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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于“江湖”与“庙堂”之间画史上的"黄家富贵，徐家野逸"是指五代时期黄荃家族富丽堂皇的画风同徐熙家族相对野逸的画风之间的对比。
由于徐熙的作品没有存下来，其绘画风格成为画史上的一个悬案，对徐熙的绘画面貌，我们只能从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中去推断。
徐熙画风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绘画面貌同南唐的地域文化紧密相关。
南唐地域文化中的亮点就是具有"庶族"色彩的文人集团的兴起和风靡整个南唐的隐居风尚，使得徐熙绘画早在宋代之前，就形成了具有清新秀雅文人气质的绘画风格，受到北宋之后文人的追捧。
一、南唐"庶族"文人集团雏形的形成及其审美趣味晚唐是中国古典文化高潮的落幕期，政治上宦官专权，军事上藩镇割据，经济一蹶不振，昔日统一强大的唐帝国处在风雨飘摇的边缘，伴随政治经济衰落的，是晚唐文风的转变。
盛唐宏大雄伟的气势被柔弱的喃喃低语所代替，绮艳情思与高风遁世成为当时两大风尚。
五代的战乱打乱了唐朝的文化转型，但是在南方，南唐与西蜀两个割据政权，较好地保存了唐朝的文化遗产，成为这场文化转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链接点。
由于政治、地理、地域文化等因素，这两个割据政权在文化的转型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唐朝时候的成都是帝国的"南京"，政治地位比较特殊，与中央政权的来往比较密切。
唐玄宗和僖宗都曾避乱于蜀，跟随皇帝而来的，还有一大批贵族和御用画工。
五代十国战乱时期，大批的唐朝贵族和御用画工继续从北方赶来。
西蜀统治者王建把很多唐朝官员礼聘为本朝官员，在文化上也刻意模仿唐时的遗风，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倾向于贵族富丽堂皇的风格。
与西蜀相比，南唐文化的转变意义更加深远。
由于地域狭小，南唐在文化上没有唐代那样深沉博大，它却以其独特单纯的地域文化为持续的文化转型注入清新因素，在南唐文人身上体现出了远离贵族文化氛围，而具有格调清新的文人风范，这与南唐文人的"庶族"出身有关。
关于文人庙堂与江湖的作文咱今儿就来唠唠文人的庙堂和江湖。
你看哈，这庙堂呢，就像是个大舞台，金光闪闪，富丽堂皇。
文人要是能
登上这庙堂，那可不得了，荣华富贵不说，还能一展抱负，青史留名。
就像那
唐朝的张九龄，在朝堂之上，为国家出谋划策，那叫一个风光。
可这庙堂也不是那么好待的。
规矩多，勾心斗角的事儿也不少。
有时候，
你想做点实事儿，还得应付各种明枪暗箭，一不小心，就可能摔个大跟头。
再说说这江湖。
江湖那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文人在江湖里，就像鱼儿
游进了大海，想怎么扑腾就怎么扑腾。
可以纵情山水，饮酒作赋，和朋友们谈
天说地。
像李白，离开庙堂，游历四方，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不过呢，江湖虽好，也有难处。
没有稳定的收入，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
而且，在江湖上，你的声音很难传到上头去，就算有天大的才华和想法，也不
一定能改变啥。
所以说啊，这文人在庙堂和江湖之间，就像是在做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进
庙堂，有机会干大事，但得小心翼翼；走江湖，能逍遥快活，可又有点怀才不
遇的无奈。
其实呢，不管是在庙堂还是江湖，只要文人心里有那份对家国天下的热爱，对真理正义的追求，在哪儿都能发光发热。
就像那句话说的：“是金子，在哪
儿都能发亮！”
咋样，我这一番说道，您是不是觉得挺在理儿？。
从“庙堂汹涌”与“江湖动荡”分析唐衰亡的原因发布时间：2022-08-26T06:41:44.958Z 来源：《科学与技术》2022年第8期作者：李昕烨[导读] 唐朝诗人杜甫曾在他的诗作《忆昔二首》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这首诗创作于大唐广德年间李昕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250300摘要：唐朝诗人杜甫曾在他的诗作《忆昔二首》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这首诗创作于大唐广德年间，从这首诗的前两句我们就能看出来唐朝开元盛世的繁华景象。
但是在万国来朝的繁荣盛景表面下，大唐衰颓的病灶却已经隐隐埋下，最终陷入自我瓦解。
本文试图从“庙堂”朝堂政治方面以及“江湖”社会动荡方面分析唐盛世转衰的原因。
关键词：唐朝灭亡；牛李党争；农民起义一、庙堂汹涌唐朝时期科举考试的举行最大程度上按照才识选官看似能够摆脱朋党在朝堂上的倾轧。
但是从唐中后期开始，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却开始了党派之争，对当时的唐朝许多方面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牛李党派之争始于宪宗元和年间的制举案，最终结束于宣总大中年间李德裕被贬崖州。
在此期间，无数的政客、文人都被牵连其中，并最终为唐朝的衰亡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隐患。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将门第观念淡化了很多，但牛、李两党党人由于出身不同，出于对于自身阶级利益以及个人恩怨的考虑，牛、李两党在许多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决策上都有很大的分歧。
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后，斗争日趋激烈，双方在朝廷上竭力培植党羽，树立起各自的朋党集团。
李党代表了重视门阀出身的山东士族集团的利益，牛党则充当了科举出身的新兴统治阶层的利益。
抛开当时两党具体的斗争措施和手段不谈，牛李党争对于唐王朝的政治环境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唐代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越来越严重，除此之外还有宦官专权的威胁。
牛党和李党派系为了扩大自身的政治势力，争夺政治权力，通过各种途径拉拢官员加入派系，其中科举考试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
··2019年5月第16卷第5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16No.5May.2019《新唐书·元结传》中载:“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1],可见元结之“元”乃是来源于北魏太和改制,其鲜卑皇族后裔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
元氏家族在当时是较为有影响力的胡姓武将家族,但从元结的祖父元亨开始“弃武习儒”,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元结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
元结有《元次山文集》留世,内容涉及诗、赋、文等多种文体,且作品正文前大都有长篇幅的序言,用以讲解来由。
本文将研究视角投入到元结的散文领域,以元结的山水铭文与寓言文为例,试图从元结的散文中窥探他的思想、创作以及与时代的联系。
一、“性不谐俗”元漫叟元结,字次山,后又自称为“曰季”“猗玕子”“浪士”“聱叟”“漫叟”“漫郎”[2]等,彰显出浓厚的自我关注意识,元结短暂的人生中虽有部分时间处于乱世,却颇有盛唐狂士的风范。
《新唐书·元结传》中载“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1],可见元结性不谐俗的脾性。
这也为他偏爱用寓言来比拟表达自己的思想、关注自然天成的事物并将其作为创作素材奠定了基础。
(一)研究现状作为唐代的文学家,元结的诗文学界已有诸多研究。
总体而言,学界认为元结的诗歌创作对于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以及对元稹、白居易为领军人物的新乐府运动都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对于元结的散文,学界也有诸多研究,但大多都是从元结的文体分类、创作风格及艺术特色等方面分析元结散文对于韩、柳古文创作的影响。
笔者认为,元结是一位自我关注度极高的文人,相较于诗赋,其散文的艺术风格更利于直接表达其思想情趣及政治意图,遂本文将元结的山水铭文和寓言文的创作与元结的创作思想、个人选择相结合,进行浅谈浅析。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白菜：在庙堂和江湖的日子】与黄瓜茄子土豆番薯这些跟汗血马传教士一起混进中华民族队伍的家伙们不同，白菜是正宗中国生中国长，遍布塞北江南，经过千年地位仍然稳固，既有历史又有新生。
不象“古诗十九首”中的葵和薤，隐姓埋名，要专家考证才寻出踪影。
从华北到云南，无处不吃白菜。
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都有白菜相伴。
隐士寒士还没有中举或广告还没被皇上太子看到的时候，天天眼里看着它，口中讲着它，说不定还睡觉枕着它。
等到云中鹤飞进宰相衙，顺便也把白菜介绍给皇太子，道“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人间至味，弄得太子也悠然神往。
可惜皇帝一家不是近亲结婚就是纵欲过度，净是缺心眼儿，没想起多问一句：要是当隐士那么好，你上我这儿来凑热闹干啥？白菜之深入人心，可以达到影响美学观点的深度。
引车卖浆者赞美他们在市井中见到的陋室明娟，豆腐西施，想不出“你是沙仑的玫瑰花，你是山谷的百合花“这样的酸词儿，脱口而出的常是“水灵灵的象棵白菜”！清末因她一人坏了浙江半省官员，惊动慈禧太后御审，得睹天颜，并蒙御赦的传奇红颜毕秀姑，在家乡邻里间有一个来自劳动人民的亲切绰号――小白菜。
在二十年前的华北住过的人，一定不会忘了年年冬天买大白菜的一幕。
我跟着父母叨扰了几回盛况，至今不忘。
一辆辆的大卡车在大学老师家属们的翘首期盼中呼啸而来，车上堆着建筑材料那么多的大白菜。
七八岁的我总是在走神儿想着如果用白菜垛子堆成万里长城，要多少车才够。
白菜几分钱一斤，一家一买就是二三百斤，全家大小川流不息地往家扛，堆在一切可能的阴凉处，比如阳台上楼道里。
家家门口一者矮菜墙。
饶是如此还常不够吃，要经常在集市上买一棵半棵的应急。
卖白菜的小贩也是身后高高地堆着白菜山墙，琐碎絮叨的老太太一边还价一边剥白菜帮子，剥得小贩气急败坏。
一冬天的吃白菜，白菜煸锅加水下面条，醋溜白菜帮子，凉拌白菜叶子，白菜炖肉片粉条，涮羊肉火锅下白菜，吃不完的吃，好在也没吃到脸色如白菜一样惨白，却也没象白菜一样水灵。
身在庙堂心在江湖【摘要】近年来，学者们对包公这一艺术形象的研究陷入了一种僵局，尤其是包公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
研究者往往跳不出阶级的局限性，甚至用功利化的态度，把包公挤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角落里，将包公形象格式化、模型化，没有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去分析包公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刻文化内涵。
本文将以新的视角，从包公本身的士大夫地位，以及这种士大夫情怀所带来的现实主义色彩，来重估包公这一文学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价值意义。
【关键词】《三侠五义》；包公形象；忠臣；清官包拯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人们熟悉和喜爱的经典艺术形象，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和文学作品中。
包公在中国历史上实有其人，史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闻者皆惮之。
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
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
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1]。
可见，历史上的包公，是一位为官清廉、替民做主的清官。
这是包公故事能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源泉，也是包公这个艺术形象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散发着光辉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下层穷苦人民的内心渴求——《三侠五义》成书前的包公形象在包拯去世不久，作为艺术形象的包公就在宋金笔记、话本、杂剧中出现了，宋代包公只是代表法律、正义的符号，是一位秉公执法，机智能干的判官。
这一时期的包公艺术形象还处于孕育阶段，不过是个胚胎，但不可否认的是，形象虽不成熟，但是市民艺术的说话和杂剧艺术在都市中的蓬勃兴起，使包公形象来到了百艺汇合的瓦舍勾栏和市民聚集的茶楼酒肆，活跃在书场里，搬演在舞台上，表现了城市中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
为后世戏曲小说形象的塑造积累了经验。
使包公从历史人物走向了文学的殿堂，开启了元杂剧包公戏繁盛的局面。
到了元代，包公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一个正直，能干的判官，换身成了一位不畏豪强恶霸，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勇士。
从江湖到庙堂作者：李涛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1期摘要：刑事司法裁判的作出并非是一个完全依照刑事司法规范进行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的过程，公众情感的合理融入会使裁判结果在合法的基础上更加合情、合理。
法官情感与公众情感的对接，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都需要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的考量。
具体到操作层面就需要法官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在司法为民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人本主义解释，给予公众情感以合理关照，协调法与情的二元关系。
同时，在制度上也要进行积极的创新与改革，如人民陪审团制度。
关键词：公众情感；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人本主义；人民陪审团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一、问题的提出犯有组织、领导、参加、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刘涌，从一审死刑到终审死缓；只有174元钱的工资卡却因柜员机出故障恶意取出17万的许霆，从无期改判五年；强奸同村19岁少女，并将受害人3岁弟弟杀死的李昌奎一审获死刑，二审改判为死缓，后云南省高院再审判处李昌奎死刑。
这三起案件在社会上和司法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从规范适用上看，刘涌案、许霆案、李昌奎案的一审判决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恰恰是这种在刑事法律规范指引下的司法判决却引起了公众的一致声讨。
在公众朴素情感的支配下，上述案件的终审判决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审判决。
在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
法院依据法律作出的规范评价与公众依据心中朴素的正义情感作出的非规范评价的大相径庭，折射出法与情在司法的竞技台上的冲突与博弈。
那么，为什么法与情会产生如此冲突呢？以理性的追求为目标的法院与法官似乎从一开始就对源于非理性的公众情感保持戒备与审慎，习惯了法条的冰冷，惩罚的无情以及裁判的格式化，法官似乎成了世俗生活之外，雄踞高堂的裁判机械，这样“生产”出来的司法裁判就是我们发誓要坚定不移地践行的司法结论吗？这难道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法治目标？这样的法治能够成为我们的坚定信仰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是否可以和是否需要考虑公众情感？其正当性何在？该在何种程度上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如何协调法律规范（理性因素）与公众情感（非理性因素）的关系？这是否有违法官（法院）独立审判原则？等一系列问题。
关于文人庙堂与江湖的作文咱今儿就来聊聊文人的庙堂和江湖。
这庙堂啊，那可是个高大上的地儿。
在那里面的文人，就像是被供奉起来
的宝贝，得规规矩矩，得谨言慎行。
他们穿着华丽的衣裳，说着官方的话语，
为的是给朝廷出谋划策，为的是维护那所谓的正统和秩序。
你想想，能进庙堂的文人，那得多有本事啊！他们得有满腹的经纶，得有
过人的才华，还得有八面玲珑的心窍。
在那庙堂之上，一步走错，可能就万劫
不复喽！所以他们得小心翼翼，得如履薄冰。
可这江湖呢，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江湖中的文人，那叫一个自由自在！他们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遵循那些死板的规矩。
想喝酒就喝酒，想写诗
就写诗，想骂娘就骂娘！他们可以跟三教九流打交道，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情感。
在江湖里，文人可能会穷得叮当响，但他们的精神世界那可是无比丰富。
他们可以游历名山大川，可以结交各路豪杰，可以在市井之间寻找创作的灵感。
不过啊，这庙堂和江湖也不是完全割裂的。
有些文人在庙堂待久了，觉得
憋闷，就跑到江湖里透透气；有些在江湖混够了的，又想着去庙堂里施展一番
抱负。
这文人的庙堂和江湖，就像是两个不同的舞台，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无奈。
不管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只要能坚守自己的初心，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好文人！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庙堂与江湖作者：姜恺南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7年第28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庙堂之上，匏樽相错人人谈笑自若，却有人暗叹其虚伪做作。
江湖之中，斜阳草树人人悠闲清静，却有人暗叹视野狭小，想要入世拼搏一番。
我认为，入世出世并没有明确的好坏之分。
立于山顶，领略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却无奈于人人如在云雾之中的扭捏作态。
安于山谷，感受自然之美，却惆怅于眼界甚窄，只能够“望做官兮天一方”。
但在我看来，这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抉择，既然喜爱山顶风光，又何畏浮云遮望眼？既然心素安于山谷，何不沉溺田园之乐？庙堂之人，承担社会责任者也。
当中原土地沦为霸者的大陆，当礼义之邦变为嗜血的民族，“仁义礼智信”成为遥远的千古绝响，孔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毅然入世从教，怀着一颗执着的心只身走上了光复华夏的道路。
于是，困厄半途，几死陈蔡又怎能动摇他分毫？千年之后，朱子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这何尝不是对他入世态度的最佳褒赞！江湖之人，隐逸修身者也。
古时的江湖之人，我认为分“真”“假”两种，“假江湖”虽隐居却心怀仕途，“真江湖”则真的不为外物所困，只是专心修身养性，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
而“假江湖”当然是断然不可取的，心念尘世也自然不会很好的隐居。
而“真江湖”的代表人物我认为便是余姚县的王阳明了，据说他曾看一个竹子一天便仿佛有所得地大笑离去，后人有想仿其者对着竹子干瞪了七天倒空落个疲惫不堪，心神交瘁，不失为一段佳话。
庙堂与江湖看似互相独立，实际却又相互共有，庙堂之人总有心系江湖者，江湖之人，也常有想攀登庙堂之峰的人。
但其实这些挣扎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何苦碍于面子、社会与生活现状让自己落得不痛快呢？想在江湖闲适生活，便不要沉浸在庙堂之梦中。
不论艰险阻碍多么巨大，随心而行总是没有错的。
蒙田曾言：“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愿意重复我的生活，因为不后悔过去，不惧怕将来。
”愿这种精神也能够跟随我们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