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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至1927年）1、时代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的形势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因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和军阀连年混战，而陷入日益加深的危机之中。
而要对付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即各反动军阀的势力，相对来说，当时中国各进步政党的单个力量显然是渺小和不足的。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海外等几个分散据点燃起了“星星之火”，到中共三大时，党员不过四百余名。
而中国国民党虽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力量有所发展，但也不过是一个占据广东建立区域政权的区域性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进步政党和各社会阶层必须走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道路。
也正如宋庆龄说的那样，“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2、合作经过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镇压，造成了“二七惨案”。
共产党从“二七血案”中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提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提出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源自1894年组成的兴中会，有辛亥革命的传统。
民国成立后，北洋系军人在北京掌权。
国民党几经改组，至1919年再经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
孙中山在1917年及1921年先后两次于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
但是国民党在广东的实力来源依靠向孙中山效忠的各南方军人，而各军人派系林立，亦每与孙中山意见相左，屡次出现“叛变”情况，孙中山多次被迫出走。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希望汲取俄国成功革命的经验，亦希望得到俄国援助及共产党人支持，建立属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
浅析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国共合作，是指国共两党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从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求同存异，而组成并不断扩大联合阵线或统一战线，团结协作，共同奋斗，而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国共合作却也有着各自的异同点。
1）两次国共合作的背景是不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因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和军阀连年混战，而陷入危机之中，而当时中国各进步政党的单个力量显然是渺小和不足的。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非极其强大，至于国民党方面，虽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力量有所发展，但也不过是一个占据广东建立区域政权的区域性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进步政党和各社会阶层必须走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道路。
所以，国共两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所造成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当时，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
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而国际上，以苏联、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同盟国正在与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轴心国交战，中国获得国际援助十分有限，所以为了抵抗在科技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日本，国共两党不得不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任务是有所不同的，第一次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任务，而第二次则是把抗日救亡当作目标。
2）两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是不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
合作后，国民党改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
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肩作战，是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
国民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没有成文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形成的是党外合作。
3）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两次国共合作的倡议都是中共方面率先提出的，而且中共方面还为促成国共合作积极行动，并提供对国共双方乃至民族和国家利益都有利的合作方案。
国共第一次合作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６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
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
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孙中山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
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党右翼势力彻底背叛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比较一下两次国共两党合作（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二）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相同点：1.两次合作都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中国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2.两次国共合作都有着反帝的成分。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斗争。
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矛头直指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
3.两次合作，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国内看，两次国共合作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并促成的，也是在国民党表达了合作态度后完成的；从国际上看，两次合作都得到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第二次合作还得到美英等国的帮助。
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仅提出了具体策略，还派代表直接帮助。
不同点：1.合作的背景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全国人民要求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日本帝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
2.组织形式不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革命统一战线的范围广泛，它具有空前广泛的民族性。
它不仅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包括其他的爱国反日人士，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统一战线为其组织形式，有共同的政权和军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两党有各自的政权和军队。
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共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
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
1922年8月，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党的让步，在三年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没有军队，没有领导权)。
孙中山同意国共合作孙中山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
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
破裂：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势促使国共合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
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
《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
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
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破裂：中共的建国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战后要建立的是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对这一建国蓝图做了全面的阐述。
他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政体--民主集中制。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
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重申："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1944年9月，在民主宪政运动高潮中，毛泽东又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及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目标而奋斗。
国民党的建国方案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相对立，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后，或者说是它一贯谋求实现的建国方案，仍不外是一个对内剥夺人民民主权利、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的国家。
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举凡国民党对中共领导之人民抗日武装的敌视和反共磨擦，对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动之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制和破坏，以及国民党1943年春夏策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所掀起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共鼓噪，无不源于其即定的建国方案，无不在为战后实现其建国方案预作准备。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面对战后民主进步的世界潮流，国民党仍没有改变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建国方案的初衷。
国共两种建国方案的尖锐对立，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并成为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日后破裂的基本政治原因。
战后国共两党展开的激烈政治斗争，乃至武装对抗，无不派生于国共两种建国方案的尖锐对立和斗争。
重庆谈判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即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认为世界形势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和平民主，不利于内战独裁；中国国内的民主力量已获得了空前壮大，各阶层人民正热切地盼望着消弭内战、休养生息、和平建国，使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进步的光明前途；国际上对中国政局影响较大的美苏两国，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均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基于上述估计，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在战后有可能避免内战，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目标。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赴渝谈判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充分分析了国内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可能性，并正式决定接受国民党邀请，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前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和平建国问题。
这次会议还决定正式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以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些口号而共同努力。
1945年9月3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又代表中共正式向国民党提交了十一项纪要，郑重申明：国共两党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准），以及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结束党治之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在中共谈判代表的斗争及努力下，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终于达成以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为原则的双十协定。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在国民党为批准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受到了激烈攻击。
蒋介石公然声称，要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以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言论更是一时甚嚣尘上。
由是，这次会议便成为国民党决心推翻政协协议、抛弃和平建国而转向内战分裂的一个转折点。
从此，国民党在内战升级、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半遮半掩的小打很快转向公开的放手大打，继之完全走上以武力实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政建国目标的分裂内战之路。
于是，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否定和推翻便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的直接政治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