《永远有多远》（获鲁迅文学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鲁迅文学奖）；王安忆：小说《雨，沙沙沙》、《小城之恋》等“三恋”、《叔叔的故事》、《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被冰心誉为“奇书”，获茅盾文学奖）；迟子建：小说《雾月牛栏》（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奖）、《额尔古纳河右岸》（获茅盾文学奖）、《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鲁迅文学奖），散文《光明在低头的一瞬》（获冰心散文奖）刘恒：小说《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叶兆言：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艳歌》、“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刘震云：小说《单位》、《官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余华：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离婚指南》、《米》；毕飞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获鲁迅文学奖）、《玉米》（获鲁迅文学奖）、《推拿》（获茅盾文学奖）；邱华栋：小说《教授》、《夜晚的诺言》、小说集《都市新人类》；刘庆邦：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远方的诗意》，短篇小说集《梅妞放羊》、短篇小说《鞋》（获鲁迅文学奖）；周大新：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汉家女》、《伏牛》；阎连科：小说《风雅颂》、《受活》（获老舍文学奖）、《年月日》（获鲁迅文学奖）；李佩甫：小说《羊的门》、《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学习微笑》；凌力：小说《少年天子》（获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阿来：小说《格萨尔王》、《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张平：小说《抉择》（获茅盾文学奖）；柳建伟：小说《英雄时代》（获茅盾文学奖）；宗璞：小说《红豆》、《东藏记》（获茅盾文学奖）；徐祥贵：小说《历史的天空》（获茅盾文学奖）；熊召政：小说《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二月河：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王朔：小说《空中小姐》、《顽主》、《过把瘾就死》；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韩寒：小说《三重门》；郭敬明：小说《幻城》；张悦然：小说《陶之陨》；（注：以上的作品有的是单独成书，有的编在了作家的文集或选集中）三、由文学作品改编的优秀影视剧1、《大话西游》《武林外传》（此系列影视剧是当下时髦的后现代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

经济观察南方论刊·2021年第6期一、引言跨媒体营销模式通常是指在多种传播平台上整合运用各种传播工具，并且同时能够充分利用不同媒体平台的不同优势形成一种互补结构，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发挥跨媒体平台的聚集效应，以实现传播效益最大化的一种整合营销模式。

在网络时代，图书出版业与影视业之间的双向互动进一步上升，逐渐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其具体表现为图书、影视和网络的三维互动，电影选用图书作为剧本，图书运用电影手法进行创作，网络则作为一种润滑剂附着在两者制作中的每一环节。

2003年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问世，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的记录，2006年电影导演朗·霍华德以此为剧本，将其改变成电影，收获7.58亿票房。

2009年《天使与魔鬼》同样如此，实现了小说的畅销与电影的热卖。

2013年，丹·布朗的小说《地狱》出版，当年全球销售量超过600万本，且余热不减，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追捧。

2016年10月，丹·布朗小说《地狱》被改编成电影《但丁密码》，并且在全球45个国家热映。

作为电影导演朗·霍华德改编的丹·布朗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但丁密码》首周末票房过亿，同时登顶全球票房排行榜首，成为该周电影市场票房冠军。

从小说《地狱》出版到改编成电影《但丁密码》，小说与电影实现了跨界融合，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原有的互动基础上又增添了新媒体这一营销渠道，三者的跨媒介融合营销给我们的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启示。

二、小说、电影、网络的相互渗透（一）小说的电影化写作手法如同所有读者在阅读丹·布朗的每一部小说时的感受一样，在研究丹·布朗小说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丹·布朗的小说画面感极强，并且脑海中会不断地给画面进行自我配音，整体的阅读感受如同观影一般。

作为一名作家，丹·布朗巧妙地将商业电影中的“三S原则”——惊奇（surprise）、悬念（suspense）、满足（satisfaction）运用到小说创作当中，而且他还在叙述故事情节时，借用各类电影的表达手法与技巧，使读者得到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

电影《祝福》与鲁迅原著之比较1956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故事片《祝福》。

该片由著名电影剧作家夏衍编剧，桑弧执导。

电影《祝福》时长100 分钟，于1957年获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58 年获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为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荣誉，被认为较好地体现了原著的神韵风采，又体现夏衍的编剧风貌和特色，获得国内外影坛的赞誉。

[ 1]祝福》写于1924年2 月7 日，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最初发表于1924 年3 月25 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 号上，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电影祝福》名家编剧，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而且为国争光。

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纵观电影版《祝福》和小说《祝福》，两者之间大体有三种关系：化虚为实、有无相生和物是人非。

、化虚为实和原著比较起来，电影《祝福》把小说中许多写得比较虚、比较朦胧、留有空白的情节细节化、具体化和现实化了。

这主要是祥林嫂在卫家山的前夫祥林家和贺家坳的后夫贺老六家的生活片段。

在小说中，祥林嫂在上述两地的生活，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回忆来展开的。

在回忆中，祥林嫂的两段短暂的婚姻生活都是由卫老婆子她的娘家和祥林家是隔壁一一说出来的。

小说中，卫老婆子在讲述祥林嫂的生活时，只能提供个大概一一卫老婆子的消息来自于自己娘家。

显然，这些消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

相对而言，在小说中，有关祥林嫂的一生，大的情节有，而细节则不足。

与小说不同，电影《祝福》给祥林嫂的活动增加了大量的情节和细节，将小说中卫老婆子的讲述用镜头由祥林嫂本人详尽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小说中，叙事视点是集中于鲁镇；而电影中, 叙事视点则一分为三，分别是卫家山、鲁镇和贺家坳。

以时间的分配来看，电影把祥林嫂在卫家山和贺家坳的活动时间大约分配了有整部影片的三分之二的时间，而贺家坳的时间更多一些。

电影对于祥林嫂活动地点和时间的改变，使小说中角色的重要性发生了一些改变。

从跨文本改编到跨媒介叙事_互文性视角下的故事世界建构导语：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融合，文学作品的改编方式也在不断扩展，传统的跨文本改编逐渐演变为跨媒介叙事。

本文将从互文性视角探讨当代故事世界建构的新趋势。

一、跨文本改编与互文性概述跨文本改编是指将一个文本中的故事和人物进行在不同媒介中的再创作的过程。

互文性是文学、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描述了文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互动的关系。

跨文本改编是互文性的一种具体体现，通过改编传递原作的精神内核，并为观众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二、跨媒介叙事的定义和特点跨媒介叙事是指将故事从一种媒介转化到另一种媒介中进行再创作的过程。

与跨文本改编相比，跨媒介叙事更多地涉及到不同媒介之间形式和技术的转换，以适应观众对故事的多样化需求。

跨媒介叙事的主要特点包括互文性的拓展、观众参与度的提高和故事创作的全新可能性。

三、跨媒介叙事的具体实践1. 电影作品的跨媒介叙事：电影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将文字描绘的故事转化为图像和声音的方式，使得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故事的魅力。

同时，电影还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手段，加强对故事世界的建构和展示。

2. 游戏改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电影等跨界进入游戏领域。

通过游戏的交互方式，观众可以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故事中，成为故事的主角，拥有自己的选择和决策权。

这种形式不仅扩展了故事的表达和延展度，也使得故事的体验更加个性化。

3. 跨媒介小说：跨媒介小说是指在电子媒体环境下创作的一种新型文学形式，将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媒介语言进行混合运用。

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可以借助不同媒介的特点，创造更加丰富、立体的故事体验，打破传统小说形式的局限性。

四、互文性视角下的故事世界建构1. 故事的深度挖掘：跨媒介叙事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展示空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故事中的细节和主题。

观众可以通过多种媒介的交互，了解故事世界的方方面面。

2. 故事的扩展与延伸：通过跨媒介叙事，故事的创作者可以将故事在不同平台上展开，构建起一个更为庞大而复杂的故事宇宙。

浅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文学原著的区别及意义摘要近年来，许多影视剧纷纷取材于经典的文学作品，这其中涉及到对文学原著的改编问题。

一直以来，对文学原著的改编的主导思想是要忠于原著，因此很多人对改编电影的好坏标准的评价都集中于对原著是否忠实。

但是改编原著的忠实不仅仅是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人物形象进行呆板的重新刻画，也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变化，而是基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二次创新。

《大红灯笼高高挂》取材于1989年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妻妾成群》，原著作品是一部古典的、具有纯粹的中国味道的小说，而电影尽管将其中的部分细节弱化，但是在原著的基础上以“红灯高挂”为创新动力，对从新的视角反映出封建家庭内部的人生景象，尽管每个人对电影和作品之间的改编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新的突破，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之间的差异该如何来把握，改编展现出了怎样的意义，两者之间该如何来辩证的看待？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以《妻妾成群》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间的改编差异为研究对象，探讨电影和文学原著之间的区别和意义，以期为文学爱好者、电影爱好者提供更多的观点和视角来看待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关键词：文学作品；电影改编；差异目录前言 (1)1不同时代下的不同产物 (1)1.1《妻妾成群》的产生背景 (1)1.2《大红灯笼高高挂》基于原著而又创新原著 (2)2情节的对比 (3)2.1主人公颂莲的出场 (3)2.2故事的发生地 (3)2.3主人公颂莲对雁儿的处罚方式 (4)2.4主人公颂莲的结局 (4)2.5具有象征意义事物的出现 (5)2.5.1雪的意象 (5)2.5.2红灯笼和锤脚 (5)2.6故事讲述的不同 (6)3艺术手法的表现不同 (6)3.1声音的表现 (6)3.2色彩的运用 (7)3.3运用特殊的习俗 (8)结语 (11)1 前言 距离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例，中国电影艺术和浩瀚的文学资源始终是相互随性，文学作品给了电影创作很多的启发和灵感，有力的推动了电影艺术的进步。

198影视动漫一、动画电影市场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动画电影是一种以逐格拍摄为技术基础的拍摄艺术手法，并将一定的艺术形式作为它的内容和媒介载体。

动画具有教育功能，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信仰。

在动画电影观众的刻板印象中，欧美和日本的动画电影才能代表着行业水平，但事实上，我国国产动画电影早期的发展也是十分强劲的。

早在1941年万氏兄弟就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

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成立，使中国动画史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如《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猪八戒吃西瓜》等等［1］。

但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客观时代背景的限制，国产动画产量逐年下降。

此后40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国外动画影片受到了国内观众的喜爱与关注，如《寻梦环游记》《疯狂动物城》《你的名字》等等。

电影类型豆瓣评分票房/（亿）《哪吒之魔童降世》动画电影9.250.35《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动画/喜剧/功夫/特效9.09.57《白蛇：缘起》爱情/动画/奇幻8.8 4.67《大鱼海棠》动画/奇幻8.2 5.75《姜子牙》动画/动作/神话/奇幻7.616.03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逐渐走上复苏的道路。

继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成功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和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后，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又荣登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第2名［2］。

国产动画电影快速发展，国人对动画电影中体现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也成了主流。

除此之外，《大鱼海棠》《白蛇：缘起》以及最近上映的《姜子牙》等国产动画电影都获得了国民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不错的上座率（见上表）。

数十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发展历程证明，中国的动画市场必须立足于本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但在数字媒体时代，只是一味地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并不是足以促进中国动画电影产业得到健康持久发展的条件，唯有找到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科学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动画电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小说《妻妾成群》的改编【摘要】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根据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

在剧情设定和改动上，电影加入了更多的视觉元素和动作场面。

角色演员选择了实力派演员，展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

场景和服装的重现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历史风情。

对小说情节的延续和变化让观众重新审视了故事情节。

观众对改编的评价褒贬不一。

改编对比和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未来的改编发展可以更多地尊重原著，进一步推广电影和小说，对文化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引言：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背景、改编目的正文：剧情设定、改动、角色演员、表现、场景、服装、小说情节、延续、变化、观众评价结论：改编对比、影响、未来发展、推广、电影、小说、影响1. 引言1.1 介绍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小说《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由张艺谋执导的一部中国电影，上映于1991年。

影片以中国北方农村的传统文化为背景，讲述了家庭中妾室之间的勾心斗角和情感纠葛。

本片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奖项的肯定，被视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之一。

而《妻妾成群》则是著名作家贝尔·库特《白族》系列作品之一，讲述了一个大户人家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旧社会家族关系、情感纠葛与传统观念的种种问题。

小说虽然一直备受赞誉，但题材的受众有限，相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传播度。

《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妻妾成群》，将小说情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减和增添，以适应电影的节奏和观众口味。

这种改编既保留了小说的核心内容，又赋予了电影更多的现代色彩和观赏性。

通过这样的改编，电影带来了更多的观众群体，并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1.2 说明改编的背景和目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舒乙的小说《妻妾成群》。

该小说讲述了一个家庭中妻妾纷争的故事，展现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困境和无奈。

电影改编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期中国电影开始探讨家庭伦理和女性地位等社会议题，该小说的题材正好符合当时社会对于家庭关系的关注。

历史“互文”：银幕“貂蝉”的形象溯源与意识拓新倪泰乐冯兆从20世纪初到新千年，中国电影的画卷上出现了一系列以古典小说为底本，对古典故事及人物形象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扩展和延伸，在理解古典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内容而制作产生的影视剧。

其中，《三国演义》是经典文学影视改编版图上极具频度的一部作品。

即使进入后现代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三国社会中的故事和人物仍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之中。

三国的历史风云和英雄美人在新时代传媒技术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新的影视解码。

貂蝉，这个兼有绝世姿容与过人智慧的女子，就在文学和电影的版图上大放异彩。

貂蝉的故事一直是《三国演义》中的经典篇章，讲述的是貂蝉为报义父王允之恩主动献身董卓，挑拨其与吕布之间的父子关系，最终铲除董卓、兴复汉室的故事。

貂蝉的形象经历了从口语、印刷到影视等不同介质载体的改编与传播，每一种传播形态都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每一种传播形态中都为貂蝉的形象塑造融入了新的因素。

直至新千年，关于貂蝉的影视剧主要包括电影《貂蝉》（1958），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曹操》（1999）、《吕布与貂蝉》（2001）、《三国》（2010）、《曹操》（2013）、《武神赵子龙》（2015）等等。

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剧主要根据《三国演义》中的“双环计”加以精雕细琢，改编者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貂蝉这个人物的原汁原味，并为原型人物注入真实的情感体验和个性意识。

一、思想深度与文化基因传承在影视剧向商业化转型的大潮中，经典故事依然是影视改编者青睐的对象，貂蝉的形象传播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和时代浪潮仍然经久不衰，这也说明貂蝉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

1994年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由中央电视台制作，主流媒体力量的推动体现在电视剧的生产制作和传播接受的整个过程之中，其中，貂蝉的故事占据了两集。

在1958年李翰祥执导的《貂蝉》中，影片开场就以燃烧的战火和背井离乡的人群营造了一种黄巾作乱、百姓苦不堪言的历史氛围，失去双亲的貂蝉以“莫不是大势难回转，莫不是奷臣又弄权，可惜貂蝉空有，杀奸报国恨无缘”的戏曲唱段，吐露想拯救苍生却又不得机会的心迹。

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的互文性_电影叙事学分析“互文性”（Interte某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的概念是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1960年首先提出，她认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副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①。

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换，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互渗，形成一个开放性的网状结构，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未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相伴相生，构成一种互文关系。

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学叙事学的发展影响并决定了电影叙事学的学科建构，这种观点值得探讨。

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阿尔贝•拉费就在法国杂志《现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电影叙事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收录在其专著《电影逻辑》（1964年）里。

拉费提出了一些对于电影叙事学影响深远的命题，诸如：“叙事由一个‘画面操纵者’、一个‘大影像师’安排”，“电影既表现又讲述，与仅仅存在着的世界不同”等。

拉费先锋性的研究对当代电影符号学家和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具有奠基和启发的意义，麦茨在专著《电影表意散论•第一卷》（1968年）中提出：“电影如何表示连续、进展、时间的间断、因果性、对立关系、空间的远近等等，这些都是电影符号学所面临的中心问题。

”麦茨注重研究电影语言的表意能力即电影符号学，涉及最多的却是电影叙事学的范畴。

然而，“叙事学”作为一个文学术语是1969年托多洛夫提出的，发展并完善的是热拉尔•热奈特于1972年发表的《修辞卷三》，所以，从时间上看，电影叙事学的产生与研究早于文学叙事学。

电影叙事学是研究电影文本讲述故事的方式、方法与技巧的，“‘讲述’以‘听述’为前提，影像的‘叙事’以观众的观看、理解与阐释为基础。

”②文学叙事学是将文学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规律、自成一体的自律自足的符号系统，注重研究其文本内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

影视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影视作品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语文教学中，合理运用影视作品可以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本文将探讨影视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并分析其具体优势。

一、拓宽阅读视野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视听综合体验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文学作品。

例如，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电影改编版本来作为辅助教材，配合文本阅读，帮助学生建立更为生动的情境，提高对文本的理解能力。

同时，多样的影视作品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阅读选择，激发学生对文学创作的兴趣，使他们对文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拓展语言表达影视作品中丰富多样的对话和表演形式，可以帮助学生拓展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学生可以学习到不同人物角色的表达方式和口语交流技巧。

例如，学生可以借鉴电影中的对话模式，尝试用英语进行即兴演讲或对话练习，提高口头表达的流利度和准确性。

此外，还可以通过模仿影视作品中的表演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创作表演，锻炼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想象力。

三、提升思维能力影视作品通常通过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来吸引观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维元素。

在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分析影视作品的剧情、人物心理和情感内核等方面，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进行思考。

例如，观看一部引人深思的悬疑片后，可以带领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和猜测剧情走向，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四、培养审美情操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可以通过其独特的视觉与音乐元素，帮助学生培养审美情操。

例如，通过观看名著改编的优秀电影作品，学生可以感受到导演对于原著的诠释，领略到文学与影像的契合之美，从而增加对文学艺术的欣赏和理解。

此外，影视作品还可以作为教学资源与学生分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扩宽学生的美学视野。

综上所述，影视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还能够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情操。

影视文学毕业论文选题影视文学毕业论文选题影视文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涵盖了文学、电影和传媒等多个领域。

毕业论文选题对于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术成果，还直接影响到未来的职业发展。

在选择论文选题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专业背景，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的热点话题和学术前沿。

本文将探讨几个有潜力的影视文学毕业论文选题，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研究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通过对文学作品和其改编电影之间的比较分析，可以揭示两者之间的互文性。

比如，可以选择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或《傲慢与偏见》，研究其在电影改编过程中的变化和转化，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的异同。

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文学和电影的理解，还有助于揭示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共性和独特性。

二、女性形象在影视文学中的呈现女性形象一直是影视文学中的重要研究对象。

通过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揭示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表达方式的变化。

比如，可以选择一部女性导演的作品，如《某某女人的日记》，研究其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和探索。

同时，也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女性角色在影视文学中的权利、地位和形象塑造等方面的问题。

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还能够为影视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三、影视文学的跨文化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影视文学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关注。

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视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比如，可以选择一部中国电影和一部美国电影，研究它们在文化背景、故事情节、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异同。

同时，也可以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探讨影视文学作品如何传递和表达不同文化的思想和价值观。

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还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影视观察王飞翔：电影叙事质料和形式与观众视点的选择电影叙事质料和形式与观众视点的选择—以影片《追凶者也》为例王飞翔(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山西临汾041000)【摘要】英格马•伯格曼发言电影与文学无关，是视觉元素直接作用于人脑的想象。

经过一批理论家的反驳后,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得到了缓冲，从而得出叙事性影片与文学紧密相连的结论。

本论文致力于阐述在近几年中国电 影叙事中叙事手段的外部形式与内部质料与观众视点的选择的变化，并以影片《追凶者也》为论述的基石c 【关键词】叙事；质料；形式；观众视点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4-0113-02一、 叙事与亚里士多德早在亚里士多德就描绘出故事的诸多元素，但是仅仅止 步于描绘，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回答的问 题。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本质上的研究而不是具体对文学的批 判，就像奥斯汀•沃伦指出的那样，它是一种“方法上的原 则，’m〇所以，叙事来源于文学理论，此刻用在电影中不得不提 出电影符号学这一概念，电影符号学在开始就走向两个分 支，第一个是走向精神分析学，而第二个方向则是电影叙事 学，经过长时间的碰撞与揉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通 常在运用叙事学研究一部电影时，使用“故事”与‘‘话语”双重元素进行分析，“故事”就是在电影文本中的内容和事 件的线条，而话语就是表达内容的方式。

在以叙事学的角度研究一部电影的时候，要摒弃外在环 境与社会规律以及意识形态导向，进一步发掘电影内部的叙 事规律和方法，这种研究方式与探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异 曲同工之妙，研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要摒弃电影周边杂质，从而去观察那种纯视听情景给人内心情感的震撼，而叙事学 对电影的研究手段则是对电影故事文本的结构进行肢解，继 而进行形式分析。

二、 非视觉的能指因素——语言由字面意思可得出，抛弃对视觉感知，影响电影画面依 旧存在许多重要元素，比如音乐、音响、语言等，在这里将 语言元素作为论述的中心，众所周知，语言是电影的“陈述”方式，一方面能够推动剧情的发展，另一方面不同人物所设 计的不同语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剖析人物性格，在电 影中运用语言的不同指示符号的不同手段可以使电影叙事 变得异常灵活。

当代文学作品与电影
当代文学作品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探索社会、人性、历史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和人们的精神追求。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华的《活着》等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通过图像、声音和故事情节来传达信息和情感。

电影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故事和场景，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

同时，电影也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和听觉效果，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官体验。

例如，《寄生虫》、《绿皮书》等电影，以其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制作水准，赢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当代文学作品和电影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互动的关系。

许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如《了不起的盖茨比》、《芳华》等，这些电影在保留原著精神的基础上，通过电影的表现手法为作品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同时，电影也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优秀的文学作品。

总的来说，当代文学作品和电影各具特色，都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共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现状分析一、综述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影视产业的重要来源。

随着网络小说的流行、网络文学作品的陆续改编以及影视市场的扩大，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本文旨在探讨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现状，分析其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展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网络文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更是成为了影视产业的新热点。

通过将网络文学作品拍摄成电视剧、电影等不同形式的影视作品，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网络文学所带来的精彩故事。

这种改编既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也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

在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快速发展的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质量参差不齐的网络文学作品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也因此导致了改编作品的质量波动较大。

部分改编作品因为缺乏原创性、跟风严重、缺乏深度等问题，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质疑和批评。

网络文学与影视产业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网络文学作品往往追求商业价值，而影视改编则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部分制片方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忽视原著的精髓，导致改编作品失去原有的魅力和价值。

由于网络文学改编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也加剧了改编作品的乱象。

网络文学影视改编作品的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

许多改编作品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和争夺观众眼球，容易陷入固定模式和情节套路，导致作品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不足。

《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现状分析》需要关注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利益冲突以及同质化现象等方面。

在未来发展中，应加强监管机制建设、提高原创性要求、推动产业发展和创新，从而促进网络文学与影视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1. 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初期（1990年代）：网络文学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以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网络文学以其独有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开始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

FILM LITERATURE电影文学老舍的文艺作品表现了社会变革和文化重塑。

当代阐释老舍的关注点在于大众媒介的老舍系列改编电影，这样电影在其文学形态显示出电影特性，后来者对其文艺作品的影版化基本遵循了原文的韵味，却依然包含电影风采和媒介特性，这也显示出老舍文艺创作对电影性的把握。

如果说现代性是老舍研究中不可绕开的一个话题，是考量他与同时代其他文艺工作者的共性，那么文化伦理观则是区分他与鲁迅等人现代启蒙主义属性的核心点。

老舍的精神属性是其独特的文化伦理，这种伦理观在第四代导演忠于原作的改编过程中近乎完美地保留了下来，在《我们这一辈子》（石挥，1950）、《龙须沟》（冼群，1952）、《骆驼祥子》（凌子风，1982）、《月牙儿》（徐晓星、霍庄、邢丹，1986）、《茶馆》（谢添，1982）等九部电影作品中依然清晰地反映出其文化伦理观。

老舍对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重复思考和表达都是具有价值的问题。

[1]同时有关老舍的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文化属性表现为现代性启蒙主义观，他独特的文化伦理观又使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的现代性启蒙文人。

老舍是现代中国最具有伦理情怀的作家，文化伦理诉求则也是老舍文艺作品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也体现在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中，社会正义与个人道德是其作品伦理表达的核心。

老舍独特伦理观的形成和其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后又受到“五四”思潮以及“新文学”的影响，英伦留学经历使他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进行传承和发展，以上共同参与建构了老舍伦理观的形成。

而其伦理观贯穿于他的文艺作品所体现的主题思想中，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杂文还是散文都体现着他独特的文化伦理观。

总体来说，伦理情怀是他叙事的中心力量，他的文艺作品叙事除了表现个人、家庭等伦理意识以外，还传达了对民族国家新的伦理态度，《月牙儿》《四世同堂》《茶馆》等，都深刻表现出他的人性关怀。

以下将具体从生存与伦理、环境与伦理、伦理叙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老舍如何让将、又将何种伦理道德观植入他的文艺作品改编电影中。

中华文化在中国电影中的呈现与传播策略中华文化是中国电影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通过电影的呈现与传播，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弘扬。

本文将探讨中华文化在中国电影中的呈现与传播策略。

一、选择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其中有一部分电影选择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题材，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比如《英雄》、《卧虎藏龙》等电影以武侠为背景，呈现中国武术、剑术等传统文化元素。

而《红楼梦》、《茶馆》等电影则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基础，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通过选择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题材，电影能够传递更真实、更深刻的中华文化内涵。

二、有效利用中华文化符号电影中的符号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能够隐喻和强调电影的主题和情绪。

在中国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符号的运用。

比如红色的中国结、中国画的意象、传统的服饰等等，这些符号能够通过影像语言直接触动观众的情感和认知，让他们更好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有效利用中华文化符号，电影能够打造出更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视觉效果。

三、弘扬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如孝道、忠诚、友情等等，这些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

在电影中，通过展现主人公的行为和抉择，可以传递这些传统价值观。

比如《活着》这部电影以家庭、亲情为主题，通过主人公的坚持与奋斗，表达了对家庭、对生活的珍视与执着。

这样的电影不仅可以让观众体验到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伟大，也能够引发观众对自己身处之地的思考。

四、创新和现代元素的融合中国电影的发展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充满创意和现代元素的作品。

这些电影将中华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而又富有现代感的作品。

比如《喜剧之王》、《功夫》等电影通过讽刺和幽默的方式，探讨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和现象。

这些电影不仅在呈现中华文化的同时，也能够引发观众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达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

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输出产品，也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球。

HOT TOPIC·NORDIC FILM STUDIES 专题·北欧电影研究1895年，电影技术在法国诞生。

半个世纪之后，同样在法国，《四百击》《筋疲力尽》《最后一班地铁》《欧洲特快》等一批与传统银幕创作理念相去甚远的影片，在1958-1962年短短五年间集中呈现。

这场银幕创新运动生成于法国，并由此逐渐推及延伸，掀起了一场“新浪潮电影”银幕创新运动。

法国的新浪潮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当时一批年轻银幕创作者的共鸣，纷纷在各自时空下不断发声回应，不同声音彼此碰撞后反射在银幕创作上，便有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影响甚广的“新浪潮电影”运动，成为继先锋派、新现实主义之后，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三次银幕创新运动。

当时，整个世界正处于经历创伤逐步回归平静的大背景，银幕的超语言表达将不同文化视域下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共同探索自我表达的平台。

同期，年轻的捷克电影人正努力展示着他们的先锋主义创作态度，在1963-1968年的六年间，以薇拉·齐蒂洛娃和伊日·门泽尔为代表的“电影小子”们创作了一大批先锋意识鲜明的银幕作品。

这批作品不同于此前捷克电影的主流审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而是开始尝试在镜头下呈现“一种真实的经验，一种新的、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socialist culture）”[1]，后来的研究者将这一阶段命名为“捷克新浪潮电影运动”。

此处“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指明“浪潮”生发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表明捷克新一代电影人在接纳、吸收、重新推演的过程中，外化出的带有独特气蕴的银幕特质。

当我们不断深入探究其独特来源的出处时，愈发感受到其民族文学对电影人自始至终的影响力，不单纯指向电影改编，而是其文学要素在这一批电影人镜头中的集中呈现。

由此，本论文尝试从捷克新浪潮同文学文本间关联入手，探寻二者间关联建立的特质及模式，并由此从全新视角解读捷克新浪潮电影在银幕上彰显出的民族性及伦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