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追赶亚洲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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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发展史(战后)默认分类 2010-01-20 11:25:22 阅读32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追赶史。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跃居世界第二位。
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仅次于美国,而且在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精尖加工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已位居世界前列。
这些表明,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追赶时代在日本已经结束。
以追赶为目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面临着深刻的调整。
但是,日本似乎没有意识到大转折时期的到来。
它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思想和发展模式,没有注意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
大量的过剩资本没有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而是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制造出泡沫经济。
由此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如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股市疲软,投资信心不足,消费低迷,巨额财政赤字等,至今困扰着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目前正处在130多年未有的大转折时期,这是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向成熟的、开拓发展型经济增长的转变。
这种转折,如同高速行驶的列车进入弯道,行驶速度下降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转折的迟误和泡沫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加大了转折的难度。
世界经济的低迷和“9·11”事件的影响,对于日本经济有如雪上加霜。
2001年日本出现经济负增长可以说毫不奇怪。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其客观必然性像日本经济辉煌时期引起世界瞩目一样,日本近10年来的经济低迷,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其实,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其客观必然性,除了日本正处在转折期之外,还有如下两方面因素。
第一,经济基数的增大。
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总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10,然而日本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却是中国的4.44倍。
这说明,日本的经济基数已经相当大。
按照2000年中日两国GDP的比值来算,如果日本GDP增长2%,中国要在GDP绝对量的增加上与日本持平,就需要有8.88%增长速度。
韩国追赶型科技创新模式中国家制度安排的特点探析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韩国作为一个饱受殖民统治、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依靠科技创新带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成功实现了由落后农业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科技创新典范。
韩国采用的是以国家意志为先导,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为目的的追赶型科技创新模式。
1 韩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曰本在1910年至二战结束前一直统治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实行“北工业、南农业”的政策。
韩国作为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现代科学技术几近空白。
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90年代末,被称为“亚洲最具技术经济实力的经济体制之一”。
如今韩国已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2010年,韩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时隔3年再次突破2万美元,对外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第九大进口国;创造贸易顺差417亿美元;外汇存底近3000亿美元,居世界第六。
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韩国在139个国家中排名第22 位气“汉江奇迹”为世人瞩目,而韩国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韩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1 科技活动起步阶段(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50年代,韩国科学技术水平很低,在美国的援助下进行小规模的生产活动。
各种学会、研究所相继成立,科技活动慢慢起步。
20世纪60年代,韩国颁布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发展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经济,通过引进生产线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
1962年,韩国颁布振兴科学技术五年计划。
成立中央政府直属的科技部(MOST)(1967);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1966);颁布《技术引进促进法》(1960)、《科学技术振兴法》(1967)。
简论“亚洲四小龙”【摘要】“亚洲四小龙”是指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香港这四个亚洲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
它们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被认为是亚洲经济的典范。
本文首先介绍了“亚洲四小龙”的背景和定义,然后分别论述了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
接着探讨了“亚洲四小龙”对整个亚洲经济的影响,以及它们成功的模式所带来的启示和反思。
通过对这四个地区的经济成功案例的研究,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亚洲四小龙、经济表现、影响、模式、启示、反思1. 引言1.1 简论“亚洲四小龙”简论“亚洲四小龙”指的是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香港这四个亚洲经济体,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成就,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这四个地区以其高速经济增长、高质量教育、创新性产业和开放市场而闻名,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典范。
亚洲四小龙国家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经济跃升,从相对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迅速转变为工业化国家。
它们的成功经验吸引了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注意,成为了许多国家发展战略的借鉴对象。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亚洲四小龙国家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和韧性。
它们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如何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以及如何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进步。
2. 正文2.1 背景介绍简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指的是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香港这四个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并取得较大成功的国家或地区。
它们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崛起,并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
这四个地区在经济上的成功可以追溯到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期。
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政策措施,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它们也大力发展了出口贸易,成功地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获得了丰厚的外汇收入。
这四个地区在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投入和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改革开放三十年心得体会范文改革开放30年的记忆和感受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年正好是30年,在这30年轰轰烈烈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走出了十年动乱的阴影,从一片百废待兴逐步发展成一个初具现代化的小康社会,作为70年代中后期生人,我有幸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和我们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起走过,一起经历,完成了思想的启蒙、身心的成长、学业的进步和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我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虽然有些改革曾经让我和我的同龄人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但我仍认为这30年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好的的一个时代。
我这样说,无意去歌功颂德,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亲身体验和深切的感受。
由于父母在异地工作,我孩提时代一直在外公身边,外公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地主兼工商资本家”,全家被下放到抚州老家的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几个姨舅也相继在农村插队,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外公一家在当地很是被人瞧不起,全家人小心谨慎的夹着尾巴做人,外公给我的印象就是整天闷闷不乐。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全面纠正文革错误,外公摘掉了“地主兼工商资本家”的帽子,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全家人也从农村迁回城里,外公正式退休,二舅顶职(接替外公的工作)进了商业局上班,三舅光荣参军,小姨进了纺织厂当工人,真可谓喜事连连,外公一家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生活压抑多年的外公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也跟着外公进城,在街道幼儿园开始接受学前教育,父母也经常过来看我,那时候听得最多的是从他们嘴里蹦出的一些诸如“落实政策”、“平反”、“回城”、“补发工资”、“顶职”、“招工”等之类的话题,年幼无知的我对于当时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概念,对此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太多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唯一和当时改革开放沾点边的话题是我的大舅在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并在毕业后分配在省城中学教书,这件事很长时间是当时全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大舅也被我们后辈视为努力进取的榜样。
100%原汁原味: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大辩论”实录澎湃新闻见习记者韩声江【写在前面】11月9日,初冬的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中,一场备受瞩目的辩论正在进行。
这场辩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的震动,至今仍未平复。
辩论的内容是中国是否应施行产业政策。
辩论的双方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他们现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国发院的前身正是林、张等六位经济学家于1994年一起创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辩论过程中,林毅夫不断地强调此前媒体对他观点的误读,“很多东西在网上我看到说是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我郑重地说我是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
”他慢慢地铺陈着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六步增长甄别法”、“产业政策的五种分类”,试图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开出一剂追赶发达国家产业的药方。
“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张维迎则用自己略带陕北口音的普通话向林毅夫的理论体系发起进攻,“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逻辑矛盾”、“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等PPT标题一经抛出就让人嗅到了一丝火药味。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
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面对张维迎的质疑,林毅夫一再重申,“张维迎反对的那些产业政策我也反对”。
在林毅夫看来,他的理论中除了国防安全产业没有一种是需要补贴的。
除了国防安全产业,也没有产业是由政府选择的,都是企业家主动进入的。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批我,还是在批我也在批评的产业政策”,“你老是批评我没说的事,把罪名加到我头上,我觉得我好冤枉。
”分歧的根源似乎在俩人对“产业政策”的不同定义,林毅夫一直强调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科研,而张维迎则将范围限定在政府“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正如张维迎所说,他们二人此番争论的背后是新古典经济学与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学的范式之争。
亚洲四⼩龙的启⽰2019-09-15近期有杂志撰⽂对亚洲四⼩龙⾃东南亚⾦融危机后的复苏进⾏了研究。
⽂中称⾹港与新加坡的服务业所占⽐例较⾼,是它们成功地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之⼀。
从2004年的情况来看,台湾的经济增长逊于⾹港与新加坡。
2004年台湾经济增长5.7%,较韩国的4.6%为⾼,但却低于⾹港的7.7%与新加坡的8.4%。
台湾⼯业⽣产增长虽达9.8%,但却低于新加坡的13.6%;出⼝增长⾼达20.7%,但仍低于新加坡的24.6%。
⽽在2004年的⼈均GDP指标上,在四⼩龙中,台湾退居龙尾。
⽂章引⽤台湾中央⼤学台湾经济研究中⼼主任朱云鹏的话说:“⾹港、新加坡已经以服务业冲⾼(带动)国民所得(GDP),领先台、韩,早已跟我们不在同⼀条跑道上。
”“龙尾”的答案未必是服务业对于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作⽤,当然必须予以⾜够的重视。
以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来解释四⼩龙的复苏,亦是⼀种有理的解释。
但是不宜对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予以过⾼估计,不能过分抬⾼服务业的作⽤,尤其是把服务业⽐重的⾼低作为解释四⼩龙复苏的原因更需谨慎。
虽然可以肯定的是服务业在亚洲四⼩龙的经济复苏中肯定发挥了重要作⽤,但未必是决定性的作⽤。
在东南亚⾦融危机前,四⼩龙的服务业均已有了相当的⽐重。
以近年来四⼩龙服务业的⽐重来看,台湾、⾹港、新加坡服务业的⽐重并没有质的区别。
1998年时台湾的服务业⽐重达63.1%,这个⽐重也⽐较⾼了,但是这样的服务业⽐重包括⾹港更⾼的服务业⽐重均难抵挡东南亚⾦融危机。
1995年时,台湾的服务业产值⽐重就⼀度超过60%,这也是台湾进⼊发达社会的标志之⼀。
近年来台湾的服务业持续上升,2004年台湾服务业⽐重达到68.7,2005年上半年服务业占GDP的⽐重已超过70%。
虽然台湾服务业⽐重不及⾹港2005年服务业87%的⽐重,但是超过新加坡2003年服务业占65%的⽐重。
台湾、⾹港与新加坡之间的服务业⽐重并不存在太⼤的差距,服务业的⽐重不⾜以成为是否促使其恢复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单选题:每道题只有一个答案。
1.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的尝试,把封建社会变成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大的文明进步。
A.对B.错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解决了将近两亿人的脱贫,几百个贫困县的摘帽,扎扎实实写出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奇迹。
A.对B.错3.我国的规划、战略应充分考虑中央和地方的各个地区之间的、城乡之间的、部门之间的差异,针对它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水平,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不断的调整完善。
A.对B.错4.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表现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水平的行为和过程。
A.15世纪B.16世纪C.17世纪D.18世纪5.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A.2025年B.2035年C.2050年D.2060年6.()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A.1951年9月15日B.1952年9月15日C.1953年9月15日D.1954年9月15日多选题:每道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多选漏选均不得分。
1.亚洲四小龙,是指自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期间,亚洲四个发展迅速的经济体,包括()。
A.新加坡B.中国香港C.中国台湾D.韩国E.菲律宾2.“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A.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B.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C.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D.发展共享经济E.坚持“四个自信”3.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A.经济B.政治C.文化D.社会E.生态4.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实现()作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基本任务。
作者: 吉月木
作者机构: 中共江苏射阳县委办公室
出版物刊名: 领导科学
页码: 12-12页
主题词: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速度;证券投机;国际竞争能力;生产效果;生产性支出;国际经济;亚洲四小龙;竟争能力;执道
摘要: 据《华商时报》报道;国际经济权威组织——世界银行在最近发表的《东亚及大平洋周边国家经济现况》报告中,把韩国从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中除名,代之以文莱,并将其与关岛、澳门等列为“高度开发中”国家和地区。
据分析,韩国被挤出“亚洲四小龙”的重要原因是:近年来,韩国政府大力推行住宅计划,企业纷纷选择房地产和证券投机,致使科研生产效果微弱;工资开支迅速上升,消费势头难以遏止;帐面剩余日趋减少,国际竞争能力衰退。
韩国被挤出“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
说到底重要的一条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非生产性支出的关系,警惕因为消费畸形膨胀而导致经济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尤其是政府要有效地加以正确的引导,形成和经济发展速度基本适应的消费机制。
所以,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是应大力倡导艰苦创业。
韩国被挤出亚洲四小龙之说
古月木
【期刊名称】《外向经济》
【年(卷),期】1994(000)003
【摘要】<正> 据《华商时报》报道:国际经济权威组织——世界银行在最近发表的《东亚及太平洋周边国家经济现况》报告中,把韩国从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中除名,代之以文莱,并将其与关岛、澳门等列为“高度开发中”国家和地区。
据分析,韩国被挤出“亚洲四小龙”的重要原因是:近年来,韩国政府大力推行住宅计,企业纷纷选择房地产
【总页数】1页(P45-45)
【作者】古月木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
【相关文献】
1.韩国硬塑挤出烧结砖生产的考察与思考 [J], 张文法
2.俄罗斯从韩国进口挤出级PC总量大幅增长 [J],
3.韩国被剔出“亚洲四小龙”前后 [J], 马力
4.“不隔”之说原意究竟何在?——从姜夔词看《人间词话》的“不隔”之说 [J], 曾钻
5.韩国被挤出“亚洲四小龙” [J], 吉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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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追赶亚洲四小龙时期”广东经济发展思考中国统计信息网2007-07-17 10:24:07内容提要:2007年广东GDP预计超过亚洲四小龙平均经济总量,即将步入“后追赶亚洲四小龙时期”。
比较分析表明,广东具有总量优势,也有水平差距;主要原因是广东经济起步晚、结构偏、分布散。
通过借鉴和学习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坚持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实现总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全面超越亚洲四小龙。
追赶亚洲四小龙是广东的历史使命。
以2007年广东GDP将超过亚洲四小龙平均经济总量为标志,追赶的重心逐步从经济总量转到经济质量上,广东经济将步入“后追赶亚洲四小龙时期”。
新格局:总量超越,水平落后广东在追赶亚洲四小龙中,总量优势和水平差距均比较明显。
(一)主要成绩1、2007年广东GDP将超过亚洲四小龙平均水平。
亚洲四小龙的GDP差距较大,2005年最高的韩国GDP有7142亿美元,最低的新加坡只有1168亿美元,两者相差近7倍。
如果我们以GDP达到中国三份之一的韩国作为追赶标准,难度过高;从目前情况看,以四小龙平均经济总量作为追赶标准更合理。
以此为标准,我们对当前广东追赶水平进行判定:2005年,广东GDP达到2730亿美元,略低于亚洲四小龙平均GDP的3387亿美元。
根据增长趋势和人民币升值趋势测算,2006年广东GDP现价增长17.2%,2007年现价增长也将在17%左右;而亚洲四小龙增幅在4.1%-7.9%之间,明显低于广东。
测算结果如下表:2007年广东GDP将达到3900亿美元,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平均GDP的3806亿美元,从而初步完成对亚洲四小龙的总量追赶;其中,1998年广东GDP达到1030亿美元,超过新加坡的828亿美元;2003年广东GDP达到1914亿美元,超过香港的1585亿美元;2007年,广东GDP将超过台湾的3766亿美元。
至此,追赶四小龙17年,总量超其三,对韩国也形成紧逼之势。
2、2005年GDP增量超过韩国。
在不同经济比较中一般出现两种状况,一是追赶方经济增速高,但由于基数低,增量较小,GDP绝对差距继续拉大;二是经过量的积累,追赶由量变到质变,追赶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GDP增量大于被追赶方,从而实现绝对差距的缩窄。
从2005年开始,广东对韩国的追赶出现质变,GDP增量首次超过韩国,当年广东GDP的年增量达到450亿美元,超过韩国的345亿美元,使广东与韩国的绝对差距不断缩窄。
3、2007年出口总量将超过韩国。
广东与亚洲四小龙面积都比较小、经济纵深不够,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十分重要。
2006年,广东出口达到3019.54亿美元,略低于韩国的3255亿美元和香港的3227亿美元,高于新加坡的2719亿美元和台湾的2278亿美元。
2007年,尽管广东出口面临较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但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难度不大,同时韩国、香港的出口没有明显变化。
预计2007年广东出口将达到3790亿美元左右,首次超过韩国的香港,实现出口对亚洲四小龙的全面超越。
(二)主要差距尽管广东经济总量取得突破,正如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在不断上台阶,这个台阶做好了,就考虑下一个台阶,再下一个台阶”。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除了GDP外,广东的人均GDP、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化水平等质量指标与四小龙还有很大差距。
1、人均GDP低。
2005年,广东人均GDP仅2983美元,只有韩国和台湾的五分之一;不到香港和新加坡的八分之一。
只相当于韩国、台湾二十年前的水平,香港、新加坡三十年前的水平。
2、产业结构低。
2004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为6.5:49.2:44.3,还处于“二、三、一”的结构状态,与亚洲四小龙的“三、二、一”差距较大。
台湾为1.7:29.8:68.5,第三产业比重比广东高24.2个百分点;韩国为3.7:40.8:55.5,第三产业比重比广东高11.2个百分点。
同时,广东就业结构偏离度大,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2.1%,比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高25.6个百分点,而台湾和韩国仅高5.6个和5.2个百分点。
3、城市化水平低。
广东目前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按中等收入国家标准,城市化率应该在62%左右。
近几年,广东加快城市化建设,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55.0%迅速提升到2005年的60.7%,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但与亚洲四小龙比,剔除新加坡、香港两个城市化率100%的城市型经济,广东城市化率远低于韩国的80.8%(2005年),也低于台湾的78.1%(2002年)。
并且因广东城市化发展过快,出现新增市民就业难、城市管理难等诸多问题。
4、居民生活水平低。
2004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292美元,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近五分之一,香港的十分之一。
其中,人均医疗支出广东仅88美元,相当韩国的12.5%、台湾的42.9%和新加坡的9.1%。
每百人计算机普及率广东仅21.5台(城镇居民),而新加坡有76.3台,香港有60.8台,韩国有54.5台。
每百人移动电话广东有67.6部,低于香港118.4部、新加坡91.0部和韩国76.1部,仅高于台湾35.2部。
5、技术水平低。
尽管广东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科技投入,但由于起步晚、基础差,每百万人中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人员只有971.26人(2003年)。
而新加坡注重发展总部经济,台湾注重发展IT产业,积聚了大量科技人才,同年每百万人中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人员分别达到4745人和6954人,是广东的4.9倍和7.2倍,香港和韩国也有广东的1.6倍和3.3倍。
技术落后反映在生产中,2005年,广东全社会生产率仅5436美元,只有香港和新加坡的十分之一左右,韩国和台湾的七分之一左右。
(三)原因探寻1、起步晚。
与亚洲四小龙在1960年前后开始起步相比,广东起步时间晚了约20-30年,发展到现阶段,广东与亚洲四小龙的水平差距也基本维持在20-25年之间。
香港在1950年代末即开始了由以转口贸易为主向加工工业为主转化,1960年代后加工工业进一步发展,由此带动香港经济迅速发展。
到1978年其人均GDP就超过3000美元。
新加坡从1960年代开始加大进口替代,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之后的10多年间,着力引进电子产品生产,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于1978年人均GDP超3000美元。
台湾从1950年代开始就不断调整经济结构,第二产业地位迅速上升,先后经过发展出口工业、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到1986年人均GDP超3000美元,期间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
韩国从1960年代开始实施出口主导型经济战略,1970年代大力推动重化工业和工业结构的现代化,产业结构加快提升,1987年人均GDP超3000美元。
广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大力发展加工业,到1996年才迈入人均GDP超1000美元的新台阶,其后在2003年和2006年人均GDP才超2000美元和3000美元。
广东从1000美元迈上3000美元两级台阶用了10年,与台湾和韩国相同,略长于香港和新加坡的6年。
到2006年,广东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高速增长阶段,此时韩国、台湾已迈入工业化高级阶段,香港、新加坡更是迈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广东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相比是“追赶型”与“领先型”的差距,经济水平有本质差别。
2、结构偏。
首先是广东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
广东经济与香港保持着很强的互补性。
广东依赖香港的服务业,香港依赖广东的加工业。
由于广东在资本、技术、服务市场上对于香港的过度依赖,服务业提高慢、产业升级难,形成广东第二产业偏高、第三产业偏低的局面。
与韩国、台湾比,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广东(2003年)三次产业结构为6.8:47.9:45.3,与台湾(1976年)的7.9:45.1:47.0比较接近,略好于韩国(1977年)的13.6:41.6:44.8。
但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广东产业结构偏离十分明显,广东(2006年)三次产业结构为6.0:51.3:42.7,第三产业比重比2000美元时反而下降了2.6个百分点,与韩国的10.5:43.4:46.1和台湾的5.7:47.5:46.8差距拉大。
其次是广东从业人员结构偏于第一产业。
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未能妥善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沉淀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对称状态十分突出。
这种不对称状态一般用总偏离度显示,总偏离度越高,产业结构越失衡。
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广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36.8%;总偏离度高达60.0,是韩国的2倍,台湾的基3倍。
在人均GDP 达到3000美元时,韩国、台湾的就业结构趋于合理,广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占30.4%;总偏离度48.7,远高于韩国的22.9和台湾的22.6。
3、分布散。
首先是不同收入居民差距扩大。
基尼系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越不平均。
广东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逐年扩大,基尼系数呈扩大趋势。
1995年广东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3845,到2000年上升为0.3947;根据变动趋势测算,2006年广东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达到0.4069。
与广东相比,韩国、台湾在这方面控制得较好。
2004年韩国基尼系数仅0.32,台湾也只有0.34。
其次是区域内经济差距大。
区域经济分布过散,经济差距过大不利于发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影响经济质量的提高。
广东土地面积17.98万平方公里,韩国只有9.8万平方公里,台湾3.6万平方公里。
由于广东面积大,“珠三角”与“东、西、北”经济断裂,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
广东部分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部分市处于工业化中期,但还有大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2005年广东人均GDP最高的深圳市是最低的河源市的8.1倍。
使用基尼系数方式测定2000-2005年各市人均GDP差异水平,结果显示基尼系数每年都在增大,由0.3525上升到0.4011,各市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继续加剧,对全省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不利。
新视角:借鉴经验,启迪未来各地经济水平提升没有固定模式和现成的套路,然而,亚洲四小龙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借鉴。
(一)韩国保持经济政策的长期有效1、长期连贯实施出口导向政策。
韩国从其自身资源的状况出发,自60年代初开始实施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调整,从韩国产业政策的内容看,出口导向工业化始终是其一项重要的支柱政策,无论是60年代直接鼓励出口产业,还是70年代的重化工业高度化和80年代以后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都是以鼓励出口或者以增强出口竞争力为主要目的,出口导向政策并非局限于以单纯的出口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而是更重视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之间的互动作用,即以出口结构变化的压力或信息来促使或引导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同时又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国际化带动出口结构的变化,以发挥出口持续增长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