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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11时将8000元装在黑色袋子里，放在楼下，要是不放钱或报警，小心家人性命。

”从哈尔滨来厦的少年闫某，将事先写好的恐吓敲诈信，放在我市某住户门口。

后见没人按要求放钱，竟然放火烧房子。

在办案刑警的陪同下，记者在看守所采访了闫某。

记者问，“房子里面住着两个老人、一个小孩，如果发生大火，后果多严重，你想过没有？”他摇了摇头。

记者问：“你知道纵火行为的法律责任吗？”闫某说：“不知道。

”一名12岁的惯偷在厦门疯狂作案上百起，但每次被抓后都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被释放，后来加入一个盗窃团伙，并成为头目。

当这个盗窃团伙再次被抓获后，其他同伙被判刑，而这个“老大”仍然逍遥法外。

小陈经常辱骂老师，打架不计其数，12岁时就在集美出了“名”，小小年纪盗窃作案50余起，盗窃金额达10余万元。

派出所的民警虽然多次抓他去教育，但效果并不明显……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暴力文化的影响，现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上个世纪70年代提前了二三岁。

近几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其中，严重刑事案件明显增加，作案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特点。

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坚持了1979年《刑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其最低年龄仍为14周岁。

大部分混迹社会的未成年人从9岁、10岁就开始“小打小闹”地作案，即使被抓获也无法处理，形成抓了放、放了抓的恶性循环，容易让这部分未成年人形成“我还不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刑法不能把我怎么样”的错误观念，在“抓”与“放”的周折中，给社会带来许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对此现象，国内有法律专家提出，要根据儿童的心智成熟程度，将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起点从14岁改为12岁或13岁。

不过，我市多数法律界人士不赞成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据集美区检察院陈建清检察官介绍，对于青少年犯罪，他们都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尽量从轻处理，而对被害人给予相应的保护，他认为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赞成降低责任年龄刻不容缓林章伟（思明区检察院）：我认为应当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发育的特点，重新考虑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未成年人犯罪课以适当的刑罚，一方面防止他们再犯罪，另一方面也教育其他同龄人。

郑炳世（集美区军民小学）：从当前来看，不少12岁儿童身体发育良好，有的体重几乎达到成人水平，已有足够的体力等条件来实施犯罪，这点单靠教育是没办法的。

冯总游（海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青少年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既可以提高青少年对法律的认识，也能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减少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和损失。

高飞（机场厦门航管站）：今天的孩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变化不仅仅限于乘车免票的身高限度已由1.10米提高到了1.20米，更多的改变体现在心智的早熟方面。

多年前制定的《刑法》是以当年的情况为参照标准，已不适合今天的实际情况，做一些修改是十分必要的。

令人震惊的对话尤嘉（东浦路金枫园）：我曾经在公交车上，听到两个男孩的对话。

甲愤愤地说道：“真想把那个人杀了！”“杀人是要偿命的。

”乙很担心地说。

甲冷笑道：“哼哼，他杀了我得偿命，我杀他，杀了也没事！”乙很吃惊：“哦？为什么？”甲得意地答：“我查过法律书，14周岁以下干什么都没事，我还差好几个月才满14周岁……”呜呼！但愿这只是玩笑，尽管足以令人震惊。

反对严刑重典易致混乱胡英（蜂巢山路）：如果说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2岁效果不好，要不要降到11岁？究竟要降到几岁才能达到目的？十二三岁的未成年人控制力、判断力和克制力都比较低，难以抑制犯罪。

任意扩大惩罚范围与刑罚的目的相背离，我们不能为极端的个别例子而提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王佳（石亭路）：我绝对支持教育为主的原则，刑罚只能作为最后的挽救和惩戒教育手段来使用，历史上爱用严刑重典的朝代往往社会更加混乱，就像降低死刑的量刑标准并不能真正减少犯罪的道理一样。

刘俊智（图强路1号）：如何健全和完善相关挽救措施及矫正教育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吴琼（厦门检验检疫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种让未成年人用青春甚至生命为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集体缺失独自“买单”的主张，似乎显失公平，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造成整个社会对未成年教育的麻痹。

如何正确诊治患有现代病的问题少年，从根本上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降低法制教育年龄才是法学家们该动的脑筋吧！第三只眼责任年龄不能“一刀切”陆豪（厦门市科技中学）：有专家提出用“骨龄”作为考察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我觉得很有新意，不过考察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能只从年龄这一角度“一刀切”，对轻罪和重罪应该有所区别，轻罪可以批评教育，重罪则必须严厉打击和惩处。

专家观点不宜轻易降低责任年龄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未满14周岁的少年，实施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有人为此呼吁降低青少年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首先，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它是刑法意义上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是犯罪能力，与受刑能力有区别。

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与人的年龄、精神状况和重要的生理功能状况（如生理特殊缺陷的聋、哑、盲）等因素有关。

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是采用四分法，即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定（减轻）刑事责任能力、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

其次，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者属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是有科学根据的，因而不能轻易变更。

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与科学的行为学说相联系。

也就是说，作为自然人犯罪主体的质的条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既然决定于行为人的智力和社会知识的发展程度，必然受到行为人年龄的制约。

从个人的自然生长史来看，少年时期，因为不能正确认识周围的事物和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也不具有适应刑罚的能力，把他们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犯罪来追究，不符合刑法的性质和目的。

现代刑法学理论及刑事立法根据行为学说，认为只有达到一定年龄，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能够适应刑罚的惩罚和教育的人，才是应负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就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从而确立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其下限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般规定是未满14周岁。

少年未满或已满14周岁是确定其犯罪与否的临界点，除了有科学的行为学说的支持外，还要考虑大数法则（或叫平均法则，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并计算出平均值）。

刑法要求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可能针对具体自然人的具体情况逐一设定构成犯罪与否的条件，因此，根据大数法则，需要确立一个以普通人为标准的临界点作为一般标准（平均值），以便操作。

这就是是否已满14周岁在确定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上的意义。

根据上述行为科学和大数法则，我认为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之前，不宜轻易降低少年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

周东平（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名不满14岁的少年莫小卫，家长管不了他，学校也无能为力，他知道自己不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竟然有恃无恐，在短短的十五天内持刀两次伤人。

法律却不能制裁他，派出所也拿他没办法，最终仍只能将其交与家长管教。

（7月16日《南国都市报》）几个月前，黑龙江曾发生了一起13岁男孩强暴了同村14岁女孩的案件，行为人因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获释。

判决书下达一周后，这位13岁的男孩闯入女孩家，当着女孩的面将其母杀害。

面对强奸和杀人凶手，刑事法律一样无可奈何!如此怪现状的发生源于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14周岁以下属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这一规定与屡有发生的个案相结合，已经引发了公众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多次关注和激烈争议。

借助于这些个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与之相对应的是，反对的声音也不少。

然而，不论正反双方的观点、立论、引据如何，都应当承认：这些案件固然并不多见，却是鲜活的司法实践，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解决，并给被害人一个满意的交待。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14周岁”系1979年确定并一直沿用至今。

27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程度也随之大大提前。

有医学测算称，国人的发育年龄较之20年前已至少提前了2至3年。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早些年从未被质疑的刑事责任年龄，在一宗又一宗的个案面前倍显尴尬。

我们的确应倡导用爱来化解这些问题少年心中的仇恨，社会、家庭、学校、关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各类组织都应该积极地投入到对未年人的关爱中来。

在这个“系统工程”中，爱固然不可少，甚至更显关键，但罚也不应缺席。

我并不是一个推崇刑罚崇拜的人，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不是说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爱与罚本是两个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作用且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系统，为什么非要用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最后对专家们说一句：刑罚代替不了爱，正如爱也代替不了刑罚。

定边13岁少年劫杀司机刑事责任年龄该不该降？定边一“摩的”司机被残忍杀害，凶手之一是名少年，作案时年龄不满14周岁。

按照法律规定，不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

当前，14岁以下少年作案者呈增多趋势。

由此引发法律界的争议：刑事责任年龄该不该降低13岁少年杀人引发“刑责年龄”之争今年6月，定边警方将三年前抢劫杀害“摩的”司机的疑犯之一抓获，这名疑犯在2004年作案时，年龄距14岁还差38天，按目前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当前，不满14岁少年作案者呈增多趋势。

由此引发法律界争议：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不应该降低？（A10版）2007年6月27日，定边警方经过三年的努力，将抢劫杀害“摩的”司机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张强（化名）抓捕归案。

然而让办案民警意想不到的是，张强在2004年作案时，年龄距离14岁还差38天。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张强不必负刑事责任。

“摩的”司机新婚不久被残杀被杀害的“摩的”司机贺某是定边县杨井镇的农民。

2004年初，新婚不久的他同妻子来到定边县城租房居住。

贺某用结婚时父母为他添置的一辆摩托车跑起了“摩的”生意。

2004年8月15日，贺某出去载客一夜未归。

次日早晨6时30分许，贺某的尸体在定边县城关镇南园子村通往西环路的土路上被发现，其头部、面部、颈部有20余处刀伤，皮带被解下勒在脖子上，现场有大面积的搏斗痕迹，摩托车不在现场。

案件发生后，定边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

2005年5月21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何宗峰抓获。

据何宗峰交代：2004年8月16日凌晨，自己伙同一自称“景小兵”的年轻人，诱骗“摩的”司机到南园子村，用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将其砍倒，又抽下裤带勒在那人的脖子上，致其当场死亡，后抢走摩托车。

但何某却不知道“景小兵”的其他情况。

历时3年警方破获劫杀案据何宗峰供述，“景小兵”是绥德、米脂一带的口音，年龄在18岁左右，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根据供述，定边警方先后十余次到靖边、横山、绥德、子洲、米脂等地调查，对相邻县的违法犯罪人员和人口信息做了大量的查找比对工作，但无果。